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邡事件是一個老式的“階級斗爭”案例
2012-07-11
四川什邡事件，就其本質而言，體現的是資本時代的社會困境——階級斗爭尖銳化。資本社會的階級矛盾核心和實質，往往表現為“經濟繁榮與多數(本地)人無關”，而由經濟發展帶來的 生態和環境“惡果與多數(本地)人有關”，本地人往往成為資本投資項目的反對派。一些自由派人士往往把一切重大事件，都硬性塞進“官民對立”的單一框架中間去敘述，這個觀察框架 有著不小的遺漏。
什邡事件作為一個孤立的案例，體現了“資本主導經濟發展進程”中間的關鍵問題：對于各種利益相關者無法進行合理補償。在中國改開搞年代以來，資本主導下的發展，最常見的問題是極 端壓低“勞工成本”和“環保成本”，山西、福建等地礦業公司的污水池潰口帶來很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而普通民眾受損之后卻往往難于得到起碼的補償。與經濟發展相關的各種人群的利 益，在資本主導的利益分配中間得不到合理補償，由此引發各利益相關群體的反對，這種由于經濟利益不均衡引發的政治博弈，乃是老式階級斗爭的標準形態。
由于城市建筑裝修行業的繁榮，老家蘄春縣山區的花崗巖資源，具有了開采價值，這些資源在招商引資過程中間，十多位福建資本家先后獲得開采權。對于資本家而言，可以從開采和經營活 動中間獲得源源不斷的利潤;而對于當地政府而言，招商引資的成功和本地資源的開采，意味著本縣GDP數字的增加和稅收數字的上升，官員們可以從這種“經濟發展”過程中間獲得間接的收 益。但對于當地農民而言，要想從這種經營活動中間取得收益就相對困難，唯一的獲利方式是進廠打工，其工資所得也往往按照農村市場用工水平被壓到最低點，而且有限的打工機會也僅僅 對那些家有青壯年勞動力的家庭開放，更何況打工收益并不可觀。因此，當地民眾多數感到自己是“外在于”花崗石開采業的“繁榮”，在本地資源耗竭的經濟發展機會中間是受到排斥和不 公正對待的，這種“外在于”經濟繁榮進程的“受排斥”感受，往往成為民眾有組織反抗活動的出發點，2009年就發生過一起當地農民堵塞工廠大門要求停產的“群體性事件”。
無獨有偶，今天4月中旬，我參加一次去武漢市郊區的旅游——黃陂錦里溝，在那里目睹了一次標準的“階級斗爭”故事——錦里溝的老板雇傭黑社會毆打當地的農民“討債糾察隊”。我問了 一個農民，據他說是老板拖欠本地農民的建筑款等諸多費用，結果導致農民聯合起來催討債務，這種聯合討債行為得不到行政和法律支持，最終只好組織“農民糾察隊”去妨礙老板的經營活 動;而老板則擁有行政支持和法律優勢，選擇雇傭黑社會打人的方式，驅逐農民糾察隊。這個農民還告訴我，這種武力沖突至少已經發生過三次了。而導游小姐則持有一種說法，認為農民糾 察隊之所以周末前來鬧事，就是因為周末來人多影響大，故意這么干的。
不管真實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每一處本地資源開發力度大的地方，都潛在地造就一支因無法受益從而心懷怨念的反對派，而反對派能否組織起反抗活動來，端視“組織資 源”積累過程，在何時突破組織群體活動所需的最低限度。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組織活動中間的信息成本，使得群體性的反抗事件易于組織起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中間， 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階級斗爭——工人組織起來跟資本家對抗——的事例很少，富士康的“十三連跳”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工人對于“內部抗爭”的消極選擇，但是，外部抗爭卻相對發達。本文 所記述的三個案例，都是“外部抗爭”事例，所謂外部抗爭是指“資本經營過程的外部受害人”的有組織抗爭活動。這可能與內部抗爭受制于資本經營體制的強大組織資源壓制，難于組織起 來，最近僅僅因為有組織內部抗爭的苗頭的艾興峰(英博金龍泉公司員工)就被強制解除“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在該公司的《員工手冊》中間有些條款規定公司管理層可以任意地解雇人 (譬如散布公司的負面消息就可以解雇)，而外部抗爭則在相當程度上不受資本經營組織內部的“組織資源優勢”限制。
在反抗資本經營的外部抗爭中間，政府的介入程度，往往與資本大小緊密相關。大資本往往具有較高的談判能力，從而就有更強的政府動員能力，有一個政治學概念叫做“捕獲政府”就是指 這種情況，而中小資本就相形見拙了。在本文的三個案例中間，蘄春縣的福建商人不僅沒有找到武警撐腰，甚至連鎮政府的工作人員到現場“做群眾工作”都不太賣力;而錦里溝的老板就很 大，按照當地農民的說法就是政府和公檢法都“搞得掂”，所以，雇傭黑社會暴力解決問題的意愿很強烈;而什邡事件中間涉及的資方——宏達集團——據說要投資上百億，所以在項目受到 反對時能夠方便地動員武警力量予以平息。一般而言，資本越大，對于政府的談判能力就越強，動用政府的鎮壓力量來平息反對派的有組織反抗就越是有力，內部抗爭或者外部抗爭失敗的可 能性就越大。這一次什邡事件中間，本地民眾的有組織力量很弱，原本不可能導致“取消項目”的結果，因為這一群體性事件引發外部媒體的廣泛報道，特別是網絡輿論的強勢介入，極大地 加強了外部抗爭的力量和影響，最終使得當地政府決策停止項目投資。
一般而言，在大資本和政府的緊密合作之下，無論是內部抗爭還是外部抗爭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是地域性的組織資源對比和力量對比決定的。這一次什邡事件之后，當地政府竟然終止了鉬 銅項目，顯然，這不是什邡本地力量對比的博弈結果，而是外部力量通過網絡和媒體廣泛介入使然。換言之，這一次本地的小規模抗爭竟然超越大資本和本地政府的強烈支持，是因為“外部 串聯改變了本地力量對比”的結果。
特色社會中間，政府鎮壓各種政治抗爭活動，往往采取政治活動刑事化處理的手法。這個方法由來已久，1979年胡耀邦擔任中央兩案領導小組組長之后，對于文革期間有組織的群眾政治活動 的“秋后算賬”，并沒有使用政治罪名，而是扣上各種刑事罪名，予以鎮壓，這種把政治事件進行刑事化處理的智慧，姑且稱之為“胡耀邦轉換”。文革期間群眾政治組織的領袖，多數是被 胡耀邦領導下的兩案領導小組以各種刑事罪名抓進監獄的，其中用得最多的罪名是所謂的“打砸搶”。此后三十余年來，對于群眾中間的有組織政治活動的鎮壓，莫不扣上各種刑事罪名，其 中最主要最常用的罪名就是“打砸搶”，已經成為官場發言人的本能和信手拈來的“妙筆”。1989年的學潮被鄧小平定性為動亂和暴亂，著名的“四?二六社論”就說學生游行是“打砸搶”， 這次什邡事件也一樣被官方新聞稿寫成“打砸搶”。“胡耀邦轉換”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的政治智慧的精髓，這個智慧的每一次運用，都是動用鎮壓機器的前奏。
什邡官方新聞稿的說法是這樣描述的：“部分群眾……于7月1日晚到什邡市委和附近廣場聚集，經當地干部宣傳疏導，聚集群眾散去。7月2日9時左右，部分群眾再次到什邡市委、市政府聚集 ，市委、市政府有關領導立即與群眾進行對話，耐心宣傳解釋，但一些閑雜人員煽動少數群眾，并帶頭強行沖擊警戒線，沖進市委大門、損毀公共財物，向現場執勤民警和工作人員投擲花盆 、磚頭、石塊等雜物。雖經公安機關反復進行法制宣傳教育，但仍有一些不法人員不聽勸阻，繼續實施打砸行為，并迅速向周邊公共場所擴散，嚴重威脅公共安全和圍觀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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