易 淼 (整理)
按：2012年12月4日，在趙磊教授召集下，一些學者和西南財大的部分同學圍繞“十八大之后的改革走向”這一主題，進行了座談。座談由易淼主持，參加座談的有：趙磊、葛林、肖磊、肖斌、于開紅、鄒坤秘、毛盛志、易淼。下面是座談紀要。
●易淼：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下午好!十八大的勝利召開，全國人民備受鼓舞。與此同時，近期某些公知的裸奔和法律黨的表演是一出一出的。大家將這些言行都盡收眼底，自然有些想法。所以，今天我們聚在一起，圍繞“十八大之后的改革走向”這一主題，交流探討，共同學習一下。下面我們請趙老師發言。
● 趙磊：
我談三個問題。
笫一個問題：“共同富裕”與“深化改革”。18 大后有兩組口號引人注意：一組是“共同富裕”加“為人民服務”，一組是“深化改革”加“打破利益集團”。對于前一組口號，主流媒體幾乎是選擇性失明;對于后一組口號，主流公知們卻異乎尋常地上心。比如，最近北京的“經濟學人”很忙，又是開論壇，又是發文章，說是要“探路，中國再改革”云云。連吳敬璉也高聲呼吁：“推進改革要克服既得利益阻礙”。至于他們要“深化”、要“改革”、要“克服”、要“打破”的究竟是什么東東，那是司馬昭之心——早就“路人皆知”了。
中性解讀，“共同富裕”加“為人民服務”，與“深化改革”加“打破利益集團”，這兩組口號沒有理由要勢不兩立、不共戴天，原本是可以并存的;但是在現實的語境下，這兩組口號之間的微妙區別，人們其實心照不宣，是心知肚明的。對于“普世價值派”和“法律黨”而言，不論如何標榜自由、平等、愽愛和民主，他們在骨子里那是相當地憎惡“共同富裕”和“為人民服務”的——哪怕只是口號;對于左派而言，不論“新左”、“毛左”如何定位自己的立場，面對兩極分化和精英至上的冷酷現實，“共同富裕”和“為人民服務”都是左派不得不堅守的起碼底線。
至于“共同富裕”的內涵、主體、基礎和條件，究竟應當如何理解?我在《為“共同富裕”正名》一文中早已做了初步澄清，這里不贅述。另外，關于“改革”這個詞匯，不久前劉國光老師在《經濟學動態》上發表文章，做了相當深刻的剖析，這個問題我將另文討論。
第二個問題：“想做啥”與“能做啥”。對18 大后的形格勢禁，人們的研判見仁見智，即使在左派內部，分歧也很大。有很多人心存疑慮，說是要“察言觀行”;甚至有人聲明，自己早已灰心喪氣，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云云。不過宏觀而言，右派比較失落，左派比較樂觀——謹慎樂觀。
為何左派比較樂觀而右派比較失落呢?我想，這與18大報告以及習總書記的三個講話有關。那么，為何許多人仍然心存疑慮呢?我想，這同樣與客觀的社會現實有關，這個客觀現實就是：多少年來，都是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和話語言說占主導地位，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和訴求一直被打壓封殺，因此，不同話語的遭遇如何，至少是檢驗未來的一個試金石。加之山城事件對正義力量傷害留下的陰影，善良的人們擔心自己的言行不當會不會“幫倒忙”?所以，其一言一行都相當克制。為啥李莊翻案能如此囂張，而很多人則持觀望態度?其原因之一恐怕也在于此。
18大以后，各種力量在主觀上都希望未來中國按照自己的訴求發生變化。問題在于，想做與能做是有區別的——前者是主觀愿望，后者是客觀制約。這其中的道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早就有過深刻分析。不論左派還是右派，不論官府還是民間，不論精英還是草民，這個道理都適用。比如，今年9月的反日游行所顯示出來的民意和正義，對于任何企圖“去毛化”的主觀愿望，就是一種強有力的客觀制約。
最近刮起的李莊翻案風來勢洶洶，很多善良百姓憂心忡忡。在我看來，這股翻案風不僅與18大后的大局不在一個調上，而且完全與客觀存在的民意民心背道而馳。有人說，18大后“沾沾自喜高枕無憂的人實在太天真了點”，這個提醒當然有必要;但是，借李莊翻案風就想把“唱紅打黑”給徹底滅了，我的判斷是：李莊們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看看《人民網》發表的那篇“繼續抹黑”的高論后面的跟帖，民意的表達難道還不清楚么?面對如此執著的民意，一個剛剛宣誓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新班子會熟視無睹？會置若罔聞？甚至會與這股翻案風沆瀣一氣、推波助瀾？有人很希望全國人民都相信李莊的這個愿景，可我不信。
第三個問題：政治與經濟。說到中國未來的改革走向，我在年初發表的一篇文章做了分析(見拙文《政治與經濟：中國改革未來的走向》，《學術月刊》2012年第1期)。那篇文章的基本判斷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演化，使得中國未來的改革焦點愈來愈指向政治層面。
由于這是一篇在公開刊物發表的文章，“學術無禁區，宣傳有紀律”——所以，我只是提出了問題。比如，政治體制改革究竟如何著手，如何深化?其中的深層次看法和訴求不可能在那篇文章中展開。問題在于，右派也把興奮點聚焦在政治層面，同樣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強烈訴求。但是，此政改決非彼政改，這兩種改革的訴求，其內涵和本質有著天壤之別。因時間關系，我就不展開了。這里，我簡單談三點：
(1)有人認為，中國未來問題的癥結還是在于經濟領域，比如增長、就業、物價、環境、分配、股市等等。這種判斷其實仍是主流經濟學思維定勢的延續，并沒有正確把握住中國當下政治與經濟的內在關系。經濟是政治的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必然要求建立與之相應的上層建筑。但是，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尤其是，在某種客觀條件下，政治對經濟的作用恰恰是“必須的”（馬克思稱為反作用），沒有這種反作用，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得不到糾正，經濟領域的問題就得不到有效解決。
(2)政治的核心是權力，但政治問題首先是思想意識問題，其所表現出來往往是理論之爭、觀點分歧、信仰對立。所以，政治路線當然重要，然而意識形態也不容忽視。習近平同志之所以把正確的“理想”和“信念”提高到是不是“缺鈣”的高度，其深意就在于此。最近大家都在強調習總書記的一句話：“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在我看來，習總書記所說的“空談誤國”，其本意也并不是說不需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指導了，而是說那種“唯我獨革”、“唯我獨改”、“唯我獨尊”的精英主義除了把人民群眾當作傻子忽悠之外，只能誤國誤民。習總書記所說的“實干興邦”，其本意并不是說只要悶著腦袋干活就能“興邦”，而是說要在正確的道路上“實干”，才能“復興中華民族”。
(3)民諺說：“察其言，觀其行”。至于“言”的公信力究竟如何，自然要由“行”來檢驗。不過，雖然行動是檢驗言說的基本標準，但看一個人首先是“察其言”。所以有：“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言不由衷”，“言行不一”，“顧左右而言他”，“不可言說”，“一言難盡”……等等對“言說”的拷問，由此可見“言說”的重要性。如果連正確的理想信念都不敢“言說”，甚至恥于“言說”，還奢談神馬“行”呢？這不禁讓我想起了紅色模式：不僅有言說，而且有行動;不僅有理論，而且有實踐。邏輯清晰，目標明確，知行合一……惜乎!就此打住，不說也罷。海德格爾說：“不可言說就不要說”，但我忍不住還是要言說一句老話：歷史會有公論，民心就是豐碑。
● 葛林：
在十八大之后，媒體為黑社會翻案的力度加強了。這個媒體不是某一個，而是全部，從網絡到主流。南方系的、浙江系的都是有一個統一的行動，但是中央沒有這樣的部署。那么，背后肯定是有一股勢力在這樣推動的。這在很多程度上可以說明，媒體受到某些勢力的操縱。現在的情況就是，老百姓的聲音發不出來，而媒體發出的都是一種論調。媒體糾集這么多水軍，作出假象，認為他們就是代表民意。他們罵其他人是五毛，事實上不可能有人給歌頌毛主席的人發錢，歌頌毛主席的人會是五毛嗎?只有那些反毛的人才能夠領到錢，這也是在網上暴露過的。
重慶打黑社讓真正的那些黑社會萬分恐懼。在我們國家，黑社會是無處不在。我在網上發言時候就說，有些媒體現在就是黑社會。他們內部協調好，哪些人做前臺，哪些人做后天，哪些人去網上做打手，去恐嚇謾罵。這樣的構架就是黑社會的那種構架。若不是，你這些媒體為何需要打手、馬甲呢?現在的形勢，是共同富裕路線已經受到了媒體的圍剿，甚至我個人感覺有被絞殺的危險。
其實，我們每個人要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明白自己在講什么做什么，這個時候是需要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的。共產黨下臺了我們能受益嗎?國家動蕩我們能受益嗎?不能的，只有那些竊國大盜才能受益。有人說，過去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一種搶錢。有些人靠經營致富，但大部分人是依靠和權力結合來撈錢的。這個過程中，有些人搶錢搶得多了，于是睡覺睡不安穩。所以他們提出下一步要政改，而政改就是洗錢。搶錢搶多了，就來洗錢。他們想把共產黨趕下臺，到時候追溯他們非法所得的主體都不存在了，他們就心安了。
作為青年同學，我覺得你們要多關心國家大事。當年毛主席說過一句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十八大之前，精英們希望青年們不要關心國家大事，叫你們關心自己眼前的那點事情。現在很多人說，過去毛澤東時代是獨裁專制。可是那時候的政府號召人們都去關心國家大事，這是獨裁嗎？所以十八大以后，我希望能夠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和見解。我們不是為了別人的利益，我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能夠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這才能民主的基礎。而在實際上，我們總會把別人的利益理解為我們的利益。我們喊改革，到最后發現我們自己被搶光了，別人富起來了。
另外，每一個人要把自己的命運和整個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我們國家變好了，我們自己的命運就會變好；我們國家分崩離析了，我們的命運也會悲慘。這樣想，我們才不會被騙。有些公知或者斗士，以為自己是某陣地的核心，其實他們也在被騙，被政治騙子騙了，被別人利用。大部分知識分子自身的政治覺悟其實很低，不明白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哪里。他們很多時候就是看跟著誰走能夠騎在人民頭上，然后作出自己的行動，這樣只能讓自己陷入幫兇和奴才的境地。
● 肖磊：
我的總體感覺是：第一，十八大報告旗幟鮮明地指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表述高屋建瓴、催人奮進，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必須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總的國情，必須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覺得總的原則可以概括為：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框架內，推進具有市場傾向的改革措施。
第二，將“共同富裕”作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所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以及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信念之一，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勇于面對問題、迎接挑戰、求真務實的精神。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體現在具有速度較快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而且必須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資本主義天然地具有兩極分化的趨勢，這是資本主義幾百年來的歷史所不斷地證明的基本事實。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則是“為了什么人的問題”，共同富裕體現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同的經濟發展目標。如果社會主義不能夠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而視若無睹，那么改革就走上邪路了，社會主義也就名不符實了。
第三，總書記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的講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在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會議上的講話、在參觀“復興之路”的講話，進一步將“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著重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理想”、“信念”，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等，近期中央提出的改進工作作風的措施、加強反腐的新舉措，體現出十八大所選出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改革創新的魄力，讓我們對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新勝利的目標充滿信心，對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充滿信心!
● 于開紅：
我考察了一下新舊兩屆常委的差異，從年齡上看，如果不出意外，本屆常委的“過渡性”似乎比較明顯。十八大以后，我認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可能會有以下一些趨勢：
第一，農村經濟和基層工作將會有新的發展。首先，常委中有5人有知青經歷，他們對中國農村、農民和農業有親身的體會;其次，有6人都是從基層工作一層一層的上升到現在的位置的。這兩點表明，現任的國家領導集體對三農問題應該有比較成熟的看法和體會，對基層工作的開展和基層與高層之間的銜接等有直接的體會，在制定相關政策措施的時候，他們可能使其變得更有操作性和適用性。像李克強和王岐山開會的時候要求參會人員不要念稿子，不要稱呼等，都是他們對長期以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的反思和糾正。
第二，社會經濟發展更加具有理性，國家治理更加專業化。國家治理本來就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具有社會科學背景的專業人才當然比自然科學的更加具有優勢。現任的7個常委中有6人都具有社會科學背景，這一比例遠遠超過了十七大的比例(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中，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畢業于社會科學專業，其他7個人的所學專業全是自然科學學科)。
第三，關于改革路徑的選擇。胡錦濤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不走過去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封閉僵化的老路容易理解，就是要繼續深化改革。而改旗易幟的邪路，黨內的共識是，所謂“邪路”指的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戈爾巴喬夫的那條道路”。所以，可以肯定，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就是在原有的改革上進一步完善，比如反腐、民生和縮小貧富差距等，這三個方面可能將是接下來工作的重點。
第四，關于反腐，其一，反腐是贏得民心的舉動。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腐敗成了威脅黨生存發展的重大問題，也漸漸因為貪污腐敗而失去民心，所以，在關鍵的時候，高舉反腐大氣是爭取民心的慣用伎倆;其二，反腐不一定要全面反腐，有可能是的做法是打擊幾個大目標，讓民眾看到政府的反腐決心和行動，也給政府官員一個警示。
第五，關于國有企業改革，我個人認為，可能不會有大的動作，首先，畢竟國有企業是龐大的利益共同體，他們相互依存、相互制約，誰也不想放棄這塊蛋糕，其次是因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會涉及政治、經濟和民生等方面的多種關系，如果處理不好可能會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對于民營企業可能有利好的改革，這是當前經濟問題和民生問題所決定的。
第六，關于過程正義與實體正義。對于這個問題，我看了趙老師推薦的《一個非著名前律師對著名前訟棍李莊的批判》，對其中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一點：即過程正義與實體正義。程序正義，是指任何正義的體現，任何法律的決定，必須經過合理和正當的過程和方式——也就是符合程序的正當性。實體正義，相對于程序正義是追求過程或者說方式的公平、合理，它的含義，就是追求結果的公平、合理。
我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的傳統法律文化和觀念之中，重結果輕形式，是中國法律的一大特點。正如韋伯所說：“中國人尋求的是實際的公道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在中國古代，是典型的人治，也即“法律之外莫乎人情”。因此，中國百姓自古以來有“清官情結”，一個地方的政治是否清明、經濟是否發展，關鍵是看“父母官”的角色扮演是否到位。所以，對于百姓，他們只注重結果，忽略過程，只要當官的做到了實體正義，就無可厚非。其實，這是致命的錯誤。因為，如果我們將程序透明化，讓百姓看清楚結果是怎樣從程序演繹出來的，他們就不會選擇單純的實體正義了。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人治歷史的國家，在幾千年人治的歷史上，的確有一些勵精圖治的人治者。以明代為例，開國皇帝、明洪武帝朱元璋和亡國之君、明崇禎帝朱由檢，都是勤政的人治典范。這兩個勤勉的皇帝都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朱元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反貪腐最嚴厲的皇帝，甚至用剝貪官人皮的方式來反貪腐，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有正當的程序：如監督、制約機制等合理、公正的方式來助其反腐，結果，即使作為一代君王，朱元璋也只能望腐興嘆。而崇禎的下場則更為凄慘：在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后，朱由檢沒有按照公平、正當、合理的程序審理，便殺害了抗清功臣袁崇煥，自以為取得了鋤奸滅賊這一正當、合理的結果，而實際上是自毀長城，一代亡國之君吊死煤山。
人治的最大危害就是破壞了法制的嚴肅性和神圣性。法律作為一個社會的強制性的普遍的約束力，是每個人都應該遵守的。但是，如果某人為了所謂的實體正義而違背法律程序，必將降低法律的約束力。比如貓論，不論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個定論其實就是違背程序正義的實體正義。為了取得經濟發展，我們可以不管企業家是怎樣成為企業家的，可以不管你致富是怎樣致富的，只要你成功了，富裕了。最開始，人們都認為這是一個真理，到現在才發現，很多的捉到老鼠的貓原來是壞貓，他們利用手中的職權，或者貪污腐敗，或者行賄受賄，或者走私販毒。所以，當人們一旦發現這個程序不是正義的時候，就開始義無反顧地否定所有捉到老鼠的貓，開始仇富，開始仇官。同樣，原罪理論就是程序正義。所謂否定企業家的原罪，就是只看結果的實體正義主義了。
所以，程序正義是實現實體正義的前提，不遵守或者缺乏程序正義的要件，也不是絕對不可能偶爾實現實體正義。但這樣的正義是畸形的正義，不符合現代文明社會的要求，也不可能根本上實現社會實質正義。最終的結果必然會走向反面，實體正義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的。
我不否定紅色模式給重慶的法制、社會、經濟等帶來了很大的發展，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是我還是要說，一味地追求實體正義而忽略程序正義，帶來的可能是一時的快速發展，因為官員的執政是有周期的，一旦不在其位，就不謀其政了。更甚者就如薄王，倒下過后，所有的實體正義結果就被作為反擊的武器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哀，是他們的悲哀，也是重慶的悲哀。
● 趙磊：
于開紅同學問“什么是邪路”。我聽到比較權威的解讀是：邪路不僅指資本主義道路，而且還包括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于開紅著重對“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做了辨析。對《一個非著名前律師對著名前訟棍李莊的批判》這篇文章，他提出了批評。在他心目中，正義只能是“程序”而不能是“結果”。其實在我看來，從理論上說，這兩個“正義”或許并不矛盾。一般說來，如果程序都不正義的話，就很難得出結果正義。但是，這里還有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程序正義就一定能保證結果正義嗎?實踐已經證明，程序正義未必能保證結果正義，美國那個著名的“程序正義的案子”——辛普森殺人案，就是這樣的。其實在美國，這類荒唐的程序正義是屢見不鮮的，明明你殺了人，只要能出大價錢請最好的大律師，就可以得到無罪判決。這個所謂的程序正義，“正義”嗎?
有人說，“程序對每個人都是一視同仁的”，這讓我想起了一件事，針對法律黨對《物權法》的贊美，當年就有法律界的有識之士(好像是鞏獻田老師)尖銳地指出：“這個法律的所謂正義就是：既保護富人的別墅，同樣也保護乞丐的打狗棍”。講程序好不好，好!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問題的關鍵是：誰有資格制定程序?誰制定的程序?如果制定出來的程序只是有錢有勢的人才能實行，才能享有，才能“程序”，這樣的程序又何來正義可言？難怪舊社會有句民諺：“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也就是資本統治下的社會所謂“程序正義”的本質。
還有藥家鑫的那個案子，按照法律黨的愿望，如果找為辛普森打官司的那些律師來辯護，就可以得出藥家鑫無罪的結果。藥八刀在程序上得到了正義，但是受害者的正義又在哪里呢?你將心比心，如果你的親人被一個彈鋼琴的現代文明人給活活捅死了，你能不能接受這樣的程序正義呢?
你說重慶打黑的程序不正義，可我看到的材料證明，起訴李莊也好還是起訴龔剛模也好，都是按照起碼的程序走的，那些黑社會老大都是自己請大律師的。黑老大不是就請了李莊這樣的大律師嗎?李莊不是還發短信召喚他的哥們：“人傻、錢多、速來”嗎?我覺得，在中國的法制背景下，這已經“很程序正義”了。
……不是說我們現在的法律程序沒問題，大家都看見了，黑社會老大享受的程序正義，打黑的人一點都享受不了。法律黨自己不講程序正義，反而還說人家的程序不正義——見過無恥的，沒見過這么無恥的!
法律涉及很多專業知識，法律黨最喜歡干的，就是折騰“程序”呀、“實體”呀這些個名詞術語。法律知識要尊重，但起碼的常識更要尊重吧？我們跟著去高呼“程序正義、程序正義”，還不知道自己說的是神馬。有人想借“程序正義”來掩蓋事實真相，掩蓋黑社會的罪惡，值得警惕，不要上當。
說到“人治”，我倒覺得，悲哀的恰恰不是什么重慶搞的唱紅打黑，而是法律黨的虛偽和無恥。事實是，紅色模式在重慶踐行的時期，其倡導者一直主張在鄉鎮推行公選官員，并逐步推開。還有去年那個著名的人大提案，提議處級以上干部實行財產公示制度，正是被李莊污蔑為“黑打”的代表人物帶頭提出來的，這個提案最后被誰們給否決了呢?為什么回避這些起碼的歷史事實，而空談神馬“人治”之類的東東，不覺得搞笑嗎？那些堅定否決財產公示提案的人，那些喪心病狂抹黑紅色模式的人，我非常懷疑他們的起碼人格。所以，他們現在說的那些話，拋出來的那些所謂內幕材料，我根本就不相信。
● 肖斌：
從幾大常委頻頻表態中可以推斷出，十八大之后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反腐敗”。腐敗若是不反，社會貧富差距將繼續擴大，不穩定因素繼續累積，改革將難以有效推進。如此，政府的公信力不在，中共的執政之基以及“合法性”都將受到削弱。將來的改革不管是“往右”還是“往左”，腐敗都是不受歡迎的，因為資本主義也未必歡迎腐敗，社會主義更不能容忍腐敗。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積累了很多社會問題和矛盾，其中腐敗問題突出，牽扯各個方面。無獨有偶，南邊的社會主義國家越南，似乎都遇到了同樣的難題。11月23日，越南結束了13屆國會第4次會議，國會以94.98%的贊成票通過了反腐敗法案，該法律要求公開化越南高級官員個人財產申報表。國會對由國會、人民議會推選或批準的越南政府高級領導人的任務落實效果、權限執行、政治品質道德、生活風格將展開信任投票，從而擴大國會對官員的監督。公務員財產公開法制化和政府官員的信任投票機制，將有利于從源頭控制腐敗，增強威懾感，使之望腐而拒。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邊要借鑒別國經驗，一邊要綜合考慮國情。我認為治理腐敗，將是新一屆領導班子改革的切入口，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第一，進一步推進法治化，是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制定官員個人財產申報等相關制度，使官員活動日益公開化、透明化。
第二，制約政府權力，減少行政審批權，減少政府對資源的控制。但不是搞“三權分立”，而是還權于民，使公務員貼近人民、服務人民，不讓公務員成為“發家致富”的捷徑。據調查，在中國，76.5%的大學生愿意報考公務員，而相關的數據在美國是3%，法國是5.3%，新加只有2%。在日本，就業傾向公務員排在榜單第53位；在英國，公務員甚至進入20大厭惡職業榜。梅德韋杰夫說過，一個國家的青年，爭著去當公務員，這說明這個國家的腐敗已嚴重透了。
第三，設立權威的反腐機構。獨立于政府的的反腐機構，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充分發揮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監督、審查政府機構及官員的活動職責。加大輿論監督的作用，政府要引導建立比較集中的輿論渠道，通過網絡、微博等讓全民參與反腐。
第四，改革薪酬制度，提高公務員待遇，降低腐敗動機。使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陽光化，社會平均化。
● 毛盛志：
在十八大報告中，最振奮人心的一是確保到二0二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二是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兩個同步”、“兩個提高”，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針對收入差距逐年擴大這一問題，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1）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過低。在改革進程中，由于我國勞動力資源相對資本較為充裕，加上勞動者的技術水平不高，主要形成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過低。（2）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工作時，由于戶籍的限制，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五險一金等福利，這不僅加大了城鄉居民收入上的差距，也阻礙了城市化進程的推進。（3）壟斷行業和權力上的尋租。壟斷行業的企業通過掌握壟斷性的權力和資源，獲得了巨大的壟斷利潤。我國行政部門有關人員利用自身權力尋租獲得高額收入案例屢見不鮮，國家一些公職人員及國企領導的隱性收入也是導致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之一。
我認為，當前阻礙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就是貧富差距過大，過于注重效率而忽視了公平，容易激發社會問題。要解決這個矛盾，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政府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特別是基礎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以促進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提高方面，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我國走出世界產業鏈的低端，實現自主創新和中國創造打下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國家通過出臺最低工資保障法，根據不同行業情況規定工資的最低標準和增長幅度。只有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勞動報酬比重才能直接高效地提高居民的收入，降低通過再次分配減少收入差距的負擔和難度。由于再次分配主要是通過收入稅、財產稅、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等方式進行調節，而這些制度的完善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加強初次分配調節的作用才能切實提高勞動者的收入。但是，有人會認為這會造成許多中小企業無利可圖，關門大吉而造成大量的失業。我認為，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和資源價格壓力的增大，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才是唯一的出路。有必要在行業內實行一定程度上的收購和兼并，充分發揮規模效應來促進產業升級。
第二要打破城鄉二元制經濟結構，加快城鎮化進程。現如今，新一代的農民工的成長歲月基本上在求學和尋找城市中工作中消耗了，已經很少有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經驗，因而他們特別渴望能夠在城鎮安家落戶。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在城市工作中無法獲得同工同酬的權利，而且由于自身缺少一技之長，城鎮房價高企，要在城鎮落戶基本是妄想。因此，必須從解除戶籍制度的限制，建立統一的勞動力人才市場，促進勞動資源的充分流動，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才有望進一步加快城鎮化進程。
第三要上繳壟斷行業壟斷利潤，嚴查權力尋租。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國有經濟必須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和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一定程度上的壟斷是必要的。但是應該確定壟斷行業合理的利潤水平，將壟斷利潤上繳財政用于支持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工程，這也符合“發展為了人民”這一改革的根本指導思想。另外，必須要堅定不移地嚴查腐敗，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因為官員尋租的受害者必然是以人民的福祉為代價的，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激發社會矛盾，甚至造成亡黨亡國的悲劇。
● 趙磊：
收入分配的問題是個老問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學術界就開始在討論。剛才小毛分析了收入分配問題的一些原因：第一個是勞動報酬過低，比如教育水平不高;第二個是戶籍制度;第三個是壟斷和權力尋租。其實，你提出的這幾個原因以及解決辦法已經是學術界的常識了。老生常談不是不可以談，但應當有你自己的思考才有意義。
比如，你提出了工資保障法，這個已經在做了。如果你認可這個做法，那么你要考慮的是如何進一步改善它，才有價值。還有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某種程度上也已經在做，你不能重復喊口號，而應該關注如何去做得更好。關于打破城鄉結構，你把問題歸結于戶籍制度，這是常見的一個誤區。實踐已經證明，阻礙城市化的關鍵并不是什么戶籍制度，這個問題，建議你看看拙文：《“三農問題”的市場經濟理論辨析》，發表在《學術研究》2005年第5期。
另外關于壟斷問題，你要注意，現在很多反壟斷的，是希望把公有的東西私有化了，想進一步瓜分搶錢。我們的同學不要被打著解決貧富分化問題而一心惦記著瓜分公有資產的人給騙了。比如吳敬璉，他說為什么中國出現兩極分化，原因就是在于“國有企業”的存在，因為國企員工的工資比私企的工資高，所以導致了兩極分化——這不僅比錯了對象，簡直就是混淆是非嘛!你富士康的員工為什么工資那么低？你應當去和老板郭臺銘去比，而不是去和隔壁中石油加油站的工人去比。把中石油加油站工人的工資降下來，就能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嗎?這種思維方式，把本來屬于勞資的矛盾，轉移到勞動者之間去，相當陰險。
● 鄒坤秘：
我今天打算就《一個非著名前律師對李莊的批判》以及之前賀衛方《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這兩篇文章，談談我對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的拙見，里面的不足之處和認識不清楚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一起討論。
首先，我認為程序正義很重要，在追求結果正義的過程中忽視程序正義是不行的。在《一個非著名前律師對李莊的批判》一文中，作者說“不能把程序重要性至于結果之上。甚至可以說，怎么打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打掉黑。手段不是最重要的，結果最重要。程序公正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結果是否公正。結果不公正，程序還有什么正義可言?”我認為，作者未免有點太武斷了，“手段不是最重要，結果最重要”，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為了達到結果而不擇手段”呢?那么這個“結果”是誰定義的?什么“結果”才是所謂“正義的結果”?壞人就一定得死，而且馬上死么?我們是一個法治社會，不可能為了達到一個看似正義的結果而省略掉程序，即使是壞人，也應該一步步通過法律程序送他們上路。否則，我們跟他們又有什么區別呢。這是第一點。
其次，我想說，沒有程序正義，就會導致人治代替法制，程序不合理之處可以改變但不可以拋棄。在《對李莊的批判》一文中，最后作者說“當法律精英設置的程序阻礙實現結果正義的時候，那這些程序被證明是在保護壞人的時候，就不必完全拘泥于所謂的‘程序正義’，因為這個程序本身就不正義。應該尊重程序，但是程序正義終究是為了實現結果正義，從這個意義來說，應該結果正義高于程序正義，而不是相反。”我贊成結果正義高于程序正義這個說法，但我認為程序正義是結果正義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即程序正義了不一定結果就一定正義，但是要有正義的結果卻少不了程序的正義。如果說，因為程序不正義而跳過，文中說“不必完全拘泥”，那怎么能保證結果一定就是“正義的”?這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既然意識到了程序不合理，那就應該去改正，這里我覺得“程序”是一個比較宏觀的概念，如果具體到一點，比如法律程序，要改變的話就要考慮很多因素了。比如該程序是什么群體制定的?為什么這么制定?依據是什么?運行結果怎么樣?如何改變，阻力又是什么?等等。
最后，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問題，想聽聽大家的意見。一些網友們(賀衛方們)把重慶“打黑”運動和“文革”聯系在一起，原因就是他們認為“重慶‘打黑'禁止言論自由，封殺不同聲音，想打誰黑就打誰”，“如果大規模打黑反腐就是搞時光倒流”，問題就出在“大規模”這三個字上。我的問題就是，是否“打黑”運動確實過火了，殃及了很多無辜?就像有人說，“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個”和“寧可放過一千也不枉殺一個好人”這兩個指導思想是全然不同的。
● 趙磊：
小鄒談的和于開紅糾結的問題差不多，也是那個所謂的程序正義。所以，剛才談過的我就不再重復了。……說到這里，我都覺得無語了!其實，不管是程序也好，還是法律也好，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人來制定的。如果案子結果判下來根本沒有任何正義可言，藥八刀不死了，黑社會無罪了，《烏有之鄉》閉嘴了，這個時候還在慷慨激昂地高呼“程序正義”，“言論自由”，且不說我們要不要“三罵”，起碼應當質疑這個狗屁程序，質疑法律本身了。
另外，你指責重慶“禁止言論自由，封殺不同聲音”。 OK!這個問題我就沒有必要搬理論講邏輯了，“空談誤國”，還是讓事實說話。我倒要問一句：到底是誰在“禁止言論自由，封殺不同聲音”？至于某些個公務員用下下三濫的人身攻擊來侮辱他人——不管被侮辱的是書記局長還是普通百姓，承擔法律責任乃是天經地義吧?如果這就是“禁止言論自由，封殺不同聲音”，那么天底下還有正義可言嗎？
● 葛林：
法律首先要反映人民的主體意愿，而不是強奸人民的意愿。大家都說這個貪官、黑社會該判刑，但是法律說他們沒罪，這樣的法律就有問題了。法律不是天然就神圣的，否則就沒有革命一說。革命，就是要打破法律的偽神圣。改革也不是天然就神圣的，我們要看他改的是什么。
我個人關注政治是因為自打我有女兒開始，坦率說，我其實更希望她能生活在毛澤東時代，那時候社會風氣好，那時候當官的得夾著尾巴做人，那時候普通百姓心情舒暢。
● 易淼：
我覺得趙老給我們定了一個非常好的題目，個人以為這是一個在近幾年內都會保持熱度的話題。為什么呢?因為當前的社會矛盾比較尖銳，問題多，所以改革是不得不進行的。另外，十八大是一場黨的盛會，而且人民群眾談到十八大，都會帶著一種“辭舊迎新”的期盼，都覺得十八大后應該有些什么變化才對。那么，我們進一步要關注的是，這個變化應該怎么變，這個改革應該怎么改。這個問題很大很深，我想談幾個觀點。
首先，公知們鼓吹下一步改革就是繼續私有化和憲政民主，與其說是為了人民利益、為了民生，不如說為了私營老板們的利益。當前網上一些公知們的觀點還是一如既往，他們繼續推崇私有制以及憲政民主。他們說要改，就是要把對象鎖定“國企”和“政府”。理由是當前的問題就是國企壟斷加上政府腐敗。而且他們還要打著為民請命給他們加分：由于國企壟斷，所以你們這些老百姓被壓榨啊，生活成本高啊，收入低啊之類;由于政府腐敗，所以政府騎在你們這些老百姓身上作威作福。他們的說辭很有蒙蔽性，可是仔細一想就會發現他們漏了什么。我以為，他們在故意漏掉私營老板們這一角色。如果鎖定這個角色，我們可以發現，公知們不過是站在私營老板的立場上的。國企和政府都是私營老板們不喜歡的東西，前者搶他的生意，讓他們資本擴張的欲望得不到滿足，后者給他們畫框框，讓他們剝削得不踏實。
其次，新一輪改革的重心應當是人民群眾的利益，方向應當是共同富裕，性質應當是社會主義改革。這幾點其實是統一的，為什么呢，我們要進行改革，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而不是把社會主義改沒了，改革是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毀滅。所以，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這里我想提習總書記在第一次集體學習的講話，其中有一句：“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這是非常精辟的一句話。那么，社會主義的改革，肯定是不能丟到共同富裕這個根本原則;換句話說，改革就是要更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的主體是人民群眾，不單單是王石、任志強那幾個老板。
再次，新一輪改革離不開公有經濟，阻礙改革的即得利益者是多元的。因為新一輪改革方向是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離不開公有經濟，所以公有經濟在新一輪的改革中不但不應該被削減，而且更應該在比重、功能上有所加強，這是公有經濟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私有經濟是不可能擔當也根本不愿意擔當這一使命的。另外，所謂既得利益者，就是拿著好處不愿放的人，甚至還要起阻力的人。在邁向共同富裕的改革中，必然有諸多阻力，貪官污吏肯定是不愿的，國企里面那些天天盼著MBO想搖身成億萬富翁的人也是不愿意的；更不愿意的，恐怕是三十年市場經濟催生出來的私營大老板們。
三十多年來的改革，國退民進，國有經濟讓出了七分的天下，三千萬國企下崗工人作出犧牲，這個過程中有阻力、有沖突，但最后還是做到了。而前段時間，只是因為出現了一點點國進民退的苗頭，只是因為某些地方公有經濟搞得風生水起了一點，這些私營老板們和他們的專家團隊就開始進行激烈的反攻，而且戰績頗佳，讓他們現在都還在為之洋洋得意。所以，誰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誰才是新一輪改革的最大阻礙，就顯而易見了。
下面，我們請趙老師做個總結。
● 趙磊：
葛老師講現在的主流媒體已經脫離了十八大路線，因為這些媒體與十八大精神以及習的講話是不吻合的。我以為他們還沒有跟上十八大的精神，葛老師說：“不是跟不上，是對著干”。我覺得葛老師說得更準確。葛老師講，十八大路線有被絞殺的危險，我覺得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肖磊講，習近平關于共同富裕的提法使他感到非常欣慰。習總書記的講話，提到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肖磊當時打電話告訴我，我也感到很欣慰。不論抱什么心態，是不是要進一步“察其言，觀其行”，就我們這些學者來說，應該積極地發出聲音。對于正義的言行，我們一定要支持。
于開紅做的東西很充分，也很實證。有些東西我也認同，比如他關于年齡結構的分析。將來會有什么變化，現在還不好把握。另外，于開紅談到程序正義的問題，啟發了我的思考，也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當然，這個問題還有待我們更進一步討論。
肖斌的發言談到了反腐、財產申報以及習總的那句話：你不能“又想當官，又想撈錢”。我想，這句話應該是習總書記的心里話。關于反腐，現在動作比較大，至于將來怎樣恐怕還很難說。我覺得這里面除了制度層面的東西，關鍵還是要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和堅韌的使命意識。當然，世界別國的某些有效做法，作為工具層面、技術層面的東西，是可以借鑒的。
小毛談到了收入翻番的問題。前不久，我聽說財大有個教授做了計算，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這個目標不難實現。目標雖然不難完成，但是它的重要性或許在于指出了一個方向性的東西。我跟小毛討論了一下收入分配的問題，這個問題是老生常談，但是常談常新。鄒坤秘的發言對程序正義做了一些辯護，對此我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雖然我們之間的討論超出了專業范圍，但也是有意義的吧。
易淼講到老百姓對十八大有期盼，關鍵是怎么改革的問題，是方向問題，而不是改不改的問題。這個認識完全正確。現在精英們總算知道要拿人民來說事了，以前是連人民都不屑于談的。以前的經典話語是：你們老百姓不要找市長，要去找市場。現在就不得不拿人民來說事了，說這樣是為了老百姓的福祉云云。話語的轉變畢竟也是一個進步吧。
習近平同志說“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這就意味著改革應該圍繞共同富裕來進行，而不是圍繞兩極分化來進行。談共同富裕肯定要涉及到生產關系，在私有制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所以今天再次提出來，共同富裕這個詞后面的學問大著呢!為什么右派如此害怕這個詞語，因為一旦談共同富裕，后面一系列的問題都會出來的。怎么保證“共同”，私有制保證不了“共同”，只有“公有制”才能保證。富裕可以，要讓窮光蛋與我共同富裕，那不是要了富人的命嗎?所以，共同富裕哪怕是一個詞語，都有人害怕它、攻擊它、憎恨它，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現在可以看到，習近平同志也好、十八大路線也好，所面臨的阻力其實非常大。怎么克服這個阻力，是值得思考的。毛主席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鄧小平說：“不換思想就換人”。一切都需要時間，需要一步步來。當然，關鍵是方向，方向錯了，南轅北轍。對于下一步改革，我們拭目以待。
● 易淼：
因為時間關系，今天的討論我們就到此結束，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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