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二十年是中國發展和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只要再能贏得二十年的和平與穩定的發展，今天中國面臨的海外挑戰和國內矛盾沖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會在發展中化解掉，任何力量都將很難撼動中國。中國今天最需要的是時間——和平、穩定和發展的時間。但是，在經濟和政治迅猛的發展中，中國文化發展滯后的危險已經開始給社會整體的穩定與持續發展帶來了威脅。如果一個國家缺乏足夠強大的文化來凝聚國民精神，即使經濟和政治的改革與發展非常成功也難以在民心和輿論中獲得認可，最終有可能讓成功的經濟政治發展毀于一旦。
今日中國文化發展的滯后，并不是指具體文化領域的落后。在眾多的文化領域，中國三十多年的發展并不算慢。所謂文化發展滯后的含義是指中國目前的整個文化狀態缺乏一個賴以立足的堅實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作為國民精神核心的意識形態。沒有意識形態的文化即使繁榮也只能是無法挺立的藤蔓。當今中國面臨的一些本身并不嚴重的國際國內問題之所以構成了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在很大程度是今日之中國尚未在民眾心中確立起精神上的立國之本——意識形態。
中國在上個世紀曾經遭受過泛意識形態化的極端主義之苦。但是，從三十多前開始，中國社會在擺脫意識形態至上的過正矯枉中，逐漸走上了去意識形態化的另一個極端。與中國的去意識形態化相反，由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西方意識形態開始在全球急劇擴張。中國在與西方的意識形態競爭中逐漸轉化為守勢和弱勢。隨著全球化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弱勢已經直接威脅到當前中國體制的合法性，威脅到1949年現代建國的合法性。
當今世界的一個基本事實是，西方國家的發展正呈現出經濟的衰退和政治文化擴張互為逆向的進程。一方面，西方經濟陷入了戰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而這場衰退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并沒有復蘇的跡象。由于產業的空心化，西方國家事實上已經相繼跌入“發達國家陷阱”。制造業和服務業中的勞動密集性工作的轉移，導致了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中產階級急劇萎縮，國民“競爭能力兩極化”已經成為西方社會難以醫治的病根。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備受巨額債務煎熬的美國和面臨歐元崩潰的歐洲仍然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居于主動的進攻態勢，以“普世價值”為旗號的西方政治文化仍在世界各地急劇擴張。
反觀中國，以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獨步世界，經濟繁榮、公民自由、政治進步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固步自封的西方國家。但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中國卻不得不常常處于守勢，不得不經常面對“中國威脅論”的輿論壓力。在國內政治舞臺上，一個細小的民事沖突很容易被上升到質疑體制合法行的高度。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中國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成功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努力并沒有得到社會相應的政治回報。中國官方的政治文化已經在輿論中處于一種弱勢地位。在許多社會事件中，中國官方的政治文化已經無法在民間輿論的沖擊下站穩腳跟。中國政府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跟隨網絡輿論搖擺。這在西方發達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全球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經濟與政治發展的反差現象？為什么正在走向衰落的西方國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仍處于一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而作為當今世界經濟中最為耀眼亮點的中國在整個全球政治格局中卻處于守勢或相對弱勢？為什么“良好的政治體制必然促進經濟的繁榮和國民的福祉”這個人類社會最基本的評判標準會在幾十年間失效？原因無他，只因為西方國家在全球牢牢地占據了意識形態的高地，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已經被西方文化精英神圣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而中國自上個世紀八十年年代以來的去意識形態化運動，雖然拋棄了不合時宜的僵化的舊意識形態，但卻沒有在普通國民心中建立起當代應有的意識形態。由于國家文化缺乏意識形態的根基，中國至今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體系。中國文化的繁榮只是一種藤蔓式的繁榮，整個文化缺乏一種意識形態的主干支撐。
從表面現象看，西方國家常常是以非意識形態化和非政治化的商業社會自居，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通常被界定為貶義詞。但事實上，意識形態恰恰是當今西方世界在全球競爭中最重要的力量。西方國家從文藝復興以來，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完整的意識形態體系，這個由一系列觀念構成的體系已經徹底地滲透到國民心靈深處和各個具體的文化領域。無論是大學的講壇還是酒巴里的吧臺，無論是主流媒體的報紙、雜志和電視節目還是好萊塢的大片，無論是紐約、倫敦、巴黎的經濟政治精英還是為生計日夜奔波的貧民區窮人，普世價值和“政治正確”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當主導著世界幾百年發展的發達國家以完備的意識形態包裹著各種具體的文化形態與一個缺乏意識形態根基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文化舞臺上競爭的時侯，雙方力量的強弱和攻守態勢的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
構建一個民族的意識形態是一項巨大的工程，這個工程的完成之日也就是中國的民族復興實現之時。但對目前處于社會轉型中的中國來說，有幾個基礎性的政治理論亟需奠定的。
第一， 中國現代建國的歷史和邏輯。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現代中國國家的合法性問題。按照中國舊有的階級斗爭理論。中共在1949年的建政被簡單地界定為代表勞工階級的共產黨政權取代了代表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民黨政權。這種歷史界定某種程度在微觀上有一定事實依據。但從整個宏觀歷史發展的視野看，中共在1949年建政是中華民族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從一個積弱的古老文明國家脫胎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標志。從表面現象看，中共在1949年建政只是兩個政權更替的標志，但從本質上看，1949年標志著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建立。只有在理論上論證清楚了這一點，才能理解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浮雕是從虎門銷煙開始的，才能理解中國的國旗和國歌的真實含義，才能理解今天中國憲政體制的合法性。
第二， 中國的平民國家性質。中國在1949年確立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不僅是中共的主觀愿望，而且內在地契合中國兩千多年平民文化的邏輯發展。中國從秦漢時期開始，封建等級制度和世襲貴族開始逐漸退出中國歷史舞臺，到了隋代科舉制的確立，中國扁平化的社會結構基本形成。這種平民社會決定了中國社會難以形成像西方和日本那樣的世襲貴族。中國統治者考慮的核心問題從來不是與貴族的權力平衡，而是中央政府的利益與平民大眾利益的平衡。政府與平民的平衡一旦破裂，中國就會發生政權更迭。中國的儒家思想實質就是要在這樣一個沒有貴族的扁平社會構造出一種政治秩序。但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已經難以適應現代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發展，如何把傳統的儒家文化和現代革命建國的現實經驗結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新的、具有平民色彩的政治哲學是構造中國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三， 正確界定改革在中國歷與史發展的正確位置。1979以來的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但是，這場深刻的社會改革在現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處于一個什么位置？跟過去的歷史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中國學界和政界遲遲沒有提出一個完整的理論。正是由于這個缺陷，今天的改革常常被簡單解讀為對過去歷史的簡單否定，而對改革未來發展的也就失去了方向。如何從理論上界定中國改革的歷史地位關系到今天改革的成功與否。
孫中山在總結中國近代革命經驗時發出了“行易知難”的感概。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以實踐理性優先的國家來說，理論落后于實踐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話語權競爭激烈的時代，沒有自己的、基于傳統創新的意識形態，是很難在世界上站穩腳跟。中國能否重建自己的意識形態，不僅關系到改革的成敗，也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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