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攻擊愛國主義：中國媒體的當然底線
環球財經副社長 彭曉光
為了防止淪為外人“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的工具，中國媒體必須堅守“不攻擊愛國主義”的當然底線。沒有人要求每個媒體的每篇文章都捍衛愛國主義，中國媒體有大量關于財經、社會、生活、時尚、旅游甚至娛樂八卦的文章，這反映了中國現階段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現實，但是，任何媒體如果自以為在反對社會弊端方面獲得了某些輿論支持，并試圖利用這種支持去攻擊愛國主義，那它就越過了“進攻頂點”而必然遭到慘敗，考慮到美國歐洲乃至世界各國文明中愛國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地位，攻擊愛國主義就不僅是反國家民族，而且是反人類文明了。
汪丁丁先生：依您自己的邏輯推導，您可能是個反現代文明的反智主義者
汪丁丁先生在《新世紀》周刊撰文“陰謀論為什么不正確”，極為推崇所謂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的一語驚人“在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地方，沒有智慧”。
汪先生的文章，雖然也談到了其他國家，但主要篇幅顯然是在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將導致“沒有智慧”和“陰謀論盛行”。
但是，任何一位理性的讀者，都可以從汪先生的文章邏輯中推導出這樣一個結論：現代文明國家美國、英國、德國、俄羅斯、法國、日本、以色列等等，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是沒有智慧的愚蠢之邦——因為他們的國歌，他們的愛國主義教育都證明這些國家都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所以他們“沒有智慧”。
困惑的讀者如果無法接受上述邏輯推導，那就只能被迫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汪丁丁先生可能是個反現代文明的反智主義者。
當然，也許讀者們都誤讀了汪先生，他推崇的也許是不允許一絲一毫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存在的印度智者的“苦思冥想的恒河水智慧”，這類智慧，目前顯然還未能被世界各國擁有樸素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廣大公眾——包括印度的廣大公眾，所真正認識。
美國為什么盛行“陰謀論”：復雜的宗教信仰沖突背景
汪丁丁先生文章中說“除非我們計劃返回閉關鎖國的時代，否則，我們最好遵循國際政治的慣例，相信陽謀而不相信陰謀”——這句話顯然在邏輯上和事實上都是很成問題的，美國就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個“陰謀論”高度盛行的國家。
上世紀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造成的整個社會的“反共歇斯底里”，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日本陰謀論”（全美國都恐懼于日本將擊敗美國，雖然日本在政治軍事上是美國完全的附庸），至今多次統計，數千萬美國人相信“9.11”是美國政府的陰謀，數千萬美國人認為登月是美國政府的騙局——當然，如果有人硬要說這些現象在中國就是“陰謀論”，在美國就是“居安思危”、“科學質疑”，那我們也毫無辦法。
美國和西方世界近現代流行的最大“陰謀論”，是圍繞“共濟會”展開的，這被認為是一個由猶太資本控制的妄圖統治全球的“世界影子政府”。美國人數眾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福音派信徒，始終堅持認為，美國政府、聯合國、外交委員會、三邊委員會、美聯儲、好萊塢等等，都是“共濟會”摧毀美國基督教精神，摧毀美國進而統治世界的工具。
“共濟會陰謀論”的背后，是個復雜深刻的、西方世界持續了二千多年的猶太教與基督教的毫無調和余地的終極信仰沖突，文明的最核心層是信仰（包括宗教信仰），中國是個沒有一神教主導傳統的文明，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地區處于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信仰主導之下，深入研究——但絕不盲目相信——各類陰謀論背后的宗教根源，對中國更理性深刻地認識世界是有益的。
對美國這個“陰謀論”盛行的國家，汪丁丁先生文章中（明顯指向中國）的觀點，可以一字不改地套用“一個社會，如果長期宣傳陰謀論，人心叵測，眼神中透著詭異，甚至在家庭內部，坦承也不再是美德，一代復一代，沉積在深層心理結構中，成為一種民族性格，……”
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如果是這樣的一種“民族性格”，那其對人類文明未來之路所投下的可怕陰影，就無法不讓人感到深深的憂慮了。
“有良心的青年歷史發明家們”：不停制造關于中國歷史的“陰謀論”
中國倒是有那么一批人，號稱“有良心的青年歷史發明家們”，在不停地制造關于中國革命、中國歷史的陰謀論，他們回避根本的民族獨立，廣大勞動人民覺醒等基本因素，試圖把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歸結為某種“陰謀論”（包括“蘇聯陰謀論”、“羅斯福陰謀論”、“杜魯門陰謀論”等），這就基本淪落到國民黨總結大陸失敗教訓“怨天怨地怨空氣，怨完蘇修怨美帝”的層次了。
按汪丁丁先生文中的描述，這類人顯然“人性扭曲”，患了“受迫害癥”。
“進攻頂點”：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提出的重要概念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提出了“進攻頂點”這一重要概念，其基本涵義是：任何進攻都會遭遇某個關鍵的時間（及空間），超過這一時間（及空間），形勢就會發生劇變，進攻者就會遭到猛烈的反擊并極有可能陷入慘敗的境地。
從戰役層面看，二戰中，德軍進攻莫斯科——蘇軍反擊——德軍反反擊，德軍進攻斯大林格勒——蘇軍反擊包圍并進攻——德軍反反擊；抗美援朝戰爭中，美軍對鴨綠江一線的進攻——志愿軍的反擊，以及志愿軍越過三八線——美軍的反擊，戰爭各方都曾因越過“進攻頂點”遭受對方猛烈進攻而導致自身重大損失。
從戰略層面看，冷戰中，美國在越南的失敗，蘇聯在阿富汗的失敗，也都有“進攻頂點”規律的作用。
任何媒體，不論中外，如果妄圖利用自己在反對中國社會弊端中獲得的某種輿論同情與支持，去攻擊中國的愛國主義精神，那就屬于典型的“越過進攻頂點”，必然會自動地遭到猛烈的反擊，進而陷入慘敗的境地。
強烈捍衛中國國家民族利益的廣大左派及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同樣需要深刻研究“進攻頂點”復雜而冷酷的規律。
典型案例：南都南周，孔慶東事件與公眾的愛國主義精神力量
如果孔慶東罵人，那顯然不對，但南都南周及其支持者都沒什么資格在這點上攻擊孔慶東，因為他們的國罵不僅大量出現在網絡媒體上，也出現在他們自己的平面媒體上。
問題的關鍵在于，南都南周試圖利用其在反對中國社會弊端方面積累的同情與支持，去貶低圍攻中國的愛國主義（這在2008年后，在西藏314事件、汶川地震等方面表現的尤為突出），這顯然屬于越過“進攻頂點”了。
孔慶東策劃的這場反擊，在公共輿論方面是成功的，因為他舉的是愛國主義旗幟，從而激發了“沉默的大多數”公眾的愛國熱情——當然，他也故意采取了做戲式的夸張姿態。
資中筠先生：未必需要對中國的愛國主義過分苛責
資中筠先生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她的很多觀點我們都是贊成的，她認為，“美國不管有多大的困難，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它必然還是超強力量”。我們同樣認為，美國面對任何其他非美力量中心都具有強大的“全球體系優勢”，這個優勢有多大，從英美關系史中我們就可以得到證明：1890年代美國經濟規模就超過英國，至二戰前夕達到英國3~4倍，一戰英國打敗德國還依靠了美國的財政金融及軍事支持，但二戰前英國還是在全球戰略、金融、市場方面緊緊壓制住了美國。
同樣，我們也贊成資中筠先生的觀點，中國模式依然存在種種不足與弊端，急需我們大力改進和升級。
但是，我們不能同意資中筠先生對中國愛國主義的過分苛責，認為中國愛國主義“就可以成為那些否認普世價值和拒絕政治改革的人的一個方便的借口”，我們認為，這句話在邏輯上是值得商榷的：除非把普世價值定義成美國價值（即美國愛國主義必須肯定，其他國家的愛國主義要受到質疑），否則，任何普世價值的構成中，不論有多少其他要素，愛國主義都占據了核心地位——世界各國都是這么做的，這就是現代人類文明。
資中筠先生一定知道，同“美國至上”、“美國注定領導世界”式的美國愛國主義相比，中國的愛國主義完全是克制型、防御型的，我們和資中筠先生一樣，希望中國和美國成為朋友，但美國對朋友的本質定義，是“無法擊敗的對手”，手下敗將歐洲、日本在美國眼里僅僅是軍事政治附庸而已。蘇聯在冷戰中失敗解體，俄羅斯也就喪失了同美國成為真正朋友的機會。
我們中國必須要持續大力加強物質與精神力量，包括軍事、經濟、科技力量，也包括愛國主義精神力量，成為美國“無法擊敗的對手”——這樣，中美兩國才能真正成為朋友，這對中美兩國人民，對世界和平都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
中國商業性媒體的一個特點：過分放大了不從事實踐操作的純知識分子的聲音
純知識分子的聲音當然重要，但是真正推動中國向前發展的，是廣大勞動人民、各級政府、企業家投資家（包括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及科技工作者，只是由于，或者他們本職工作繁忙，或者他們有組織紀律約束，這才導致了在中國商業性媒體上，不從事實踐操作的純知識分子的聲音，被過分放大了。
這就造成了一個后果：僅僅從商業性媒體上，人們能看到的，是一個被純知識分子扭曲了的、失真的中國。我們一直認為，美國對中國局勢走向的多次重大判斷失誤（特別是幾次判斷中國經濟社會“崩潰”），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被中國純知識分子誤導這個原因。這類純知識分子（多數持自由派觀點），在至今近百年歷史進程中，在中國的真實地位其實是十分邊緣化的。
對這類知識分子自由派，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首推了“公共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簡稱“公知”）。
最近，南方都市報自己出人意料地對“公知”進行了反思，宣稱“公知”（以及有人制造的對應的“母知”），似乎同“磚家”“叫獸”等一樣成了罵人詞匯，原因在于“一些所謂公知，開始自我感覺良好地轉向，自我升華，乃至自我真理化了，儼然一副青年導師的面貌……”
“公知”們是否真的意識到自己越過了“進攻頂點”而遭到了公眾的反擊，真的能否自我反思，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
防止最壞：錯誤的改革藥方將使我們存在的社會問題更加惡化嚴重
在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伴生著各種社會矛盾與社會弊端，這無須否認，也必須認真解決，但是，中國“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因為這不僅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還會使問題更加嚴重惡化。
蘇聯如當時自己的“公知”所愿進行了改革，結果是國家解體，經濟急速下滑，惡性通貨膨脹，七八個金融寡頭統治了國家……在這一過程中，不管俄羅斯公知們堅持己見還是反思轉向，他們對阻止國家民族的災難都毫無辦法。
所以，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是不可能使用自由派“公知”所開的藥方的，因為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愿望，自由派“公知”對國家民族命運負責任的能力，小的可以忽略不計。中國的黨政決策者們，考慮的顯然是真正推動中國發展與穩定的決定性力量：廣大勞動人民、企業家投資家，科技工作者……
自由派“公知”們聲稱，“啟蒙就是回歸常識”，但在美國西方金融危機暴露出嚴重的體制與結構問題的今天，他們依然把美國西方的價值觀和制度當成“普世價值”給中國“啟蒙”，這就顯然違背邏輯與常識了——按他們的藥方，美國西方的結構性危機在等著中國，考慮到發展程度的差異，“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的各種嚴重弊端也在等著中國，這樣違背常識的“啟蒙”，完全就是一種新蒙昧主義教條了。
再次請教“普世價值”信徒們：你們能讓日本對戰爭罪行的態度達到德國的水平嗎？
這里不存在“普世價值”公知們最愛“轉進”的中國現行體制問題，我們談的是新中國成立前，在抗戰中死難受害的中國人的人權問題。
顯然，“普世價值”公知們既不敢回答這個問題，更辦不成這件事。
德國日本對二戰罪行認罪態度的差異，是因為戰后控制德國日本的是美國，但控制美國的是猶太人而不是華人，所以猶太人可以把自身的苦難上升為全人類的苦難，中國人就做不到——這就是現代人類文明真實的一面。
通不過這道試金石的考驗，“普世價值”、“人權高于主權”的宣傳者就只能在中國人面前顯得像是欺騙者或被洗腦者。
中國導演拍攝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對激發中國的愛國主義，對在全球揭露日軍的殘暴，還是有些作用的，但是，我們對局勢的判斷還是要持冷靜清醒的態度。
第一，無論怎么拍，拍多少部，都不要奢望在美國和全球達到猶太人大屠殺事件的程度——除非華人在華爾街、好萊塢和美國主流傳媒擁有猶太人的地位。
第二，不要試圖“藝術加工”日軍的所謂“泛人性”，這對日本主流社會改變態度基本沒有作用，反而只能引起廣大中國影迷的激烈反彈。改變日本對戰爭認識的態度？——除非中國在日本擁有美國在日本的地位。
第三：歸根結底，強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力量，強大的經濟與國防力量，才是中國人民人權的根本保障。
“不攻擊愛國主義”，這對中國媒體而言，不是個太高的要求，這個當然底線都無法守住，那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及國家文化安全，就將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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