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基本需求影響幸福感

當歐洲債務危機在全球向縱深發展時，中國正努力推進提升其國民經濟的“十二五”規劃。這種推進在2012年面臨諸多挑戰：發達國家需求下降，中國內需尚未成氣候，地產泡沫與影子銀行系統隨時令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爆發。過去幾年，每個國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上述挑戰帶來的生活變化，不論是地產泡沫、不斷上漲的物價，還是低迷的股市，都給國民帶來了切身的壓力。

中國國民在走向和平崛起的過程中是否會承受更大的壓力？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經濟發展與國民幸福感的關系？在歐洲福利社會爆發危機之后，我們該如何理解一國福利與財政的關系？為此，《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了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紹光教授。

第一財經日報：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其國民在哪些方面可能會承受較大的壓力？他們的幸福感會有什么變化？

王紹光：說到幸福感的變化趨勢，中國似乎經歷了一個U形變化。“世界價值調查”從1990年開始就每隔幾年在中國調查一次。1990年，中國感覺“滿意”的人比重相當高，約為80%，此后十來年，比重開始持續下降，到2007年出現回升。感覺“幸福”的人比重開始也很高，1995年降到谷底，此后開始回升。

討論幸福問題，一定要區分“過程的幸福”還是“結果的幸福”。吸毒的人過程肯定感覺“幸福”，但結果就不幸福了。反過來，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會指出，在高收入國家，感覺幸福的人比較多；在低收入國家，感覺幸福的人比較少。高收入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增長是提高幸福感的必由之路。然而，同樣有大量研究發現，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增速越快的地方，反而幸福感越低。尤其是東亞地區（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地，也包括中國大陸），幾十年來幾乎是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但是幸福水平卻不高。依據“世界價值調查”的數據，哪怕到最近，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的總體幸福感還沒有內地幸福感高。

這就引出了一個悖論：從結果看，經濟增長有利于提高一國人民的幸福感；從過程看，經濟增長不利于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問題是，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到底應不應該促進經濟發展？

東亞現象早就引起各路專家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解釋。很明顯，經濟增長過程一定會帶來一些問題，例如環境污染、強調競爭等等。競爭令人們感覺到緊張。東亞地區都重視教育，這有利于經濟增長，但也帶來普遍的競爭，從幼兒園到大學都要競爭，學生緊張、家長也緊張。這也許與拉丁民族特有的文化相關。此外，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在經濟增長很快的東亞地區，人們工作時間普遍比較長，這也會影響幸福感。

日報：中國人的幸福感與其他國家有無共性？就幸福感來說，是否有一些客觀的指標可以衡量，能否介紹一些影響幸福感的具體因素？

王紹光：中國的情況跟東亞地區的其他經濟體很類似。這里有一個文化特點：東亞人民在被問到幸不幸福時，往往不會僅從自己的主觀感受出發，還會自覺不自覺地顧及家人、鄰居、同事的看法，這也許是東亞人民對生活的滿意度較低的原因之一。反倒是太平洋(601099,股吧)島國或拉美等地的人，沒太多這方面的想法，因此幸福感更強。

就幸福感來說，除了剛才說的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過程之外，第三個關鍵因素是人們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滿足。這里說的基本需求既包括衣食住行等影響生存的客觀需求，也包括諸如親情、友情、互尊、公正、自主等主觀需求。大量跨國實證研究證明，這些需求是否得到滿足，對幸福感影響極大，恐怕是影響幸福感最關鍵的因素。

第四個因素就是社會平等。近年來，有關平等與幸福關系的研究汗牛充棟。大量的研究發現，越平等的地方，人們感覺越幸福。

總的來說，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速度、基本需求的滿足以及社會的不平等都可以影響一個社會的幸福度。從這四方面看，中國的現狀是，在滿足基本需求方面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做得要好，收入水平居世界中等水平，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人們感覺社會不平等程度太大。

日報：在“十二五”規劃中列有“區域發展”、“社會管理”、“社會保障體系”等內容，是否顯示在經濟發展后，中國有必要提出新的配套政策？

王紹光：的確是有些新的提法。在過去30多年里，頭20年的重點放在經濟增長上。我曾批評那個階段的中國政府只有經濟政策，沒有社會政策。進入新世紀以后，社會政策被提上議事日程。另外，從社會結構看，中國正經歷一個重大的變局：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這在歷史上是首次。管理農村人口為主的國家與管理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不同，社會管理的方法必須創新。

當經濟、社會結構發生快速而重大的變化時，社會管理方式必須做出相應調整。別的國家也經歷過中國正在經歷的變化，它們那時也焦躁、迷茫、痛苦、不安。不過，其他國家走過這個過程的時間拉得很長，而中國則把別國幾十年、上百年走過的路，壓縮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完成，矛盾集中呈現帶來的壓力史無前例。

更何況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國又開始進入信息社會，互聯網用戶已超過5億人，手機用戶超過9億人。信息社會有兩個特點，一是信息傳遞速度快，跨越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甚至全球幾乎都可以即時傳遞。二是信息不再是單向傳遞。以前，信息傳遞幾乎都是單向的，現在信息往往是多向的，每個人都可以變成信息的發布者。

所以，城市化與信息化都要求中國創新社會管理方式。

日報：具體到“十二五”規劃，你覺得有哪些提升國民幸福感的新亮點？

王紹光：我覺得亮點挺多。你稍留意就會發現，以前叫五年“計劃”，從“十一五”開始，改叫“規劃”。計劃往往帶有指令性，規劃則帶有戰略性、指導性。早期的計劃指標大部分是經濟指標，但是從“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規劃就可以看到硬性指標慢慢轉向經濟以外，尤其是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等。

比如說醫療、教育、環保等方面都有比較硬性的指標，這都不是經濟方面的，而是社會方面的，這些對于人民幸福感有益。

剛才說了，提高國民幸福感最重要的一條是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前些年，中國民眾的很多基本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例如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上學難、上學貴、看病難、看病貴，住房又太貴，這些都是很多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普通老百姓的這些基本需求得到滿足，應該是有利于提高人們幸福感的。

還有很多措施是利于縮小差距的。既然中國人對不平等的容忍度低，縮小不平等肯定是有助提升幸福感的。中國社會變得越不平等，感覺不幸福的人就會越多。

不平等為什么會使人不幸福？因為對一般人而言，收入分為兩種，一個是絕對收入，一個叫相對收入。按道理說，絕對收入應該最重要，收入水平越高，人們應該越開心。但實際上人們更看重的恐怕是相對收入，即相對其他人的收入。當各項條件都差不多（如年齡、學歷等），工作辛苦程度也差不多時，如果某些人賺得更多，另一些人就會不高興。

在新的五年規劃里面，那些能夠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以及地區內部、城市內部、鄉村內部差距的措施應該是有利于提高人民幸福感的。

日報：中國目前的財政能力是否可以支持更多的政策工具提升國民的幸福感？

王紹光：政府要區分人們的“需求”和“要求”。需求就是我剛強調的基本需求。缺少這些東西人們就不能有一個有意義的、有尊嚴的生活。“要求”是超出基本需求的訴求。打個比方，一個女同志上街需要一個包是需求，需要一個LV那就是要求。

政府要關注什么？我想應該是“需求”。具體來說，包括我剛才講到的方方面面，如教育、住房、人們的尊嚴、對公正的期待，這些都是，也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如果讓大部分人的需求得到滿足的話，那就能有效地提升中國人幸福感。

這些需求都跟政府財力有關。比如醫療，這是非常昂貴的，連美國都負擔不起，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政府只能負擔人民群眾的基本醫療服務，超出部分還得靠個人和慈善行為。隨著財力的增長，中國醫療體制以后不僅應覆蓋所有人，還應提供更高質量的覆蓋。又如教育，其實也是很昂貴的。現階段，能否解決農村學校學生的住、食問題，對財政能力是極大挑戰。今后九年義務教育也許還可以往前后各延三年，包括學齡前和高中階段。

2010年，中國建設了580萬套保障房，今年已開建1000萬套保障房，明年大概還會蓋700萬~800萬套保障房。三年加在一起，是2200萬~2300萬套保障房，可供6000多萬人居住，這相當英國的人口。蓋這些房子是很花錢的。

上世紀90年代，我曾主張要增加財政收入支出，這是滿足大家基本需求的必要條件。但是我現在覺得，也不能走得太快，畢竟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政府一下子把所有的東西都包下來，恐怕是辦不到的。如醫療改革，可以包括基本醫療，但可能無法包括所有的報銷，這在中國可能在很長的時間里才能實現。

中國并不富有，它需要花錢的地方還很多，要慎之又慎。最近幾年，我不再談提高財政收入，而更關注政府怎么花收上來的錢，關注預算監督。政府一定要謹慎花錢，要受到人民的監督，要讓人民群眾監督，這樣才能使不多的錢花在刀刃上。

作者王紹光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