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今天，曉明的生命仍然在我的腦海中閃著微光，忽明忽暗。我從來沒有想到會認識曉明——一個年僅21歲，剛從湖北農村老家出來打工不久的年輕女孩兒。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全身上下幾乎全部被燒焦，唯一幸免于難的那張美麗的臉上，閃動著一雙明亮而純真的眼睛。她看上去很虛弱，但卻非常平靜地說：
小孩子喜歡打架，喜歡蹦蹦跳跳，喜歡唱歌。可我喜歡跳舞，所以我想過或許有一天我能成為一名舞蹈演員……
到我們村可不容易了，我們村在大山里面，不通火車也不通汽車。要到我們家你必須得走上大約一個小時……
我們那里的人很窮，但是很單純……城市里幾乎沒有什么信任。我不喜歡城里人。
我幫父母做了幾年農活和家務，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喜歡種田，我也不喜歡。每個人都說在“外面”干活很好玩，而且還能賺很多錢。
1990年，我和幾個同鄉一起離開家來到深圳打工，在一家制衣廠找到工作。那次是我第一次找工作。進廠前，管理者對每個人都要進行面試和筆試，那個時候我真是害怕極了。在廠里人人都爭工作，爭工作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很孤單。
我告訴自己要做個成年人，無論廠里有沒有同鄉，我都必須自己照顧自己。工廠安排我住在工人宿舍的一個小床鋪上，我誰也不認識。那個時候我才嘗到了人們常說的那種離家的“滋味”是什么，就是你只能一切靠你自己了。
但是剛剛從農村出來的時候還是很興奮的，大城市，高樓大廈，商店和那么多的人……就好像看電影一樣。而我自己就在電影里面。無論看到什么都覺得新鮮，覺得自己特別土氣特別單純……
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做得很不開心。廠子是個臺灣老板開的，總是拖欠我們工資，本來應該是每個月的第一天發工資，但是他們總是遲發，有時候遲一個月，有時候遲兩個月……好在工資不比其它廠低，我每個月能賺到300塊錢。
我是1991年5月離開那間廠的，我表姐介紹我到了現在的這間玩具廠，這個廠很大……我們干活很辛苦，從早晨到半夜，一天12個小時。每天都累得我精疲力盡……但在這里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有很多親戚朋友在這里；我們經常聊天兒，還能互相幫忙。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沒有再想過要跳槽去別的廠……每隔三個月我都會給在老家的爸爸寄600塊錢，也給自己存幾百塊錢。我覺得自己至少能在這間廠干上幾年。
但是后來卻著火了，大火……
為了揭示打工妹們生命中無法逃避的社會暴力，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逐漸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尋找中國打工主體的漫漫長路，并嘗試在當代中國——它正迅速成為一個為全球生產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世界工廠”——探索一種另類社會抗爭的可能性。曉明的生命中不斷閃現的火光、疼痛和記憶，凸顯出這個時代的創傷，敘述著貫穿于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會抗爭。
這場大火已經過去十年。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中國，我看到新的打工階級正在掙扎欲出，當我試圖去理解這種完全陌生而殘酷的生活經驗時，最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中國打工階級的生活狀況十分窘迫，然而這個階級的聲音卻不僅被國家機器建設現代化的轟鳴聲所湮沒，同時也遭到了普通民眾（不僅是城市新興的中產階級，有時候甚至包括打工階級自身）的普遍反感和憎惡。換句話說，一方面，階級主體自身不能言說；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對階級這個議題普遍患有失語癥。正是這種困惑驅使我欲將當代中國的階級語境探出個究竟。然而荒謬的是，“階級”這個詞匯已經被淘空得只剩下一具軀殼，仿佛一個亡者盼望轉世的幽靈。
本文的第一個重點是推導出“階級”在中國從毛澤東時期到后社會主義時期的系譜，以幫助理解改革時期中國新興打工階級的“失語與發聲”的喻意。我認為，打工階級的“失語癥“（discursive dyslexia）不僅對中國的勞動與人口政策及法規的制定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也阻礙了打工階級自身的形成。
本文的第二個重點是強調“階級”、“階級意識”以及“階級斗爭”等充滿爭議性的概念需要在深入的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的基礎之上建立更加成熟的理論。盡管當代中國尚未出現以對抗國家與資本為目的，既有組織又有系統的集體性“階級斗爭”，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急劇變革的中國社會尚未出現“階級意識”的萌芽。在本文中，我將在打工者們真實的日常生活實踐以及社會抗爭中，尋找其階級主體發聲以及打工階級形成的可能。
一、階級主體新釋
湯普森（E. P. Thompson）曾經在研究英國工人階級之形成時指出，“工人階級并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在它自身形成中。……不僅如此，對階級的看法還有賴于對歷史關系的看法。如其它關系一樣，歷史關系是一股流，若企圖讓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刻靜止下來并分析它的結構，那它就根本不可分。……關系總是要體現在真人身上，而且還要有真實的背景。”（Thompson，1963，p9）
湯普森的這一洞見提醒我，必須盡量避免將中國打工妹們的真實生活變成一堆死氣沉沉的統計數字、模型或者用“階級”語言堆砌而成的結構。湯普森的主要貢獻有兩點：第一，他對實證主義歷史學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這種觀點既忽略文化，又忽略工業化、政治形態以及工人階級主體性的質變過程。第二，他對堅持唯物主義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提出挑戰，認為他們過分強調物質決定論而忽視社會或文化的能動性，因而忽略了階級主體以及階級意識的復雜性（McLennan，1982）。湯普森認為，階級絕對不是一種結構性的生成物，它有賴于歷史關系，這個階級的產生正是其自身實踐的結果。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及其形形色色的經驗本身將為我們提供理解其自身階級形成的線索。除了工人階級自己，沒有人可以成為他們歷史的行動者。
盡管工人階級的主體性被重新恢復到歷史舞臺的中心，但是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中，文化、階級主體性與階級呈現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卻未被充分地進行理論化。{2}因此它一直受到后結構主義理論的批判，后結構主義理論強調表述政治和主體的去中心化，而這兩者都竭力反對任何統一的或者目的論化的階級觀念。
我將在此重點強調兩點：第一，表述政治總是存在于特定的歷史、空間和文化之中的，表述場域恰好是各種力量匯集交鋒的競技場：國家、資本、知識分子、傳媒以及最后卻非最小的一種力量——打工者自身，都將紛紛進入這個場域，試圖詢喚出打工階級的形態和本質。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無產階級是由社會主義的表述政治“宣布”并創造出來的，“階級”在其“相應的”主體尚未出現的情況下便被建構出來，可以說，國家機器為了創造出階級行動者而壟斷了詢喚的權力。
第二，以“目的論”取向來描述和解釋“階級”是不恰當的。因為正如湯普森所言，“階級”既是一個歷史性的、結構性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文化的、日常生活經驗的概念（Thompson，1963，p9-11）。就像“性別”和“種族”等概念一樣，“階級”體現的也是一套特定的人類關系，這些關系既不能被統一歸類，也不能僅被簡化為某種本質的具體呈現。卡魯比認為，這樣一種歷史性的、關系性的階級概念，一方面意味著一種更加開放性和偶意性的階級分析形式，同時也是避免陷入化約主義（reductionism）、僵化主義（reification）和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等思想謬誤之中的最好辦法（Kalb，1997，p6-7）。
除了主張對階級進行關系性的解釋之外，另外還有一種主張是傾向于用“階級斗爭”來取代“階級”本身。麥克林南（Mclennan 1982，p112）曾指出，湯普森針對工人階級的形成，發展出了“階級斗爭可以脫離階級而存在”的觀點，因為在湯普森看來，“斗爭”比 “階級”本身更重要，而抽象的“階級利益”并非由具體的階級以其階級身份進行爭取。湯普森清楚地意識到，工人階級的話語與大眾思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后者更加傾向于認同傳統的“道德經濟”（Mclennan，1982，p113）。對工人罷工的研究證明：沒有階級斗爭就沒有階級，工人總是在階級斗爭中獲得階級意識，從而上升為一個階級。丘延亮（Fred Chiu）明確提出“沒有階級斗爭就沒有階級”的觀點，他指出，“只有當工人個體被詢喚，并卷入到一種集體性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之中的時候，‘階級’才存在——這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個人有意識地確立自身的道德—政治地位，并被卷入具體斗爭的戰場。在這樣的時刻——不是更早也不是更遲——可以說，階級出現了。”（Chiu，2003，p220）
我同意主體性以及工人對罷工等工人運動的積極投入是階級意識形成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將“階級”假設為“階級斗爭”，尤其是將其簡化成一種集體運動的做法，仍然是不合理的。我對工廠女工的研究發現，“階級意識”同樣也是在日常實踐中形成的，它可能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中表現出來，而且其“階級意識”幾乎不比任何集體性階級斗爭的時候弱。在車間里，無論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普遍而靈活的傳播和使用著包括凝縮技術（condensation）、置換技術（displacement）以及呈現技術（representation）在內的表述政治，而且通常與性別、族群以及城鄉地位等話語交織混合在一起使用（Perry，1996）。沒有“階級斗爭”并不意味著沒有“階級意識”和“階級”。很明顯“階級斗爭”、“階級意識”和“階級”這三者之間并不存在順次一一對應的關系，反之亦然。將階級區分為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對于理解打工主體形成過程中的結構性以及歷史性的制約因素是大有幫助的。
在中國，“階級分析”則遠遠要超出純粹學術討論的范圍，它在更大程度上實際是個具有政治性的話題。由于受到化約主義、僵化主義和本質主義的影響，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將“階級”話語和社會主義運動浪潮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說，是毛澤東的革命思想在中國醞釀了一種“階級斗爭”話語的話，那么，鄧小平發動的改革則以一種“現代性”話語取而代之，允許并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中國的文學創作中出現了“傷痕文學”，率先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傷痕進行展示，并對毛澤東的某些錯誤及其對“階級斗爭”的信仰提出質疑。在迅速走向“資本化”的后社會主義中國，“階級”不再僅僅是個空洞的意符，它正在迅速成長并不斷重構自身，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國家機器的矛頭已經顛倒過來，直接指向了“階級”話語。
在當代中國，新的精英集團正在崛起，它們自覺地對抗著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話語以及特殊意義上的“階級斗爭”話語，因為這些話語仍然有可能塑造大眾記憶和社會主義歷史。打著新自由主義話語的旗號，新的霸權機器已經為抨擊“階級”話語和駁斥過時并且有害的思想模式做好一切準備。然而，就在這個荒謬的歷史時刻，借用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話來說，馬克思的幽靈又回來了，它必須回來。正如德里達所言，“不過反對意見似乎也是無可辯駁，但是無可辯駁本身就表明：這個正義使生命超越當下的生命或它在那里的實際存在，它的經驗的或本體論的實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種生命的延續。”（Derrida，1994）這句話具有一種“視覺效應”：我們看不到誰正在注視我們，但是“這個幽靈般的存在的確正在注視著我們”（Derrida，1994，p7）。在“階級”已經被剝奪了語言無法發聲的時刻，一個新的打工階級正在掙扎欲出。這一次，這個幽靈般的他者在我們周圍徘徊著、注視著，不敢期望自己可以被人看到，除了它自身的影像。仿佛孤兒一般的命運既是它的不幸也是它的幸。它不僅僅是一個自身形成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場至關重要的斗爭，一次讓這個幽靈轉世的機會。
二、中國的階級形成
安·安娜諾斯特（Ann Anagnost，1997，p17-44）曾經指出：“讓底層階級說話”是中國二十世紀初期的現實主義文學所進行的一場革命，然而，國家機器卻片面地借助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點將其吸納到政黨—國家的話語之中。盡管在當代中國，階級分類已經不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但新的打工主體的形成卻仍然要比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對“階級”的看法——經常把主體視為純粹抽象物或者生產手段與生產關系的結果——要復雜得多。
在本文中，“階級”不僅是一組流動的歷史性關系，而且也是由無數的張力、多重的結構性矛盾以及時而出現的沖突因素等共同構成的一組特殊關系。新興打工階級崛起于社會底層，它的形成注定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因為它一出現便遭到上層支配階級的破壞和瓦解。形成與解體仿佛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同時發生于新興打工階級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當代中國掙扎出世的過程之中。{3}
正如安德魯·沃爾德（Andrew Walder，1986）所言，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獨特性在于，它完全是由政治而非市場決定的。首先，毛澤東思想重新解釋了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突出強調階級斗爭。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其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分析的原因是要為共產主義革命分辨出敵友：“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進而指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Mao，1965，p13）然而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為數不過二百萬人左右，而且，“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Mao，1965，p18-19）盡管毛澤東在戰前對中國工業無產階級的革命參與寄予厚望，但他也非常清楚當時這個階級的人數仍然很少。{4}實際上，后來與日本以及國民黨的戰爭所依靠的主要是農村地區的廣大農民群眾。毛澤東將農民劃定為“半無產階級”，這個階級是無產階級的最堅定同盟（Schram，1969）。然而革命勝利后，不是廣大農民，而是城市中的工人被稱作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并因此而成為新中國的主人。政治象征與階級主體之間關系的恣意性是如此明顯，意旨與意符之間的巨大差異性既維持同時也破壞著作為象征性符號的“階級”話語。
在毛澤東時代國家計劃經濟的背景之下，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只用了短短幾年時間。而相比之下，英國和其它歐洲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形成則至少經歷了半個世紀，并且是由市場經濟決定的。中國的工人主體是被毛澤東思想的階級意識形態詢喚到“階級地位”之中的。表述政治的力量如此強大，它不費吹灰之力就將“自在階級”演繹為“自為階級”。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開始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的大手很快將毛澤東一手打造的社會“階級”結構擊得粉碎。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城市改革打破了一直受到國家保護的公有制企業工人階級的“鐵飯碗”（Leung，1988；Walder，1989；Sargeson，1999；陸學藝，2002；譚深，1993），中國工人階級昔日的特權地位被徹底否定。在中國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和資本的主導論述稀釋了階級話語的力量，但這并不意味著階級分析已經過時，事實上，一切并不那么簡單。在現代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以及政府官員們指望用主張現代性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來將急劇的社會變遷合理化，并對階級結構與社會關系進行重構。去除階級分析，是他們為了掩蓋其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而采取的一種政治策略。為了給強調個人主義、專業分工、機會平等和開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鋪平道路，階級話語被徹底壓制。因此可以說，中國的“階級”歷史被雙重地取代——首先是被國家，然后是被市場。在急劇變革的當代中國社會， 對階級的雙重取代使階級實踐的意義無法呈現出來，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它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
然而，從農村涌入城市的外來工們已經迅速地構成新的勞動大軍，城市中不斷涌現的工業區或開發區為全球資本利用中國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提供了條件。因此，在中國進入全球經濟體系之際出現的主要由農民工所構成的新興打工階級，它的命運實際上是由國家和資本共同決定的。作為一種階級力量，新興打工階級從一誕生開始便受到結構性的壓制。 在當代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不僅與政府官員高度重疊，而且與中國的家族親屬網絡亦密不可分（Bian，1994；Lin，1995）。資產階級與政府官員勾結在一起，形成一種政府法團主義治理形態，這也是導致新的階級話語被壓制，致使階級失聲的最大力量。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城市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經常是被津津樂道的話題，然而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以及對外來或農村廉價勞動力的剝削，卻總是被輕視或者忽略。在城市的精英們眼中根本就沒有什么“階級分化”，他們只知道政府允許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既然如此，自然就會出現差距和分化。支配階級試圖用開放社會來取代階級社會的意圖非常明顯。而且，開放社會對階級社會的“取代”是在國家與資本論述的充分構思和嚴格管制之下進行的。因此這個“取代”過程可以被視為一個被市場合法化的“政治過程”。
三、模糊的階級身份
中國并不是唯一主動引進全球資本主義要素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東歐的改革一樣，中國政府面對國家計劃經濟的僵化結構所帶來的種種弊端，決定引進市場經濟機制來解決社會危機（例如發展水平低下、就業不足、大量失業、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Dirlik & Meisner，1989）。改革開放之后，中央政府將發展經濟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于是地方政府紛紛嘗試將城市規劃和發展成為“世界工廠”。為了優先實現經濟發展的目標，地方政府毫不猶豫地實行嚴格的社會控制。在現代“大”都市的夢想與強化行政控制體系的欲望之間的巨大鴻溝中，便出現了剝削型的勞動力使用和管理機制。
中國的人口控制主要是通過戶籍制度，這個制度正式建立于1958年，當時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中國的戶籍制度不僅決定了一個人的居住地，而且還決定一個人的整個生活變遷——社會等級、工資、福利、實物配給量以及住房等（Solinger，1991；殷志靜、郁奇虹，1996；陸學藝，2002）。改革前的戶籍體系單一而嚴格，即“城市常住居民戶口”和“農村常住居民戶口”。{5}在這種戶籍制度下，農民的命運被農村戶口禁錮在土地上。盡管戶籍制度本身的漏洞造成了一些“非法”城鄉移民的存在，但從數量上來看，他們絕對不可能改變農村與城市、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二元結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深圳市政府率先對戶籍制度進行重大改革，頒布控制流動人口的暫行辦法。在原來的常住居民戶口基礎之上增加了暫住戶口，主要是針對短期務工人員。戶籍制度與勞動力控制緊密聯系在一起，它的存在有助于勞動剝削機制的產生。政府利用戶籍制度將城市中的人口區分為常住人口和暫住人口，使政府無須承擔向農民工提供住房、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福利的責任（Solinger，1999；Mallee，2000；Zhang，2001；Tan，2000）。城市需要農村人口的勞動力，然而一旦她們的勞動力不再被需要，她們便無法在城市繼續生存下去。事實上，城市不允許新興打工階級在它的土地上生根。更糟糕的是，戶籍制度與勞動力控制機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特殊的權力形態，建構出農民工模糊的身份認同，從而既深化又同時掩蓋了對她（他）們的剝削。暫住人口是不是城市居民？農民工到底是工人還是農民？這些問題的答案總是曖昧不清的（Andors，1988，p40-41）。農民工地位的模糊性，有助于中國政府在沒有充分認可其勞動者身份的情況下，仍可對其任加使用。正如索林格（1999）所言，這已經造成了一種即使不是畸形也是沖突的公民權（cotested citizenship）狀態，這種狀態不利于農民工們將自身變成城市中的工人。“農民工”這個詞，模糊了農民身份認同與工人身份認同之間的界限，這便在無形中抑制了打工階級的形成。
此外，城市政府不向暫住人口提供住房、教育以及其他環境基礎設施。外來工們不僅自己不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權利，其家庭成員也不被允許居住在城市，除非她（他）們自己也能夠在城市找到工作。外來工結婚和生育都不能在城市進行登記。官方仍然將外來工視為農民，認為她（他）們應該依靠其農村家庭網絡的支持。因此，地方政府和外資企業不僅可以減輕負擔，同時還可以從農村勞動力的使用中獲利。而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則要由農村社會承擔。外來工是城市中的匆匆過客，一般來說，打工者——尤其是打工妹——結婚之前在城市工廠里的打工時間約為3—5年。她們對生活的長遠打算，如結婚、生育等都被預期將在農村進行。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現代中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十分依賴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模式。在中國，無產階級化的另一個主要特點是：它并非由市場力量決定，而是由政治與行政力量決定，即通過政治與行政的力量將各種現存的社會關系與經濟結構整合到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之中。由于中國農村地區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因此城市政府完全不需要擔心勞動力的再生產問題。
簡而言之，要想將經濟特區發展成為一個現代的工業城市，必須依靠對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的使用，而與此同時，國家和資本的論述卻有意無意地否定打工者的“階級”地位。模糊的身份認同是人口控制和勞動力控制等兩種機制的奇特混合物，在中國與全球經濟的整合過程中，身份認同的模糊性有助于保持廉價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和彈性。強調現代性與發展的新自由主義論述既將上述剝削機制合理化，又決定了中國新興打工階級的弱勢地位，因為它甚至連一個表達自己存在的空間都未被賦予。新興打工階級所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是，打工者沒有在城市中安家的權利，因此就等于被剝奪了階級生根的土壤。貧民窟是無產階級可以組織起來發展成為階級力量的地方。盡管廣州、北京等一些大城市中出現了外來工的聚集區迅速擴張的現象（Zhang，2001；王春光，1995；王漢生、劉世定、孫立平、項飚，1997；趙樹凱，1997），但在大多數城市中，這種聚集區通常是政府努力進行整治和清除的主要對象。農村的無產階級化是當代中國的一個獨特現象，在這個過程中，每個農民工作為產業工人的生活都是短暫的，幾乎沒有人敢去奢望真正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從農民變成工人。當外來工們被遣返回鄉的時候，打工階級在逆境中成長的“根”便遭到破壞。因此可以說，在當代中國，政治與行政力量（盡管混亂）連同階級的失語，共同決定了新興打工階級的形成和解體。
四、社會行動者？還是打工階級主體？
在當代中國，追求現代性就意味著中國社會必須允許私有以及跨國資本不僅對中國的經濟生活，同時對社會以及文化生活進行滲透和管制。在對工廠打工妹的人類學研究中，我除了借鑒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自我形塑技術”、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分析以及性別與勞動的女性研究之外，我還參考了亞蘭·杜漢（Alan Touraine）的著作以及他所提出的“社會行動者”的概念。在中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由國家社會主義向市場資本主義轉型的這場急劇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中，像曉明這樣的外資工廠的打工妹們是經歷這場轉型的先鋒之一。身為女性、身為農民、身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是生活在變動社會中的一個游離的主體，她們的聲音決不會輕易被任何主導話語（無論是知識話語還是政治話語）所湮沒。
在我開始著手打工妹研究的時候，除了借鑒Foucault的“自我形塑技術”（self-technology）、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分析以及性別與勞動的女性研究之外，我還參考了Alan Touraine的著作以及他所提出的“社會行動者”的概念。在中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由國家社會主義向市場資本主義轉型的這場急劇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中，外資工廠的打工妹們是經歷這場轉型的先鋒之一。作為女性、作為農民、作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們是生活在變動社會中的一個游離的主體。她們的聲音不會也不可能輕易被任何主導話語（無論是知識話語還是政治話語）所湮沒。
打工妹們正在經歷、體驗、想象和反抗著自身的生活道路，由于這個新型社會主體的斗爭是豐富、獨特而多元的，因此她們的斗爭不應該再被簡化為政治化的“階級斗爭”。如果階級分析作為一種社會斗爭的武器是有效的話，那也只有當它扎根于底層階級的斗爭經驗之中的時候才能重振旗鼓。換句話說，階級分析只有在打工者們自身抵抗資本與市場的日常政治（infrapolitics）中才能發揮作用。{6}深陷于三重壓迫的囹圄之中的打工妹們，必須要活出她們自己的階級經驗，并將這些經驗作為其生活抗爭的一部分。如果說，底層階級曾經被來自支配階級的主導話語傷害過，那么，在全球資本主義與中國現代性工程的交匯處出現的新主體——打工妹，則正在翹首盼望著“階級分析”的歸來。
五、打工主體的生成
“打工”意味著將個體變成勞動主體的過程，尤其是在為資本主義老板工作的情況下。“妹”則進一步顯示出這個勞動主體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別身份。“打工”一詞來源于香港的方言——廣東話，在香港，勞動關系主要是由市場決定的。簡而言之，“打工”就是“為老板工作”，帶有強烈的勞動力商品化或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的意味（Lee，1998）。中國在過去的20多年里，“打工妹”和“打工仔”是兩個非常廣泛使用的詞匯，與“工人”——即無產階級——這個在毛澤東時代更加普遍使用的詞匯形成對比。在毛澤東時代，“工人”在社會中享有農民階級望塵莫及的高度特權地位，國家宣稱他們是國家的主人，并且不再異化于勞動。而馬克思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異化是普遍存在的。工人是社會主義中國將勞動力從異化中解放出來，并使其在勞動過程中充分實現自我的新型主體的理想類型。實際上，在過去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工人是為國家工作的，國家作為“社會主義老板”，不僅給工人發工資，同時還提供終身雇傭、住房、醫療保障以及子弟教育等福利（Walder，1986；李培林，1992）。
“打工”不僅僅意味著離開“社會主義老板”，而且也意味著來自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老板們的到來。“打工”意味著勞動者不再受到國家的全面庇護，它是臨時性的勞動，會被任意解雇的勞動，并且是隨時可能被更低價格的勞動所替代的勞動。打工的價值，如果有的話，是由市場決定的，資本家榨取其勞動剩余價值作為利潤。換句話說，“打工”一詞意味著社會主義勞動關系向資本主義勞動關系的轉變，打工仔/妹則是清楚勞動剝削、具有階級意識的新蛻體。
新型的“打工主體”是如何發展出與社會主義時期的工人“階級主體”完全不同的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的呢？打工主體的形成又是如何從社會底層獲得動力以及生活策略，以使其不能被任何單一政治議程所吸納的呢？另外，拋開無產階級化的目的論視角，打工主體會形成什么樣的個體或集體反叛模式？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六、主體、欲望和抗爭
中國全球化生產時代的到來宣告了打工潮從農村向城市的涌現，工業資本一面熟練地操縱著需求、欠缺和欲望， 一面在既夢想成為城市工人，又夢想成為現代消費者的打工者中間將“現代化”神圣化。創造欲望和欠缺是市場經濟的藝術，用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利（Felix Guattari）的話來說，它“在產品充足的情況下，刻意地創造出需求和需要；令所有的欲望蠢蠢欲動，并使人永遠墮入唯恐自身欲望無法滿足的深淵。”（Deleuze & Guattari，1984，p28）
從農村地區涌向城市工業區的巨大民工潮展現出打工的欲望，從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政治操縱著社會欠缺，使農民工們產生了填補這個空缺的欲望。然而，正如城鄉差別、地區和性別不平等的系譜學所顯示的那樣，這個空缺被社會主義體系進行了歷史性和制度性的修正（Perry & Wong，1985；Seldon，1993；Solinger，1993 & 1999；Stacey，1983；Wolf，1985；Croll，1985 & 1994）。年輕女性離開農村的迫切渴望，遠遠不是將其歸因于貧困或者農村剩余勞動力多等一般觀點所能解釋的（West & Zhao，2000；Zhang，2001；譚深，2002；孫立平，2000）。貧困，從另一方面或許也可以說是富有（剩余勞動力），作為具體的社會欠缺形態，是由國家權力與資本權力共同創造和組織出來的。貧困，尤其是城鄉之間的巨大落差，是人和歷史共同創造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一種為了掀起填充和改變這種狀態的社會性欲望而存在的消費性話語。
農業勞動的貶值及其與工業生產所形成的鮮明對比，暗示著差異政治、層級制度以及他者化等都與打工妹這個新型主體的形成過程相關聯（Pun，1999）。正如許多關于女工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樣，農村人的身體通常被想像為粗糙的、骯臟的、土氣的或者懶惰的；相比之下，敏捷而靈巧的工人的身體則通常被描述成年輕的、單身的、女性的，并且尤其適合新的國際勞動分工（Nash & Fernandez-Kelly，1983；Kung，1983；Leacock & Safa，1986；Ong，1987；Lamphere，1987；Rosen，1987；Hsiung，1996）。新的自我與身份認同的建構是一個賦權的行動（Laclau，1990），是一個自我主體化、排斥和替換的過程（Foucault，1988），涉及到制度控制、規訓技術、命名藝術以及話語權力的安排（Kondo，1990）。新打工主體的建構使陳舊落后的社會主義和農村人被不斷地貶值、降級和放逐。農村人被想像成卑賤的主體，換言之，是嶄新的、現代的、理想的身份認同背后的黑暗污濁的內里。城市和農村、南方和北方、男性和女性、已婚和未婚等社會差別都被用以維持、擴充和修正支配權力與層級制度。打工妹，作為一種新身份，作為一件文化產物，恰好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機器開到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進行收割的這個特殊時候被創造出來；它標志著一個由市場、國家和社會三方共同影響無產階級化的新時期的開始。
如果說，馬克思已經指出了城市與農村的分化是資本積累的基礎，那么在本文中我將補充資本積累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性別差異，尤其在這個全球化生產的時代（Nash & Safa，1976；Ong，1987; Stitcher & Parpart，1990；Ward，1990）。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強調階級而否定性別差異；而改革開放后，中國卻到處充斥泛濫著性論述以及女性身體圖像（Croll，1995；Evans，1997）。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需要依靠一種性論述來作為差別體系和層級制度的基礎。曉明之所以能被招進工廠不僅僅因為她是一名來自農村的外來工，同時也因為她是一名女性，是被認為價格更加便宜，而且更加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女性。在中國，外資的電子廠經常被比喻為桃花源，那里的少女們正在等待著男性們的追求。生產機器的微體權力對平凡的身體沒有興趣；它只對特殊的身體，即女性的身體才感興趣。因為女性的身體通常被想像為更加馴服、忍耐并且更加適應工廠機器。
然而，打工妹既遠非一件簡單的文化產物，更不是權力和論述的結果，也不是一種性別構造。作為一個打工主體，打工妹是自身主體化過程與社會對主體進行塑造的力量相抗衡，以爭取“行動者回歸”而生成的一個主體（Pun，2000 & 2002）。中國農民希望將自身從長期的隔離生活中解放出來的強烈欲望，正好碰上企圖控制農民身體的政治技術，因此農民將作為行動者展開行動來改變自己的生活。打工妹，作為一個以各種形式的合作、反抗以及挑戰為特征的特殊底層階級，凝聚了支配與反抗這個雙重過程。正是這個雙重過程共同創造出復雜、叛逆而異質性的打工妹主體（Certeau，1984；Guha & Spivak，1988；Scott，1990；Willis，1981），她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天生不足的支配體系，而且她們懂得應該如何在權力和紀律體系的縫隙之中進行反叛（Ong，1987；Kondo，1990）。在規訓政治工程（disciplinary regime）出現之前，無論打工妹們怎樣無權，她們都不單只是“馴服的身體”。相反，她們是“機靈而反叛的身體”，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對抗著霸權，有些時候她們甚至可以成功地將規訓權力顛覆或瓦解。我并無意要將這些“日常生活實踐”（Certeau，1984），或“文化抗爭”（Ong，1991）進行傳奇化，但是，工廠女工們的故事與體驗、疼痛與煎熬、尖叫與夢魘交織在一起，的確構成了一幅“反叛的政治學與詩學”的生動畫卷（Pun，2000）。
七、小結
簡而言之，與西方的無產階級化道路不同，中國的打工妹沒有對資本展開過有組織的公開對抗，也沒有能夠成為一股重要的反抗力量。外來工們作為城市過客的兩個重要特點——無常和游離，也為他們在城市中成長為一股集體性的階級力量設置了障礙。然而，盡管一個有組織的打工階級的形成道路受到阻塞，但是一有機會，打工者就會毫不猶豫地展開各種短暫的、自發性的罷工等集體行動。在對抗性集體行動受到壓制的情況下，會導致各種反叛性集體行為的產生和蔓延，從一般的勞動反抗，一直到日常生活的抗爭。
撇開對階級的本質主義分析取向，打工妹這個特殊的打工主體不僅體現了生產關系，同時也體現了社會與文化論述、消費關系、社會網絡、家庭關系、性別比喻以及社會抗爭。如果說，傳統的階級主體是一個將自己外化于他人之外的他者化的結果，是一種具有政治性的抽象形式，那么，這個新的打工主體則是“行動者的回歸”（Touraine，1995，p207），正如亞蘭·杜漢所言，他（她）是“將自我變成社會行動者的一聲呼喊”，而與此同時，主體還要努力抵抗國家與市場力量的侵蝕。{7}這是個體經驗的回歸，是在與他者的關系中自我定位的實現。從這個實現開始，一個人決定以集體的或者個體的方式采取行動。這是對自我的堅定回歸，對主體權利的掌控可以使其于政治霸權之中捍衛自身。打工妹是女性的打工主體，她們的社會抗爭不應該被簡化為傳統的“階級斗爭”，因為它并不是傳統意義上所界定的那種工人斗爭。她們的社會抗爭既是打工者對制度和資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對父權制文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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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中國的外商投資工業區的第一場大火發生于1990年5月，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地區——東莞，一家專門為出口歐美市場生產雨衣的港資工廠發生重大火災，八十多名工人葬身火海。慘劇發生后，我到廣州的一家醫院探訪受傷的工人們，那是我與中國外來工們的第一次接觸。稍后，在1990年7月，我又和朋友一起，對來自湖北省的四個村子的受傷工人們進行了追蹤調查。
{2}參見丹·卡魯比對階級分析的疑問所進行的批判性述評：丹·卡魯比，1997年，第1—23頁。
{3}參見安德魯·沃爾德對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與解體的論述：安德魯·沃爾德，1984年。
{4}參見斯圖爾特·施拉姆關于農民的角色和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的爭論：斯圖爾特·施拉姆，1969年，第236—237頁。
{5}除非是國家計劃要求，否則沒有人能夠改變自己的身份。有些時候，國家允許大學畢業生改變戶口到大城市工作，這是因為他們被視為專業人員。
{6}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指出的，“勞動政治是勞動者自身：他們的籍貫、性別、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工作經驗，諸如此類。”（裴宜理，1993年，第4—5頁。）
{7}通過闡明“社會行動者”的概念，亞蘭·杜漢試圖對階級主體的理念進行去中心化，因為這種理念太容易被國家或者整體的計劃所整合。他認為，社會行動者并不是那些行為是由其經濟地位所決定的人，而是“通過改變勞動分工、決策模式、支配關系以及文化取向等來對自身所處的物質及社會環境進行改造的人。”社會行動者是努力從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中解放出來的人，并且時刻準備以開放的社會抗爭的形式，為了社會變革而采取行動。參見亞蘭·杜漢，1995年，第207頁。
{1}中國的外商投資工業區的第一場大火發生于1990年5月，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地區——東莞，一家專門為出口歐美市場生產雨衣的港資工廠發生重大火災，八十多名工人葬身火海。慘劇發生后，我到廣州的一家醫院探訪受傷的工人們，那是我與中國外來工們的第一次接觸。稍后，在1990年7月，我又和朋友一起，對來自湖北省的四個村子的受傷工人們進行了追蹤調查。
{2}參見丹·卡魯比對階級分析的疑問所進行的批判性述評：丹·卡魯比，1997年，第1—23頁。
{3}參見安德魯·沃爾德對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與解體的論述：安德魯·沃爾德，1984年。
{4}參見斯圖爾特·施拉姆關于農民的角色和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的爭論：斯圖爾特·施拉姆，1969年，第236—237頁。
{5}除非是國家計劃要求，否則沒有人能夠改變自己的身份。有些時候，國家允許大學畢業生改變戶口到大城市工作，這是因為他們被視為專業人員。
{6}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指出的，“勞動政治是勞動者自身：他們的籍貫、性別、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工作經驗，諸如此類。”（裴宜理，1993年，第4—5頁。）
{7}通過闡明“社會行動者”的概念，亞蘭·杜漢試圖對階級主體的理念進行去中心化，因為這種理念太容易被國家或者整體的計劃所整合。他認為，社會行動者并不是那些行為是由其經濟地位所決定的人，而是“通過改變勞動分工、決策模式、支配關系以及文化取向等來對自身所處的物質及社會環境進行改造的人。”社會行動者是努力從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中解放出來的人，并且時刻準備以開放的社會抗爭的形式，為了社會變革而采取行動。參見亞蘭·杜漢，1995年，第207頁。
潘 毅：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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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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