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進步，得到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們的承認。但談到中國政治發展時，還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的政治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由于中國不實行西方式的議會制、多黨制等民主形式，一些人還斷定中國實行的不是民主制度。
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實現的，經濟成功總有政治上的原因。那么，中國經濟社會成功發展的政治原因是什么?中國究竟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涉及民主的標準問題。長久以來，民主的概念一直是人們關心和爭論的問題，關于民主有數不清的定義。在人們無法就民主的概念與定義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最好的方法是客觀地觀察一個國家所實行的政治制度的實際社會效果。2005年，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指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歷史和現實情況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適用的和絕對的民主模式。衡量一種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關鍵要看最廣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合法權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這里不是從形式上、概念上去定義民主，而是提出了一個衡量民主的客觀標準。那么，就讓我們根據客觀事實來認識和回答中國的民主問題。
一、歷史上最為成功的工業化
2008年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30年，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60年來，特別是實行改革開放的30年來，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強國，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在到來。支撐中國崛起的是在60年間，主要是在30年里，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初步實現了現代化。從人類歷史看，中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堪稱歷史上最為成功的工業化與現代化。
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從世界歷史進程的視野中觀察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可以認為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最為成功的工業化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 中國創造了國民經濟長期、快速、穩定增長的奇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人口眾多，經濟落后，人均國民收入只有66元。這一年中國的鋼產量只有15.8萬噸，僅為印度的八分之一。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645億元，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居第10位，人均國民收入190美元，居全世界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行列。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騰飛。1979 — 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長，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3.0%的速度。這期間，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也實現同步快速增長，從1978年的人均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人均236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13億國民的人口大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中國的發展速度超過了日本經濟起飛階段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2%和韓國經濟起飛階段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5%的速度，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史上發展的奇跡。
第二，中國在快速工業化時期沒有出現嚴重的社會對立與動蕩。在人類歷史上，伴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出現嚴重的社會分化、階級對立，以至社會動蕩屢見不鮮。西方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歷史就是一部血淚的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道路亦十分坎坷，不少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嚴重的社會分化與對立，有的陷入了長期動蕩，甚至發生內戰，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成果毀于一旦。
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盡管遭受了不少磨難和曲折，但總體上是在不斷地前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成就顯著。中國工業化成就不僅表現在經濟增長的速度和持續性上，更為難得的是經濟發展成果普遍地惠及了廣大人民。
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中國農村尚有絕對貧困人口約2.5億人，約占當時全國人口的25%。2007年末，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減少為1479萬人，不足全國人口的2%。聯合國和世界銀行認為，近25年來，全人類取得的扶貧事業成就中，三分之二的成就應歸功于中國。
伴隨著工業化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增長6.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增長6.3倍。中國人均消費水平從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2007年的7081元，按可比價格計算，人均消費水平提高了7.2倍。從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變化情況看，30年來，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由57.5%下降到36.3%，農村居民家庭由67.7%下降到43.1%。中國人居住條件大幅改善，2006年底，中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到27.1平方米。中國人預期壽命2005年達到73.0歲。
此外，中國的教育、衛生、體育和文化事業都有了很大發展。其中教育發展成就顯著，9年制義務教育得到了普及和鞏固，接近了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迅速發展，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3.0%，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第三，中國實現了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在人類工業化、現代化歷史上常常彌漫著戰爭硝煙。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歷史同時又是一部對外侵略擴張的歷史，一部殖民掠奪的歷史。以美國為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崛起和稱霸世界的道路一直伴隨著戰爭。從獨立至今，美國卷入海外軍事行動總共超過250 次。歷史上對印第安人的掠奪戰爭和美墨戰爭、美西戰爭，為美國開疆拓土。兩次世界大戰確立了美國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而當前正在進行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名為“反恐”，實則維持霸權。
中國的工業化是一部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發動過對外侵略戰爭，沒有海外軍事占領，沒有殖民掠奪，主要是依靠自身力量和資源實現經濟發展。1978年以來，中國實行對外開放，通過貿易與經濟合作參與經濟全球化，帶動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1978 — 2007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在世界的位次由第29位躍居第3位。1979 — 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7602億美元，平均每年262億美元，2002年以來利用外資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中國通過和平的方式、貿易與合作的方式和世界進行交往，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行銷全球，為世界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
實現國家富強是中華民族的百年期盼，把國家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中國人民最根本的權利，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是中國人民最根本的權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的現代化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期盼，實現了中國最根本的權利，實現了中國人民最根本的權益。這一歷史事實從根本上表明：中國已經走上了一條具有本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形成了民主的中國模式。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民主的中國模式，既包含人類社會政治發展中普遍性因素，又有反映中國歷史、國情與發展階段的特殊性因素，是支持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政治制度保障。
二、政治體制改革保障人民權利，釋放社會活力
人類歷史上的工業化曾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實現。既有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也有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甚至還有在封建主義制度條件下實現工業化的先例。從各國工業化的歷史看，盡管制度條件有所不同，而權利保障，即在法律制度上保證社會平等，解除對人身自由的體制束縛，給人民以追求經濟利益的自由空間，是世界歷史上實現工業化必備的、共同的制度條件。
美國是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實現工業化的歷史在西方工業化進程中是一個典型范例。美國在18世紀末通過獨立戰爭，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爭得了民族獨立。美國對外獲得了“國權”，即獨立民族的平等權利;對內通過制訂憲法，宣布了形式上的人權與自由。19世紀60年代，美國通過南北戰爭，解放了黑奴，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全體國民的人身自由。美國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從此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美國經濟從此崛起。
日本是近代歷史上歐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崛起后，東方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唯一成功范例。日本的工業化啟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明治維新”。日本在封建主義的制度框架內，通過體制改革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1868年3月，日本年輕的明治天皇率領公卿諸侯祭祀天地神祗，宣讀五條誓文：“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上下一心，大展經綸;官武一途，以至于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破舊來之陋習，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識于世界，以大振皇基。”“明治維新”使日本迅速崛起于東方。“明治維新”實行不到30年，日本擊敗了千年來仰視的老大帝國——中國，為其成為亞洲第一強國開辟了道路。日本的崛起也徹底改變了近代中國的歷史和命運，迫使中國人痛苦地思考，為什么堂堂中華、泱泱大國竟被一個“蕞爾小國”所打敗、所欺侮。中國人為“明治維新”及日本的崛起所震撼，也從中受到了教育和啟發。“明治維新”綱領“五條誓文”清楚地顯示，日本的工業化與國家富強起于政治改革，其改革的核心就是給予人民權利與自由，釋放社會活力，即做到“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這句話是“明治維新”綱領中的綱領。后來，一個美國人用一句話進一步概括了日本崛起的奧秘，他說：“明治維新”把日本從一個以世襲為主決定地位的社會，變成了一個以受教育程度和個人成就為主決定地位的社會。正是這一點變化，給了日本社會以強大的發展動力。
中國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的。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以追求經濟平等作為政治平等、社會平等基礎的社會制度，是一個以追求事實平等為最終目標的社會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不久就開啟了中國工業化的新進程，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歷史成就。1953 — 1978年，中國經濟以年平均6.1%的速度增長，為同期世界經濟發展所罕見。但是，新中國工業化進程充滿了艱辛，且不論外部險惡的國際環境，中國內部對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經歷了一個十分曲折的探索過程。20世紀50年代后期，中國逐步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取代了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綱領，最終因“文化大革命”使社會陷于混亂，使工業化的腳步漸趨停滯。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重新啟動了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與外界乃至中國學術界形成的相當普遍的印象不同，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僅僅是從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的，更不是僅僅實行了經濟體制改革而沒有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此相反，中國改革開放恰恰是從政治體制改革開始的，是政治體制改革開啟了中國工業化和國家崛起的大門。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權力，高度集中于黨組織，集中于上層權力中心。以政治方面為例，作為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受到了很大削弱，作為中國政治制度一大特色和優勢的政治協商制度被擱置，國家行政管理以及司法領域存在全面的“以黨代政”和黨管司法的現象。要改變這種局面，必然要首先從改變“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以黨代政、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入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在政治領域進行了四個方面的重大改革，為整體改革鋪平了道路。
首先，進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實行領導干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廢除事實上存在的領導干部終身制。實行干部“四化”使大批擁護改革開放、年富力強的干部走上了領導崗位，為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提供了組織保障。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以至整體改革的最重要的啟始點。
其次，廢止政社合一體制，恢復鄉鎮設置。改革開放之前，我國農村實行人民公社體制。人民公社體制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業化戰略發揮了一定的歷史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人民公社體制日益暴露出其缺陷，政社合一將基層政權和農民集體經濟組織融為一體，亦政亦經，嚴重束縛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最終影響和阻礙了農村經濟發展。到70年代末，人民公社體制在全國許多地區已經難以為繼。廢止人民公社體制，恢復鄉鎮設置，將政府的行政職能與農民及農村集體的經濟活動分開，調動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創造了制度前提和條件。
第三，實行簡政放權，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為經濟體制改革開辟了體制空間。高度集中統一的“一元化”領導和計劃經濟體制，使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單一化，使來自基層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受到嚴重束縛，致使體制僵化，經濟社會發展片面化，社會逐漸失去活力。改革開放之初，由于實行簡政放權，使地方和基層的活力得到釋放，一掃“文化大革命”后期百業凋敝的衰敗景象，地方與基層面貌為之一新。地方政府間競爭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源，這一點是現在得到廣泛共識的有關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原因的認識。而政府間競爭和基層活力的形成，正是來自改革之初的簡政放權。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在微觀經濟層面調動了企業積極性，為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礎。
第四，實行憲法改革，廢止“四大自由”，恢復社會主義法制。“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問題在于踐踏了法制，使社會失去了基本的規則與秩序。由于法制遭到破壞，導致了“全面內戰”，使發動者的初衷徹底走向了反面。“文化大革命”中破壞法制的癥結在于實行所謂的“大民主”，而“大民主”的主要做法就是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所謂“四大自由”。這“四大自由”使人們擁有了破壞法制的充分自由。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新一代的領導人，從切身的體驗中深刻感受到恢復法制之必要。在改革之初，他們高度重視恢復和重建社會主義法制，并將在法制框架內實行改革，設計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必須遵循的制度規范。
正是由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國政治領域進行了重大的、關系全局的政治體制改革，才開啟了全面改革開放和加速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新進程。當年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后來貫穿改革開放全過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是保障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給予每一個中國人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自由。正是由于對人民權利與自由的保障，蘊藏于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中間的無窮的創造活力，才得以充分地釋放，進而創造出人間奇跡。政治制度保障人民權利，造成了社會價值、社會導向及社會競爭系統的改變，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煥發生機與活力的根本原因，也是當代中國政治模式的一個基本要點。
三、中國特色政治制度集中民力，保證跨越式發展
通過權利保障煥發社會活力，是中國工業化迅速發展的一個基礎性因素，也是中國政治模式的要點之一。但中國的發展、中國工業化的成功，絕不僅僅基于這一方面的原因。中國發展與崛起還有另一方面的也許是更為關鍵的因素，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與體制具有的集中資源的功能，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集中力量辦大事。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能夠采取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或者說，在現代條件下能夠施行什么樣的民主制度，主要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現實國情和國際環境等三大因素。在這當中最為重要的是這個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面臨的主要任務，這是最重要的國情。保障人民權利與自由，為工業化、現代化提供動力與活力，是世界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普遍經驗。在這一點上，中國經歷盡管與其他國家有區別，有自身的特點，但同時也是符合世界工業化、現代化的普遍經驗的。在普遍經驗之外，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道路與模式更具有自身特殊性。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設定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面臨的雙重任務：一方面它需要實行廣泛而有效的社會動員，把人民的積極性釋放出來、調動起來，增強社會的活力。如前所述，中國政治制度，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使人民的權利與自由得到了保障，為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提供了制度動員機制。但是，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和國情，尤其是中國發展的階段性任務和條件，僅僅具有權利保障功能是遠遠不夠的。中國若要成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其政治制度與體制還必須能夠在保障人民權利與自由、實行有效社會動員的同時，將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來，在短時間內，改變落后面貌，實現跨越式的發展。這樣的歷史環境和任務決定了保護人民權利和集中人民力量，是中國政治制度必須具備的雙重功能。中國的政治制度不能同時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就很難適應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要求。
美國知名的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提出過一個“制度化水平”的概念，這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發展政治學的概念。其基本含義是：衡量一種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關鍵要看這個制度對于社會的適應性，越適應于社會實際、適應于社會發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實際上要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當代西方發達國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內容是限制公權力和保護私權利，其制度化特征是比較單一的。這是因為，在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富裕而相對穩定的西方社會，政治制度只要維護現有秩序，經濟與社會就會得到“自行”發展。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政治制度僅僅在于秩序維護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制度目標是雙重的，一方面要通過權利保障，調動社會的積極性與活力，為工業化、現代化提供動力;另一方面，還要制度創新、體制改革，調整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最大限度集中資源用于跨越式發展。能夠同時實現這樣的雙重制度目標，則說明中國具有較高的制度化水平。
中國成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事實證明，以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為基本內容的當代中國政治制度，是一種符合現代中國社會發展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模式，它提供了保護權利和集中力量的雙重功能。這一模式具有的雙重功能是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成功的真正奧秘所在。
在民主政體之下如何正確地歸納概括人民的意志，如何有效地形成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也就是如何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困擾民主政治實踐的一大問題。古希臘先哲柏拉圖就已經認識到：民主政治往往使人們躲避那些令人不悅的事實和抉擇。政策建立在可“銷售”的基礎上，民主政治就會隨波逐流，甚至會使智慧邊緣化。特別是處于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一般都處于社會矛盾的多發期、易發期。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以普選制、議會制和多黨制為主要特征的現代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其主要缺陷是易分不易合。在這種競爭性的政治制度下，各個政黨以奪取政權為根本目標和基本價值，各種利益集團力爭通過控制政治權力，擴大自身利益。在政治過程中，各個政黨、利益集團相互排斥、相互攻訐，結果不是縮小與彌合社會分歧，反而擴大了矛盾，不利于整合社會利益和實現社會和諧。在當代富裕、穩定的西方國家當中，這些弊端還是能夠控制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的，而對于那些處于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矛盾多發期的發展中國家，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則表現得尤為突出。這正是造成當今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長期動蕩不寧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階段中國的政治制度保證了中國的快速工業化、現代化，維護了處于快速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的基本穩定與和諧，其主要功能特點與制度優勢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針政策。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是全中國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代表，其執政理念是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國共產黨能夠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條件和要求，正確地把握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符合科學發展規律的方針、政策，努力實現全社會、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有利于統籌協調各方利益。各國經驗表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轉型期”，西方民主體制的強化社會利益分歧傾向尤為突出。而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與西方民主政治不同。中國政治制度，在運行中既能夠反映人民群眾中不同群體的意見和呼聲，同時又能夠從全局出發將人民群眾中各種意見集中綜合起來，使國家的法律與政策能夠兼顧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內部矛盾，使人民內部的局部利益、個別利益與整體利益、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協調起來。
第三，有利于政治的穩定、社會的安定。穩定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條件。在中國政治制度下，國家政權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國家政策具有明顯的連續性。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最明顯的優點是可以保持國家長期穩定發展。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要在經濟、文化上追趕發達國家，就必須制定科學周詳的發展戰略，并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最終才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的發展。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保證了中國能夠克服重重困難，始終不逾地向著工業化、現代化的目標艱難前行;保證了中國能夠盡可能集中一切資源、力量和智慧，用于建設和發展，盡可能地減少紛爭與內耗;保證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具有前瞻性;保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得以長期堅持和實施。
正是由于上述功能特點與制度優勢，中國的政治制度為中國成功的工業化、現代化提供了有效而可靠的制度保障。概括起來說，中國的政治制度模式具有雙重功效，一方面，它為人民提供權利保障，煥發社會活力，使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獲得源源不斷的推動力;另一方面，它能夠集中民力、民智，集中資源、合理規劃、統籌兼顧，實現國家穩定而有效的發展。在這一方面，最為重要的機制在于：在這一制度下，能夠形成一個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政治核心。政治核心受全民族委托，統籌兼顧各方利益，代表全體人民行使權力，極大地降低了社會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交換成本，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矛盾帶來的內耗，使國家整體利益超越各種利益群體的個別利益，實現全民族、全體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保障權利與集中力量的雙重功能構成了當代中國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這是中國實現人類歷史上最成功工業化、現代化的根本制度原因。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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