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共產黨在90年的奮斗歷程中，黨的精神風貌的產生、形成、凝練和發揚的過程是一個非常值得認真研究和總結的內容。中國共產黨人在成長、壯大過程中所展示的精神風貌，是我們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在挫折中堅強、在失敗中奮起的一大寶貴財富。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為主動。”[1]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就像一條紅線貫穿了中國共產黨成長、發展的全過程，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理直氣壯的底氣。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歷史背景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付出艱辛的探索，還要受到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嘲笑、干擾、打擊和錯誤處理。特別是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工作的干預，使不少黨內同志對自己的理論創造產生了懷疑。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被說成是“山溝里不出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不懂馬列主義的“土包子”；中國革命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等。但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堅定地相信新民主主義道路是指引中國取得獨立、自由和解放的正確道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及后來的中央領導集體，堅定地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適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求的理論，具有“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理論自信，具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理論底氣。他們以堅毅的理論勇氣，頂住了來自國內外的壓力，排除了來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擾，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闖出了一片新天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2]。
二是蓬勃向上的朝氣。我們黨在處于被圍剿、被屠殺的地位時，任何摧枯拉朽的革命工作都充滿了危險。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整個國家是一窮二白、千瘡百孔，是西方政治家預言收拾不了的爛攤子。但是，革命根據地和新中國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人們不被眼前物質生活資料的匱乏和嚴酷的政治斗爭環境所嚇倒，而是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對自己的才能有機會展示而無限向往。中國共產黨像一個巨大的磁場產生了一呼百應的感召力和海納百川的吸引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像一輪噴薄欲出的朝陽點燃了人們心中的希望。一切追求進步和光明的青年和知識分子都向往延安，向往革命根據地。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心向往新中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是有了這么一股子蓬勃向上的朝氣，社會主義革命和事業才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三是奮發有為的銳氣。近代以來我國是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加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有不少志士仁人為了民族復興進行了各種改革嘗試和社會革命，都因為找不到正確道路，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而失敗，而苦悶和彷徨。由于中國共產黨真理在手，正義在手，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對于前進中的艱難險阻無所畏懼，運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3]的積極進取精神，干了常人無法想象的壯舉，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國工農紅軍能夠在圍追堵截下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重大戰略轉移；地脊民貧、四面受敵的陜甘寧邊區能夠在13年內成為我黨由弱變強、轉敗為勝的革命圣地；埋葬蔣家王朝的軍事指揮部署竟然能夠在西柏坡一間十幾平方米的簡陋小屋里完成；短短幾十年新中國走過了許多國家要花數百年才走完的路，“東亞病夫”一躍成為“東方巨龍”。
四是大義凜然的正氣。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自己的根本宗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具有無私無畏的精神品格。他們對于腐敗深惡痛絕，1926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就發布了第一個反腐敗公告，并且對革命隊伍中的腐敗分子堅決清除，絕不留情。共產黨人具有聞過則喜、虛懷若谷、正身清心的自我批評精神，樂于接受人民群眾來自各方面的意見和批評，哪怕是十分尖銳和尖刻的批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4]正因為這樣，才能通過遵義會議，在革命的生死關頭撥正航向；敢于徹底否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路線，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實行戰略重點的轉移，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先輩們率先垂范，發揮正身率下的強大榜樣力量，在危險時刻沖在前，困難面前干在前，艱難歲月苦在前，用浩然正氣樹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正直形象。
五是攻堅克難的勇氣。中國共產黨從一成立就長期處于逆境和困境之中，強大的敵人、巨大的困難、復雜的矛盾、全新的問題像大山一般壓在共產黨人頭上。但是共產黨人具有壓倒一切敵人（困難）而不被敵人所嚇倒的英雄氣概，就好像是天生為了戰勝敵人和困難而存在的。正因為有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5]的大無畏精神，共產黨人敢于在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中點燃星星之火；在封鎖和包圍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發展“兩彈一星”；在蘇東劇變，社會主義事業遭受挫折，處于低谷的嚴峻形勢下，“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抓住機遇，有所作為”[6]，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闊步前進。
六是苦中求樂的豪氣。雖然我們黨長期處于艱苦、清貧、惡劣的環境，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具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深邃眼光，深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艱苦奮斗的過程中，先輩們志存高遠，豪情萬丈，身處險境，放眼未來。1936年2月，經過一年長征的中央紅軍剛剛到達陜北不久，8.6萬人的隊伍已經到了“不到七千人，瘦成皮包骨”的狀況，毛澤東同志卻在陜北一個叫袁家溝的小村子里，坐在一尺多見方的小桌子邊寫下了“沁園春·雪”這樣的宏偉詩篇，展示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充分自信。方志敏在慷慨就義之際依然憧憬 “中國一定有個可贊美的前途”。在帝國主義封鎖包圍、蘇聯背信棄義、我國面臨嚴重自然災害的艱難時刻，黨和人民表現了“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壯志豪情。鄧小平同志懷著“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7]的堅定信心，滿懷激情地設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未來。正因為有了這種苦中求樂的豪氣，無數先烈把砍頭當成風吹帽，無數前輩把苦難當成磨刀石。
中國共產黨在創造彪炳史冊偉業中所表現出的精神風貌，一再證明了一個道理：保持充沛的、良好的精神狀態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能夠披荊斬棘、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寶，是黨能否始終保持先進性的首要前提。有了這個前提，什么奇跡都可能發生，丟掉了這個前提，什么危險都可能存在。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所展示的精神風貌是黨的一大思想文化優勢。丟掉了這一優勢，就丟掉了黨之“魂”、國之“神”。
二
經過中國共產黨60多年的執政和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物質基礎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政權也十分鞏固，然而，過去那種銳意進取、意氣風發的精神狀態卻開始有所減弱，表現出精神懈怠的癥狀。所謂精神懈怠，作為個體來說就是指人的意識、思維活動和自覺的心理狀態產生松弛，缺乏積極主動的心理狀態，出現不思進取，情緒、意志、精力和活力開始下降，道德品質開始出現滑坡甚至蛻變的情況。這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弱化和喪失的表現。作為一個政黨來說，精神懈怠是黨的思想理論活動的活力發生遞減，產生保守、遲鈍、停滯或禁錮的狀況，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開始弱化，體現黨的性質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風出現退化甚至敗壞的情況。
精神懈怠的問題的確值得我們引起高度警覺。我們黨內之所以會產生精神懈怠的危險，主要是因為客觀環境的變化導致主觀因素開始發生病理性的退化：第一，我們黨作為執政黨長期掌握國家政權，隨著人民民主專政的日益鞏固，全局性階級斗爭的消滅，沒有了過去那種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沒有了大難臨頭的致命威脅，沒有了刀槍相向的兇惡敵手，沒有了逆水行舟的艱難處境，警惕的神經開始松弛，斗爭（競爭）的意識開始放松，頑強的毅力開始減弱，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在面臨和潛在面臨的各種危險，缺乏政治敏銳性和抵御、戰勝各種風險的競爭（斗爭）意識。第二，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我們黨執政的條件有了極大改善，動用物質資源解決社會問題的實力也大大增強，于是一些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開始迷信于“用人民幣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缺乏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不注意用真摯的感情、良好的作風、飽滿的激情去解決群眾的困難和社會發展的問題，甚至全然不顧群眾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狀態，用物質的、簡單的、粗暴的方法解決問題，用搪塞推諉的態度對待矛盾，帶來一系列發展失衡的問題，使一些地方的國家機關同人民群眾的感情逐漸疏遠。第三，隨著國家機器的逐步強大，黨和國家應對突發性、群體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加強，特別是制止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和制造動亂的能力大大加強。于是一些領導干部迷信用強制性手段解決問題的作用，動不動就動用國家機器來解決群體性事件，缺乏“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缺乏“人性執法”、“溫情執法”的工作作風，而在采取強制性措施的過程中，不認真調查研究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深入了解人民群眾的期待和訴求，不放下身段同群眾平等地、心平氣和地進行對話和溝通，遇到矛盾總是試圖以勢壓人、以力服人、以權制人，甚至以拘禁、強拆、“被神經病”、“被自愿”、“被安居”的方式限制或者剝奪“不聽話”群眾的權利，“濫用警力”、“暴力執法”現象的存在，在一些局部地區造成人民群眾與領導干部的嚴重對立。第四，進入和平年代，個人的提拔、使用和工資福利獎金的提高一般都是按照工作年限和制度規章有序進行，沒有了革命戰爭年代和撥亂反正年代那種人生的大起大落和跨越式的變化，也沒有了那種為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而挑燈夜戰的群眾運動式的激情。人們生活在有序、安康、穩定的環境中，在規則秩序下正常工作。在人們注重物質利益追求、注重生活質量提高、注重個人價值實現的時候，在一些黨員干部中出現了所謂的“天花板現象”、“59歲現象”和“憤青現象”。有的已經沒有提拔重用希望的干部，工作缺乏動力，上班無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快要退休的領導干部，“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理，為自己謀后路作準備，放松對自己的要求，甚至以權謀私；有的在官場上、工作上、生活上失意的黨員干部，不能正確對待個人的得失，不深刻反省個人主觀能動性方面的欠缺，把所有的不滿歸咎于社會和黨組織，成天憤世嫉俗，罵罵咧咧，看什么都不滿意，而自己又不愿意為改變社會作出必要的付出和努力，成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憤青”。第五，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黨和國家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一躍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盡管30多年來我們遇到了國內政治風波、國際金融危機、特大自然災害等不測風險，但我們都比較順利地克服了，雖有風浪卻波瀾不驚。于是一些人對中國目前取得的成績盲目樂觀，自我欣賞，陶醉于“中國震撼”、“中國速度”、“中國之謎”、“中國奇跡”的滿足之中，對我國目前尚未轉型的粗放型、外向型、擴張型經濟增長方式所造成的問題認識不足；對我國社會已經處于矛盾凸顯期心理準備不足；對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面臨“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世界性難題缺乏應有的警醒，對未來發展面臨的風險和前進道路上潛在的艱巨性、風險性、危險性缺乏憂患意識，對應對未來艱難險阻的思想準備和心理調整也做得不夠。
一些黨員干部精神懈怠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九個方面。
1. 思想糊涂，信念不堅，精神動力不足。對中國為什么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認識模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等重大理論界限劃分不清楚，缺乏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缺乏為捍衛和實現理想信念而不懈奮斗的精神動力，缺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工作的激情。不是積極主動地想做好工作，而是機械地、被動地或者僅僅為了得到領導滿意而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不是為了社會主義事業而工作，而是僅僅把它作為謀生手段而工作。缺乏遠大志向，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拖拖沓沓。有的領導干部甚至因為缺乏堅定的理想信念，對黨和國家的前途悲觀失望，為自己謀求后路而走上貪污腐敗、蛻化變質的道路。
2. 說得好、做不好，講得多、做得少，實干精神不強。這些年我們黨的執政理念、執政要求、執政目標應當說越來越準確，越來越細化，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卻貫徹落實很不夠，沒有真正把這些執政理念落實到各項事業的具體發展中，落實到基層的每一個角落。在一些地方充斥大話、假話、空話、套話；工作是隔空喊話，隔靴搔癢，決而不行，行而無果。相反，形式主義、文牘主義、衙門作風比較濃重，用會議指揮會議，用文件貫徹文件，用匯報來檢查匯報，人民群眾越來越不滿意“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狀況。
3. 自我滿足，盲目樂觀，自我解剖精神缺乏。改革開放30多年能夠取得這么大的成績確實前所未有，但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這種快速發展是因為抓住了一些機遇，帶有粗放型、擴張型的性質，而今后我國的發展形勢會更加嚴峻。因為中國發展起來了，別人跟你打交道就會更加算計和提防了；需要解決的矛盾會更加復雜，任務會更加艱巨，難度也會更加增大。然而，我們一些同志看不到這一點，對已經取得的成績自我滿足，對未來的前途盲目樂觀。看不到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事業的艱巨性、長期性和復雜性；不深入查找目前和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不清醒地反省自己并嚴格地解剖自己；不能正確認識個人和組織、個人和群眾、主觀和客觀、內因和外因的關系，對取得的成績評價得過高，對個人的作用估計得過高。共產黨就是在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成長壯大的，如果盲目自信，就會喪失襟懷坦白、聞過則喜、敢于揭短、勇于糾錯的銳氣和勇氣。
4. 固守陳規，求穩怕亂，創新和開拓意識不強。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百業待興、百廢待舉，大家有一股子大破大立、敢闖敢干的精神。短短幾十年我們就初步完善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領導體制和社會管理體系，初步實現了對社會有效的管理。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的同志開始習慣于按照既定的規章制度辦事，習慣于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下工作。對于社會發展的新變化，社會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社會進步提出的新任務不愿勇敢地面對，看不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基本矛盾還有很多不相適應的方面，不愿意不斷適應新時期的新要求，用開拓進取的精神進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對于基層和群眾蘊藏的巨大首創精神不夠尊重、不夠支持，甚至用現行的條條框框去阻止、扼殺基層和群眾的改革創意和萌芽。
5. 講究排場，追求享受，艱苦奮斗的精神開始衰減。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有的黨政部門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開始講究排場，追求享受，貪圖安逸。“節省每一個銅板”的精神，“吃苦耐勞”的精神，“同甘共苦”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有的地方看不到了。一些領導干部追求奢華，辦公樓成為當地的一道豪華風景；講究級別等級、座次禮儀、官階待遇，“官本位”觀念全面滲透；對迎來送往、公務接待、圈閱文件樂此不疲；指導檢查工作習慣于踩點彩排，邊界迎送，警車開道，禁行戒嚴，走馬觀花，擺姿作秀；不發生突發性事件很難在急難險重的工作場合看到領導的身影。艱苦奮斗精神的衰減，不僅會導致嚴重脫離人民群眾，而且會大大提高執政成本，大大削弱執政黨的競爭力和執政效率。
6. 爭功諉過，搪塞推脫，責任意識較差。一些黨員干部一掃過去那種爭先恐后、奮勇當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在工作中，愿意做好事，不愿做難事；愿做風光的事，不愿做“擦屁股”的事；愿做獨擋一面的事，不愿做需要統籌協調的事；愿做有條件保證的事，不愿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事；基本能完成領導布置的事，但不愿多想多干事；遇到矛盾不想真心實意地解決問題，而是以團結穩定為借口調和矛盾，掩蓋問題；能聽取基層和群眾反映問題，不主動上門了解和調查問題；按照領導思路論證問題，不積極用自己的研究報告問題；習慣于用現成套路處理問題，不善于用改革創新精神破解難題；積極處理已經出了的問題，不去研究潛在問題；揭露問題慷慨激昂，解決問題畏縮不前等，致使一些問題和矛盾長期得不到處理，直至積重難返。
7. 目光短淺，急功近利，憂患意識淡薄。為了得到提拔重用的顯績，片面追求個人政績，置子孫后代的千秋事業于不顧，產生“唯GDP論”，“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破壞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不顧發展質量和人的生命，片面追求“高速度”等錯誤觀念。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管理可能出現和潛在的隱憂缺乏深刻的認識，或者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憂患意識的淡漠、工作的短視、急于求成的功利觀必然會造成對未來發展預見不足、準備不足、抗拒風險能力下降。
8. 放縱個性，突出自我，團結協作精神淡化。團結協作精神是我黨克敵制勝的法寶。這些年來我們在尊重個性、自由發展、強化責任、責任追究等方面有了比較大的進步，給每個人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大的空間和平臺。在這樣的情況下，個性得到了張揚，自我價值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這是好事。然而，我們沒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好地把過去團結協作的精神發揚光大。有的黨員干部過于看重自己，不相信同事，不相信群眾，把自己當成“諸葛亮”，把別人當成“阿斗”，看不起別人，不屑于與別人合作共事，或者在與別人合作共事時總是鬧別扭，總是人齊心不齊，搞得單位烏煙瘴氣，工作政出多門，嚴重影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力和貫徹力。
9. 文過飾非，恐懼監督，政治勇氣不夠。中國共產黨人襟懷坦白、不怕困難、不畏強權、敢于斗爭、善于勝利的政治勇氣來源于無私無畏。中國共產黨除了代表和實現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為了人民什么犧牲都可以承擔，為了人民什么批評都可以接受，為了人民什么錯誤都可以改正。然而，長期執政的地位，使一些領導干部忘記了我們的權力是誰賦予的，忘記了黨的根本宗旨，忘記了人民群眾具有政治參與和民主監督的民主權利，忘記了人民群眾才是國家和社會的真正主人。一些領導干部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為了掩蓋矛盾，為了制造虛假政績，對來自人民群眾的批評采取粉飾太平、文過飾非、封堵言路、敷衍應付、威逼利誘、我行我素，甚至打擊報復的態度。政治勇氣的不足容易使執政黨喪失吐故納新、自我凈化、自我糾偏、自我完善的功能。
三
雖然精神懈怠問題在我們黨內的存在并不是全局性的，即使在出現問題的一些部門和單位，也不一定同時都存在上述問題。然而，精神狀態具有極強的感染性、傳播性和相對獨立性，如果不重視這一問題的解決，局部問題可能很快會變成全局問題，精神懈怠的危險可能會導致精神崩潰的危險。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對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說，精神懈怠問題是黨在長期執政過程中面臨的首要危險。之所以說它是首要危險，主要有三點理由。
第一，從歷史上看，一些執政黨的垮臺都是從精神懈怠開始的。例如，蘇聯是世界上出現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創造了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建成社會主義，戰勝德國法西斯，成為世界上第二超級大國等輝煌成就。但是隨著執政地位的鞏固，黨的威信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黨和國家組織領導自信心的增加，開始出現精神懈怠的情況。一是黨員干部缺乏社會主義的信念和追求。蘇共在長期執政過程中沒能與時俱進地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錯誤地把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理念、制度和機制當作社會主義來堅持，造成理論與實際、原則與實踐的嚴重脫節，使人們的思想混亂，理想信念錯位，社會普遍缺乏正確的精神追求。宣傳機器大量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虛假高調使人們對社會主義普遍產生懷疑、迷茫、失望的情緒。特別是蘇共領導人從20世紀60年代以后，逐步失去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逐步接受西方的核心價值觀，思想理論的“失魂”，必然走向“思想自殺”[8]。二是改革創新意識越來越淡薄。從斯大林開始的歷任蘇共領導人盲目自滿，自我陶醉，固步自封，缺乏自我解剖精神，缺乏糾正錯誤的主動自覺。蘇共領導人自認為已經建立的制度是完美無缺的，越是后來越是墨守成規、固守教條，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的變化缺乏政治敏銳性，不愿意對僵化的經濟、政治、文化體制動手改革，不愿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政治局私下流行一句話就是：“不，我們什么都不需要改變”[9]，抱殘守缺的慣性思維使社會發展越來越缺乏動力，日漸沉疴。三是蘇共領導人制造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形成惟上是從、惟命是從的奴隸心態，黨員干部事業心和責任感喪失殆盡。蘇共領導人為了維護個人的威信，制造個人迷信，樂于接受個人崇拜，甚至不惜采用黨內殘酷斗爭的方式維護威權體制，造成萬馬齊喑、噤若寒蟬、惟上是從的局面。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嚴重缺乏，使執政黨面臨“一人系天下之安危”的險境，廣大黨員干部事業心和責任感的缺乏，導致在蘇聯和蘇共處于滅頂之災的生死關頭，竟沒有幾個人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于既倒。四是貪圖享受，追求特權，被人民群眾所拋棄。蘇共領導人在長期執政過程中逐步追求奢華和特殊享受，與人民群眾艱苦奮斗、同甘共苦的精神日益淡化，黨內形成了享受特殊利益的特權階層。對領導干部搞“官職名錄等級制”、“特供制”、特定工資和“錢袋制”；實行事實上的“終身制”、“世襲制”，嚴重脫離群眾，逐步喪失黨的先進性，以至于人民群眾越來越不相信蘇共是他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短短兩年就有290多萬名黨員要求退黨，不少人甚至成為蘇共的掘墓人。五是官僚衙門作風日趨嚴重。形式主義、文牘主義滿天飛，官僚機構疊床架屋，工作職能交叉重復，干部隊伍冗員臃腫，黨的干部高高在上，不思進取，互相推諉，不負責任。黨的隊伍一盤散沙，大家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漠不關心。執政黨失去了應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戰斗力，“變成了喪失靈魂，轟然倒塌的‘泥足巨人’”[10]。劇變中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不少類似的例子。
第二，從我們黨目前面臨四大危險的內在關系講，精神懈怠是首要的危險。這四大危險的關系是，精神懈怠是首要的危險，能力不足是最直接的危險，脫離群眾是最大的危險，消極腐敗是最致命的危險。精神懈怠之所以是最首要的危險，是因為它與其他三個危險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系。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干成別的政治派別沒有干成的三件大事，首先是因為我們黨有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良好的精神狀態，而一個執政黨要蛻化變質也是首先從精神懈怠開始的。有了好的精神狀態，沒有能力我們可以培養能力，能力不足可以笨鳥先飛，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我們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在野黨到執政黨、從執政黨到受人尊重的執政黨，這種能力的巨大變化，不就是在良好的精神狀態下取得的嗎？鄧小平同志曾經深刻地指出：“共產黨的領導夠不夠格，決定于我們黨的思想和作風。”[11]因此，我們只有很好地解決精神懈怠的問題，才能有效地消除我們黨面臨的其他危險，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始終保持先進性。
第三，精神懈怠的問題是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還沒有解決的首要難題。蘇聯共產黨作為一個具有建黨93年、執政74年的政黨，應當說創造了目前世界上一黨執政較長的歷史。但它還是垮掉了。現在世界上一些政黨研究專家提出了一個所謂“80大限”的說法，即一個政黨不可能做到長期執政，過不了80年的“生命極限”，在70多年內必然就要衰敗和垮臺。目前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三個政黨都沒有超過80年。除了蘇聯共產黨之外，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執政時間71年，蒙古人民革命黨執政時間75年。這些政黨突破不了所謂政黨執政“生命極限”的首要原因就是這些黨不能夠始終保持開拓進取、奮發有為、攻堅克難、萬眾一心的良好精神狀態。不是因為內部分裂削弱自己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是在強勁的對手和重大的困難面前驚慌失措，精神崩潰，敗下陣來。目前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采用兩院制、三權分立制、多黨競爭制、輪流執政制這樣的機制，解決了由于執政黨的政治精英不思進取、脫離實際、脫離選民、政治腐敗等精神懈怠引起的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既要為避免西方民主政治的狹隘性、片面性和虛偽性而不采用西方的政治體制，又要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始終保持永不言輸、永不言敗的良好精神狀態，確實是一個十分嚴峻的考驗。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應當從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認真研究在新的客觀環境下，通過建立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的長效機制來消除精神懈怠危險的問題。
注釋：
[1][3]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第1512頁。
[2][7]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8頁,第382頁。
[4][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頁，第1101頁。
[6] 參見鄭必堅、龔育之等主編《鄧小平理論基本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55頁。
[8] 參見張樹華《蘇共“失魂”的教訓》，載于《瞭望》2011年第26期。
[9] ［俄］羅伊·麥德維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版第224頁。
[10] 參見姚聯合《蘇共干部特權制度》，載于《文史參考》2010年第15期。
[11] 轉引自《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870頁。
（作者簡介：中國教育電視臺黨委書記，中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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