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當前這場日趨加深的經濟危機來臨之前，人們普遍對中國農村的城市化進程充滿信心。媒體和學者幾乎每天都在宣傳，中國農民可以在短時間內實現城市化，而城市化至今尚未實現，原因在于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制度。在他們看來，這些制度剝奪了農民的遷徙自由，限制了農民的自由流動。因此，媒體和學者不斷從理念上呼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廢除現有的戶籍制度，給農民工以市民權；并主張在此基礎上，通過土地制度的變革（甚至是私有化），讓農業實現規模化經營。這樣，農民不但可以順利城市化，農業生產效率也可以大大提高。
問題顯然沒有這么簡單。奇怪的是，媒體和一些學者認為就是這么簡單。客觀而言，即使按照最樂觀的速度，每年有1%左右的農民順利轉移進入城市，中國農村至少還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徹底實現城市化。然而，1%左右的轉移速度顯然只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深，城市面積不斷擴張發展，城市人口穩步增長，然而，由于人口增長的因素，農村人口并沒有減少多少。按照戶籍統計，目前中國農村人口有9.4億；按照居住地統計，農村人口有7.4億。2億的人口差額正是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即使我們絲毫不考慮農民工在城市里生活的不安定狀態，將2億多農民工完全當作已經城市化的城市人口，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城市化速度，也難以讓我們相信農民可以在短時期內實現城市化。
事實上，2億農民工中只有絕少數可以成功實現城市化，其他人最終將不得不回到家鄉。這場日趨加深的經濟危機，越來越以近乎殘酷的方式告訴人們這一簡單的現實。僅湖北一省，因受經濟危機影響回到家鄉的農民工，在2008年11月初就有30萬，而到11月底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70萬。據說，農民工失業的高峰尚沒有到來。似乎在一夜間，農民城市化的夢想，就像穿孔的經濟泡沫一樣，從云端回到了地面。顯然，人們對接受現實還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因此有媒體和政府官員開始宣傳：這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實際上是一場信心危機，因為人們對市場和經濟發展的前景信心不足。這種宣傳只能讓人發笑。市場經濟的周期性危機難道不是客觀經濟規律的產物？不去揭露危機的規律性，卻用唯心主義的“信心危機”來掩蓋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掩飾危機的本質，實在是可嘆！
其實，在經濟危機來臨之前，不只是媒體和學者有著農民城市化的宏偉夢想，在媒體的裹脅下，農民自己也有了這樣的夢想。甚至連家境貧窮，在農村娶媳婦都困難的年輕人，也在做這樣的城市夢。我童年的一個伙伴，是家中長子，因父親早亡，需要承擔支持弟妹上學的重任，沉重的生活負擔，使得他成為在傳統通婚圈中難以娶到媳婦的農村人。1990年代末，他去南方打工，村里人都勸他趕緊找個打工妹結婚，但是他執著于掙錢買房，想在城市立足。他最終未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常年累月的打工使他視力急劇下降，打工無法再繼續，去年他不得不回到家鄉。婚事一拖就到了而立之年，現在在農村他已是大齡青年，家境貧寒，結婚也就成了遙遠的夢想。村里人都估計他這輩子只有打光棍的命了。
我見過很多農民工，在南方打工掙錢后，回到家鄉便在城鎮里買一套房子，感覺自己成了城里人。他們打工時，每年春節回家都要在城鎮的新房子里住上幾天，儼然是個城里人。然而，城市里需要的是年輕力壯的勞動力，打工生活以透支身體為代價，當他們過了四十或五十歲，就必須考慮“退休”了，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們再堅持下去。于是，進城的農民工只好回到家鄉，一旦無法繼續打工生活，他們在家鄉也做不了城里人。盡管他們在城里有房子，但沒有固定的收入，城里的日子是無法繼續的。城里的生活開門就要錢，柴米油鹽醬醋茶，水電煤火和出行，樣樣都要錢，一樣也缺不了。他們只好又回到農村，重新做起農民。做城里人，是大多數農民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
二
顯然，農民進城的道路并不像媒體宣揚的那么輕松，也不像學者說的那樣樂觀。誠如溫鐵軍先生所言，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將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存在。進一步說，中國是一個資源過于短缺、人口嚴重過剩的國家，少數人占有資源意味著多數人沒有保障，最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恰恰建立在對公共資源和環境的消耗，對底層嚴重剝奪的基礎上。經濟發展只對少部分人有利，廣大底層人民無法受惠。這樣，除非實行貧民窟式的城市化戰略，否則廣大農民的城市化根本不可能。這表明，中國的城市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城鄉二元結構必將長期存在。
人口過剩和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城鄉二元結構存在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過剩，城市化不可能快速實現。由于經濟發展無法讓農民普遍受惠，他們因此無法快速實現城市化；不僅如此，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增長方式甚至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農民的城市化。
人口過剩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基本國情，從建國之初的4億人到今天的13億人，人口過剩問題更加凸顯。人口過剩的問題其實一直存在。傳統的小農經濟通過過密化的生產，使得有限的土地得以承載過多的人口。建國之初，通過制度化的強制性體制，過剩的勞動力被低報償地投入到國家基本建設中。在當時亟需實現工業化的情景下，這種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至少有效利用了剩余勞動力。改革開放時，國家基本建設已基本完成，這時中國逐漸進入世界體系，勞動力剩余很自然地就變成了國際市場中的勞動力優勢，國家政策又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中國于是快速成為“世界工廠”。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優勢就在于有大量的過剩勞動力。
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前，勞動力過剩并沒有如西方國家那樣，表現為工人失業，而是表現為隱性失業。這種隱性失業的特征不是農民沒有工作可做，而是表現為農民在土地上過密化投入。農民最初投入土地勞作的收益較好，投入土地的勞動日多，收益會相應增長；但隨著農民對土地的繼續投入，單位勞動日的收益卻不斷減少，甚至最后的投入幾乎沒有收益。也就是說，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日投入，超過限度后，就出現邊際收益遞減。因為農民土地有限，又沒有其它工作可做，他們只好在土地上進行過密化投入。在無事可做、沒有機會成本的情況下，他們抱著“有一點是一點”的態度，掙扎的生存線上。這樣，他們并沒有失業，但勞動力卻大大浪費。
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后，農民有了外出打工的機會，這時他們如果繼續在土地上過密化投入，付出的機會成本就相當大。因為他們可以將這些過密投入在土地上的勞動日，投入到城市打工經濟中。與過密化投入在農業上的收益相比，投入到打工經濟中的勞動收益顯然要大得多。不過，由于農民工群體的龐大和無組織性，他們的工資大大低于國際勞工的一般工資。高度廉價的勞動力正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優勢所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雇傭勞動的最低工資是維持工人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成本，但中國的現實，已經突破這一界限。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身份為農民的農民工在出賣勞動力時，比較的并不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而是過密化投入土地的農業收入。資本家支付的工資再低，只要比過密化投入土地的收益高，農民就愿意進城打工。這樣，通過城鄉二元結構，國內外的資本家就可以用比雇傭勞動最低工資更低的工資來剝削農民工。
如此一來，農民工就處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夾縫中，他們既無法離開農村在城市立足，也無法離開城市在農村立足。農民工無法在城市立足，是因為他們在城市里獲得的工資不足以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更不用說養家糊口、養老扶小。事實上，農民工不但在城市里生活艱苦，沒有立錐之地，無法按照城市的最低標準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他們更無法在城市里娶妻生子、贍養老人、撫育小孩。他們在城市里只是過客，沒有住所；他們年輕時在城里打工，年紀稍大就要回到村里養老；他們自己在城里打工生活，卻需要在農村贍養老人、撫育小孩；他們在城里打工，在鄉下消費，以城市收入輸入農村維持生活。而由于農村土地資源大大不足，他們也不可能通過回到村里種地來獲得幸福生活，因為土地有限使得種田的農民無法擺脫過密化生產的命運。
如果說建國后的前三十年，國家刻意制造城鄉二元結構的目的，在于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以制度強制的方式從農村提取資源，從而滿足城市工業化的需要，為國家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則是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通過特有的工資制度，強制農民在城鄉之間流動，同時使他們深陷在城鄉二元結構中難以跳出。這已不再是中國農村的問題，而是中國宏觀經濟的問題。就中國農業來說，如果要告別過密化的生產方式，就必須讓農民找到新的出路，但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指給農民的出路卻是一條無法跳離農村的道路。時刻面臨必須回到農村的風險，是當代中國農民工的命運。倘若城市經濟景氣，農民工還能維系城市生活的幻影；一旦城市經濟不景氣，他們便不得不結束打工生活，城市生活的幻影也不復存在。
三
媒體和學者簡單地將城市化不能實現，歸咎為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制度的存在，而看不到中國農民工的命運深嵌在中國的國情之中。他們根據美國化的中國道路，對農民的城市化充滿信心，看不到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在美國式道路上走向現代化。中國必須走中國式道路，而尋找中國式道路則是中國社會科學的任務。
社會科學不是沒有尋找中國道路，找來的卻是美國化的中國道路，這種道路很可能將中國引向歧途。我們對農民的城市化的信心，來自美國夢的蠱惑，當經濟危機來臨時，我們才發現這種信心是多么脆弱，多么虛無縹緲。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在當前社會科學界是個巨大的悖論，但是當前的社會科學不承認這一點，而試圖按照西方理論去糾正中國實踐的邏輯，從而造成巨大的張力。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的現況堪憂。
誠如溫鐵軍先生所言，在思想文化領域，我們不過跨越了邯鄲學步階段，進步到學會“摸著石頭過河”了。然而，如他所說，如果我們用了一個世紀學會摸著石頭過河，摸到的石頭只是西方規定的新符號規則，而不按照這個標準就非掉河里不可，那該怎么辦？這個問題十年前就提出了，但直到今天還是我們的困惑。
社會科學恢復至今已有三十年，但在經世致用、尋找中國式道路、為中國現代化服務上，功績寥寥。由于社會科學的無所作為，政府和民眾只能在實踐中屢屢碰壁，不停地“交學費”，還美其名曰“試錯”或“成功的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
社會科學經世致用、為現代化服務，是說社會科學不是所謂“愛智慧”的游戲，它決不是用來供研究者自娛自樂，以證明他們的個人智慧，并為他們提供飯碗的崗位。社會科學經世致用、為現代化服務，并不是說要研究者為政府或資本家賣命，按照既定思路完成某種論證。那是玩弄政治陰謀，不是社會科學研究。不過，今天的社會科學中，玩弄政治陰謀的現象還頗為常見。“改革教”的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日益服務于新生資產階級，甚至服務于買辦資產階級；新法治理論體系也日益服務于各路權貴和資本。房地產市場價格論、土地私有化論、反民主的司法獨立理論等，都是明證。這些理論和“研究”不過是政治圖謀的精致包裝。歸屬于不同政治派別、依附于不同利益集團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如果都只是代表他們各自依附的利益集團說話，去影響決策，那誰來從全局出發尋找中國式道路？如果社會科學研究者都只服務于利益集團，從自己依附的利益出發，那誰來保證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今天，很多學者聽說社會科學要經世致用、為現代化服務，就本能地拒絕，似乎這樣他們就喪失了思想自由和學術自主性，就陷入了政府的學術控制之中。這真是莫大的誤解，之所以如此，也許是因為他們對社會的認識還沒有從“文革”的陰影中走出來。這背后的原因當然很復雜，其中之一也許是，當前勢力最大的“改革教”市場經濟理論和新法治理論體系，不斷地將自己的理論霸權建立在對“文革”的批判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對現實社會的研究基礎之上。他們用對“文革”的批判來激起人們對社會控制的恐懼，從而掩飾自身理論的貧困，進而維系“改革教”理論。
當前中國社會科學最大的挑戰，誠如馮象先生所言，既不在于學術體制內的腐敗，也不在于政府對學術的控制，而是在全球化即美國化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整體上的邊緣化、殖民地化。由于理論譯介來自西方，中國社會科學整體上處于寄生狀態，依靠消費西方理論維生，無鑒別無批判地輸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學說、視角和立場。于是，與經濟領域的世界規則一樣，社會科學主流已廣泛接受美國的影響，跨入了“美國時代”。典型如中國基層司法理論的建構，很多學者不但以美國司法為標準，甚至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為標準。幾乎所有新問題都是先在美國被發現和討論后才傳到中國，中國似乎處在“文明”、“理論”和“普世價值”的邊陲，美國化的學術與“理論”日漸在中國通行。
社會科學進入中國，本來是出于在新的歷史和世界格局下，解決中國問題的需要。因為當中國遇到西方，當中國跨入現代社會的門檻，傳統通過解釋儒家經典適應社會需求、經世致用的方式再難奏效。現代社會變遷日益迅速，社會問題日益復雜，這越發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現代社會科學去應對。但社會科學一旦被引入，便逐漸有了自己的獨立場域和運作邏輯，研究的進展需要在與前人對話的基礎上進行。這樣一來，必然導致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參與西方社會科學對話，甚至以與西方（尤其是美國）對話為目標，這會導致一系列嚴重后果。以中國農村研究為例。當前的中國農村研究早已成為“顯學”，但尚未能成就普遍解釋力的理論，遑論成就偉大的學術傳統。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農村研究領域要么只是單純關注政策，缺乏理論關懷；要么過快地進入與西方理論的對話，從而日漸淪為西方理論的消費場。正因此，當前農村研究的水平相當低。這與其顯赫的學術熱點地位極不相稱。
無疑，西方社會科學為中國農村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的理論、方法和視野。在目前的研究中，西方社會科學處于相對較高的地位，西方的中國農村研究水準也普遍比我們國內的研究水準高。然而，西方的中國農村研究本身具有建構的特征，它要解決的問題與中國真正需要關注的截然不同；同時，西方的研究也有諸多未言明的前提和預設，它們在西方語境下無需言明，甚至這種語境與研究的具體問題之間無法分割。比如中國鄉村調解，海外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中國法律政策及其對現代性挑戰的應對；而中國社會科學則更需要研究，調解制度的供給與鄉村法律實踐之間復雜關系。如果我們對此不加以分辨并失去應有的警惕，就會不自覺地與西方進行對話，從而喪失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忘卻了中國社會科學服務于中國現代化的基本任務。因此，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尤其是西方的中國農村研究成果時，我們就不能只在技術性細節展開討論，而首先應討論細節研究所蘊含的前提；尤其應當反對在具體細節問題上進行對話式、甚至“填空”式研究，而應該學習其研究的立場、方法和視角。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學習到西方社會科學的精髓，且不被其具體研究所左右，真正做到中國社會科學為中國現代化服務，為探索中國式發展道路服務。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對諸如農民城市化的問題有務實的看法。
四
有鑒于此，中國社會科學，應當在拒絕學術腐敗和學術控制的同時，培育強烈的政治意識，應當關注民族利益，敢于擔當歷史責任，并把理論探討的出發點放在中國的現實和經驗，而非任何西方“理論”，讓中國社會科學經世致用，為中國現代化服務，為探索中國式發展道路服務。如此，中國社會科學才能夠觸及歷史真理，解釋中國經驗，承載民族精神，成就偉大的學術傳統。
從上述立場出發，我們需要對過往的研究態度和研究方法加以深刻的學術反省，進而開辟通往社會科學理論的大道。因此，我們要對“普適”面孔的西方理論懷有警惕，警惕它們所造成的意識形態霸權。曼海姆區分過兩種意識形態，一種是建立在事實真相基礎之上的“全面”意識形態，另一種是扭曲事實真相的“特殊”意識形態。后者通過對事實和真相進行掩飾和扭曲來保有自身利益，通過不斷重復而為大多數人接受，進而成為“真理”，并最終成為一個社會中的“霸權”。這種意識形態霸權有著特定的利益基礎和利益訴求，但在生活中卻以中立的姿態出現，因為它不需要挑戰任何權威，而只需要通過欺騙來保有地位，這樣，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將自己建構成一種“中立”的“理論”和“真理”。而當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接受這個“真理”時，全社會就喪失了想象力，認識不到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意識不到另外選擇的可能性。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馬克思發現“剩余價值”之前，根據過去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工人階級并不清楚是自己養活了資本家，卻誤以為是資本家養活了工人階級。
當前中國社會科學中有兩種意識形態霸權，一是西方社會科學的“普世價值”，二是利益群體的所謂中立“理論”，而這兩者又往往交織在一起，迷住了世人的眼睛。“普世價值”本來只是歐美世界的地方性知識，但越來越被包裝成普世真理。歐美文明的演進以及歐美國家立國本來是一部弱肉強食的骯臟歷史，卻日益被“普世價值”包裝成上帝蒞臨、光明普及的文明發達史。隱藏在文明史的幻象背后，“普世價值”儼然成為替代船堅炮利的新殖民武器。保障特定利益集團利益的所謂“理論”卻以中立的面目出現，甚至以保障弱勢群體利益的面目出現，從而保有彌合社會不平等的幻象。凡此種種，在當今社會屢見不鮮。一旦社會彌漫著意識形態的霸權，既有的制度無論如何翻新，公平正義都只會是水中月、鏡中花。正因此，誠如葛蘭西所言，工人階級要把握文化領導權。在馬克思看來，工人的階級自覺產生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馬克思之后的資本主義實踐表明，沒有文化領導權，工人階級也難免被意識形態霸權所左右，從而像農民一樣一盤散沙。
現代社會是一個社會關系和社會形態非常復雜的社會，讓蕓蕓眾生以自己的慧眼去看穿這個社會，實在太難為他們了，因此，接受意識形態是他們難以逃脫的悲劇命運。而慧眼看社會的任務自然就落到了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肩上。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批判并揭穿那些虛假的意識形態，在事實和真相的基礎上，在工農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建構社會科學理論。社會科學理論是對現實生活的抽象和概括，是建基于現實世界的意識形態。一旦社會科學研究者在現實的基礎上，建構了符合工農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意識形態，接受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民眾和政府官員，自然就會在社會實踐中少犯錯誤，少付“學費”。倘若中國社會科學能夠擺脫普世價值的束縛，擺脫利益群體的政治圖謀，在呼應中華民族崛起的高度上，建構出社會科學理論和意識形態體系，實在是中華民族之幸事。
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來，中國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建國六十年來中國基本完成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強度和烈度在中國農村表現得尤為突出。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中國農村社會一方面是固化的，傳統社會的因子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又在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在積累著現代性的勢能。因此，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中國農村，是在傳統社會因子得以保留的狀態下，快速進入現代工業社會，遭遇現代性的猛烈沖擊。
中國所經歷的如此之大的社會轉型，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三十年的變遷可與歐美國家二百年的變遷相當。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遷，讓一代中國人在有限的生命歷程中得以經歷見證。中國三十年的經驗現實，給了中國社會科學以巨大的發展機遇。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的引進、套用、模仿色彩逐漸淡出，而經驗、創造追求日益凸顯。經過1980年代的激越蹈厲、1990年代的沉潛蘊積，21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正在深入精進，我們理應有信心也有決心，以建立建基于中國經驗基礎上的中國社會科學為念。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應當以“中國經驗”、“本土問題意識”、“學術原創”為原則，在意識形態霸權上撥亂反正，告別充斥坊間的材料整理類研究、中西比附類研究，超越重復堆垛而毫無創新的學術泡沫。
中國社會科學應當從具體問題切入，尋求具體問題在三十年來中國經驗中的準確定位，進而搭建經驗與理論的有效橋梁。改革開放三十年，是當代中國后革命時代的開端，其發展之隱晦、影響之復雜，其治理的困境，連同政治倫理的變遷、社會形態的變化，實在是一流社會科學理論的經驗材料和學術基礎。中國社會科學理應能夠對三十年來之中國經驗有著睿智的見解和深刻的洞見，如果它們目前還難以成就一流的社會科學理論。倘若社會科學研究者能夠在政治意識的高度上，把握三十年來之中國經驗，不為社會現象的紛擾復雜所困惑，不為意識形態霸權所捉弄，辨偽存真，才可能無愧于我們正在經歷的既偉大又充滿兇險和挑戰的時代。否則，當中國社會科學建成異化之日，必是“普世價值”和所謂中立“理論”凌駕一切之始，這一代學術人注定遭后人嘲笑。
本文原載《天涯》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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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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