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選謠言的傳播學戰爭意圖掃蕩國家合法性
2012年的春節還真是很熱鬧的，先是老孔的香港風波，接著是韓寒和方舟子大戰，更有十大漢奸評選、毛選謠言。關注了幾期《環球時報》，才發現這種文字的交鋒、思想的碰撞影響很大。看了相關的一些文字和材料，總覺得這里面有內在的精神聯系，而這種精神聯系的本質就是使用語言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構建一個令國家合法性、共產黨合法性全面崩塌的社會。
在一個文字肆意汪洋，可以輕松繞過網絡過濾的環境里；在一個對聲望和權威放縱不查的話語權不平等社會里；在一個政府無心爭奪文化輿論民間陣地的權力無能型社會里，整個社會失去了對文字的耐心和對學術良心最起碼的尊重，將仇恨丟失在無邊的文字垃圾里不能自拔，而大眾接受的，都是這些文字的垃圾和經不起推敲的事實。
也許，大部分人的目的就是利用整個文化傳播的浮躁狀態，它們明白：大眾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考察和辨析每一篇文章的真實性，而大眾閱讀時代，每個人的閱讀都帶有隨機性：他也許能閱讀到詆毀毛的言論，但是他可能一生都接觸不到為毛著作辯白的言論。因此，謠言一出，無論如何滅火，危害已經出現。這個定律足以說明，一個謠言的出現，無論它是否被澄清，但是危害在事實上已經發生，這是信息傳播過程的不重復不對等造成的。
最值得研究的現象并不是謠言不斷地被制造和不斷地腐蝕國家合法性的存在，它和病毒的不同之處在于，對于本身對文字有免疫能力的人群，他本身能夠辨別真假，但是對于絕大多數隨機接受信息的人，他沒有一種專業的心態去追究每個問題的真實情況，因而他實際上最容易將傳播的最廣的謠言接受下來做為事實。這就是為什么已經反復澄清了幾十年，關于毛澤東的若干謠言仍然“健在”并不斷地在網民的留帖中被發現的原因所在。
事實上，政治謠言本身的存在和傳播，也存在著一群“自帶干糧”的破壞者。這些破壞者由于公平、正義的消失和腐敗對個人的壓榨而主動輕信一切的謠言，而且主動傳播一切對國家合法性不利的謠言。最為可怕的是，脫胎于毛時代的改革開放合法性的擁護者想當然地認為反毛非毛能夠加大自身合法性的砝碼，其實是最為政治幼稚的表現。沿用史記的思維來看，如果說毛澤東真的是所謂紅朝的開國太祖，而華時代是短暫的過渡時期，那么鄧太宗其實是以“兄死弟及”的方式接管了政權，而脫胎于鄧的合法性的孝子賢孫們以為否定太祖就是增強了太宗的合法性，其實是試圖自我顛覆和自我毀滅。還記得北宋時期的“斧光燭影”，公元976年10月19日夜，年僅50歲宋朝締造者趙匡胤忽然駕崩，21日晉王趙光義即位，這就是太宗。政權的延續從趙光義開始一直以其子孫為皇位繼承人，這個局面一直到了北宋滅亡南宋建立后，因宋高宗沒有后代，所以才讓宋太祖的七世孫趙慎接任，此時血統繼承的回歸已經近200年了。在接管政權的過程中，“斧光燭影”的因素一直存在并在民間產生了影響，宣稱正是因為“斧光燭影”才導致金兵入侵。可見，民間的政治謠言在南宋初年，起到了損害趙光義子嗣繼承權力合法性的問題。反過頭來思索關于毛澤東各類政治謠言的目標指向，顯然對于合法性起源于太宗的統治集團，迫不及待地以外媒內鬼制造謠言為起點，以拿政府薪水的學者和媒體為引導者，以篤信學術權威和自帶干糧的部分網民為自發傳播者，以政府官員的故意放縱為生存環境，并最終以真正學術智者的澄清和人民群眾的自發抵制為傳播邊界，形成了一個謠言從“別有用心者的生產、在謠言接盤者之間進行職能分配、通過謠言中滲透的對國家不滿和群眾不滿情緒接軌導致無邊界流通、大眾在對國家不滿中娛樂消費”的生產線。在這個生產線中，謠言和反謠言根本不是在同一個水平線上較量，反謠言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給謠言劃定了邊界，但是沒有抵消謠言的影響。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的政治謠言之所以能夠流傳，都是因為在政治謠言中滲透和添加了民眾對現實不滿的情緒因而使民眾接受并流傳之中。在這一點上，造謠集團恰如其分地掌握了共產黨在建國前的土地革命策略：通過打土豪分田地來實現社會主義被民眾接受，而不是直接告訴民眾最革命的口號。造謠集團對毛澤東思想精髓的領會程度，要高于空喊口號卻無能為力的語錄繼承者。
例如，毛選謠言之所以能夠傳播，恐怕與當今時代群眾對秘書給領導起草材料的丑陋現象切身觀察密切相關，由于他們在這個時代接觸的這種不合理現象，導致他們對于毛選是其他人創作的謠言不加辨別，甚至不愿意去澄清。即便拿出真實材料出來，很多人仍然半信半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今社會的面貌正是類似的狀態：研究生給導師做實驗，實驗成果歸導師；秘書給領導起草講話稿，署名是領導。這完全符合大眾對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現實的切身感受。而澄清式的文章，說服力非常強，符合歷史主義的敘述話語結構和邏輯結構，但是不符合大眾對于現實的切身感受，因此接觸到澄清文章的讀者會自發地停止謠言的傳播，但是很難主動傳播“澄清文章”本身，因為“澄清文章”與現實聯系較遠，無法在傳播過程中獲得其他人的“共鳴效應”。
我們如果深入去理解大部分關于毛澤東個人的謠言，其中大部分都摻雜了對現狀的不滿情緒，例如毛澤東億萬稿費的問題，如果沒有當今某些官員的瘋狂走穴斂財，這種謠言即便出臺了也不會有傳播的可能性。另外如說毛澤東的私生活問題，正是各種官員私生活的放縱，才使得大眾相信這是真的。在普通大眾的內在心里邏輯里，太祖時代和太宗時代，同屬“紅朝”，并非兩個“朝代”。在海外的極右翼輿論中，毛鄧實際上是一體的，因此他們在謠言的構造上，沒有任何政治上邏輯的困難。而這里面最大的失敗者，恐怕是延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道路合法性的群體。這個群體試圖通過對毛時代的否定和謠言來達到免除毛主義政策復歸后對其個人貪污腐敗和權力無限濫用的追究，而傾向于容忍并利用這種否定，防止“趙匡胤七世孫接管南宋權力”的事件重演；這種政策的出現與他們大部分在文革時期受到的群眾的監督和某些境遇有內在的感情邏輯，因此更是一個自發的感情因素，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恰恰喪失了政治理性，忽視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趙匡胤七世孫接管南宋權力”只會導致財富相對均衡地分配，但并非對其執政合法性全部剝奪；但是政治謠言和非毛化導致的結果，卻是完全的顛覆性“革命”，根本目標是取消他們的政治權力。因此，他們所理解和誤認為的反毛非毛對他們有利，實際上每個反毛非毛謠言的運作，根本上都是為了借助“歷史決議”給予的言論空間來徹底打倒共產黨合法性的目的。雖然在反毛非毛這個立場上，執政的三中全會子嗣和國內外反共勢力結成了暫時的“謠言配合”聯盟，但這是危險的游戲，對毛的謠言有左派和清醒民眾的自發抵制，在長時期內無法割裂群眾對毛的感情，但是謠言的另外一個效果卻達到了：對國家的徹底否決。
因為國家不僅沒有從正面上進行任何的辯解，反而袖手旁觀，似乎與我無關，更多的監管者似乎以為這就是反毛這么簡單，他們根本無法理解反毛的本質根本上是為了推翻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而且我預言，大部分的右派在內心深處仍然對毛澤東身懷敬意，否則你無法理解他們時刻對他念念不忘，而且真正地將毛的影響力當成是一件大事來對待，來對付，來反對。他們無法忘記毛本身，就已經證明毛在他們心中的地位，更何況通過多次的輿論交手，我們都發現他們對毛的策略運用的嫻熟甚至令我們這些號稱左派的人都臉紅。我甚至斗膽判斷，即便將來中國如同俄羅斯一樣發生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全面復辟，上臺的右派精英們也會把毛澤東磨損化，變成無害的花朵和陪襯，成為體制的裝束。這是必然的選擇，正如斯大林在俄羅斯比列寧地位高一樣，任何一個熱愛祖國的共產主義者都能夠被作為民族符號接受下來。
恰恰是在反毛非毛的環境里，應該感到渾身恐懼的是執政的三中全會子嗣們。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官方輿論大部分已經控制在思想右傾的人手中，他們從內心深處不會為執政的三中全會體制辯護；而民間輿論又大部分由愛國群眾掌握主導權，他們會為愛國者和民眾權益保護者的毛澤東自發辯護。只有利益分散的官僚們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但是這些受益者所能做的，就是不斷背叛這個體制，掀起出國移民的浪潮，或者被“反毛非毛“的歷史積怨、怨憤情緒所綁架，無法看透”反毛非毛“行動中最根本的共產黨合法性詆毀之爭。在“反毛非毛”中最大的失敗者，最終失去了力量的，正是縱容“反毛非毛”的政府和官員。
另外，即便政府內存在著頭腦清晰的理性判斷者，但是他們對于網絡傳播模式的不重視，或者說他們對于網絡愛國群體的打壓（這種打壓仍然是出于對毛支持者的戒心），使得正確的聲音無法傳播出去，使得人們的思想在各種混亂失去了對黨的信任和信心。如果說，單純一個毛選的真相不會造成大的后果，但是通過女人、稿費、別墅、著作、領土等等全方位的謠言，就可以達到整體性的破壞效果，每個單一的謠言都不能起到破壞性的作用，但是批量謠言就可以起到水滴石穿的效果，而且即便不能一次性將所有謠言都讓每個公民接受，但是每個公民只要接受其中的一到兩個謠言而沒有去辨別，就已經是巨大的成功了。這種謠言由于它綜合了娛樂性、政治性、反現政權性以及爆炸性于一體，更容易自發地在不明真實情況的群體中流傳。部分有良心的、愿意追求事實真相的政府在這一點上的無能和不愿意插手，也助長了政治謠言對政治合法性肌體的腐蝕。指望網絡生謠而由網絡滅謠，其實已經中了政治謠言的圈套。
我們不能將所有民眾都看成是一個有辨別能力的行為體，他們由于專業分工、興趣、掌握材料、能力的差異不可能對每個政治謠言都做到理性的分析，當代文化又帶有很強的快餐性質，信息的海量使得每個上網的人看待信息都如同過往云煙，但是那些印象深刻的信息會留下痕跡。政治謠言恰恰都符合這些特點，為了追求爆炸性，往往必須夸大其詞，比如說毛選只有十幾篇是本人寫的，為了增強可信性，還把過去流傳、說不是毛寫的《沁園春雪》“作為”毛選篇章。夸大其詞這一手段為了更快地傳播需要，但是恰恰暴露了它的弱點，很容易讓較真者看出問題。但是謠言制造者的根本指向目標，根本不是有分辨能力的學者或者追根究底的民眾，而是享受快餐文化的99%的人，這才是他們所要影響的目標，而政治謠言能夠把影響力施加到這99%的目標上，我們卻不能，或者說理性的分析澄清文章卻不能，因為它們不具備快餐文化夸大其詞、引起噱頭的功能。
1、事例之一：孔慶東罵狗事件與政治謠言的戰略戰術
當孔慶東說“一些香港人是狗”的言論出來以后，鳳凰網扭曲為“香港人是狗”，將言論指向的目標邊界延展到“香港人”這個整體，從而自然引發一些媒體的“地域歧視”聯想。從語言來看，“一些香港人是狗”和“香港人中的一些人是狗”是沒有實質性的差異的。但是這個言論本身從傳播學上看沒有任何炒作的噱頭：因為這句話大部分人都能夠接受，這好比是說“有些中國人是狗”和“中國人中有些人是狗”一樣的道理，指的是類似李登輝這樣的“中國人”。顯然，為了使新聞更加具有爆炸性，必須扭曲孔慶東的言論才能達到，這個“香港人是狗”的言論對于那些追根究底的民眾來說，自然不堪一擊，但是對于試圖損害孔慶東形象的媒體來說，則達到了其傳播學的效果：連香港兩個特首候選人都出來說事，香港的媒體繼續炒作“香港人是狗”這句話，顯然已經不是孔慶東的原話。他們在炒作“香港人是狗”本身，并把這句話作為孔慶東的言論本身，就已經說明謠言的效果已經達到，而澄清性言論的效果卻仍然傳播范圍有限，到達99%享受政治娛樂群體中遙遙無期。有人說，我們網民大部分支持他就行，還管那么多人干什么。要知道，我們不是在自娛自樂，我們是在爭取更多的群眾參與到愛國民主事業中來。我甚至懷疑，香港大部分罵孔慶東的人根本就沒有看過“一些香港人是狗”的原始視頻，看的都是鳳凰網的“香港人是狗”加工后的傳播學版本。一些好心人，如潘振宇，還希望“騰訊等南方系停止對孔慶東黨同伐異”，但是不過是一種良好的愿望。
2、事例之二：韓寒、方舟子大戰與傳播戰爭對辯解者言論的吞噬
“人造韓寒”事件本身實質上在《三重門》出版之際就已經有人質疑，但是這個事件被擺到方舟子的臺面上來說，已經說明韓寒被驅逐出了“反體制群體”的序列。韓寒的民主三論足以說明他不過是想利用這個體制來達到發財、致富、出名的個人愿望，因此當碰到一群“茉莉花革命”的野心群體時，韓寒自然會退縮并與之劃清界限，易中天支持韓寒的舉動，恰恰也是因為他是體制的受益者。但是也顯然成了對茉莉花革命暗送秋波群體和輿論發動群體的“大忤逆”。因此，對于通過與西方某些勢力合作，掌握名人污點檔案的方舟子，自然選擇在這個時候出面打擊韓寒。打誰的假，怎么打，什么時候打，都是有學問的，其背后站立了一個龐大的信息情報系統。“人造韓寒”事件仍然符合筆者所言的傳播學戰爭的規律，當“人造韓寒”的轟動性效應出來以后，任何為其辯解的言論都無法無法達到“人造韓寒”新聞本身的傳播力度。當然，筆者本身對韓寒著作的真偽不做評判，但是仍然有較真的網友們寫好了“《人造韓寒》事件之一劍封喉”供大家進一步娛樂，另外由于失去了反政權利用價值的韓寒本身存在，會損害精英們的聲譽，因此“丟車保帥”是必然之舉，類似言論可見李貴仁《韓寒，中國文壇的最大騙局？》、彭曉蕓《韓寒，一個貪玩的青年被推上神壇》。據說，韓寒雇傭了一批水軍，形成了虛假的“韓寒粉絲”，如果此事屬實，更證明了網絡時代傳播學操縱的人為因素。
3、事例之三：“十大漢奸”評選與精英們對反向傳播戰爭的破解之術
“十大漢奸”評選活動本身具有非凡的殺傷力，而且具備了轟炸性效應，迅速流傳并受到熱議。但是我們看看“十大漢奸”的評選被嚴格圈定在一個狹小的網絡平臺里，只有極少的網站還留有貼文外，其他網站、媒體一概不見。因此，在這個活動中，體制群體和右派群體結成了牢不可破的戰略性同盟，那就是不給這個話題提供任何的更廣闊的傳播渠道。精英們的方法更為巧妙，就是將漢奸的概念攪渾，或者說似是而非地論證漢奸的范圍是“所有人”，顯示了非常成熟的政治斗爭技巧。很顯然，漢奸本身的含義值得推敲，但是我們需要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盡管各種漢奸言論在某個人的一生中可能就是一句半句，但是其危害性要大于其所作的其他貢獻，比如一個醬缸，往里面添了一輩子的水，但是有一天添個蟲子，那么醬缸就全腐爛了。這是傳播學戰爭所決定的，學者的100篇文章，傳播范圍全部累加起來不過幾十萬，但是一句兩句賣國言論則傳播范圍可能是幾百萬幾千萬人，這種客觀效果才是評價漢奸的標準，而不是他本身對正面、負面言論付出勞動的自我比較。正是不去考慮客觀影響和傳播學效果，單純去追求個人正負面行為的自我比較，才導致了學術界對李鴻章肯定的荒謬邏輯。
最為痛惜的是，一些學者出于想走中間道路的目的，對漢奸的含義進行辨析，意在拉開與十大漢奸的評選的距離，顯得書生氣十足，保留的心態也非常明顯。其實漢奸的含義非常明確，基本上無需辨析。中是因為參與評選的，大部分不是學者，而是每個參加評選的99%群眾們，根據自身所感受到領域危害性進行集體性認知并通過評選綜合起來的結果，評選本身就是在凝聚對于漢奸的共同知識。我們試圖將這種知識提前預設好，提前解釋好，實際上仍然是精英授權意識。更何況，諸位漢奸的壞事都做絕了，而老百姓處于被動挨打的狀態，這是一個不均衡的權力結構，在這個結構里，是被亂棍子打死還是看著子彈飛到腦門上其實人民的傳播權力都處于被動地位。
歸根結底，政治謠言通過傳播學的戰爭，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形成了一個崩塌型的社會，使民眾對于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的自信、信仰進入全面的懷疑、質疑、反對的負反饋進程。人們最容易達到的一個思想的里程碑事件，就是“我，什么都不信了，誰都不信了”。這種將政治的權威合法性不斷地肢解、切割、解構的過程，正符合一個政權即將面臨全面崩塌之前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政府的文化建設性舉措，都根本上立不起來，而損害性的文化則一瀉千里。
事實上，傳播戰爭典型地體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法則。在鑄幣時代，當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鑄幣——“劣幣”進入流通領域之后，人們就傾向于將那些足值貨幣——“良幣”收藏起來。最后，良幣將被驅逐，市場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幣了。這種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官場上的腐敗現象里都有所體現。而體現在輿論領域，在鮮明地體現了謠言對澄清性言論的驅逐作用。
謠言是當代最為顯著的政治現象，對于政治謠言其實是階級斗爭的一種最為鮮活的形式。然而謠言本身立足于傳播學的某種規律，被反政府思維全面掌控，已經成為國家和民族文化陣地淪喪的典型性癥候。而那些捍衛“斧光燭影”的政治自私怪物們，正在將自己推向萬劫不復的愚蠢境地。
2012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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