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導致當今世界社會分化問題

　　新自由主義導致當今世界社會分化問題

　　蒲國良

　　[摘要]新世紀以來，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世界上許多國家內部由兩極分化所牽動的社會階層分化問題日趨凸顯，社會裂痕不斷擴大，已經影響到各所在國的社會和諧與穩定。這一現象的背后有著深刻的制度成因、體制因素和部分民眾自身等原因，應從多視角進行全面考量，并注意吸取他國的經驗教訓。

　　冷戰結束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在社會結構加速調整、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形勢下，世界許多國家內部社會分化更加凸顯。尤其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不少國家的社會分化出現了諸多新情況、新特點，傳統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被打破，社會凝聚力下降，社會不穩定性增大，執政當局掌控時局的難度加大，給多國政府帶來嚴峻挑戰，有的政府甚至因此翻船，原有的社會體系被破壞。因此，從政治學、社會學的角度來認識和解讀社會分化問題，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

　　一、近期世界多數國家社會分化日益凸顯

　　冷戰結束以來，由兩極分化所牽動的社會階層分化問題日趨凸顯，許多國家社會內部發生了結構調整與利益分化，呈現出一種壓扁的M型階層結構，導致社會裂痕擴大，國內矛盾乃至社會沖突增多。社會分化作為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存在的一種普遍性現象，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病，其主要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富裕階層隊伍有所擴大，所占社會財富比重增加

　　近二三十年來，西方國家富裕階層人數不斷增加，已占人口的15%左右，德國高收入階層近十年從15.6%上升至16.8%。一些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的相對富裕群體也在不斷擴充，包括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內的多國富裕人口迅速增加，俄羅斯達700萬人，印度至少達500萬以上。自1994年新南非成立后，南非的黑人上層富裕人口大幅上升，達到近百萬。同時，世界多國富人分享社會財富的份額不斷增大，美國1%的富裕家庭占據全國家庭34.6%的財富。即便在金融危機沖擊使資產價值嚴重縮水的情況下，2009年英國前1000位的富人所占財富仍然高達2580億英鎊。當前，6%的印度富人占有全國60%的資產，2007年，印度有40位超級富豪其個人資產超過10億美元。[1]

　　2.中產階級隊伍出現重大分化

　　與前一時期中產階級隊伍在多數國家呈擴大趨勢相反，近些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許多國家中產階級隊伍發生分化，少部分中產階級擠入富裕階層，而大多數中產階級隊伍整體生活水平下降，資產嚴重縮水，俄羅斯、印度股市一度跌幅達70%，本國多數中產者財富萎縮，印度據稱有3億左右的中產階級，但實際上在這3億人口中，占大部分的是中產階級的下層群體，他們中的不少人實際上就是剛剛脫離貧困線的溫飽階層，而在危機的沖擊下，該國又有數以百萬以上的中產階級下層民眾重新淪落為窮人。西方中產階級近來分化明顯，中產階級下層生存壓力增大。據美國商務部經濟統計局的數字，近些年來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多數中產階級的家庭實際收入下降，其中收入居中的雙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1990年為67100美元，2000年為80800美元，2008年則下降到80600美元，而同期美國的醫療、大學四年制公立學校學費和住房價格分別上漲了325%、158%、150%，美國2009年約有400萬人跌出中產階級隊伍，德國近十年中產階級減少350萬人。法國許多中產階級產生“身份倒退”之感，他們無力購買同屬中產階級的父母居住地的房產，不得不置房于更便宜區域。美國典型中產階級當今難以達到30年前其父輩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大都是負債過日。

　　3.窮人隊伍增大，貧困化現象在多國凸顯

　　受金融危機影響，許多國家窮人隊伍擴大，且窮人越來越窮。當今美國、法國處于貧困線以下者分別達4000多萬和800萬，德國最低收入群體月均凈收入從2000年的680歐元降到2008年的645歐元。日本在戰后較長時期內，貧困人口都在不斷地呈下降趨勢，到1986年，其貧困人口只占總人口的12%，而到2009年上升到16%，達2000多萬。意大利在金融危機沖擊下，2009年占全國人口大約13.6%的800萬人面臨貧困威脅，而其中有300萬人則生活在極度貧困狀態中。印度經濟近十幾年快速發展，但貧困人口仍占總人口的34.4%，達3億多人。埃及近些年來經濟增長速度不慢，但大多數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改善極為有限，目前仍有占40%的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吉爾吉斯坦的數字則在人口的一半以上。實際上，近些年來，許多欠發達國家貧困人口近期均呈增多趨勢，非洲每年都有至少數十萬以上兒童餓死。

　　4.社會貧富分化趨于嚴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西方多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美國0.1%即30萬人口的收入等于該國1.5億中下層群體的收入[2]。據美國《財富》雜志2003年的排行榜揭示，排名在前一百位的大企業首席執行官的平均年薪為3750萬美元。[3]到本次金融危機前夕，這一數字還更大。歐洲、日本10%的最富群體收入為最窮群體的10倍左右。俄羅斯則達20倍，俄羅斯國內極富者富可敵國，而最貧窮者遠低于蘇聯解體前的水平。泰國20%相對富裕階層的收入是該國60%的中下層群體的2倍多。南非黑人內部的貧富分化近些年來也在不斷擴大，20%的最富與最窮群體占黑人財富之比是58.9%比2.6%。更要看到，拉美一些國家的基尼系數近些年來則在0.5以上。世紀之交，巴西10%最高收入家庭占全國總收入的59%，而40%的低收入家庭只占總收入的5.6%，[4]其貧富差距可見一斑。在埃及，據稱前總統穆巴拉克家族的資產至少有400億美元，而本國多數民眾的家庭財富在一萬美元以下。

　　5.社會排斥現象日趨顯性，社會寬容度弱化

　　多年來，許多國家包括婦女、兒童、長期失業者、流浪人員等在內的邊緣和弱勢群體越來越遭致本國主流社會的漠視和排斥，生存環境惡化。因經濟形勢惡化，西方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破產業主、無力償還債務者等遭到強勢集團和主流社會的歧視。歐洲國家排外情緒甚囂塵上，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伊斯蘭信徒遭到主流社會及極端勢力的排斥和歧視，包括美國、西歐、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多國都在收緊移民政策，制定更加嚴格的移民條款。俄羅斯近年來對在俄經商、居住的部分中國人也不時地采取一些“非正常”舉動加以排擠或打壓，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政府行為。許多國家內部富裕地區對貧困地區的容忍度下降，富者越來越不愿資助窮者，雙方對立情緒上升，意大利北方地區對南方地區就是如此，如意大利北方聯盟甚至提出要“甩掉”南部這一包袱。就是在南非，一些新近富裕起來的黑人上層也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邊緣群體表現出歧視和冷漠，不愿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施以援手。

　　二、世界性社會分化問題引發諸多嚴重社會后果

　　應當說，社會分化是一種危害很大的社會現象，對許多國家帶來嚴重而深遠的影響，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這種不良影響，歸結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裂隙加大，不和諧因素凸顯

　　不少國家的社會分化造成了國內不同群體特別是富人與窮人階層之間、邊緣群體與主流社會的嚴重隔閡與利益沖突，導致社會不和諧氣氛凸顯。美國金融危機后，華爾街富人階層遭到中產階級和下層群眾的強烈義憤，成了“過街老鼠”，“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相當程度上折射出99%的人群對1%人群的嚴重不滿情緒。埃及、印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等國近年來接連出現弱勢群體沖擊商店、超市，打砸銀行、搶劫貨物等事件，發泄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墨西哥、巴西貧民窟不時發生針對主流社會的暴動和騷亂。在俄羅斯等多國，存在窮人對暴富群體的仇視心態以及富人對窮人的輕蔑行為。俄羅斯媒體披露，上世紀90年代，俄個別暴富者，甚至在狩獵場把無家可歸者當作“獵物”來追擊，社會影響非常惡劣。

　　2.國民心態出現重大變化，消極情緒蔓延

　　社會嚴重分化導致世界許多國家特別是西方民眾的精神創傷與心理壓力增大，多數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不安、焦慮、失落、迷茫、頹廢甚至怨憤情緒不斷上升，導致吸毒、自殺、犯罪現象凸顯，邪教勢力上升，日本自殺者連續多年突破3萬。自殺在日本已經不是個人問題，這背后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因素[5]，社會分化應當說是一個重要因素。當今西方許多國家的中產階級嘆息“好日子一去不復返”的悲涼感彌漫整個社會，動搖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消解社會凝聚力。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多重影響，部分民眾的工作與生活環境惡化，進而對國家失去信心，對個人自身的發展前景看淡，社會不滿情緒急劇上升。

　　3.助長了本國極端政治勢力，導致各種民族主義泛濫

　　社會分化為西方及一些國家內部各種極端政治勢力的崛起培育了有利土壤，像西歐多國極右翼勢力提出反移民、反一體化、保就業、新愛國主義等口號，以此蠱惑人心，挑撥民眾對社會現實不滿，并成為選舉中新崛起的黑馬，沖擊傳統的主流政治力量，增大了一些國家政治的不穩定性。2011年7月挪威極右翼種族排外分子布雷維克策劃爆炸案與槍擊案，殺害數十名無辜民眾，引起整個歐洲及世界的震驚和恐慌，成為極端勢力制造社會不安的典型事件。在日本，極右翼勢力也借民眾對社會的不滿，大肆進行民粹主義宣傳，包括在對外政策上煽動對中國強硬的鼓噪，博得了部分民眾的支持，給當政者構成一定壓力。在以色列、俄羅斯、土耳其等國，國內的極端政治勢力近些年來都在乘機擴充勢力，進行各種狹隘、偏激的民族主義宣傳，甚至在國內外制造一些事端，引發國內其他民族或鄰國的擔憂。

　　4.社會動蕩加劇，個別國家引發“街頭革命”

　　隨著社會分化的凸顯，一些國家的社會弱勢群體、利益嚴重受損的階層奮起反抗。去年底，突尼斯因一擺攤青年的自焚而引發了全國性的街頭運動，埃及緊隨其后，“阿拉伯之春”蔓延到中東北非地區多國，導致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強人政權相繼垮臺。西歐許多國家近年來爆發了接連不斷的大規模罷工和示威活動，抗議政府緊縮福利改革政策，希臘近兩年爆發了1000多次不同形式的罷工和示威活動，葡萄牙僅是一個1000多萬人口的國家，但竟然爆發了近300萬人參加的全國性大罷工。法國罷工聲勢與影響也為多年少見。英國2011年8月的倫敦郊區騷亂以及年底爆發的200多萬人參加的大罷工，都對其社會穩定敲響了警鐘。美國自2011年9月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持續了數月，波及全國800多個城市。俄羅斯、印度、南非等多國也都發生了各種抗議運動，印度農民因失去土地掀起暴動，俄羅斯部分城市因政府物價上漲而爆發示威游行，南非爆發百萬人的大罷工。這些應當說都是社會分化矛盾積聚的結果。

　　三、世界多國社會分化的深層原因與背景探析

　　應當說，近期以來世界許多國家的社會分化，并非一日而成，也不是單一因素所致，而是由諸多因素促成的，它是由一國的制度體制、方針政策和政治力量斗爭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1.新自由主義社會思潮的盛行是導致社會分化的思想根源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影響西方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政治和經濟決策的意識形態就是新自由主義思想。該思潮在經濟理論的本意是：加強對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生產效率，調動勞資雙方尤其是企業主的積極性，提升企業的競爭力。但是，從里根———撒切爾在經濟社會層面的實施過程看，以及在其他國家特別是拉美等一些發展中國家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演繹中來看，這一思潮在實踐中發生了很大變化，其基調已經演變為：“股東價值”決定論，資方在生產過程中的主導論，資本的作用遠遠大于勞動的作用;在經濟動作中絕對崇尚“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決定一切，少干預乃至不干預市場運作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小政府、大社會”成了衡量是否有效的經濟運作的重要標準。正是在這一指導思想的作用下，西方大多數國家、不少發展中國家原來相對平衡的勞資關系被打破，勞方不僅在多數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處于被動和弱勢地位，而且成為其發展模式調整改革的主要對象，成了其現行既得利益受到侵蝕的最大受害方。因此，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及許多發展中國家社會分化日益加劇，根源在于所在國原先一直堅守的社會公正的理念和思想動搖了，人們的思想分裂了，社會公正作為確保一國團結穩定的重要性在統治者的認知中下降了。

　　2.全球化和信息社會的發展使資本處于優勢地位，“資攻勞守”加速社會分化

　　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隨著全球化加速發展和信息技術革命的迅猛推進，不僅使得資本可以不受限制地跨越國界自由流動，而且更是插上科技的翅膀，以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來追逐超額和高額利潤，資本的逐利本性又在新的時代和環境下盡情暴露。客觀上講，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確實使得資本運動獲得了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也導致來自社會各方對資本的約束大大地減少了，尤其是跨國資本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缺乏調控、各種規制不健全的缺陷，擺脫本國政府的干預和勞方的制約，加上蘇東劇變、冷戰結束的國際因素，使得其政治道義感、社會責任感空前下降，甚至對社會、對勞方發起了戰后以來首次大規模的“反攻”。因此，當今社會分化為何在多國加劇，就是因為資本特別是國際資本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環境，不斷甩掉自身的道義包袱，減輕對勞方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而勞方在當今的現實環境下缺乏能夠實質制約資本“出軌”的杠桿，社會分化由此凸顯。

　　3.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公，導致普遍的貧困化

　　近二三十年來，世界多國的利益分配格局有利于富人，兩極分化的根子在于分配體制失衡，收入調節功能下降或失效。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的分配體制都是一種資本優于勞動、利潤優于薪金的格局。在全球化的紅利分享中，跨國公司、大資本集團的利潤較前數倍乃至數十倍增長，而西方相當部分中下階層其收入近20年來增長十分緩慢甚至負增長，且要承擔的稅賦更高、享受的福利更少，進而導致部分民眾相對貧困，有的甚至處于絕對貧困狀態。許多發展中國家勞動者收入的增長遠遠跟不上企業利潤和資本收益的增長，在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外資工廠里，大多數工人只拿到略高于維持其簡單再生產的極其低廉的工資，而外國資本家則獲得前所未有的高額利潤。西歐不少國家出于維系現行福利制度考量，確立了高稅收制度，但在全球化資本和產業自由流動加快的環境下，跨國公司和資本集團紛紛把資本和實業流向低稅制國家，導致國家財政收入銳減，多數國家的傳統福利制度難以維系。為減少企業外遷、資金外流，不少國家采取減稅、取消遺產稅等措施，但此舉反讓資本、企業集團和富人直接受益，中下層民眾獲益有限，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從全球范圍來看，當今多國的利益分配體制與格局的形成決定權在資方、在跨國公司，勞方并沒有真正發言權，所在國的政府在相當程度上也只能看跨國資本的“臉色”，大都不敢“多事”。如果“多事”甚至難纏，結果多是企業搬遷、資本流失，就業崗位消失。

　　4.經濟社會政策出現偏差或受強勢集團左右

　　在當今許多國家，任何一項經濟社會政策的出臺，實際上都是階級利益較量的結果，是不同利益集團斗爭的結果。利益的爭取要靠實力說話，強勢集團往往不公平地獲得更大的利益，其代價就是弱勢群體利益受損。近幾十年來，世界許多國家社會分化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策上的問題，多國在政策取向上都是傾向于強者。許多國家政府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多是考慮富人和強勢集團利益，對中下層群體的利益保護明顯缺失。瑞典總工會的領導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曾感慨：在70年代，瑞典政府每出臺一項經濟社會政策，都要把工會領導請到首相府，共同商討后才能出臺，而到90年代，瑞典總工會領導則是在政策已頒布后才獲悉此項政策已經出臺。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各國政府首先考慮的是拯救大金融資本集團、大銀行、大企業，為避免其垮臺不惜重金施救，但對中小企業則很少顧及。小布什政府上臺后推出1.6萬億美元減稅政策，主要受益者是資本集團、企業主和富人，中產階級尤其是窮人得益甚少。印度人民黨政府8年執政推行的經濟社會政策主要使資本集團、企業主和城市中產階級受益，廣大農民階層受惠極少。一些拉美、非洲國家未能找到實現經濟社會轉型道路，出現經濟增長回落，居民收入提高緩慢，過度城市化的戰略導致就業困難，貧富分化加劇，產生大批城市貧民，引發社會持續動蕩。突尼斯的內陸地區為何長期得不到發展，就是因為本•阿里政權被沿海地區的強勢利益集團所包圍，決策者聽不到來自內陸地區的聲音。

　　5.失業現象長期而大量存在，當政者不能有效扭轉

　　一個人特別是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是最大的社會不公。失業及工作不穩定在許多國家日趨嚴重，是導致社會分化加劇不可忽視的原因。在全球化加速發展過程中，各國企業尤其是西方資本集團、跨國公司把降低勞動成本視為其追求超額利潤的重要手段。在激烈的競爭中，它們大肆鼓吹勞動市場自由化、靈活化，呼吁為勞動政策“松綁”，以盡可能壓低勞動成本，即便雇工也更多的是招聘非全日制的臨時工、合同工，導致失業隊伍不斷擴大和就業不穩定性增加。日本就是一個典型，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日本雇員工作相當穩定，基本都是實行終身雇傭制，而如今日本企業也大肆仿效美國，大量雇用短工、臨時工、合同工，失業隊伍也不斷擴大。同時，跨國資本為了獲得高額利潤，加速把資金、企業向更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導致西方許多國家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在制造業中的工人失業現象走向長期化、普遍化。而且，當今多數國家政府迫于資方壓力，不是全力配合資方就是無所作為，使得失業問題成為社會分化的重要源頭和社會不穩定的重大因素。

　　6.部分勞動者自身難以適應形勢變化而被社會淘汰

　　社會分化現象的出現和擴大化，除了上述外在原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部分民眾自身的主觀原因，如教育培訓欠缺，使部分勞動者素質低下，難以適應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戰。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在淘汰大量傳統工作崗位的同時，又創造了許多順應生產和工作要求的新興崗位。但由于不少國家培訓體制與工作脫節，傳統勞動體制、福利體制客觀上導致部分民眾的學習、創新動力不足，技能更新的愿望不強，尤其是長期在一線工作的藍領工人在產業轉移背景下，很難順利實現技能的迅速轉型，積聚了大量的長期失業者，這在西歐國家尤其突出。另外，由于教育體制的弊端，能力培養的不足，不少國家大學生一畢業就找不上工作。他們難以適應全球化的快節奏和新形勢，無力自主生存，逐漸游離于主流社會，少數甚至淪落成反體制力量。在印度、非洲多國，大量兒童的失學最終積聚成數量龐大的文盲群體，他們更難以適應全球化和技術革命的崗位要求，始終在社會的邊緣掙扎。當然，部分勞動者的素質、能力和精神狀態固然成為其滑向社會邊緣的重要因素，但本國政府在此方面長期沒有積極作為也是加劇這部分社會弱勢群體境遇雪上加霜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當今，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已看到這一問題，有的已在體制、機制上進行調整和改革，盡力幫助社會弱勢群體實現自立。

　　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社會分化的經驗教訓，對于正處在改革開放關鍵時期和經濟社會轉型重要階段的中國來講同樣具有一定的借鑒與啟迪意義。它至少告訴我們：要加大反貧困力度，大力促進就業，擴大對弱勢群體利益保護;要制定有利于社會公平的經濟社會政策，確立相對合理的利益分配與調節機制，穩住中產階層;要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國民素質，縮小數字鴻溝，要減緩和克服社會分化，教育是根本;要加強對社會思潮和輿論的引導，努力營造寬容、互助、向上的社會風氣。

　　注釋：

　　[1]景鵬娟.印度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關系問題[J].商業文化(學術版)，2009(11).

　　[2]宋小川.論當前美國社會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兩極分化[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6).

　　[3]談光華、王會鵬.論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變遷及發生機制[J].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2010(4).

　　[4]蘇振興.增長、分配與社會分化[J].拉丁美洲研究， 2005(1).

　　[5]殷潤蘭.從自殺現象審視日本民族特性[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6期，摘自2012年第1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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