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也面臨不少社會問題,城鄉差距、群體性事件頻發、對改革失去共識等都可以視為民主政治問題的反映。在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對民主的探索基于一種與西方的程序民主截然不同的認識,也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實踐了政治生活中民意的匯集和表達。對代表性政治的深入認識,需要我們從這個歷史中去探尋原因。
實現民意表達的一束機制
中國實行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石。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正式確立是在建國以后。認真的歷史學者沒有人否認,共產黨領導革命取得勝利基于廣泛的民意基礎,基于共產黨的方針路線代表了占人口最多數的工農的利益。在這過程中,凝聚民意、體現民意靠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新,即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強調黨的能動性,黨員要主動擔負起捕捉、提煉民意的中介作用;同時,要將根據民意制定的政策向群眾進行宣講,通過“思想工作”解決執行中的困惑和阻力。費正清這樣對群眾路線進行概括:“黨的干部要走到人民當中去,去發現他們的苦處不滿和需要,然后由黨提出解決方案,按照符合人民群眾最大利益的原則,向他們做出說明。”
這個民意形成的過程充滿了溝通和對話,以至于社會上流行過這樣一個概括: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這種代表性政治非常接近協商民主所倡導的理念:重要的不是自然存在的各種民意的匯集,而是民意形成過程的民主化。
建國以后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并沒有用來替代黨的群眾路線,應該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視為與群眾路線相配合,實踐人民民主的機制之一。此外,政治協商制度、工會體系、婦聯體系等都發揮著連接國家和社會的作用,與群眾路線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服務于代表性政治的形成和運轉,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實現民意表達的一束機制。
在社會主義的代表性政治設計中,黨的群眾路線仍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維系其他機制正常運轉的基礎。但社會很快遇到了新的挑戰,新形成的社會結構出現僵化,最先遇到危機的就是群眾路線,表現為干部脫離群眾,形成新的特權階層。毛澤東時代對此曾經做出的回應是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解決,試圖強制性地維持群眾路線的純潔性。
民眾對代表的政治期待
在改革開放時代,社會利益多元和分化加劇,在中國的政治生態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情況下,群眾路線沒有變,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被寄予更重的體現代表性的期望。
這并不難理解。一方面,社會結構的變化帶來人大代表構成的變化,更多干部、知識分子、企業家進入人大代表行列。這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比如在流動人口的總規模已經占到總人口的近1/6時,全國人大才在2008年出現了3位農民工代表。
另一方面,社會利益分化加劇,民眾對自己的代表有更多的政治期待。事實表明,一個階層在人大中的代表性可以直接影響到該群體在社會利益分配中的地位,比如學者王紹光和胡鞍鋼做過一個研究,他們將各社會集團在人大和政協中所占席位的比重和變化與這些集團的工資提高幅度進行對照分析,發現二者的相關性在知識分子身上體現得最明顯—知識分子在人大和政協中所占比重提升得越快,其待遇提高的速度就越快。
以結構-功能理論來研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學者可以從這個案例中得到鼓舞,雖然這是一個負面的例子,但證明了人大在政治生活中可以發揮作用。有理由認為,一旦各階層的代表在人大中獲得相應的席位,其階層利益就會通過人大機制得以體現,于是我們就有理由對人民代表抱有合理的期待。此外,人大在監督和制衡行政權方面經常有所作為,如在三峽工程、農民工權益保護、燃油稅等若干重大議題上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代表性政治的重建離不開來自民間的推動力。人民民主的歷史實踐使“主權在民”的理念深入社會,培育了中國社會的政治意識,也留下了讓民眾可以和國家對話的話語基礎。一旦此類互動得以展開,將對中國的民主進程產生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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