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按：一個月的分開，既有誤會，也有真實的觀點沖突，范站長的真誠是烏有的生命力，也是烏有進一步發展壯大的保證，回歸戰斗路會不平，只想為2012中國發出自己的聲音!
不論是走路的人，還是開車的人，黑夜里行進總歸有些提心吊膽，尤其是在碰到四通八達的交叉路口時更顯忐忑不安，判斷小誤便謬以千里，明明走上了正道，卻也是疑神疑鬼的不大自信。從這些小的生活經歷可見人的自信來源于光明，如若不是做賊，量不至于會懷念黑暗。
沒事的時候，再翻翻史書，看著看著，就有一種感覺：無論是古代史、中世紀史還是近現代史，掃過幾頁紙就有一種轉折的選擇問題，諸侯打仗要選擇，宮廷斗爭要選擇，治國用人要選擇，革命路線要選擇......今天的現實就是歷史不斷選擇的結果。在每一次選擇中，既有治者對被治者的選擇，亦有被治者對治者的選擇，偶爾也會有一些賭博的成份在內，這種事越往早期越帶有愚昧性，越接近現代就越具備覺醒思維。工農階級既可以跟著國民黨打仗，也可以跟著共產黨打仗，多數人初期并不知道結果會是什么，后來，隨著革命進程的深入發展才漸漸有所省悟，也正是隨著省悟過來的人越來越多，革命的結果才出現決定性歸宿，共產黨代表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正義方向，所以贏得了天下。
今天的中國，表面看都過得很好，本沒有什么要選擇的道理，實際上本也無有多余的可選項。咱們畫圈的形式和方法本質上不是選擇，是表態，大凡積極一點的人，對某人某事表個態也不損失什么，畫就畫一下，畫完了以后偶爾還能得到一些小收獲，這與我小時候在村里看采茶戲的感覺大同小異。然而，看戲的感覺不能長期體現到現實生活中，如果是，則會讓人相當的憂慮與不安。
前些年，好象有一部電影的名字叫《2012》，是一部講述地球毀滅的災難電影，說2012就是世界末日，電影中描述了主人公以及世界各國人民掙扎求生的經歷。電影就是電影，賺取票房是最大的訴求，地球的末日不是由預言決定，而是由自然規律決定，吃飽肚子的人，大可不必庸人自擾，過了2012，還有2013、2014......
有時我會想，中國的問題可能仍然來源于國人的素質，說國人整體素質低決不是百年前的結論，今天還是一樣，很多人聽了也許不舒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知論的增長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素質劣勢，教授級人物的認知能力甚至不如百年前的一個小私塾先生;億萬富翁級的大老板還不如一個來自偏遠山區的農民工人;身居高位的省部級官員竟連失足女性的品德都不如!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家，毫無疑問已經到了面臨選擇的時候，這里的選擇無關乎政黨差異，無關乎革命運動，只關乎群眾的思維和政黨的路線方向。對于中國社會的觀察，并非只有我一個人能識其中奧秘，實際上，各種不同群體的意識都在這塊不平凡的土地上發酵。天使?惡魔?愛國?陰謀?
2012年，世界不是末日，中國更不是末日，然而，“存在”比“消逝”有時顯得更加痛苦，末日就是一了百了，比如恐龍，就不必再擔憂進化的方向和食物的供給，人活下來了，卻要對戰爭與和平反復作出艱難的選擇。從一個整體的歷史過程看，和平的日子不見得比戰爭的時間更占優勢。100年前，孫中山先生選擇了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的統治，中國進入共和時代。然而蔣介石并不懂得什么叫“共和”，他把中國帶入了新的家族專制和集團專制的混亂時代，最后也把自己逼到了孤島。毛澤東只用一個理論(馬列理論)、只依靠兩個字(人民)便實現了對中國大陸的統一大業，中國真正進入“人民共和”的時代。三個人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改變，理念不同，結果亦不同，但是，三個人卻又有一個絕對共同點——暴力革命。孫中山革了愛新覺羅氏的命;蔣介石革了軍閥的命;毛澤東又革了蔣介石反動政府的命。百年后的今天，中國是不是又到了暴力革命的選擇呢?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毛澤東及其戰友共同打造的中國共產黨雖然歷經曲折，雖然問題纏身，并帶有某種修正主義的路線傾向，但她仍然是中國未來最值得依靠的領導力量，她仍然是中國長治久安的最重要保證，她仍然是帶領中國人民決戰世界的絕對指揮。
然而，在一個思想和言論相對自由的時代，我說了不算數，共產黨官員說了也不見得算數，大領導說了還未必算數，無數顆躁動的極右“紅心”如同某種急待開放的花朵，極力地想掙脫束縛，他們正集體接受西方勢力的培育，他們非常莫名其妙地運用他們最不喜歡的理論——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這是一種可笑卻又可怕的反常現象，它直接告訴我：2012年的中國，需要集體正義，需要人民正義，暴力與智力的較量將貫穿全年。政府將如何反應?愛國力量將如何應對?
極右系很狡滑，電視臺與網絡相互配合，組織網羅的精英隊伍十分龐大，精英的級別也很高，基本是以極端思想為主，以反毛澤東和反社會主義為主，屬最具破壞性的顏色革命系，他們經常會用替民說話的節目給普通百姓以承擔社會責任的良好形象，然而，每一個節目又會用西方的價值做串線，最后的目的是網羅群眾。前不久，有一位人大的知名教授在FH網講了一句非常露骨的話：一年以后，是要剪斷束縛的時候了(現在已經被刪)。與該教授一道叫囂的還有諸多知名人士。這告訴我一個什么信息呢?很簡單：親西方勢力想在2012年搞出點暴力事件，弄個“什么花革命”，影響共產黨的“十八大”。
有些人問我：全國很多地方都有精英在鼓動工人罷工游行，你為什么不出聲呢?難道他們都做錯了嗎?我非常直接地回答：我是黨員，也是平民，我有自己的思想，愛國也好，維權也好，盡可能用智力，而不是用暴力。罷工維權是一種途徑，也應當反漢奸、反買辦資本家。但目前條件下，顏色革命者太猖獗，正義行動很可能變為暴力事件，而且很容易被西方政客所利用，馬上要開“十八大”，我不會糊涂到這個份上，我仍然希望善良的人民給這個國家的執政者更多的改良時間，給他們一次刮骨療傷的機會。這不是愛國力量的妥協，更不是什么保誰的問題，現在的任何大亂，都會被極右勢力撈取果實，因為他們現在臺上的人多，工具暫時也都被他們操縱。
為了防止中國出現非理性暴力事件，防止某些親西方勢力鋌而走險，中國需要運用智力的決非只有黨和政府，更需要愛國力量的集體努力，就是要回到人民的立場上來。什么是人民?毛主席曾經有過明確論述，人民是與敵人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不同國家、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組成，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擁護、贊成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就是人民，反對者和破壞者就是敵人。那么，今天的敵人是誰呢?也很簡單，就是顏色革命派，就是漢奸賣國賊，就是買辦資本家。由人民大眾組成的愛國力量聯盟當前主要由幾個先進性代表構成：紅色中國派(毛澤東思想派)，新社會主義派，廣義的中間派。這三個派別相互交叉、相互補充，共同的信仰是社會主義，他們的總集合就是愛國力量的隱形聯盟。
中國的顏色派并不是弱智，他們都有很高的智商，他們懂得與時俱進地編造很多口號：什么美式民主，什么三權分立，什么人性自由，什么土地私有，什么國資平分等等。表面看，句句口號都誘人，條條道路均理想，大有把中國正義高地盡數占領的架勢，試圖把其他多數人都擠到“專制、獨裁、人性壓抑、漠視人權、甘當奴才”的位置。共產黨和愛國力量要奪回道德高地，說實話，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須有相當徹底的改良運動，必須有清晰可見的事實成果，必須讓多數人渴望的東西能逐步看得到摸得著，必須讓多數人感受到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好的社會環境和更值得憧景的未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愛國力量的支持下，對整個國家進行全面性的改良動動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這將是一次正義和智慧的選擇。不趁早努力改良，就會被他人革命，不要僥幸可用“拖”字訣解決群眾的不滿，要把改良變革的行為規劃成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民運動。
在這里，我為什么要提到“運動”這個詞呢?因為不搞運動，改良就難以推動。有些人現在害怕提“運動”兩字，更怕搞運動，重慶搞一下“唱紅打黑”的運動就引起了不少非議。搞運動有什么可怕的?重慶不是搞得很成功并深得民心嗎?社會在向良性發展的方向不是很明顯嗎?老百姓不是實實在在得到好處了嗎?中國的改良一定要通過運動的形式推進下去，否則難成氣候。
中國在十八大之前和之后至少且必須搞五項有影響的行動：一是護憲行動;二是共富行動;三是反全面私有化行動;四是民主行動;五是反腐清奸行動。
護憲行動。中國為什么由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兌變為帶有權貴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國家?主要還是憲法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憲法原則一直被經濟原則所替代，憲法已經不是國家根本大法，她已經處于“GDP法”的管理之下，其它所有的法律均不受憲法約束，只受“GDP法”支配，這樣的狀況再不進行糾正，國家就會進入一個無法無天的境地。“頂層設計”和“頂頂層設計”都是脫離人民群眾的違憲設計，都是西化派的陰謀，憲法賦予給人民的民主專政權力全部落空，全都被權貴精英所窈取，護法運動勢在必行。由誰來護法?我認為主體力量是廣大工農知群眾，領導力量是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
共富行動是一個縮小兩極分化的大運動，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必須之舉。重慶現在所提倡的共富是一個好的起點，但是，運動的范圍并不廣泛，共富的力度也不夠明顯，輻射的能力也不夠強，并沒有形成全國性的擴散效應。雖然說今天的改良運動不能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然而，制造一個全國性的共富運動仍是非常必要的。社會各行各業都充滿著貧富懸殊，分配歧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單靠某一個分配機制的調整已經無法滿足群眾的真實需求，唯一的辦法就是搞一場全國性的共富運動，要求政府規定剛性的變革進度和剛性的分配制度，不能給權貴和各級領導者過多的自由決定權，沒有剛性就沒有約束力。
反全面私有化行動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觀。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和特殊政策的作用下，中國形成了比較高成分的私有制經濟，很多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獲得的資產，不能一刀切地視為社會主義的對立物，應客觀對待。但是，在這幾十年里，老百姓已經從改革中看清楚全面私有化的過程也是一場“搶劫運動”，少數人搶了多數人的財富，“國新36條”的推出更加速了這場運動的進程，所以，反全面私有化就是維護大多數人的自身利益。反全面私有化包含兩個含義：一是阻止國有資產繼續流失;二是逐步收回曾經不合法流失的國有資產。阻止流失是一個遏制危機蔓延的辦法，收回資產是一個制度回歸的過程。要阻止流失必須有人出面參與，怎么辦?單靠國資原單位人馬是最重要力量，但未必有能力阻止，建議在以后的國資處理過程中引入“網民參與機制”，只要哪里有轉讓行為，哪里的網友就有權出面干預，甚至可以進行跨地區聯合，這樣的活動一旦形成聲勢，對官僚權貴的抑制作用將是很強的。要收回已經流失的資產則更難，必須有法律上的依托，工農階級其及先鋒代表應當要求中央按照群眾意見搞好“底層設計”，過去，我曾提出過規劃，但需要更多人的完善和補充。必須注意：某些極端分子“見私就罵”的做法也應當被批判，好象中國就容不得一丁點私有經濟成分，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沒有任何一位理論家說過社會主義必須一步到位。中國反全面私有化運動總的目標是防止公有制倒退，而不是閃電式消滅私有制，誰走這種極端路線，誰就是要把中國搞亂。
民主行動毫無疑問是不可回避的。全國愛國力量群體搞了那么多的宣傳，結果把“民主帽子”戴在了別人的頭上，經常把資本家和社會極右精英說成是“民主派”，這下反倒讓別人把自己搞成了“獨裁派”，這種形勢必須得到糾正。民主運動是一種全民運動，不屬于某個派別和個人，馬克思也好，列寧也好，毛澤東也好，都主張人民民主，把民主訴求的主動權要牢牢掌握在最普通的群眾手中。現行條件下，中國必須主張“憲政民主”，必須把憲法規定給人民的“六大自由權力”和選舉權力充分地讓人民享受，不能搞脫離憲法的空中民主，如果民主運動由西化派推動并實現，那么，這種民主肯定是為資本服務，而不是為共富目標服務。中國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力只能給中國人民，所以，人民有權要求凡擁有外國國籍的人不得參政，也不能擔任各級各類性質的“兩會代表”，他們都不能代表人民，也不會為人民辦事，已經在位的擁有外國籍官員必須限時退出，擁有外國籍的人大政協代表也必須限期退出。搞民主必須有運動，當然不是簡單的街頭運動，民主運動既要有街頭運動，又要有選票運動，還要有專政運動，不對敵人實行專政，人民民主就無法順利實現。
反腐清奸行動也已經變得非常迫切。從某電視臺及網站傳出的風聲看，極右勢力和賣國漢奸有可能準備在2012年弄出點大事，人大的張教授居然公開喊叫：一年后爭取剪斷某種約束。他強調的約束就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他的聲音絕對是代表某種力量的共同聲音，這個群體非常龐大，且處于精英階層，有大量的腐敗敗子和資本家勢力作為支撐，政治和資金實力雄厚，其目的非常明確：徹底讓權貴腐敗合法化，徹底讓賣國合法化，徹底讓中底層工農知階級處于少數人的統治之下。不反腐敗就不能找出漢奸的影子，在反腐敗的過程中，漢奸就會露出馬腳，一個大的腐敗份子身邊至少會有三個以上的漢奸賣國賊。
說打漢奸，卻也不能亂打，按某些極端人士的說法，中國總有幾個億的漢奸，如果真是這樣，還用得著打嗎?權且做個“漢奸國”不是更直接嗎?沒有標準，中國就會出現“無約束賣國”的亂局，甚至會有“賣國為榮”的笑話;標準過寬，則會導致錯打誤打，甚至會發生國內戰爭。政府沒有給“漢奸賣國賊”定出標準，工農知階級可以來完成這項工作，并敦促黨和政府順應民意，執行這些標準。我且先提一個框架出來，請大家再行完善，漢奸賣國賊的“十二條標準”(滿足任何一條都可以認定)：
1、充當外國勢力傳統間諜工具的人;
2、充當外國勢力新形勢下經濟間諜工具的人;
3、用國有資產在國外投資，收益私占的人;
4、將腐敗所得和其它非法所得財產轉往國外的人;
5、利用各種途徑侵吞國有資產并將資產轉移國外的人;
6、利用手中的權力引入境外資本家套取國家公共利益的人;
7、非法融資所得和通過金融市場融資所得快速套現后轉往國外的人;
8、將國家土地資源和礦產資源賤賣給國外投資商的人;
9、通過政治參與把社會主義政權變色為私有制政權的人;
10、直接為外國勢力干預中國事務或侵略中國充當帶路黨的人;
11、攜洋自重制造民族分裂的人;
12、在領海和領土問題上喪失原則導致核心利益受損的人。
2012，既不是末日之年，也不是平靜之年，暴力思想猖獗，愛國力量更強，與漢奸派斗爭的最可靠力量是工農群眾，帶領人民戰勝顏色革命的是毛澤東思想和不斷革新著的中國共產黨!
寄語2012年：
共產黨路線奉修必損，權貴處處得利，享太平尚要聯賊作亂;
毛澤東思想歷久彌新，工農代代受益，遇逆境定將護國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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