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相關動態
遺產稅問題源遠流長，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因此，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當然也不在少數。但這并不能說明該問題的研究得到完全徹底的解決，更不能說它已經被廣泛接受。總結起來，改革開放以來對該問題也多有研究。主要論及：1、開征遺產稅的必要性，如劉飛，王一惠的《論開征遺產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開征遺產稅的效應即開征遺產稅的意義和作用；如周旋旋、龔得君的《我國遺產稅相關立法問題研究》；3、開征遺產稅的社會基礎即社會經濟條件：這一點幾乎每一篇論文或者專著都有論及，但大都存在論述不足的問題；4、遺產稅的制度設計問題；5，遺產稅收入的使用問題等等。但遺產稅遲遲沒有開征，可以說，這除了政治上富有階層抵制的原因，理論上也應該做一些反省，亦即關于遺產稅的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之處，也需要發展和提高。本研究即是對這個問題的嘗試性思考，針對開征遺產稅的實際需要和開征理由做一些探討。
二、研究遺產稅的概念、特征和功能
（一）研究遺產稅的概念、特征和性質
筆者認為，遺產稅是在我國統一稅收體系中的一種以遺產為征稅對象的稅種。遺產稅除了具有一般稅收的特征之外，還具有一些自己的特征，主要包括:以遺產為征稅對象；以繼承人為納稅人；以遺產的市場價值為征稅額；
（二）遺產稅的作用和功能
遺產稅是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具有縮小收入差距，分流經濟收入，創造一定程度的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加強奮斗動機激勵，弘揚社會道德，最終促進社會的安全和穩定等功能。
（三）遺產稅和其他稅種及法律制度的關系
在一定程度上說，遺產稅可以看成是所得稅的延伸和發展，即針對遺產所得征收的特殊稅種，因此，遺產稅也就必然與所得稅存在銜接、補充和相互影響、相互配合的關系問題。再有，一般來說，由于各國往往都規定慈善捐贈免稅，因此，遺產稅法律制度和慈善基金的管理制度也存在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問題。
三、遺產稅的實踐基礎
哲人說過，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本研究不是著眼于重大理論的經院研究，而只是力求針對現實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法律上的探討。就本質而言，開征遺產稅來源于現實的迫切需要，而不是源于理論上需要擴張。具體來說，開征遺產稅的實踐上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貧富差距大并且有繼續擴大的趨勢
據報道，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1984年為1.74: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為2.65:1，2000年為2.19:1，2001年為2.9:1，2002年為3.11:1，2003年為3.23:1，200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2∶1。，另外，地區收入差距拉大。2005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四個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廣東，比最低的四個省區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高7000～10000元左右，而2000年，四個最高省市比四個最低省區高4000～6000元左右；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四個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比最低的四個省市貴州、甘肅、云南、陜西高3700～6000元左右，而2000年，最高的四省市比最低的四省高4000～6000元左右。其次，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明顯拉大。1978年，我國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的行業的工資之比是1.38∶1，1998年則上升為2.35∶1。2000年，行業最高人均工資水平是行業最低人均工資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壟斷行業、新興產業部門等行業的收人增長很快，而一些傳統產業部門如冶金、煤炭、紡織等行業的收入增長緩慢。再次，非法致富現象較為嚴重。有一些社會成員利用非法手段，如偷稅漏稅、敲詐勒索、貪污受賄、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以及各種形式的尋租、內部人控制等非法收入現象相當普遍。其中社會反映最為強烈、影響最突出的是利用職權謀取不義之財的腐敗行為，從索賄受賄到權錢交易到與不法分子狼狽為奸，腐敗問題相當嚴重和突出。
收入差距即貧富差距必然會產生富人和窮人。據報道，我國的千萬富翁正在以每年5000個的速度增加。為了社會的長遠的安全和穩定，就產生了經濟收入和社會財富的分流需求。而通過稅收的方式顯然是最為現代和文明的方式。
（二）社會不安全和不穩定的因素開始出現并日趨嚴重
黨和國家近年來進一步加強維穩工作從反面證明了這一情況的客觀存在。犯罪率急劇提高和民事經濟案件的逐年攀升也是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三）社會分層開始明顯，出現了一些階級分立的不良現象
富二代這樣的名詞對每個人來說都不再是陌生的詞匯。而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勞動是人唯一合法的收入來源，這顯然會帶來一定的社會沖突。
（四）社會財富的相對集中導致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浪費
一戶人家甚至于一個人擁有兩套或者兩套以上住房成為比較常見現象，城市中夜晚不亮燈的房子在增多，同時無房戶卻也越來越多。
四、遺產稅的法律理論基礎
（一）遺產稅的哲學基礎
在一定意義上說，《理想國》并不理想。柏拉圖構建了一個自以為是的天上之國，在他那里是一個哲學王治國的世界，在那個國度的等級結構的社會次序下，每個人都找得到自己的位置，每個人都安于天命并安居樂業，人們服從世襲的身份地位和財產。帕拉圖認為世襲財產是完全合理的，只要他把繼承下來的財產再往下傳時不少于繼承得來的財產即可。他提到的公有制主要是婦女公有制。帕拉圖并沒有關于遺產稅的思想。他不可能明白，沒有平等，就不會有真正的解放；他不可能明白，沒有經濟上的大體平等，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他甚至也不懂，那個高高在上的哲學王，既然有為所欲為的政治經濟權力，就容易走向專橫和腐敗。遺產稅是在近現代才在一定程度上被廣泛接受的法律概念。因為經濟平等是社會主義思想出現后才被廣泛爭取的權利，而社會本位的法律思想則是現代經濟法才能接受的法律思想。
（二）遺產稅的經濟學基礎
應該說，遺產稅在我國是一個早就被重視的稅種。1997年，江澤民就在工作報告中提到了“征收遺產稅等”，1998年，李鵬提出的關于征收遺產稅的立法建議也獲得通過。但是，遺產稅還是久久沒有開征。這一方面是由于富裕階層的抵制，另一方面，理論界反對的聲音也是一個原因。但是，關于遺產稅的開征理由不足也是一個重要理由。
本研究引入一個經濟學概念，即消費者剩余的概念，試圖為遺產稅的開征提供一個經濟學上的理由。消費者剩余是指市場主體在生產活動和消費活動中，其付出與所獲得不成正比，或者付出不足的情況。比如:運輸的汽車排出了尾氣，污染了大家生存的環境，卻沒有繳納排污費。開礦的資本家挖掘了國有的煤，卻沒有支付足夠資源使用費。也就是說，先富者占用了本來可供后富者的寶貴資源，卻不讓后富者共享發展成果。從這個角度而言，先富者天生就具有帶動后富者的責任，這與富人有沒有良心沒有關系，而是富人必須承擔的責任。再說，從長遠上看，只有公平分配問題解決了，社會穩定了，經濟才可能真正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所有的人才有變富并長久保持發展的成果。
（三）遺產稅的倫理學基礎
斯密因為寫作《國富論》而聞名全球，其“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幾乎為每個學人所熟悉。但是，同是他自己最先提出的另外一只“看不見的手”卻鮮為人知。這只手叫做“道德”。在比《國富論》早發表十七年的《道德情操論》中，他認為，道德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文化基礎。只有經濟發展的成功分流的人民大眾的手里，這樣的社會在道義上才是正義的；如果經濟發展的成果不能分流的大眾手中，那么，這不但在道義上是不正義的，而且會威脅社會的穩定和安全。遺憾的是，這本書并沒有受到人類的充分重視。筆者認為，這兩只手是同樣重要的，只有這兩只手并用，才能得到真正的社會幸福。而道德，毫無疑問包括富人對窮人的同情和幫助。通過遺產稅的方式平衡一下貧富也就在所必然。而且，征收遺產稅不能簡簡單單地看成是對富人的剝奪，是劫富濟貧；因為如果社會起了動亂，革命發生了，大家都沒有好處；開征遺產稅在殺富濟貧的同時，也保護了富人的未來。
（四）遺產稅的政治學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經濟成就。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走得太遠而忘記了為什么出發。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曾經說過：“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改革是為了共同富裕。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如果出現了資產階級，我們就走上邪路了。”這是說，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蛋。如今，我國貧富差距非常嚴重，基尼系數不管怎么計算，早在2000年就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這與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極不協調，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改革是失敗的。在走沒有走上邪路這個問題上，我們將拭目以待。如果不加以解決，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采取一定措施包括開征遺產稅的法律措施在內，平衡一下貧富，還是很有必要的。
五、結論：遺產稅的開征時機已經成熟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這一點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成果只是屬于少數人的，并且這個發展的過程伴隨著道德的淪喪過程，人們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卻忘記了公平分配蛋糕。筆者認為，效率提高了，就應該考慮公平問題，否則公平問題就會導致效率轉低。效率和公平得并重。這在理論上可能的，在道德是是值得推崇的。目前，我國不管從現實需要的角度來說，還是從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倫理學上講，都到了開征遺產稅的時候，黨和政府應該看準時機，大膽決策，加快遺產稅的立法步伐，盡快出臺遺產稅法，協調和平衡嚴重失落的社會公平，服務先富帶后富的工作大局，以確保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參考文獻
（一）刊論文
[1] 劉飛、王一惠：《論開征遺產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載《縱橫論稅》，中央民族大學數字圖書館搜索資料，上面未注明發表刊物名稱。
[2] 周旋旋、龔得君：《我國遺產稅相關立法問題研究》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年第九卷第一期。
（二）著作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 《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7版。
[4] 薩繆爾森：《經濟學》，郵電出版社，2007年版。
[5]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6] 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7] 李昌麒：《經濟法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8]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9] 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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