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師劉瑜赴美接受“第二中情局”培訓
民聲網(www.mshw.org)資料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28/6505.html
文章1:劉瑜赴美接受“民主”培訓
按:劉瑜,清華大學政治系教師,網絡寫手,微博上人稱民主女神。
@take西奴down
2011年夏,各國帶路黨齊聚米國斯坦福大學結束總部培訓,劉女神赫赫在列,最近相當賣力的表現得到了解釋。
http://cddrl.stanford.edu/docs/dhsfp_class_of_2011
斯坦福培訓項目由Larry Diamond負責,他同時也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執行董事之一。NED是因為CIA在50-70年代屢次策劃其他國家政變刺殺,美國人都很惡心這種行為后,在80年代改頭換面,以NGO的模式,開始資助第三世界國家里的帶路黨。NED資金直接由國會撥款,資金雄厚。
選在斯坦福是經過精心考慮,為了淡化美東濃厚的政治色彩,以美西商業氛圍來掩蓋,給帶路黨以一種保護。在美國經濟日益捉襟見肘的今天,該培訓項目負擔帶路黨國際機票衣吃住行所有費用,甚至包括簽證費用。
該培訓課程教材是美國艾爾伯特基金會為各國帶路黨編寫的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中文翻譯為《如何推動民主》)為標準教材,各國帶路黨要進行討論,分享自己國家的國情和實際帶路的經驗,然后由美國專家進行點評和指導。
戰略是基辛格確立的原則 Control the media, you will control the minds. Control the oil, you will control the countries. Control the food, you will control the people. Control the money, you will control the world.
根據基辛格戰略原則,1,控制中國糧食(中國大豆全部被控制),2 控制中國金融(中國金融核心人士清一色美國博士)3,全球狙擊中國石油來源(中國在非洲的項目一個一個被狙擊)4,全面控制中國媒體、思想界和高校(精心包裝大學教授,媒體來影響輿論)
在中國知名高校、有影響力媒體精心挑選帶路黨。南方系媒體眾多主編前往哈佛接受培訓,因此南方系媒體熟諳“移花接木、指桑罵槐、暗示性”的美國AP Style標準寫作手法。南方系各個接受培訓的人回來工作一段時間后,經過精心布局,開始像蝗蟲一樣進入全國其他媒體的管理層,一點一點控制中國媒體
帶路黨最成功的是前蘇聯雅科夫列夫。他是美國精心培養的帶路黨木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巧合嗎?)拿到歷史學博士學位,后來潛伏回國后,成為蘇聯宣傳部部長,放手蘇聯新聞媒體開始反思蘇聯歷史,宣揚普世價值,蘇聯思想界和新聞界開始出現混亂。蘇聯帝國千里長堤逐漸被雅科夫列夫帶路黨侵蝕。雅科夫列夫的帶路行為讓蘇聯高層也無法接受,把他貶到加拿大使館,在這里他有機會進一步整理帶路策略和思路。在戈爾巴喬夫訪加之際,他感覺時機成熟,經過一夜深談,成為戈氏核心智囊,戈氏后來所有新思維全部出自于雅科夫列夫之手。蘇聯帝國從此轟然坍塌,史上最成功帶路黨從此無人匹敵。
經過多年布局,已經完成了中國金融、糧食的控制,開始實施基辛格control mind的階段。因此近幾年,高校知識分子,媒體等正規帶路黨,感覺潛伏時機成熟,齊發力。突如其來的思想攻擊,讓中國各級宣傳部門毫無招架還手之力。為數不多的左派知識分子被打壓逐漸噤聲,整個知識分子和媒體紛紛反水右傾。
本來女神不準備繼續念政治學,要轉到南加大去念電影理論。但被精心挑選和考察后,其導師(黎安友,中國政府禁止進入中國的學者之一)勸說并挽留,并一手扶植其進入哈佛,然后去劍橋,包裝她豪華教育背景,為帶路做準備。
女神回國,其丈夫在北京工作是原因之一。但是時機已經成熟,開始實施帶路任務。女神至今只有一篇毫無學術價值的論文,但卻利用清華政治系全是人民大學的人脈,就取得了的副教授職位,清華百年學術殿堂變得如此廉價。
女神利用其父親是河北省政協主席職務之便,有機會接觸中國高層政府內部文件和思想動向。因此在很多敏感事件發生時期,例如獨立候選人、陳光誠事件她都提前知道,并及時影響社會輿論,狠、準、穩。并對王暉、崔之元、王紹光等左派學者,以學者對學者的地位,玩她得心應手的那套女性陰柔手法,進行攻擊,
女神不但前往斯坦福接受培訓,并在臺灣民主基金會的資助下前往臺灣,回來后洋洋灑灑為臺灣黑社會洗地。剛剛說完臺灣民主后黑社會已經淡出政治,臺灣那邊馬英九就去拜祭黑社會老大。慫恿炮灰去臨沂,自己卻在享受從加州帶回來的陽光。
女神從劍橋回國兩年多,沒發表一篇嚴格意義上學術論文。整天卻四處演講參加各類社會活動,例如給去農村進行支教的志愿者大學生洗腦,以雄厚的資金加印《xx的細節》等宣傳冊,讓支教志愿者帶到農村學校圖書館,帶路黨模仿毛主席從農村開始啟蒙和動員,在中國新聞輿論無法影響到的農村布局并帶路。
文章2: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與美國民主援助
作者:劉國柱
2010年08月21日 來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 成立于里根政府時期的全國民主基金會屬于冷戰的產物,它雖然打著非政府組織的旗號,但其經費來源主要是美國國會撥款。無論是在冷戰時期還是在后冷戰時期, 這個組織都是美國對外“民主援助”的主要機構。全國民主基金會主要通過四大核心機構在海外從事推進其所謂的民主活動,即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國際共和黨研究所和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學會。另外,它也資助所謂“極權國家”或“半極權國家”內部推動民主化的非政府組織。全國民主基金會的“民主援助”活動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海外全面推進美國式民主是其主要目標;在非政府組織外衣的掩護下,它經常赤裸裸地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同時,作為一個半官方機構,它也緊密服務于美國的國家外交和安全戰略。
[關鍵詞] 全國民主基金會;民主援助;意識形態
[收稿日期]2010 03 10
[在線優先出版日期]2010 05 2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06BGJ028)
[作者簡介]劉國柱,男,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特約理事、特約研究員,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美國對外關系史研究。
民主援助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政治名詞,屬于政治援助的范疇,但又不同于傳統的政治援助。傳統的政治援助一般是對美國盟國的政治聲援,幫助穩固美國盟友的政治統治。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所謂民主援助所針對的既有美國的友好國家,但更多的是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與美國不一致甚至是敵對的國家; 援助的對象既包括傳統的主權國家,也包括各種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甚至是受援國的反對派組織。美國為“民主援助”的對象所提供的既有資金(以贈款為主), 也有各種設備和物資,還有一些先進的技術?!懊裰髟笔敲绹敵雒裰鲬鹇缘闹匾M成部分,是美國在全球推行其所謂的民主化的重要工具。
美國從事對外“民主援助”的機構中,全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簡稱NED無疑是比較有特色的一個。它不同于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署以及之前的美國新聞署等官方機構,它號稱非營利的民間機構,因而具有非政府組織的特征;但它的主要資金來源卻是美國國會的撥款,因而又具有強烈的政府背景。全國民主基金會是冷戰的產物,但它并沒有隨著冷戰的終結而消失,在后冷戰時期,它依然是美國從事民主輸出戰略的重要機構,并由于卷入東歐和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而備受國際政治學界的重視。國內關于全國民主基金會的文章只是散見于一些媒體如《環球時報》等,尚無學者從學術角度對這一組織進行系統研究。筆者在美國從事訪問研究時,曾與這個組織有過近距離接觸,但畢竟接觸到的資料有限,本文也只能是進行初步分析,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美國輸出民主戰略與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建立
全國民主基金會是美國對外輸出民主戰略的產物。在冷戰初期,美國及其盟國通過民間志愿者組織向鐵幕另一面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秘密提供顧問、資金和設備,幫助這些國家的反對派人士從事辦報、結社等政治活動。其目的是在鐵幕的另一面傳播西方價值觀念,推動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這些活動屬于美國“隱蔽戰略”CovertStrategy的組成部分。到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美國民間志愿者組織從中央情報局領取活動經費并在一些國家從事顛覆活動的消息被披露后,引起了社會主義國家在一些國際組織中對美國的強烈抗議,約翰遜政府被迫下令停止上述隱蔽活動。但與此同時,約翰遜政府也建議建立政府與民間機構合作的機制,以公開在海外推動民主運動。
1967年,眾議員但丁·福賽爾(Dante Fascell)提議創立國際事務協會(Institute ofInternationalAffairs),負責審批在海外推動其所謂的民主化項目。盡管福賽爾的提議沒有被國會所采納,但他所提出的問題開始引起美國國會和政府的重視,即在美蘇的意識形態競爭中,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機構去最好地發揮作用。1977年,政治學家喬治?阿格雷 (GeorgeAgree)建議設立政治基金,促進美國兩大政黨與世界其他國家政黨的交流,幫助國外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政黨取得政權。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勞聯—產聯(AEL2CIO)自冷戰開始就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支持包括西歐國家在內的右翼工會組織對抗各國共產黨及左翼政黨領導下的工會組織,此時也提出設立美國民主基金作為從事國際活動的公共資源,以繼續20世紀60年代中央情報局所從事的活動。1978年,受卡特總統人權外交的鼓舞,福賽爾又與唐納德·弗雷澤(DonaldFraser)共同提議建立一個半官方機構 (quasi2autonomousnon2governmentalorganization),其使命是在世界各地推動保護人權的事業,這個提案同樣沒有在國會通過。
這一時期,聯邦德國在西歐從事的所謂民主援助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轉型發揮了重大作用,給了美國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學者以極大的啟示。二戰后,聯邦德國政黨在重建過程中,普遍建立了自己的國內政治教育組織:如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cratic)重建了被納粹政權勒令停辦的弗里德里?!ぐ鼗饡?FriedrichEbertFoundation);1958年,自由民主黨(FreeDemocrats)創立了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會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1964年,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Democratic)建立了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 (KonradAdenauerFoundation);1967年,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BavarianChristian Social Union)建立了漢斯?賽德爾基金會(HannsSeidel Foundation)。這些政黨基金會(統稱為Stiftungen)不僅在聯邦德國國內從事政治教育和政治研究,而且很快便將活動范圍擴展到海外。 1961年,聯邦德國成立了負責海外發展的政府部門,從1962年開始,該部為聯邦德國的政黨基金會定期提供資金,資助聯邦德國政黨在國外的活動。這樣,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聯邦德國的政黨開始利用這筆基金資助國外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政黨。聯邦德國政黨基金會在海外活動最顯著的成效是促成了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兩個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化”。1973年,在艾伯特基金會培訓中心的一次會議上,毛羅?薩雷斯(MarioSoares)領導成立了葡萄牙社會黨(PortugueseSocialist Party);1974年葡萄牙革命后,艾伯特基金會的官員定期到葡萄牙幫助其社會黨開展政治活動;1976年初,艾伯特基金會在馬德里設立了永久辦公室,幫助西班牙社會黨培養干部和進行各種政治活動。聯邦德國政黨基金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民主化”過程中主要是幫助相關政黨發展組織,為相關政黨領導人提供政策和大選戰略咨詢;艾伯特基金會在葡萄牙還為地方政府提供了各種培訓,并在西班牙政治發展的重要關頭,在西班牙安排了憲法改革大會。聯邦德國政黨基金會都為這兩個國家的反共工會組織提供了經濟支持。僅1977年,艾伯特基金會為西班牙和葡萄牙“民主化”所提供的資金就達400萬德國馬克 [1]5455。為此,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JuanCarlos)特意嘉獎艾伯特基金會駐馬德里的代表戴特?柯尼基 (DieterKoniecki),表彰他對西班牙“民主化”的貢獻。聯邦德國政黨基金會在上述兩個國家的成功經驗顯然給美國政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卡德?梅葉(CoderMeyer)后來在其回憶錄中承認,葡萄牙右翼獨裁政府倒臺后,在支持本土民主勢力同共產黨人的對抗中,聯邦德國政黨基金會“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107。一些美國政治家和政治學者開始考慮借鑒聯邦德國成功的經驗,在美國建立類似的基金會。
1981年,羅納德?里根入主白宮,這位號稱美國歷史上反對共產主義最堅決的總統一上臺,就號召恢復美國的力量與威望, 通過大規模重新武裝,利用經濟與外交壓力,以及果斷的干預,來幫助世界各地的‘自由戰士’……并最終‘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歷史的灰渣’”[3]171。里根政府上臺不久便組織官員設計新政府在海外推動其所謂的民主戰略,最初提出的設想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推出針對共產主義陣營的“民主工程” (ProjectDemocracy ),包括舉辦國際民主大會、通過人員交流讓世界各國的精英分子認識美國民主、圖書翻譯計劃、增加對共產主義國家的廣播等等。二是建立一個由政府資助、采用民間運行模式的基金會,公開支持海外的民主運動。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演說,為其推動民主戰略公開造勢。里根聲稱:美國的外交目標是十分單純的,即“培養民主的基礎,這一體系包括言論、出版自由,工會、政黨、大學……現在,正是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包括政府部門和民間部門投身于援助民主運動的時候”[4]。里根注意到,蘇聯每年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量青年提供到蘇聯學習和培訓的機會,這些青年學成歸國后獻身于本國的共產主義事業。里根認為,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也應該建立起自己的體系,將世界上的青年人培養成民主主義者。
里根政府在海外推動其所謂的民主的設想給了福賽爾以極大的鼓舞, 我們有了強大的盟友———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我們有了一匹馬,然后我們就騎上了那匹馬”[5]49。在行政部門和部分國會議員的強力運作下,美國國會以絕對優勢通過了成立“全國民主基金會”的法案。但里根政府試圖推出的“民主工程”由于與美國新聞署的功能重疊,被國會否決。根據美國國會制定的《全國民主基金會條例》,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工作目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通過民間組織在世界范圍內鼓勵自由和民主,包括促進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行動,這是民主機制的基礎;(2) 推動美國民間組織(特別是美國兩大政黨、工會和商業協會)與國外民主組織之間的交流;(3) 促進美國非政府組織(特別是美國兩大政黨、工會和商業協會及其他民間組織)參與海外的民主培訓計劃和民主制度建設;(4) 及時采取措施與海外的本土民主力量合作,加強民主選舉的作用;(5) 在促進與海外致力于推廣其民主文化價值的機構與組織等的合作中,支持美國兩大政黨、工會和商業協會及其他民間組織的參與;(6)在美國的總體國家利益與其他國家得到全國民主基金會援助的民主團體特殊需求一致的情況下,鼓勵組織和發展民主運動。
里根認為,建立全國民主基金會是一項很有價值的重大舉措,美國應該問問自己, 為什么以前一直沒有做這件事情”。建立全國民主基金會不僅符合美國人一貫的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 還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提供了希望”。繼承了新英格蘭商人傳統的美國人“應該為兜售民主原則做一些事情”[6]。
美國國會第一年為全國民主基金會提供的財政撥款額度為1800萬美元。其后,美國國會的撥款逐年增加,到20世紀90年代末達到了3000萬美元[7]3132。從里根政府開始,全國民主基金會成為美國在海外推動其所謂的民主化戰略的主要機構之一。
二、全國民主基金會實施“民主援助”的路徑與模式
全國民主基金會主要通過為一些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幫助這些組織在海外從事推進其所謂的民主化戰略。除了零散的捐贈外,它的主要受贈者有四個,即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四大核心機構,分別是國際私營企業中心(CenterforInternationalPrivateEnterprise,簡稱CIPE)、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AmericanCenterfor InternationalLabor Solidarity,簡稱ACILS)、國際共和黨研究所(InternationalRepublicanInstitute,簡稱IRI)和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學會(NationalDemocratic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Affairs,簡稱NDIIA)。這四個受贈者所接受的資金占全國民主基金會資金支出的55%—60%。上述四個組織分別屬于美國商會(U.S. Chamberof Commerce)、勞聯—產聯、共和黨和民主黨。這四個組織可以說涵蓋了美國的左翼民主黨和右翼共和黨,囊括了企業界與工人階層,這就將在海外推動其所謂的民主化上升為美國的國家事業。上述四個組織各自獨立運作,其工作的側重點也各不相同。國際私營企業中心主要是在國外推動建立市場經濟,認為市場經濟是實現民主化的重要條件;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主要是在國外支持建立和發展獨立工會組織,將獨立工會組織視為民主化的重要環節;兩個政黨協會主要是在國外進行公民教育和宣傳,幫助國外理念相同的政黨的發展,并建立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制度,進而推動其他國家的所謂民主化進程。全國民主基金會另外40%—45%的經費則是直接提供給受援國的非政府組織,包括一些反對派組織,幫助這些組織從事各種政治活動。全國民主基金會的“民主援助”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
(一) 政治多元化和經濟市場化
第一個領域是促進受援國的政治多元化和經濟市場化,這一領域的工作主要由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和國際私營企業中心負責實施。
全國民主基金會秉承美國傳統政治價值觀念,認為民主的基本前提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不同獨立組織的存在,各種各樣的民間機構和志愿者組織將為政府權威不受限制的擴張設置難以逾越的障礙。而現代國家的各種民間機構中,自由而獨立的工會組織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它在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是集權社會和平實現民主化的希望所在。獨立工會除了保護工人與工作有關的各種權利外,其更主要的職能是在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代表普通公民的利益。因而,支持受援國獨立工會的發展,是全國民主基金會在海外推動民主戰略工作的重點。這方面的工作包括:
(1) 工會組織建設。包括向受援國的國家工會中心和國際工會秘書處提供援助,以加強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這種幫助有時則通過地區工會組織或者國際勞工組織如國際自由勞工聯盟(InternationalConfederationofFreeTradeUnions,簡稱ICFTU)來進行。
(2) 工會間的交流。全國民主基金會比較重視不同國家間工會的交流,認為勞工運動是建立在團結的基礎之上的。所以,通過人員間的交流,密切國際工團主義者之間的聯系,是任何工會建設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交流項目又同其他項目緊密聯系在一起,如廣泛的培訓、國際會議和教育研討班等。
(3) 培訓自由工會骨干。培訓工作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提高工會的組織技能、服務人員素質、制作和散發宣傳品的技巧、組織示威和集會的能力等等;二是培養工會參與選舉的能力。全國民主基金會認為,工會的一個很重要目標就是在一個自由社會加強民主的作用,確保行政系統關心工人的利益。為實現這一目標,對工會會員的培訓內容應包括選舉的注冊登記、努力贏得選票、與其他工會成員建立聯系、增加對政治的參與、在普選過程中宣傳工會的觀點和立場等。
(4) 促進政治多元化。為促進政治多元化,全國民主基金會將在非民主國家致力于發展自由工會運動,包括向現存的自由工會組織提供資金支持,幫助其出版和發行出版物以宣傳其民主價值觀,并幫助自由工會組織搜集敵對組織試圖顛覆和破壞自由工會的情報等等。
在美國的政治價值觀念中,開放的市場經濟是政治體制民主化的先決條件。一方面,市場經濟能夠為政治反對派提供有意義的保護———反對政府政策的個人不會冒完全集體經濟體制下失去生計的危險;另一方面,充滿生機的私營部門連同充滿活力的小型企業能夠為有效地限制國家權力提供平衡力,并確保其民主的深化與發展。為此,全國民主基金會通過美國商會下屬的國際私營企業中心,鼓勵在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私營企業體系,促進獨立商業協會的發展,并將其作為海外民主多元化發展的一種手段。為此,全國民主基金會的項目基金將致力于:推動私營部門參與民主政治和政策決策過程;增進公眾對企業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的理解和正確評價;鼓勵政府與私營部門間的對話,鼓勵進行體制改革以保護私營部門的政治和經濟權利;為立法者和經濟政策決策者提供所需要的數據,確保有效的立法;擴大對私營企業的培訓,提高企業的宣傳能力,使之能夠對諸如媒體、政治領導人、雇員、青年之類的大眾產生影響;鼓勵志愿者協會的發展。
除了通過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和國際私營企業中心所做的上述工作外,全國民主基金會還直接資助一些公民組織和社會組織的活動,尤其是那些所謂致力于保護人權、促進宗教寬容和捍衛受迫害者的非政府組織。
(二) 制度建設
第二個領域是幫助轉型國家進行制度建設。制度建設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政黨制度、選舉制度、司法制度、國會體制、公民社會等等,全國民主基金會在這一領域的工作重點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政黨制度。美國傳統政治價值觀念允許代表不同階層利益和觀念的政黨自由競,所以,全國民主基金會通過國際共和黨研究所和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學會支持向民主制度轉型國家的政黨制度建設。20世紀80年代后期,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學會便開始利用全國民主基金會提供的資金加強與國外理念相近政黨的聯系。國際共和黨研究所則主要是與拉丁美洲國家的中間偏右的政黨加強聯系,并為哥倫比亞、危地馬拉、玻利維亞和哥斯達黎加等國的右翼政黨提供技術援助及人員培訓。 1990年后,美國在政黨援助方面的主要對象是東歐和蘇聯地區的政黨組織,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政黨援助相對不是很活躍,上述兩個組織僅在柬埔寨、尼泊爾、也門、摩洛哥、海地、巴拉圭和尼加拉瓜開展了一些工作。
美國的政黨援助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直接對受援國政黨提供經費,幫助其強化組織基礎和參與選舉,同時也提供一些維持政黨組織正常運轉所需要的儀器和設備; 針對某個特定的議題或某個政黨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組織知名專家和學者對這類問題進行探討,幫助該國的政黨尋找最佳應對方案[8]512。不過,美國政黨援助的核心還是圍繞大選,幫助它所支持的政黨參與并力爭贏得大選,包括確立競選主題、選擇候選人、籌集競選經費、招募和使用志愿者、處理與媒體的關系等等。這種援助一般是通過美國政治組織提供各種培訓,但美國的政黨組織也經常直接介入一些國家政黨的選舉活動。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國際共和黨研究所曾經直接介入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總統大選,尤其是在1992年羅馬尼亞的總統選舉中,國際共和黨研究所向羅馬尼亞反對派派遣了富有經驗的政治顧問,試圖幫助該國反對黨一舉取代伊利埃斯庫(Iliescu)。
二是選舉援助。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定期選舉,包括行政官員選舉和立法系統選舉等。所以,選舉也一直是全國民主基金會關注的重點領域。全國民主基金會在選舉領域提供的援助主要是: (1)為受援國組織選舉提供經費,如全國民主基金會資助了也門的選舉和議會改革計劃、也門的選舉制度改革、科威特議會改革等。(2) 幫助受援國建立選舉管理機構,培訓選舉機構官員。全國民主基金會在向受援國提供資金的同時,也在幫助受援國建立和完善選舉管理機構,重點是提高選舉委員會的組織和管理能力,加強選舉委員會在政治上的獨立地位,以樹立這一機構在大選中的權威。對選舉機構官員的培訓不僅包括中央選舉委員會的官員,也包括大選中各選區的工作人員、大選觀察員和為大選服務的志愿人員等。(3) 派遣大選觀察員監督大選并在選舉出現糾紛時進行仲裁和調解。如1986年菲律賓總統大選時,美國派遣了兩個代表團去觀察這次選舉:一個代表團由參議員理查德?魯戈(RichardLugar)帶隊,以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學會的名義;另一個代表團由眾議員約翰·穆薩(JohnMurtha)帶隊,以國際共和黨研究所的名義。這兩個觀察團對獨裁的馬科斯政府在選舉中舞弊行為的批判,是促成里根政府決定拋棄美國長期支持的“友好僭主”馬科斯轉而支持科拉松·阿基諾(CorazonAquino)的關鍵因素。
三是司法改革和法律法規建設。全國民主基金會在這方面的工作是美國在海外推動其法律法規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工作主要側重于司法培訓和司法教育,包括培訓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為一些國家的司法改革提供援助,包括幫助受援國修訂現存的法律,或重新制定新的法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全國民主基金會為一些國家制定商法、刑法和民法提供了援助。
四是援助立法機關。這一援助項目深得美國國會的支持,因為在大部分美國國會議員看來,強大的立法機關是民主體制的重要基礎。國際共和黨研究所和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學會以及一些民間顧問公司是這類援助的主要實施者。對立法機關的援助主要是對立法機關成員(即受援國的國會議員或立法委員)和工作人員進行培訓及提供技術援助,包括立法機關的工作方式、立法程序、加強立法機關小組委員會的作用、舉辦聽證會、提高立法機關的透明度等等。
(三) 教育、文化和宣傳建設
第三個領域是在教育、文化和宣傳方面。全國民主基金會在這一領域實施的項目主要有:(1) 支持獨立的報紙、雜志和其他傳播媒介。這一項目包括對各種媒體工作的從業人員進行職業培訓,為致力于促進和捍衛其所謂的新聞自由的新聞從業者協會提供援助,為宣傳民主思想的出版物和網站論壇提供經濟支持等等。(2) 支持民主教育。全國民主基金會的這一項目主要是在學校中改善公民教育,尤其是在學校中設置具有其民主導向的課程。(3) 支持普及其民主知識的行動,包括推廣用于民主啟蒙或宣傳其所謂民主的書籍、電影或電視節目;促進傾向民主的知識分子、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的聯合。
全國民主基金會工作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組織關于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舉辦國際民主論壇。為此,全國民主基金會組織出版了季刊《民主雜志》(JournalofDemocracy),編委會成員多是長期從事“民主援助”研究或“民主援助”活動的著名學者。該雜志由全國民主基金會委托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它所刊登的既有學者撰寫的關于民主和民主化的學術文章,也有民主組織和民主運動領導人或活動家撰寫的報告和形勢分析文章。
全國民主基金會也尋求在學術與政策研究方面建立更密切的聯系,它經常舉辦小型研討會,邀請一些專家和學者就民主化方面的一些熱點問題進行專門討論。此外, 它還時常邀請一些國外民主運動活動家到美國發表演說,以期引起美國政界和公眾對一些國家和地區民主化的關注。而由全國民主基金會召集的兩年一度的世界民主大會,更是當今世界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活動家和思想家的聚會。
三、全國民主基金會與美國對外“民主援助”的神話
全國民主基金會自成立以來就打著“民主援助”和支持世界民主化的旗號,將活動的觸角幾乎延伸到世界的每個角落。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世界其他國家,對于全國民主基金會在世界各地的“民主援助”活動都存在較大的爭議,甚至可以說是看法兩極。贊者稱其為世界的“民主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彈者則將其稱為 “搗亂分子”。對這個組織的看法會有如此大的差異,除了研究者所站的角度和立場不同外,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全國民主基金會自身的性質及其作為。
從全國民主基金會的產生背景我們不難發現,這個打著非政府組織旗號的組織,實際上是在新的國際環境下美國輸出民主戰略的產物,也可以說是冷戰的產物,在它身上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美國國會所賦予該組織的使命就是推動其所謂的世界民主化進程,促成美國所認為的極權和專制國家向民主國家過渡。所以,從這個組織成立之初,它的工作目標就是以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為主,包括歐洲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亞洲的越南、緬甸等國。它所承擔的使命正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過去一直從事的工作。唯一的區別是,中央情報局是美國政府機構,它用隱蔽的方式從事輸出民主的戰略,而全國民主基金會則是以非政府組織的身份公開從事輸出民主的活動。美國學者威廉?布盧姆(WilliamBlum)在談到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建立時說,建立全國民主基金會就是基于這樣的觀念: 全國民主基金會將公開去做那些過去幾十年來中央情報局一直秘密去做的事情,以便洗去與中央情報局聯系在一起的惡名”[9]179。而幫助建立全國民主基金會的艾倫?溫斯坦(AllenWeinstein)對此供認不諱。他說: 今天我們(全國民主基金會)所做的很多事情,正是25年前中央情報局秘密去做的那些事情?!盵10]15在全國民主基金會成立后最初的十年間,它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通過其下屬的美國工會組織向波蘭的團結工會提供各種援助,幫助團結工會成功地顛覆了波蘭的社會主義政權。瓦文薩上臺后,投桃報李,在全國民主基金會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幫助下,進行了美國所期待的“民主改革”。冷戰結束后,全國民主基金會更是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僅有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在2004年全國民主基金會制定的行動戰略中,它公開宣稱,全國民主基金會將“繼續集中它的眾多資源于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和集權國家如中國、朝鮮、古巴、塞爾維亞、蘇丹和緬甸[11]453。以2007年為例,這一年全國民主基金會用于資助中國境外反對派組織的經費為611.0486萬美元;對朝鮮項目的經費支持為 151.878萬美元,對古巴項目的經費支持為111.6172萬美元。其中資助數額較大的中國境外反對派組織分別是:中國人權組織 (HumanRightinChina)43萬美元,勞改研究基金會(LaogaiResearchFoundation)28萬美元,中國21世紀基金會(FoundationforChinainthe21stCentury維吾爾美國協會) (UyghurAmericanAssociation,UAA)24萬美元,世界維吾爾大會[12]4861 WorldUyghurCongress 13.6萬美元,等等??梢灶A見,未來一段時間,上述沒有放棄社會主義信念或由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國家,一直會是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工作的重點。
除了意識形態因素外,全國民主基金會還是美國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重要工具。全國民主基金會打著推動世界民主的旗號,對一些國家的內政橫加干涉,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對那些與美國作對的政權,或者美國不喜歡的政權,全國民主基金會總要設法支持這些國家內部的反對力量,并在這些國家培植親美勢力,以期顛覆美國不喜歡的政權。例如,胡果?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執政后,奉行維護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與美國國家利益發生沖突,美委關系一直處于緊張狀態。盡管美國官方承認查韋斯政府是民主政府,但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四大核心組織之一國際共和黨研究所還是得出結論,認為查韋斯主政下的委內瑞拉正在偏離民主的軌道,而眾多拉美國家很可能會群起效仿,因而,美國應該支持委內瑞拉國內的“民主勢力”。1999年,全國民主基金會用于委內瑞拉的經費居拉美國家之首,為25.78萬美元;2000年更是飆升至87.74萬美元;2002年,美國國務院人權與勞工局專門撥款100萬美元,資助全國民主基金會在委內瑞拉的項目。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四大核心組織在委內瑞拉都有自己的活動領域。國際共和黨研究所在委內瑞拉設立了辦公室,不僅與委內瑞拉的反對黨建立了密切的聯系,而且在組織、管理、宣傳等方面幫助培訓現有的或新成立的反對黨。在國際共和黨研究所專家的建議下,卡德納斯領導的反對派將新聞發布會由總部大廈轉移到街頭,以起到動員支持者造勢的目的。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學會也在委內瑞拉設立了辦公室,將自己在委內瑞拉的行動視為“幫助拯救委內瑞拉的民主”,途徑就是“重建有效的政黨制度”[13]6670。剛剛在委內瑞拉落腳,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學會便與幾個反對查韋斯的組織建立了密切聯系。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則是向委內瑞拉最大的反對派工會———委內瑞拉勞工聯合會提供了多筆資金援助,推動委內瑞拉勞工聯合會發起反對查韋斯的抗議游行。2004年推動罷免查韋斯的主要政治勢力背后都有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影子。2006年委內瑞拉總統大選,全國民主基金會及其下屬組織依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財力,但推翻查韋斯的圖謀始終未能得逞。此外,在俄羅斯、東歐及中亞一些國家,全國民主基金會的觸角也延伸到這些國家的多個領域,并以推動民主的名義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
另一方面,全國民主基金會還是美國外交戰略及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冷戰的產物,全國民主基金會在冷戰結束后依然能夠長期存在,從美國國會得到的經費也能逐年增加,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這個組織能夠緊密配合美國的外交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有時甚至可以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并為美國政府所采納。如9?11事件后,為配合美國政府的反恐戰略,全國民主基金會推出了《戰略文件2002》,將在穆斯林世界援助民主列為該組織的頭等大事。這份文件認為: 在穆斯林世界,民主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受到了伊斯蘭運動的挑戰,這一運動宣揚褊狹與仇恨,這種運動在其所在國家可能并不是人民的主體,但它的影響確實相當大……由于這種運動經常訴諸暴力以實現其目標,所以,恰恰是缺乏民主的穆斯林世界內部,為針對世界民主政體的恐怖主義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4]8為在穆斯林世界尤其是中東地區推動其民主,全國民主基金會要求下屬的政黨組織加強和擴大與穆斯林國家溫和政黨及議員的聯系,促進穆斯林政黨之間以及與外部世界政黨間的聯系和交流;要求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全國民主基金會下屬的其他類似機構通過加強私人志愿者組織及智庫的發展,在穆斯林國家促進良好治理、經濟改革及開放市場;要求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及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勞工機構更加努力,在穆斯林國家培養工會組織者,以保護工人的權利;全國民主基金會還將在穆斯林世界擴大婦女領導人培訓項目,尤其是提高婦女在穆斯林社會基層參與政治和文化生活的能力??梢?全國民主基金會在穆斯林世界所推行的“民主援助”計劃,完全是為了配合美國的反恐戰略,同時,也對美國政府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全國民主基金會的《戰略文件(2002)》實施兩年后,小布什政府便推出了“大中東民主計劃”。“大中東民主計劃”基本上采納了全國民主基金會《戰略文件(2002》所制定的目標和做法,即通過推動中東地區的“民主化”來消除恐怖主義賴以生存的土壤。而小布什政府的“大中東民主計劃”反過來又為全國民主基金會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活動空間。
綜上所述,全國民主基金會是冷戰的產物,是美國推行輸出民主戰略的重要工具,它以非政府組織的名義,打著援助民主的旗號,到處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試圖將美國式民主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民主化本無可非議,但任何國家和地區的民主化都應該是自然發展的產物,不可能脫離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民主化也沒有固定的范式,美國式民主絕不可能成為世界各國民主的范本。這決定了全國民主基金會所推行的“民主援助”不僅遭到很多國家的非議和抵制,即使在美國國內也常為人詬病,被稱為美國對外關系領域里的“搗亂分子”。
①在美國國內,著名智庫卡托研究所的芭芭拉?康妮BarbaraConry以及一些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認為,全國民主基金會是冷戰的產物,就像一門胡亂發射的加農炮,到處干涉其他國家內政,并且浪費大量美國納稅人的錢,給國外的一些政客提供政治野餐的經費;而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華爾街日報》和參議員約翰?克里JohnKerry等人則對全國民主基金會( )大加褒揚,稱全國民主基金會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機構,美國對全國民主基金會的投資物有所值,全國民主基金會在世界范圍內為推動“民主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對于東歐的“民主化”更是功不可沒。參見T. Carothers,″TheNEDat10,″ForeignPolicy,Vol.95(Summer1994),pp.123 124;B. Conry,″Foreign PolicyπsLooseCannon: The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USAToday,September1994,p.16。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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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3:作為美國核心戰略構成的國家戰略傳播體系
紅旗文稿 2011年第10期 作者:呂翔
a) “白色”宣傳,即以政府的公開活動(overt operations)所開展的滲透性宣傳,美國國務院主導的公眾外交以及以“美國之音”為代表的政府媒體即屬此列;
b) “黑色”宣傳,即以隱蔽行動(covert operations)開展的宣傳活動,美國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所開展的宣傳活動多屬此列,包括秘密控制國內外媒體、收買政治家等大量的滲透性活動;
c) “灰色”宣傳,即通過幕后的收買、利誘等手段誘使相關國家內部“意見領袖”及媒體從業者充當其代言人,從而達到張揚美國利益訴求、進而影響相關國家政府決策的目的。
一、國家安全、普世價值與戰略傳播
2010年度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簡稱《NSS 2010》)于去年5月由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并公布。相較于往年的“NSS”報告,《NSS 2010》以更加直露的方式彰顯了美國之所謂普世價值及相應的戰略傳播規劃在維持和伸張美國國家利益的整體安全戰略中的重要作用,體現出奧巴馬政府將更多地利用以普世價值為核心的全球性“軟權力”戰略框架及戰術暗示。對于未來的美中關系而言,基于其普世價值的外交攻略,無疑將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這里還應指出,所謂《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僅是一份提交美國國會并向公眾公開的戰略報告,其敘述是粗線條的勾勒,基本不涉及戰術層面的具體運作規劃。因此,要更加全面地了解美國的安全戰略,還需要我們對更多資料的解讀。
對于美國來說,普世價值并不是有關價值觀的夸夸其談或泛泛而論,而是其國家戰略傳播體系的核心概念。在長時間的冷戰中,美國建立起一整套以普世價值為核心概念的國家戰略傳播體系和運作機制。
雖然語焉不詳,《NSS 2010》還是提出,在美國國內及全球推廣普世價值是美國四大核心利益之一。而為推進包括普世價值在內的美國戰略利益,美國必須開展更有效的戰略傳播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報告指出:“貫穿于我們的所有努力,對于維護我們的全球合法性(global legitimacy)和支撐我們的政策目標而言,有效的戰略傳播是根本性的。”
2010年3月,根據《鄧肯·亨特200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Duncan Hunt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9)的要求,美國總統奧巴馬向美國參眾兩院提交了《國家戰略傳播構架》(U.S. President, 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2010),這是美國總統首次系統地闡述美國國家戰略傳播的性質、目標和實施體系。
在美國政府的官方術語中,所謂戰略傳播也被稱為“精心運作的傳播”(deliberate communications),意指直接服務于國家的戰略利益和戰略目標并圍繞相關戰略信息而進行的系統化傳播活動,實際上也就是由國家主導的制度化、系統化的宣傳活動。
美國國防部對國家戰略傳播的正式定義是:
“戰略傳播”是美國政府為理解并觸及關鍵受眾以便創造、強化或保持有利于增進美國政府的利益、政策和目標的環境而進行的針對性努力。“戰略傳播”與國家權力的所有手段相同步,使用協調一致的方案、規劃、主題、信息和產品。[見美國國防部:《軍事及相關術語辭典》(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amended ed. 2011)]
作為“精心運作的傳播”,美國國家戰略傳播是有目標、有規劃、有步驟的系統化的全球攻略,是實現由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維護并伸張其全球領導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這一戰略的實施對于美國具有三重意義:
a)促進國內的團結,并以此作為對外擴張的動員要素;
b)對盟國而言,起到強化同盟關系的作用;
c)對非盟國而言,則是削弱其政府、分化其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利器。
根據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闡述,其國家戰略傳播的重點是(見美國總統:《國家戰略傳播構架》:
a)使國外受眾認可其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相互利益;
b)使國外受眾相信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著建設性作用;
c)使國外受眾將美國視為應對全球挑戰的令人尊敬的伙伴。
而美國國防部對美國國家戰略傳播之目標的界定則顯得更加直言不諱(見美國國防部:《戰略傳播聯動集成概念》(U.S. Defense Department,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Joint Integrating Concept, 2009)):
a) 增進美國的信譽和合法性(improve U.S.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引致有利于美國的態度和行為;
b) 貶損對手的信譽和合法性(weaken an adversary’s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比如詆毀(discredit)對手的意識形態或政策,揭露對手的錯誤和謊言;
c) 說服特定受眾采取特定行動來支持美國的目標;
d) 引致對手采取或放棄采取特定的行動。
二、美國國家戰略傳播體系的形成
美國國家戰略傳播體系的雛形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成型于二戰結束之后和冷戰之初。早在1917年,威爾遜總統即成立“公共信息委員會”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成員包括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商界財閥,直接服務于參加一戰的宣傳需要。該委員會被史學家稱為歷史上第一個由政府主導的制度化的宣傳機構。二戰之后,在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兩任總統的努力下,美國政府于1947年至1953年間分別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中央情報局(CIA)和美國新聞署(USIA),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傳播奠定了雄厚的制度性基礎。直到今天,這一體系的核心理論仍然是將世界劃分為“自由世界”和 “專制世界”兩大對立陣營的杜魯門主義。
美國政府及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將“宣傳”一詞刻畫為專制國家的專利,仿佛他們自己從來不進行“宣傳”。而事實上,美國自二戰始即建立起龐大、高效而且運作精妙的面向全球的宣傳機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美國政府使用了多個術語來指稱其對內、對外的公開和隱蔽的宣傳活動,包括“公眾外交” (public diplomacy / PD)、“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 / PA)、“信息活動”(information activities)、“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觀念戰”(war of ideas)、“信息戰”(information war / IW)、“心理運作”(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 Psyop)、“信息運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 / IO)、“有控的信息散布”(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戰略影響”(strategic influence)等等。
至2010年,在美國軍方的竭力推進下,以奧巴馬總統的《國家戰略傳播構架》為標志,美國政府終于以“戰略傳播”一詞來統括上述所有這些活動。
三、美國國家戰略傳播體系的制度構架和運行機制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國家戰略傳播體系非但沒有削弱,反而變得更加精致而高效。根據美國國防部國防科學委員會(Defense Science Board)2004年的一份報告的勾勒,這一體系的構成大致如下圖所示[詳見美國國防部國防科學委員會:《國防科學委員會特別工作組關于戰略傳播的報告》(Defense Science Board, 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September 2004)]:
美國總統《國家戰略傳播構架》所闡述的國家戰略傳播體系,與圖中描述基本一致。
在美國國家戰略傳播體系中,所謂“公眾外交”和“國際廣播”都是美國政府直接掌控的公開的對外宣傳活動。其實,所謂“公眾外交”和“國際廣播” 原先都是美國新聞署(USIA)的職能。1999年,USIA被拆解,其廣播職能交由新成立的廣播管理委員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行使,其他職能則劃歸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指的是美國國防部主導的對國內輿論的引導,亦即面向國內受眾的戰爭動員。而“信息/心理運作”則是心理戰的替代詞,指的是由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主導的、面向國內外進行的隱蔽的傳播活動。所有這些傳播活動的根本目的,都是通過信息操控實現對國內外受眾在特定戰略事務上的認知操控(perception management)。
根據美國國防部的定義,所謂“認知操控”指的是“向國外受眾傳達和/或阻隔特定信息、以影響他們的情感、動機和目標推斷的行動。這樣的行動也面向(國外的)情報系統和所有層級的官員,以影響其國家的官方評估,從而最終致使其國家做出有利于原行為國之目標的官方行為”。(見美國國防部:《軍事及相關術語辭典》)
從這一定義不難看出,美國國家戰略傳播的終極目的是通過信息操控而圖謀其他國家做出有利于美國實現自身戰略目標的行為。
根據美國總統《國家戰略傳播構架》的闡述,美國國家戰略傳播的運行機制,是在總統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領導下的龐大的跨部門(interagency)體系,是美國外交、軍方和諸多情報機構的聯動機制。這一聯動機制,可通過圖表予以簡要表述。
鑒于美國國家戰略傳播涉及諸多的隱蔽活動,美國公開的官方文件從不提及其在戰術層面的表現。而根據國外研究者透露的零星材料,美國的國家戰略傳播主要采取以下方式[詳見Loch K. Johnson主編:《戰略情報》第三卷(Strategic Intelligence, Vol. 3,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Westport, 2007),第110-112頁]:
a) “白色”宣傳,即以政府的公開活動(overt operations)所開展的滲透性宣傳,美國國務院主導的公眾外交以及以“美國之音”為代表的政府媒體即屬此列;
b) “黑色”宣傳,即以隱蔽行動(covert operations)開展的宣傳活動,美國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所開展的宣傳活動多屬此列,包括秘密控制國內外媒體、收買政治家等大量的滲透性活動;
c) “灰色”宣傳,即通過幕后的收買、利誘等手段誘使相關國家內部“意見領袖”及媒體從業者充當其代言人,從而達到張揚美國利益訴求、進而影響相關國家政府決策的目的。
在此三種國家戰略傳播活動中,所謂“黑色”和“灰色”宣傳基本由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負責,其行為的隱蔽性使得我們無法了解具體的行動方案。據美國研究者透露,美國國防部下屬的特別運作指揮部(Special Operation Command/SOCOM)從事大量的對內、對外宣傳活動,其2006年至2011年的總預算為280億美元;而在中央情報局從事的所有隱蔽活動中,40%是隱蔽性的對外宣傳活動,其經費遠遠大于其他公開機構(如美國民主基金會及現已歸屬美國國務院的原美國新聞署班底)的費用的總和。(參見 Loch K. Johnson主編:《戰略情報》第三卷,第134、146頁)
四、簡短的結論
美國政府公布的所有有關國家戰略的文件都指向同一個戰略目標:在全球維護并擴展美國的權力(American power)和領導地位(leadership)。而為達致這一目標,美國必需證明、推廣和強化其在全球的合法性(global legitimacy),從而讓其他國家支持、順從或起碼不阻撓其權力的實施和伸張。約瑟夫·奈(Joseph Nye)引人注目地將美國的世界權力劃分為“硬權力”和“軟權力”,前者以懲罰和獎勵的方式引導世界,后者則是以軟性的價值觀、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吸引力誘使別國順應美國的領導地位;前者通過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提供或中斷經濟援助的方式“改變他國的行為”(to change what others do),后者則通過“塑造他國的期許”(to shape what others want)使其順應。[參見約瑟夫·奈:《領導的權力》(The Powers to Le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第30頁]顯然,美國的成熟的、制度化的國家戰略傳播體系是其“軟權力”體系中最重要的構成部分,離開美國政府主導的龐大的傳播運作,其“軟權力”將無從談起。補充一句題外的話,約瑟夫·奈的“軟權力”理論中有一種故意的誤導,仿佛任何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文化都自動地具有能夠發揮的“軟權力”。作為曾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國防部助理部長的教授,奈不可能不了解美國軍事及情報機構的隱蔽活動在運作美國“軟權力”方面之巨大而無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他專門談論“軟權力的運作”(the wielding of soft power)的篇章中,他顯然是故意忽略了美國軍事和情報機構的大量隱蔽活動的作用,而僅以一句“那并不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在生成軟權力方面毫無作用”為引導而輕松描過。[參見約瑟夫·奈:《軟權力:世界政治中的致勝手段》(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New York, 2004),第115-117頁 ]
(本文全文將載于黃平主編:《美國藍皮書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版)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文章4:揭秘美國"第二中情局":顛覆別國政權的幕后黑手
2007年12月27日 《環球》雜志
文川
在顛覆別國政權方面,美國一直是雙管齊下,軟硬兼施。對付伊拉克,美國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權,而相比之下,通過資助、扶植對象國反對派、策動顛覆的招數,則是近年來被美國用得最多的“軟手法”。
手握這些“軟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著“智庫”外衣、卻由政府資助的民間機構。從東歐、拉美,到最近的緬甸,一起起被稱為“顏色革命”的政治風波背后,都隱約閃爍著這些號稱“第二中情局”的機構的身影。
那么,這些機構是如何運作的?它們為達到目的而采取的慣用手法有哪些呢?本報道將為您揭開蒙在這些美國“偽智庫”臉上的面紗。
“第二中情局”在行動
美國策劃和參與“顏色革命”,是通過一系列喬裝成智庫和基金會的非政府機構進行的。這一類“偽智庫”大多由美國政府出錢資助,名為智庫,其實不過是替政府執行顛覆使命的工具罷了。
這類機構在美國為數不少,林林總總,相互之間關系錯綜復雜。其中幾個比較突出的是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金融炒家喬治索羅斯領導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自由之家和愛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又譯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是由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成立的,資金幾乎全部來源于政府撥款。該基金會形式上是私人運作,但其實是一個政府部門,與國務院、中情局和國際開發署配合行動,有“第二中情局”之稱。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自成體系,有4個相關機構: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人企業中心及勞聯和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此外,還有許多所謂非政府組織受其資助,包括《民主雜志》、世界民主運動、國際民主研究論壇、里根-法塞爾獎學金項目及國際媒體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倡議成立專門機構,以在全球“推廣民主”。次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務院授權法》,撥款3130萬美元成立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并規定其總部設在華盛頓。該基金會的任務,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國法律禁止而不得從事的活動,比如支持別國政黨。
該基金會每年從政府預算中獲得撥款,被包括在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的預算當中。在2004財政年度,它的收入為8010萬美元,其中7925萬美元來自政府撥款,只有少數來自其他基金會捐贈。而向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捐錢的3個基金會,其實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從經費來源上看,這一基金會是十足的政府機構。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從性質上說是超黨派組織,它每年從國會獲得撥款一半分配給其下4個相關機構;另一半則撥給向其申請經費的境外組織。
該基金會長期由卡爾格什曼領導,此人曾是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高級顧問和美國社會民主黨的執行干事?;饡F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獨立調查委員會共同主席李漢密爾頓、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比爾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論家邁克爾福山等。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的網絡遍及全球,行事方式與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對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業利益的政治組織。該基金會創始人之一艾倫溫斯坦就曾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經做過的事情。”
經典案例——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參與境外顛覆的經典案例是委內瑞拉。自1999年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國千方百計企圖顛覆這一政權,其中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扮演了重要角色。
該基金會通過設在美國駐委大使館內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辦公室和由美使館控制的三個“私人”辦事處開展活動。這三家辦事處同幾十家委內瑞拉機構、政黨和組織進行聯系,向它們提供活動資金。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在委主要活動是通過提供資金、活動場所和邀請訪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對派推翻查韋斯政權及其政黨聯盟,包括向反對派政黨、非政府組織、媒體、研究機構、大學、工會和企業主提供資金、培訓人員、提出建議、進行領導等,對查韋斯政權實行“靜悄悄的干涉”計劃。該計劃有短期、中期和長期明確的目標。它始于克林頓政府時期,布什執政以來,這項計劃得到加強。在接受該基金會資助的組織和個人中,有一些直接參與了2002年的未遂政變、2003 年石油業大罷工和2004年企圖罷免查韋斯的公民表決。但這三次陰謀均未成功。
據美國媒體披露,該基金會向委內瑞拉反對派組織——爭取自由經濟知識傳播中心和民主協調,提供了113萬美元,資助其“建立委內瑞拉共識”計劃,用作舉行研討會、開展活動的經費。民主協調在獲得經費后,制定了“國家共識計劃”即過渡計劃,計劃的目標是推翻查韋斯政府,建立過渡政府。委反對派另一個組織“請加入”組織獲得5萬美元資助,專門用來征集反對查韋斯的人的簽名,想通過2004年全民公決投票來罷免查韋斯,但遭到失敗。
在去年大選中,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又千方百計企圖阻撓查韋斯再次當選總統,又再次失敗。
金融炒家幫襯政府——開放社會研究所
與美國政府成立的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不同,開放社會研究所是由國際金融炒家喬治索羅斯創辦的,與他旗下的索羅斯基金會其實是一個機構、兩塊招牌的關系,總部都在紐約。此外,索羅斯還設立了“西非開放社會倡議”和“南部非洲開放社會倡議”這兩個相關項目。
盡管不是出自美國政府“嫡系”,但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在全球“推廣民主”、顛覆政權方面的目標與美國政府不謀而合,并經常與政府機構相互配合。
目前,索羅斯基金會在歐洲、亞洲、拉美和非洲都設有分會,但名號各有不同。這一基金會的活動已延伸到了6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運作模式通常都是由開放社會研究所提出計劃,然后由各地的索羅斯基金會負責實施,兩個機構一年的花費分別為5億美元和4億美元。
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對外宣稱,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設和維持開放社會的基礎結構和公共設施”。但批評者指出,“開放社會”不過是一個招牌,援助和扶貧也不過是裝飾門面。索羅斯的真實意圖是向那些“不夠民主”的國家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掀起“民主浪潮”,通過國家政權更迭為自己的金融投機鳴鑼開道。因為根據他的理論,一個“封閉”的社會缺乏金融投資的機會,只有“開放”了,才能讓他發財。
經典案例——
索羅斯出生在東歐,在美國發跡后時刻不忘“改造故鄉”。蘇聯解體后,他的基金會便開始在獨聯體國家投棋布子:
1990年,該基金會在烏克蘭創建國際復興基金會,大搞“民主滲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經費8200萬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輔設立基金會總部外,還在 24個地區開設了分支機構;基金會1992年進入摩爾多瓦,推廣西方價值觀;1993年選中在西方有“中亞民主島”之稱的吉爾吉斯斯坦,重點扶持該國的獨立媒體,并以衛生、文化、教育等領域為突破口,迅速擴大影響;1994年進軍格魯吉亞,正式躋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羅斯將自己的觸角伸向中亞大國哈薩克斯坦,試圖將其作為進軍中亞的橋頭堡;1996年打入烏茲別克斯坦。鑒于外高加索的戰略地位,1997年,索羅斯基金會將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納入其全球網絡。
在俄羅斯,不但設有索羅斯基金會分會,還有近10個所謂研究機構。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在獨聯體國家活動的目的都是宣揚美國的民主、自由價值觀,為建立親美政權服務。
2004年底,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美國議員透露說,索羅斯基金會下屬的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在發動“橙色革命”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后來當上總理的尤先科就是該研究所的董事會成員。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發生“黃色革命”。實際上,索羅斯基金會下屬的吉爾吉斯斯坦開放社會研究所早就為在吉推行 “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顛覆專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總部也在華盛頓,并在大約12個國家設有分部。該組織最出名的是每年發布對各國民主自由狀況的年度評估報告。自由之家創辦于1941年,是美國老牌的“顛覆專家”。
雖然號稱“獨立智庫”,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經費來自政府撥款。早在冷戰時代,它就支持過蘇聯和波蘭的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如今,它的觸角不僅普遍及獨聯體和東歐,還在中東、中亞和拉美設立了據點。
自由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為理事會,成員包括前政府官員、商人、工會代表、新聞記者等。前中情局局長伍斯利曾任理事會主席。目前理事會成員中包括前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經常發表報告對別國品頭論足,引起了國際社會極大不滿。一些西方學者也認為這些報告完全以美國的一己之見為標準,充滿了偏見。
而該組織更重要的任務,是在一些國家推動“人權”和“自由”,達到顛覆政權的目的。據悉,目前該組織的“工作重點”是朝鮮和非洲。另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該組織是受到美國國務院資助、在伊朗進行“秘密活動”的幾個機構之一。
對于顛覆別國政權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諱言。該組織在一篇所謂研究報告中稱,“顛覆政權的催化劑在于廣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體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規模抗議、封鎖、罷工和違抗命令,從而削弱專制政權的合法性和他們的支持者,包括軍隊的忠誠度。”
麻省理工學院自由派教授喬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與中情局、自由歐洲電臺等官方機構沆瀣一氣,長期為美國政府和國際右翼勢力扮演宣傳工具的角色。
經典案例——
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發動動亂,總統阿卡耶夫苦心經營15年的政治基礎在一個月之內就被徹底顛覆。據美國媒體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聞》是吉反對派主辦的一份報紙,吉爾吉斯斯坦局勢動蕩之際,該報至少接受了美國政府7萬美元的資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分會下設的印刷廠出版。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斷自由之家分會電力服務的次日,美國駐吉使館便向自由之家緊急支持了兩臺發電機,發電機上清楚地標注著“美國政府財產”的字樣。
在吉議會選舉前夕,《我的重要新聞》刊載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總統的“豪宅”的照片。此舉立即在吉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激起了民眾對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滿。當時反對派領導人在自由之家資助下,成卡車地運送報紙在全國范圍內免費分發。
緬甸亂局背后的“操盤手”——愛因斯坦研究所
這個冠名“愛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聽好像是個科研機構,但實際上是一個總部位于馬薩諸塞州劍橋、以在全球策劃不流血“軟政變”著稱的機構。
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創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過非暴力反抗顛覆政權”的專家。他和該研究所所長、美軍退休上校赫爾維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見者提供培訓。塞爾維亞、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緬甸、烏克蘭等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都曾受過該機構的“教誨”,并在這些國家的政治風暴中加以運用。
法國記者梅珊曾經寫過《愛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運動》一書,對該組織如何通過“非暴力反抗”進行“軟政變”進行了詳細披露。愛因斯坦研究所的經費來自于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歸根到底也是出自政府撥款。
據悉,該組織定期向美國國會和政府提出意識形態進攻的策略報告和計劃,然后由研究所下設的“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多個子機構實施。在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以及近年來的“顏色革命”當中,都有該組織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點是緬甸。
經典案例——
據媒體披露,在最近緬甸發生的所謂“藏紅色革命”當中,愛因斯坦研究所創始人夏普其實是一系列反政府活動的“總導演”。
愛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開始便在緬甸活動。據悉美國政府曾一次性撥給該所5200萬美元作為緬甸專用經費。該研究所現任所長赫爾維是美國前駐仰光使館的武官,也是中情局特工,對顛覆政權十分有經驗。
1989年,在赫爾維引薦下,夏普來到緬甸,為當地反政府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訓練。在此次緬甸動亂中,愛因斯坦研究所借著多年來建立的網絡和人脈興風作浪,與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配合行動。
“偽智庫”聲名狼藉
這些“偽智庫”不僅在國際上聲名狼藉,在美國國內也引發了許多抗議。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恩保羅4年前在國會痛斥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的作為,指其以 “推廣民主”為名推行美國少數利益集團的主張,自身管理不善,貪污現象嚴重,不但浪費美國納稅人的錢,而且反而在國際上給美國處處樹敵,并呼吁國會取締這一組織。
一些美國自由派學者、律師和活動家更是創立了國際民主基金會,與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針鋒相對。他們指出,“民主在美國已陷入急劇惡化的可悲境地,但美國政府卻以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等組織為依托,在海外大肆從事自詡為建設民主國家和促進民主等觸目驚心的偽善活動”。相反,他們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進美國自身的民主。
文章5:美國民主基金會每年花數百萬美元資助反華勢力
2009年07月21日 國際先驅導報
通過向“東突”、“藏獨”等多種勢力提供經費資助,美國在干涉中國有關事務時又多了一張牌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于秋發自北京 7月13日這天,伊恩·凱利遇到了一個尷尬的問題。作為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凱利一向在媒體面前“游刃有余”,但13日這天當有記者問起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會是否會停止對熱比婭的援助時,凱利支支吾吾地推說:“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報道,所以我不準備發表評論?!?/p>
這家基金會全稱是“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又譯為“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NED),從其網站上公布的受捐助名單里,不難發現以熱比婭為首的“世維會”等“東突”組織。隨著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的幕后黑手——“世維會”的真面目逐漸得到揭露,作為其背后的重要金主——NED也浮出水面。
自“7·5”事件以來,NED旗下的所謂《民主文摘》就成了“世維會”此次犯罪活動的“辯解書”。
而在資助“東突”之外,NED還大力資助“藏獨”等各種反華和分裂勢力。
一手捧紅熱比婭
2005年,熱比婭赴美“保外就醫”。初來乍到,NED就主動找上門去,表示愿意為其提供資金支持。
就在這一年,熱比婭在美國成立“國際維吾爾人權與民主基金會”,轉年又成為“美國維吾爾人協會”(UAA)主席。而NED每年向“美國維吾爾人協會”支付20萬美元。2007年,熱比婭領導的“世維會”和“國際維吾爾人權與民主基金會”等“東突”組織一共得到NED提供的52萬美元資助。
到了2008年,從NED在網站上公布的亞洲計劃有關中國部分的資金捐助清單可清楚看到,“世維會”、“國際維吾爾人權與民主基金會”、“美國維吾爾人協會”、“國際維吾爾國際筆會俱樂部”從NED得到的捐款數額為57萬美元。其中,“世維會”得到14.6萬美元,而“美國維吾爾人協會”得到的資助最多,為26.9萬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國際維吾爾國際筆會俱樂部”,其他三個組織均由熱比婭擔任主席。
在資金用途一欄中,NED表明,這些捐助資金均用來“促進維吾爾民族的人權與民主”。今年5月18日,NED發起了一場主題為“東突厥斯坦:在中共統治下的60年”的會議,熱比婭被邀請第一個致辭。從此次大會的議題來看,表面上是討論宗教自由和高度自治,實則充滿了分裂色彩。
視中國為“重中之重”
提供經費資助是NED的主要活動方式。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趙可金長期研究各種國際組織。他向《國際先驅導報》透露,與中國有關的組織是NED資助計劃的重點,“包括‘東突’、‘藏獨’或者所謂民主人權組織等反華和分裂勢力,NED每年向涉及中國的各種組織資助的金額多達500萬美元以上?!?/p>
與“東突”一樣,“藏獨”勢力也視NED為“提款機”。根據NED亞洲計劃,僅2008年NED就向與“藏獨”有關勢力提供了35萬多美元。 美國學者威廉·恩達爾披露,曾參與干擾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境外接力活動的“國際聲援西藏運動”至少自1994年起便接受“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而達賴“流亡政府”的《西藏時報》、西藏多媒體中心及西藏人權民主中心都接受“國家民主基金會”資金。
充當政府“白手套”
表面上,NED是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一員,但“它與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系?!鄙鲜兰o80年代初,因中情局顛覆外國政府的行動被揭發,中情局曾建議成立“國家民主基金會”。趙可金指出,“NED成立于1983年,當時在任的里根政府考慮到冷戰因素,決定以非政府組織的形式推廣美式民主,向世界滲透影響?!?/p>
直到現在為止,美政府撥款仍然是NED的主要財政來源。就連該基金會創始人之一艾倫溫斯坦也說過,“我們今天做的許多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偷偷摸摸做過的事情?!?/p>
趙可金表示,除了直接的資助外,NED還通過幾種方式輸出“美式民主”:推動國會、美國智庫、美國商會等向海外提供支持;支持美國議員在輿論界發表主張,與基金會遙相呼應;在各國的留學生中培養親美勢力,進行滲透等。
“對阿富汗、伊拉克等國,美國采取了直接的入侵方式進行民主輸出,但對一些大國,它只能偷偷摸摸間接行動?!彼赋?。
事實上,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就曾多次直接指責“NED是美國政府干涉委內瑞拉的一種武器”。而NED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比如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文章6、美民主基金會資助50個中國項目 為反華勢力撐腰
2009年08月22日 環球時報
8月20日,美國民主基金會項目主任薩利•布萊爾向全球“民主團體”發出邀請,希望它們競爭2010年至2011年的“民主促進”項目與培訓機會。在往年,這種民間組織發出的邀請常常會被國際社會忽略,然而今年卻大不相同。去年拉薩的“3•14”事件、今年烏魯木齊的“7•5”事件、伊朗因選舉引發的大規模沖突,它們背后都有民主基金會的影子?!董h球時報》記者經調查發現,民主基金會對中國極為重視,它資助的中國項目多達50項,僅次于伊拉克的 52項,排名世界第二,遠遠超過俄羅斯。從民主基金會近年來在一些國家制造的“顏色革命”和劇烈社會動蕩來看,它對中國的高度關注顯然不是什么好事。
資助五大類中國項目
“若干年前,一位美國軍事戰略與哲學教授、美國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對我說過,西點軍校的所有學員都需要深入掌握和熟知孫子兵法。他們從這位偉大的中國軍事戰略大師那里所學到的重要格言是‘兵者,詭道也’。我對此感到驚訝,也許一些中國讀者也會對此感到驚訝。”這段話來自一本書的前言,該書名為《霸權背后》,作者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恩道爾在書中詳細描述了美國怎樣運用從秘密經濟戰爭、人權“武器化”所演化出來的各種方法來弱化和孤立他國尤其是中國。今年7月28日,恩道爾撰文稱,烏魯木齊“7•5”事件發生后,人們有必要看清美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民主基金會的實質。所有跡象顯示,美國政府又一次通過民主基金會大肆干涉中國內政。恩道爾明確指出,民主基金會資助過很多國家的眾多組織,并為近年來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的政權更替,以及德黑蘭今年的大選風波提供資金援助。
美國民主基金會并不隱瞞其所資助的各種項目和所屬國家。通過其官方網站,《環球時報》記者了解到,它所資助的亞洲國家有15個,包括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斯里蘭卡、蒙古、巴基斯坦、中國等,其中對中國下的血本最大———資助的各種項目總數多達50個,高居亞洲榜首。這50個項目可以分為五大類。
“藏獨”、“疆獨”等分裂勢力是民主基金會最愿意下力氣支持的。光在其官方網站上,《環球時報》記者就找到了它所資助的11個“藏獨”項目。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博士米切爾•貝克爾8月17日在加拿大智庫“全球研究”的官方網站上撰文稱,以1988年成立的“西藏國際運動”組織為例,它現在已經初具國際影響力,并在華盛頓、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布魯塞爾開設分部。這一切“拜美國民主基金會所賜”,因為“西藏國際運動”1994年獲得了美國民主基金會撥的第一筆資助金,從那之后,它分別于1997年、1998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獲得了民主基金會數額不等的資助。這讓 “西藏國際運動”組織不但闖過了“初創難關”,還迅速地發展起來。有錢、有人、有實力的“西藏國際運動”頻頻進行“藏獨”活動,奧運圣火在法國和英國傳遞期間,“西藏國際運動”組織就發動“藏獨”分子搶奪奧運火炬。貝克爾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民主基金會其實是達賴與支持西藏獨立的美國政治人物之間的一座橋梁?!?/p>
民主基金會對“疆獨”的支持在烏魯木齊“7•5”事件發生后遭媒體全面曝光,《環球時報》8月10日在《美民主基金會扶植熱比婭》一文中有深入報道。
民主基金會重點支持的第二類對象就是“民運”勢力。如它為“民運”色彩濃厚的“香港人權觀察”組織提供17萬美元,為“公民交流”組織提供 59967美元。“民運”出版物更是民主基金會支持的重點,如自稱以“鼓動國內和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為目的的《北京之春》,它2008年至2009年獲得的資助是18萬美元。“中國信息中心”則獲得了41萬美元的資助。這個組織號稱提供“獨立的新聞與觀點”,但打開該中心的網站,8月18日首頁上的內容都是煽動民眾或者反政府的。
民主基金會愿意資助的第三類組織是各種“民權”團體。如它為“國際勞工協會美國中心”撥款29萬美元,為“中國援助協會”提供7.5萬美元。這些團體打著“促進中國民眾的法律、人權、環境等民生意識”的旗號,以“喚起共鳴”的方式煽動中國民眾與政府對抗。一位從事國家安全領域研究的專家8月18 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種方式很有迷惑性,普通民眾感覺相關組織這樣做是為大家好,是為民眾利益考慮。一旦這種所謂的‘民權’團體在民主基金會的資助下壯大并按民主基金會的指示行動,那么它會制造出許多讓政府難以處理的群體性事件?!?/p>
國際學術界的“中國項目”是民主基金會資助的第四類目標。如“普林斯頓中國倡議”項目號稱“召集互聯網技術專家,為中國普通民眾、記者和社會活動家創造更便于交流與溝通的互聯網工具”。民主基金會資助該項目11.5萬美元,前提是該項目創造的互聯網工具必須“以公眾為主導”,還要讓中國政府無法控制。
純國會撥款的“民間機構”
美國民主基金會逢人便強調其“民間機構”的身份,但只要了解它的經費來源和組織架構就知道,民主基金會其實就是披著“民間”外衣的美國政府部門。
以隱蔽的方式促進“美國式民主”的做法源于二戰結束后。為了阻止共產黨的影響力在歐洲擴大,美國決策者們開始以秘密輸送顧問、裝備和資金的形式,資助親西方的媒體和政黨。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一些美國“私人團體”開始從美國中央情報局那里接受秘密資金,同樣用于削弱共產黨的影響。這些“私人團體”后來成長為“美國政治基金會”,也就是美國民主基金會的前身。
1983年11月,美國總統里根下令成立美國民主基金會,并要求國會在1984至1985財年撥款6500萬美元,用于“促進全球民主”。除要國會撥款外,美國民主基金會的董事會結構更讓這個“民間機構”顯得怪異,因為其成員包括兩名國會議員,美國勞工、商務和教育機構官員,外交政策專家、共和黨和民主黨代表。民主基金會首任“永久主席”約翰•理查遜是前助理國務卿。現任主席卡爾•杰什曼曾是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資深顧問。
民主基金會最初爭取的撥款是每年3130萬美元,但國會只給了1800萬美元。即便如此,國會中仍有民主基金會的反對者向白宮建議,既然民主基金會是“民間性質”,那么不應該由美國國會撥款,而應吸納民間的捐款。然而,美國國會仍堅持民主基金會的所有資金由國會劃撥,國會還屢屢干預民主基金會的項目,經常對其進行“具體指導”,比如當年美國國會就要求民主基金會支持波蘭的團結工會,以及智利、尼加拉瓜、東歐的“特別利益集團”。美國國會還要求民主基金會“特別資助”南非、緬甸、中國、(中國)西藏和朝鮮的有關組織?!?•11”事件發生后,民主基金會拋出第三份戰略文件,開始大量贊助中東國家的項目。
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對民主基金會的撥款數額實際上在增加:由最初3300萬美元的“定額”增至2004年的4000萬美元,再跳到2006財年的6000萬美元。到了2008財年,美國民主基金會所獲得的年度撥款是1億美元。
它是美國戰略意圖的執行者
美國民主基金會很擅長將西方國家各種“民主基金會”拉到一起做工作。比如“為促進緬甸民主進程”,美國民主基金會將英國的“威斯特敏斯特民主基金會”、德國的“康拉德基金會”、加拿大的“人權與民主進步國際中心”拉到一起,一起出錢出力拉扯“緬甸民主力量”。在對付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時,美國民主基金會主要是拉日本、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民主基金會”。
美國的民主基金會又是如何批準一個項目的呢?一位熟悉該基金會運作的專家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民主基金會的項目審核有明暗兩套:明的一套程序公布在官方網站上,比如每季度由民主基金會董事會討論評估,通盤考慮項目的輕重緩急、具體需求、所在國家的情況、民主效果和相關經驗,然后將錢批給團體或者組織。申請者要填一系列的表格,如項目細節、開支情況、預算方案、組織負責人的姓名與職位等等。那位中國專家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民主基金會給不給錢主要是考慮這個項目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程度,對相關國家的破壞性,以及相關組織或團體對美國式民主的認同程度。說到底,美國利益是根本,如果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很難從民主基金會那里撈到一分錢。”
美國外交與國防政策研究中心副總裁金•A•霍爾姆斯、美國傳統基金會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謝比•庫羅姆披露說,1996年8月1日,美國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試圖取消當年對民主基金會3000萬美元的撥款,理由是盡管民主基金會在蘇聯、中國、古巴、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越南等國的“民主促進”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冷戰畢竟已經結束,而蘇聯已經解體,所以不必再花如此大的費用。然而,支持對民主基金會繼續撥款的美國議員們表示,盡管蘇聯解體了,但共產黨在中國、古巴、朝鮮和越南繼續執政,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內的共產黨的影響力仍然不小,不能小看共產黨在全球的力量。議員們認為,西式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對美國利益的威脅比較小,由于它們追求利潤、熱衷商業活動,所以更愿意國際穩定。而民主國家很少與民主國家發生戰爭,所以加強推廣民主,如投資美國民主基金會,比起與一個“不民主國家”發生戰爭,代價要小得多,這最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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