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制片人楊先生就中國政治問題采訪司馬南之三
司馬南：1949年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和今天的政協會議當然是有區別的。
今天的政協會議是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民主黨派和其他各界人士參政、議政的一種形式而存在，并不具有立法權。而1949年起草《共同綱領》的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它所確立的《共同綱領》實際上有“臨時憲法”的效用，這個會議是人民共和國紀元的立法大會。我們今天怎么可能每年開立法大會呢？
其后新中國所有的立法，都源于此次會議所通過的《共同綱領》對中國政治、法律的根本闡釋。所以，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具有肇始的、開端的、發端的意義，自然與今天的政協會議在政治地位上也是不同的。正如上邊我們剛剛談到的，“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具體形式，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就是《共同綱領》所體現出來的憲政。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了第一部憲法。在1949到1954年，我們沒憲法，這種現象說明，中國與美國不同。美國在1787年制定了一部憲法、根據那一張“紙”，然后就構建出一個“國”來。我們沒有那個憲法、沒有那張“紙”，但是，我們建國的時候，有另外一張紙，其所遵循的東西就叫做《共同綱領》。如果從憲法學的意義來比較分析，我們傾向于認定《共同綱領》比1954年憲法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乃為“第一憲法”。
楊先生您能理解的，中國人民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歷史地位彌足重要，但不知道您是不是會隱約感覺到，當往事越百年，越千年，這個會議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凸顯。
后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了，1954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通過了，依照這個憲法原則，全國政協的政治法律地位，限于參政議政，它的法律地位和效用，當然沒有辦法與通過“第一憲法”（即《共同綱領》）的第一屆政協會議相比。
這是一個較為獨特的、歷史的、自然的進程，新中國的政治歷史就是這樣演變過來的。
那么，與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可以類比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會議是什么呢？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楊先生：我從20歲以后就沒有參加過選舉了。不知道選誰，也不知道誰被選。現在這些代表是怎么選出來的，我們是不知道的。您參加過選舉嗎？
司馬南：我參加選舉的次數也不多。可是到了2003年，情況有點變化，當年，依據新的《選舉法》，如果若干選民提名，公民某可以做“獨立候選人”，競選人大代表。
我突然產生興趣，就去試了一下。試的結果，我在北京市東城區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當選人大代表。后來，我一打聽才知道，我這個代表是“稀罕物”哩，像我這樣的代表全北京就三個：一個是搞法律公盟的許志永，一個是搞消費者維權的聶海量，還有一個就是鄙人。
2003年，初始的動因，是我對中國基層政權運作模式感興趣，可能是覺得自己有點見識吧，頗有“深入基層”的意味，以為能干點什么。剛當代表時有一種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的心態，總覺得政策水平比那些人高。可是當選為代表后卻發現，這代表難當，基層干部也難當，事情比想象的更復雜，自己從前的想法未免幼稚可笑。
有一些事特別難辦，沒一件事情好管。這些難管的事兒都是一些瑣碎小事，小到建公廁、換電表、規范用水、爭取低保、捕殺蟑螂、文明養狗......沒一件不是千頭萬緒、一團亂麻的，非有技巧和耐心不能做好。后來，我常常講，那些發議論太隨意的人，應該體驗一下基層人大代表的滋味，最好直接去體驗一下基層干部的滋味，嘗試管管這些最簡單的事兒。
當人大代表才發現，現今中國，真的一切都靠競爭性民主投票來決定怎么辦，那這事兒就沒法辦。自從有過代表經歷之后，我再發那些不負責任的輕佻議論，就謹慎多了。
我承認，基層不盡如人意的問題多如牛毛，但中國現有體制的信心也在這里。假如沒有共產黨聚沙成塔的作用，中國社會就沒有主心骨，處于緊平衡狀態下的轉型中國要穩定發展，是不可想象的。我確信，中國要傻子過年瞧街坊式的，一味按西方民主制度那一套玩意兒來治理，必定天下大亂。片面強調民主形式，幾乎等于混亂和絕望，混亂和絕望將導致一個具有偉大進取心的時代無奈地毀滅。民主并不具有天然正義，民主所服務的價值才是最重要的。
我反問：投棄權票，叫不顧全大局？
我們現在在憲法原則之下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包括代表法的執行，原則上來說是不錯的，但是具體實行過程中有一些問題。北京市海淀區較之我們東城區就有很大的差別。比方說有一大堆的人大代表拿了“海淀區某年財政預”算過來，一定要掰開揉碎了仔細看；關于政府各個部門的人選，對哪個哪個人如果有意見，就會七嘴八舌提出來，于是乎，海淀的人大會開得就會比我們這里熱鬧。有的時候可能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包括了代表個人在內，你對于行使權利到底有多少積極性和主動性？如果，第一選民不積極，如果，第二選出來的代表也只考慮自己參選的那個單位意志，如果，第三人大會議規定的諸程序都有，而偏偏重點的關鍵的部位馬馬虎虎就過去了，選民的利益體現在什么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又如何起到應該起到的作用呢？
簡而言之，我認為，人民代表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好的，但是有好多值得完善的地方。我們要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更要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楊先生：我們采訪法學家江平先生的時候，他原來是人大常委，他說在區一級的普選當中還能看到選舉的影子，在全國這一級，基本上就是指定的。去年的兩會就有些明星參加。有些人只不過比普通人跑得快，就可以代表人民了，您是怎么看這個現象的？
司馬南：人大常委有一大幫啊，不是啥稀罕物。江平先生的學問平白易懂。我認識江平先生很多年了，去年他過生日的時候我也去了。1991年，20年前了，我們兩人在《民主與法制》雜志社就怎樣在法治條件下弘揚科學的精神，把科教興國落到實處對談，您可能想不到，那時候我們很談得來。對您轉述的江平先生的后來說法，我不持異議。選舉要完滿體現人民的意志，體現全體選民的意志，這是一個過程。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確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個過程遠沒有完結。
至于在兩會中明星一類人物的比重過高，這是一個老問題了，比這個更嚴重的不是明星比例過高（明星主要還是在政協里邊，在具有立法權的人大好得多）。真正比例過高的是什么人呢？有兩類人：一是政府官員，二是資本家階層中的一些人，也就是一些有錢人。現在一些企業家紛紛打破腦袋往人民代表里面擠。甚至有多少錢當哪一級人民代表的潛規則在坊間流傳，這不是太可怕了嗎？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講到“富人治國”是不可取的。中國絕不能由富人來治，只能由共產黨來治。共產黨治理的中國，工人、農民、普通老百姓，尚有希望，民族復興尚有希望。事實證明，在最重要的政治游戲“治與亂”的博弈中，共產黨整體而言段位不低；而富人治理下的中國，老百姓只能重新淪為奴隸。不管用什么漂亮的“普世價值”忽悠我們，我勸大家都不要相信。一人一票的“選主”也罷，“全國直選”的競秀也罷，“新聞自由”的昏話也罷，“開放黨禁”喧囂也罷，一條也靠不住。這些花里胡哨的東西根本無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
你會看到，富人首先躍上農村政治舞臺。好處顯而易見，壞處也很明顯，最遭詬病的的是三條：第一詬病賄選，他有錢，他有支付能力，他要保住既得的政治榮譽和地位，所以，很自然地在選票不合乎自己要求的情況下，掏出錢來擺平，把民主變成“資主”、“錢主”或王紹光先生說的“選主”；第二詬病分裂，富人村官精力分散，顧及不過來村里的大事小情，要他整天在市場上周旋，今天虧，明天賺，到處救火，還要當好村委會主任，有時兩副擔子只能擔一副，資本的意志決定了他會首選董事長而不是村委會主任。第三詬病老爺，既然村委會主任不過是富起來之后的一種選擇，既然富人在村里既有經濟權利又有行政權力，企業內部的辦事機構與村委會的辦事機構事實上就有了理論上重合的可能，不少富人當政的村里，董事會代替了村委會，“一言堂”代替了“村民自治”，封建家長的老爺作風代替了共產黨的干部的傳統。
一俟富人當政，“私利沖動”往往遠大于“公利正義”，當一個富人與另外一個或幾個富人都對村委會主任位置懷有企圖的時候，“尋求連任的私利沖動”與“皇帝輪流做的私利沖動”交織在一起，情況就會變得更為復雜，“資本較力”的亂象將普通村民淪為看客或道具，民主的本意和善行此刻唯有沉默。
新華社說，“2008年浙江省第八屆村民委員會選舉后，各地查出各類違法違紀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賄選居多。義烏市就查處了37起破壞選舉和賄選案件 ”越是富裕的村子，村委會主任的位置越是值錢，富人便越是要處心積慮將其拿下，高額賄選便越是不可避免。
“賄選的界定和查處”事實上很難，因為親戚連親戚，大圈套小圈，利益鏈復雜得難以想象，牽一發動全身。對于富人村官來說，賄選不僅有謀求私利之必要，而且違法成本并不高，“守法成本反倒遠高于違法成本”，對這種現象，來自上級的有效監管微乎其微，來自村民的約束在選舉完成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幾無可能，而下一次選舉到來之前，則意味著又一次亂象的開始。
眾所周知，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村民自治是一項基本的社會政治制度，這個制度簡言之就是農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村民自治的核心是公平，而保證公平的辦法是“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但是，公平與民主均為人們追求的理念，在富人競當村官的現實境遇下，“四個民主”同時遇到尖銳挑戰：“民主選舉”變成了金錢選舉，“民主決策”變成了“老板決策”，“民主管理”變成了“錢主管理”，“民主監督”變成了事實上的“無人監督”。老板的口袋與村民的口袋薄厚之不同，老板村民占有財富的多寡之不同，社會資源的動用能力之不同，決定了老板與村民之間享有的政治權利不可能相同，名義上的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根本不能保證實現選舉公平。眼下，全面推進村民自治，在相當多的地方因此而遭遇瓶頸。
我并不是在批評老板。老板的動機無可指責。
老板本來就是逐利的組織——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有機會占有社會資源以期謀取更多的利益天經地義，尤其是當老板做大的時候，鄉里、區里、縣里、省里的領導，都對老板側目而視稱兄道弟，區區村委會如何容得下他？他在村里修路造橋帶領村民致富功不可沒，如何叫他謙謙君子般含羞草一樣低下頭來作農民聯系群眾的模范？須知，金錢會使人格扭曲，發生異化，易為“資本化的人格”。此時，資本的意志才是他的意志。
新華社發這樣的稿子，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富人村官”、“老板村官”現象會已經引起整個社會廣泛的重視，樂觀地估計，也許離著解決問題也就不遠了。所以，筆者以為，“富人治村”沒什么了不起的，真正令人擔心的是“富人治國”。富人紛紛躋身各級人大，尤其是全國人大，殊令人擔憂。
您的提問是有所指的，我明白。要我來替你問，可以更尖銳：
——是不是出席“兩會”人員當中，富人代表、富人委員的比例壓倒性地增加了？
——是不是有人滑稽地參政議政，論述“富人是弱勢群體”，公然漠視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
——是不是有大企業頭面人物年薪幾千萬生活奢侈無度，并有資格與能力參與相關產業政策的制定？
——是不是有的大款動不動就以政府不救市，政府不托房價，就會影響GDP、影響政績來要挾政府？
——是不是有的公司老板，白天是守法經營的企業家，晚上是胡作非為的黑老大，他們與政府機關的“文強”們相互勾結橫行鄉里糊弄國家魚肉百姓？
——是不是有跨國公司的代理人，拿著美元在公務員隊伍中赫然尋租，并已經成功地占領市場打開局面？
——是不是有人天天鼓噪什么“市場萬能”，鼓噪“政府沒有名譽權”，政府“沒有理由干預資本的行動”？
——是不是有人丑化中國形象，把社會描述得一團漆黑，說共產黨獨裁專制，揚言用西方的政黨政治“格式化”中共，用什么“普世價值”取代社會主義的價值？
——是不是有一批扮演經濟學家、法學家、哲學家的所謂的學者，拿著可疑的基金贊助，幾乎不掩飾地以資本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毫無羞恥地發表吃里扒外的“學術觀點”？
……
那天見到高梁先生，他說到一組大概的數字。解放前夕，外資企業所占的比例，與今天大致相同，不同的是，那時的外企控制了我們的交通、鋼鐵、電力等重要產業，幾大家族控制了中國的其他產業。假如今天我們在外國資本長驅直入的時候，被人家用各種辦法突破經濟安全的底線（比如，電信業如果被人家控股，比如，其他行業外資比例過大，重要領域民族產業損失殆盡），中國的經濟比重亦有倒退到解放前狀態的可能。那時，就不僅僅是“富人治國”的問題了，而是外國富人來治中國了
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領導這個國家，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是黨的宗旨，也是前面談憲政問題容易繞糊涂的關鍵點，共產黨何以“一黨執政”的根本基礎。
如果一堆富人進入立法機構有了立法權，他們在人大里掌握了話語權，那這樣的人民代表大會可能就會出問題。他們是強勢群體，本來就由于資本的力量在社會上縱橫馳騁，影響是多方面的，而弱勢群體，比方說農民工代表，寥若星辰，缺少相應的比重，在人大制定相關政策的時候，如何體現他們的利益？體現公正的原則？唱歌、跳舞的明星多一點，最多只是一個裝飾感取向的偏好，而資本家、權貴人士扎大堆擠到兩會里，更令人擔憂。
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久而久之，國家的性質可能會因此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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