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監獄——走資派的日暮途窮
丑牛
黑監獄！恐怖的黑監獄！罪惡的黑監獄！
各地來京上訪的老百姓，含淚泣血，呼號了多少年，可憐沒人理睬。雖然，報紙、電視和網絡媒體都登了這些黑監獄的存在，登了黑監獄的法西斯暴行，可有關部門仍然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后來，聽人傳言，對“黑監獄”，上面（？）有指示：“這是維穩中采取的具體措施，是政府行為，對群眾舉報，不接收、不立案。”這種傳言，不知是真是假，但我信。因為武漢黑監獄受害者控告團向省檢察機關的舉報和控告，就被拒收，就拒絕立案。官員們回答得很明確：“這是政府行為”。問他們政府行為就可以無法無天么？你們依據的是哪一條、哪一款的法律？他們直截了當地回答：“這不是依法，是奉上級指示”。
黑監獄多兇！黑監獄多狠！上級（？）給了他們犯罪豁免權。難怪武漢黑監獄控告團的代表向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的官員反映政法部門拒收控告材料、拒絕立案是違法行為時，這位官員竟火冒三丈：“你們到北京去告我們，我們不怕，我們在北京有人！”省委官員說在北京有人，那肯定比省委還大，就只能是中央了。
有這樣通天的后臺，黑監獄就可以無法無天，就可以橫行天下了。從網上反映，全國至少有三十多處黑監獄。
黑監獄受害者的血淚控訴，輿論界的揭露和批判，全國民眾的同聲譴責，官方終于承認了有黑監獄的存在。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就召開了專門會議，“布置整頓保安服務市場”。副局長張兵在會上就講到北京昌平有一座黑監獄，由一個辭職的保安人員糾集了十五人組成，他們還與五個省、市簽訂了“幫助地方政府維穩”的合同，專門負責攔截、抓捕、拘留、押送來京的上訪人員。請看，由社會閑散人員組成的近乎黑社會性質的“保安公司”，居然與各地省市機關簽訂違反法律的合同，并授予他們比公安還大的權力，還真令人大開眼界，匪夷所思。
張兵副局長代表北京警方承認有黑監獄，讓人以喜；但他說解決的辦法是“清理整頓保安服務市場”，卻讓人以憂。黑監獄不是市場的產物，是政治的產物，是政府行為的產物。政府對上訪者采取鎮壓，又不便由政府直接施行，黑保安、黑監獄才應時而生，而應該整頓的是：誰批準建立起這樣近乎黑社會組織的“保安服務市場”，又是誰授予這些黑保安公司建立起黑監獄這樣的法西斯機構。
把大批上訪者關進黑監獄，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是很難找到的。即或是中國古代封建專制的黑暗時期，昏君也不敢宣布：告狀是犯法的。他們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厲害。只有一個周厲王，不信邪：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召公反對他這種封民之口的辦法。告訴他：
“夫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想封民之口者，卻短命而亡。
不知道我們今天那些把大批上訪者關進黑監獄的共產黨官員們讀過這篇歷史故事沒有。
接待信訪、上訪是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我們共產黨把“善待百姓”推到最高境界，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把群眾路線當成黨的根本路線。改革開放前，各級黨組織是高度重視處理人民來信來訪工作的，在黨中央發出的許多黨內指示文件中，在一些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都一再告誡全黨，要傾聽群眾的呼聲，作好信訪工作。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為黨中央起草的《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指示中，就向全黨提出支持人民來信來訪對改進黨的工作的重要性：
“這些人民來信大都是有問題要求我們給他們解決的，其中許多是控告干部無法無天的罪行而應當迅速處理的。”
在以后發生的一些因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而引發群眾鬧事的事件時，毛主席總是站在群眾的立場上說話。有一次，河南為建機場，沒有同群眾商量好，發生了群眾鬧事，拿起鋤頭、沖擔、扁擔、里三層、外三層、阻擋施工。毛主席在黨中央的會上說：
“黨內有些人中存在的國民黨作風，這才是人民鬧事的關鍵之所在”。他支持群眾拿起鋤頭、打扁擔，說：不這樣官僚主義者們就不會清醒過來。他對時任共產黨總書記的鄧小平說，鴉雀造個窩被人捅了，他也會叫喳喳，你鄧小平的窩別人捅了，你就舒服？
在有名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又針對一些黨內的領導同志說：“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主義者害怕群眾的道理呢？”
到了晚年，他把黨內一些人對群眾的鎮壓提到階級斗爭的高度：
對廣大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
今天，我們那些把上訪者成批地抓起來關進黑監獄的共產黨人，你們應該屬于哪個階級？你們是專了哪個階級的政？
我從事黨報工作多年，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報紙的群眾工作，特別在處理來信來訪工作中，得到各級黨組織的全力支持，對推動黨的各項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現舉其中一例：
一九六四年，報社接到襄陽縣牛首大隊一位回鄉女知青的來信，她說，對有些農村基層干部的惡劣作風，群眾意見很大，我當面給他們提意見，就遭到打擊、報復，還時不時扣工分。如是她把近年來的日記本寄來，要報社分析一下，她的觀點對不對？日記里多是她遇到的不合理的事，特別是對公社主任丁××的一些丑事、壞事記錄得最多。我讀了之后，很是氣憤，但這丁××在全省很有名，第一項花環是省特等勞動模范，第二項花環是全國人大代表。我就把日記整理了一份，送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沒過幾天，他向我索要日記全文，再過幾天，他為日記寫的《前言》《批語》也送來了。并囑我們摘編一期《內參》。（《內參》是專發給黨內公社以上干部閱讀的）以后再發全文出一期《湖北通訊》專輯。（《湖北通訊》是省委的黨刊，是發給區以上干部閱讀的）。
這兩本刊物出來后，引起了全黨很大的震動，有些稍有劣跡的干部，看得手直發抖。對丁××這種共產黨的敗類，在黨的各級會議上，進行了討論和譴責。在隨后的社教中，丁××被逮捕，被群眾批斗，開除黨籍、公職，還判了刑。知青王××受到嘉獎，調到省里來，參加共青團省委機關工作。
從支持群眾上訪到鎮壓群眾上訪，這種截然相反的變化，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從改革開放。這種判斷不是我輕率地隨口而出，而是由前國家信訪局長周占順根據他多年的經驗而總結出來的。他對國家的信訪工作曾作出了四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估計：
一）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
二）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的實際困難和問題應當解決；
三）80%以上是可以通過各級黨委、政府的努力可以解決的；
四）80%以上是基層應該解決的也可以解決的問題。
這第一條就直率地說上訪的主要問題是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第二、第三、第四條是說這些問題是有道理、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沒有得到解決。周局長沒有再分析一下，為什么這些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不能解決呢？應該還有一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估計：
五）80%以上是牽涉到官僚、資產階級、黨政官員們的利益，因此就很難得到解決。
周局長應該是心里有數的，但因為官大、中央部級，影響大，不好講。
正因為以上五條估計，特別是第五條，使上訪工作，就由過去的受到全黨的歡迎、支持、鼓勵變成了今天的壓制、打擊、迫害，一直到建立起黑監獄來鎮壓。
我們今天能聽到毛主席講的那些支持群眾造反的話語么！我們今天能聽到“壓制群眾的批評是黨的死敵！”這種口號么！我們今天能聽到對廣大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這種警句么！
我們能聽到的是：
“對上訪，我不說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偏執性精神病患者，應該把他們關進瘋人院”。
“請公安部門對上訪按敵對勢力辦”。
“對上訪者，第一次訓誡，第二次警告，第三次刑拘！”
“對上訪的組織者，游街示眾！”
……。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部門頒布的關于信訪工作的規則、法令，那一件不是針對訪民、約束訪民的。而沒有一件是針對信訪控告的對象的，沒有一件是講必須對群眾控告的違法亂紀者進行嚴肅處理的。
信訪部門是管制訪民的，不是解決群眾的信訪訴求的。可惜這種荒唐的作為，不是個別的懶、庸、散現象，已經成為普遍的現實。
諸位若有不信，且聽我講一段信訪的故事，這故事是我與信訪部門官員合作完成的，絕對真實，信訪工作的官員不應有異議。
2009年國慶期間，一位叫黃猷凡的退休女工，用借來的手機向我呼救（她的手機被劫持者搶走了），說她被人劫持，現被囚禁在武漢郊外木蘭湖的一個小孤島上。我通過信訪部門的熟人，打聽她的下落（因為在此之前，她經常因上訪被關押、被囚禁）。回答說：“她很好，正在外地旅游”。24天后，她放回來了（可能是因為國慶節過完了，在這種敏感的日子，老上訪通常都是被監控起來的）。她給我談了流放孤島24天的經過。我們整整談了兩天，整理出了一篇《纏訪者的日志》在網上發表，（纏訪者是抓她和囚禁她的理由）。
管轄她的信訪局長讀到這篇網文后，來我家訪問，他們是來向我解釋為何要把她送到木蘭湖去流放。我說：第一，黃猷凡不是“瘋婆子”；第二，黃猷凡也不是“纏訪者”；第三，她的上訪訴求也不難解決。信訪局長對我的回答有些吃驚，他說，為解決黃猷凡的問題，七八年來，市里上上下下，弄得焦頭爛額。我說，那是你們的力氣花得不是地方，老是想制服她，監控她，抓捕她，審訊她，卻很少同她談訴求的問題。我們應該倒過來，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決她的訴求問題上。我看黃猷凡的訴求，不復雜，至多二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解決。信訪局長不相信，他邀請我與他們合作來“擺平”黃猷凡。我很高興他們的邀請，我說，黃猷凡是信任我的，如果你們也信任我，這件事很快就可以圓滿解決。
黃猷凡的訴求很簡單，就兩件事：一是她的46平米的門面房產，在拆遷中拆沒了；二是她的女兒在十五歲上初中時失蹤，她報了案，一直未破，她自己四處尋覓終于找到一些線索，她女兒被騙子拐賣后，淪落為娼，后被一官員包養，據說，這官員和警方有關。第一件事，很好辦，去房地局查檔案，這46平米的門面房業主是誰？拆遷時，誰得到補償，開發商與誰簽訂的拆遷協議。房地局、開發商、原業主都請來，黃猷凡也請來，四人八面當面對質，假業主、真業主不就可以分辨得清楚了么？這第二件事，警方找到黃猷凡之女，一切都可真相大白了。
不久，信訪局官員告訴我，房地產部門已經作了答復：“黃猷凡的房產沒戲了”。我說，“這是什么答復啊！有戲、沒戲，不能由他們一家說了算，要靠事實，靠查檔案，靠查拆遷合同”。但信訪局再也沒有去深究，一說“沒戲”二字，黃猷凡的房產這沒了，這怎么能服人，這怎么叫解決問題，這怎么叫答復。
過了一個月，信訪局長又告訴我，黃猷凡的女兒已經找到了，但不能和黃猷凡見面。我問為什么？回答說：警方希望黃猷凡不要來干擾她的女兒，這種答復，簡直是混帳。媽媽要求與失蹤七年的女兒見面，要母女團聚是“對女兒的干擾”！？這話出自警方之口，夠荒唐！
往后，發生的事就更離奇了，我對信訪局長說：如果他們母女見面有困難，能不能讓我這個老記者同她女兒見面了解她這多年來的辛酸和眼前的處境，也讓我對這個可憐的媽媽有一個合理的交待。
局長答復再研究一下吧：
再過了幾天，局長欣喜地告訴我：警方同意她們母女見面了，由他們錄制了一個碟子，有她女兒的視頻，放給黃猷凡看，女兒還可以在視頻里向媽媽講幾句話。我聽了，簡直連肺都要氣炸，我喊道：“這是為什么呀！這是為什么呀！”
局長說，我們再研究一下吧！
這一研究就石沉大海了。我托熟人了解黃猷凡女兒的下落，他們告訴我，這孩子被拐賣后，淪落為娼，后被一官員包養，又支撐她開了一間“休閑屋”，20歲就“入了道”，當上了老板娘。
面對這一事實，我真心亂如麻，我們共產黨人干了一些什么事啊！孤兒寡母，咫尺天涯，行同陌路，怎么叫人不心碎。拿出她母女照片，媽媽在黑監獄里關著、期盼著：還我女兒！還我女兒；女兒秀麗的面孔，一疊疊的獎狀，展現著美好未來。誰給母女帶來了噩夢，不就是這個金錢社會嗎？不就是一批貪婪、腐敗的官員嗎？我們共產黨人、搞人民信訪的人，該站在哪一邊呢？為什么把含血泣控的媽媽關起來，為什么把孩子推向火炕？“讓人民生活得有尊嚴”，“讓幸福比太陽更光輝”，在哪里？在哪里？
黃猷凡在黑監獄：還我女兒，還我女兒！
這位清純的姑娘后來淪落風塵
這樣一個結局，我這個“老黨員、老革命”真是愧疚萬分，我感到自己的軟弱無能。怎樣向這位退休的老工人，可憐的媽媽交待啊！但丑媳婦總要見公婆，我鼓起勇氣，約她面談，應該把一切經過坦率地告訴她。
客廳里顯得比平常空曠，我低著頭，沉緩地向她講述，她卻一直睜大眼睛盯著我，好似教堂的牧師聽教徒懺悔。對我講的一些荒唐事，她似乎早就預料到了這樣的結局。
我講完了，她仍然靜默著，好像等我繼續地再講下去。客廳里顯得更空曠無人。靜默了一陣子，她用手攏了攏散亂的頭發，她很冷靜，一點也不像我這樣沉重，她的告別辭是簡單明了，一句一頓：
“我現在是一無所有。房子，沒了；女兒，沒了；家庭，沒了。我現在真是無牽無掛一身輕，走了！”
我問她：“你往哪兒去啊！”她回答我的話簡直是一字一頓了：
“我要同他們搞一個魚—死—網—破！”
我還想留住她：“黃大姐，我們還可以再想辦法啊！”
她頭也不回，斜挎上隨身帶的那個大布袋，仍然是一字一頓：“魚—死—網—破！”
這就是信訪者，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信訪工作！我們在為誰辛苦為誰忙？維護誰？鎮壓誰？
兩年了，聽說黃猷凡仍在北京出現，武漢仍在追蹤她，抓捕她，聽說她今天已經不簡單，有人在護衛著她，還有多處隱身之地，抓她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也許武漢警方有能力把這個纏訪的“瘋婆子”再度關進黑監獄，采用更野蠻的法西斯手段來“修理”她，但我相信，這個“瘋婆子”一定會更瘋狂地反抗。
把上訪者關進黑監獄，并不能使社會“維穩”，卻鍛煉出了更多的反抗者、革命者，對官僚資產階級的反抗會越來越猛烈。北京開始清理黑監獄，各地也將清算黑監獄，官僚資產階級建立起了鎮壓人民反抗的黑監獄，也為自己挖掘了墓地。
這一張照片，是在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信訪接待室門面拍的，法警正在制止訪民拉開橫幅標語。拍攝時間是今年十二月十二日。標語上排的字是用紅筆寫的：“擁護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走社會主義道路”。下排的字是用黑筆寫的：“反對×××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一切的向前看走資本主義道路。
看來，廣大訪民已經看清，對上訪者的支持還是鎮壓，是兩條道路的問題。
「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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