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討孔”的切入方式點讓人小瞧
——從“粗口”風波看中國的政治生態
一
一位北大教授“粗口”，居然驚動了成百家媒體群起攻之，連權威通訊社也揮戈上陣，氣勢真不尋常。
榮恥顛倒世風日下，洶洶此舉為拯救世風乎？“五講四美三熱愛”乎？振興繁榮文化乎？
此前不久，袁時飛、艾未未、南方明星，罵人粗得多，兇狠得多，怎么只見他們吹捧、助陣、庇護？
怎么，一個微不足道的區區“粗口”小事，居然超過利比亞悲劇、南海危局和帝國主義對伊朗的磨刀霍霍？——從來未見 諸 君如此沖動。
怎么，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事，居然使中國人斷然分成兩塊，官民左右，陣線分明？
“粗口”，小事，是現象——掩蓋了實質。
說起來也很簡單：因為孔慶東罵的是買辦漢奸，而袁騰飛們罵的，則是毛澤東和共產黨。
買辦漢奸屬霸權勢力，媒體更是他們的一統天下，忍氣吞聲很久，這次借機反擊了。他們有錢有勢，造成聲勢易如反掌。
舍棄根本，糾纏細末，被罵者這文章是怎么做的？
問題的癥結正在這里。
禿子護頭瞎子護眼，因為孔和尚的罵聲不斷，戳了他們的三寸，犀利明快，一針見血。孔和尚之罵，都是關乎國家興衰人民存亡的大是大非，他們無以自辯，理屈詞窮，不敢爭論，不敢面對耳。
借此莫須有的粗口話題大做文章，使人看到他們的虛弱、虛偽、卑鄙與小器。
新華社是國家通訊社，如果危害國家人民的大是大非，不妨光明磊落旗幟鮮明地聲討批判。如今不便明言，卻借“粗口”為被罵的買辦漢奸勢力圍剿仗義執言者助陣，實在有點不尷不尬，太令人小瞧。
國家民族，大是大非，沒有膽量爭論。只能借題發揮，顛倒是非，渾水摸魚了。
二
孔慶東的遭遇，不禁使人想起32年前的《“歌德”與“缺德”》事件。
巧合了，真是“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哪！
這是“思想解放”史上一次重大戰役，年輕朋友可能生疏了，這本來也該胡德平們認真紀念一下的，大概是因為忙于“民主憲政”無暇顧及了——這里越俎代庖為之“補課”一下。
1979年《河北文藝》的一篇文藝雜談《“歌德”與“缺德”》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其規模聲勢遠非今天的討孔可比。如題所示，該文議論的主要是“歌德”與“缺德”問題。印象最深的話語有兩句：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讓人民翻身當了國家主人。文藝工作者應是‘社會公仆’，為什么不去歌頌他們？吃農民糧，穿工人衣，搖著三寸筆桿不為國家主人樹碑立傳，請問；道德哪里去了？”
“而那種昧著良心，不看事實，把洋人的擦腳布當做領帶掛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們不如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人，雖沒有‘歌德’”之嫌，但卻有“缺德”之行。”
三全會后，堅冰剛溶，思想解放之輪乘風破浪其勢正猛，居然敢彈別調，這還了得！
于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也包括新華社，全部主流媒體、所有權威精英，奮袂而起，群起攻之，全國共討、全黨共誅、黑云壓城、雷霆萬鈞，借用王若望當日的批判話語，那真是“棍棒交加、帽子亂飛”啊。
這話語就出在《光明日報》雄文：《春天里的一股冷風——評〈“歌德”與“缺德”〉》里，王若望打頭炮定調子：“販賣極左思潮，反對“雙百”方針，這是決不能容忍的！”
接著，京滬及各省市宣傳部、文聯、黨報文刊、文界耆宿名流，無不義憤填膺揮戈上陣，大張撻伐。
連耀邦書記都親自出面指示，作者雖免于被“北大黨委”追究責任得以過關，但調子是定了： “對《歌德與“缺德”》文章的批評是對的“，“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針不合拍”。
“極左”、“文革余孽”、“不合拍”……旗幟鮮明，慷慨激昂，聲色俱厲，義正詞嚴——那是何等的的氣勢氣度呀！
32年后，同樣是罵“缺德”， 孔慶東嗓門比當日高一萬倍，這次圍剿就那么“去意識形態化”、這么“寬容寬松寬厚”、這么“包容異質思維”，只抓細微末節，只做“粗口”文章了呢？
“把洋人的擦腳布當做領帶掛在脖子上”以為無上榮耀，雖歷30余年， “缺德”的模式卻一以貫之，并無稍變，如果說有什么不同，也只是比當年更“深化”了。如今，買辦漢奸意識早已滄海橫流，孔大俠指著鼻子痛快淋漓大罵，草民是一片叫好，被罵者裝作與己無關，出氣回敬也只能借題發揮——這在當時是做夢也不敢想象的。
“歌”文作者當年僥幸過關，其后一個華麗轉身，是用十分“缺德”的形式贖罪，為人所不齒。
今日的孔慶東，一個點射招來集群狺狺，草民力挺，我自巋然不動。
32年前，耀邦書記批示曰：“今年春天，恰恰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不久。三中全會跨的步子較大。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鍵，一些人容易轉向，對新的東西接受不了。所以我們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這個問題必須在思想上、理論上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
32年后，德平公子“無改于父之道”，組織紀念活動陣容雖也堂堂，但底氣卻是今非昔比了。
當年撻伐“缺德”的驍將先鋒，后來紛紛與裸官富豪一起“開放”到海外，低回流連追念昔日輝煌，只好隔著大洋與德平惺惺相惜遙相呼應了。
俱往矣，當年對中國的“思想解放”做過偉大貢獻的人物，如王若望、王若水和劉賓雁等，等不及中國“民主憲政”實現，進“杜馬”風光一下，俱已客死他鄉名垂“普世”了。劉賓雁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 “對中國政治的貢獻，那應該說是很大的，而且是很特殊的。我1979年到《人民日報》的時候，斗爭非常激烈，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假如王若水不是在《人民日報》的話，中國的改革恐怕不會是后來那個樣子。《人民日報》是共產黨機關報，所以有極高的威望，很有權威性，大家都相信這就是黨中央的聲音。但另一方面，《人民日報》實際上已經落到改革派的手里。”
三十年河東河西，追昔撫今，真令人感慨萬千哪！
三
粗口風波折射出中國當下的政治生態。
與撻伐“歌德與缺德”時代不同，時下的中國，一方面是“新社會階層”充分得勢并日趨“外向型”買辦化，另一方面則是草民日益覺醒精而英階層左右分野也越來越分明。前者掌控話語，弄得買辦賣國思潮“自由”泛濫，而左翼和草民聲音不許“爭論”。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嵌眾之口又無力使大眾噤聲，于是網絡上就形成“堰塞”現象，于是，孔慶東式淋漓痛快的“熱罵”就應運而出了。
近代以來，在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中，北京大學一直是思潮的漩渦風眼，左右兩翼都可以在北大找到精英代表。新時期以來，中國知識階層集群“告別革命”投入權勢階級懷抱，爭先恐后地充當幫閑幫忙，實在是中國士階層史上的空前恥辱，但他們并非全部淪落，北大既有張維迎、賀衛方、余杰和焦國標，但也出了孔慶東、陳岱孫、鞏獻田和韓毓海，中國社會兩大階級兩種命運的博弈，在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代表。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知識精英總是最先覺醒，李澤厚所謂的“新啟蒙”是顛覆和蒙昧，是為權貴階級奴化大眾恢復舊日天堂造勢的；新左派也是“啟蒙”，那才是真正的啟蒙，是為奴隸翻身正名，是對權貴階級瘋狂掠奪無恥賣國的聲討——孔慶東的“罵”就是這奴隸啟蒙陣營中的強音。孔慶東不負北大光榮傳統，是新世紀北大的驕傲。
瀏覽一下老孔做客“第一視頻”的題目吧，舉凡關乎國家興衰人民存亡的大事，大是大非問題，他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及時發出呼喊，激濁揚清，以正是非。“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孔大俠寓大雅于大俗，熱罵中沸騰的是有血性者的熱血。
孔慶東之所以為千夫所指，不是因為什么“粗口”，因為他“罵”的是“社會”，是強勢階級。
還是魯迅說得透徹：
諷刺家，是危險的。
假使他所諷刺的是不識字者，被殺戮者，被囚禁者，被壓迫者罷，那很好，正可給讀他文章的所謂有教育的智識者嘻嘻一笑，更覺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現今的諷刺家之所以為諷刺家，卻正在諷刺這一流所謂有有教育的智識者社會。
因為所諷刺的是這一流社會，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覺得好象刺著了自己，就一個個的暗暗的迎出來，又用了他們的諷刺，想來刺死這諷刺者。
樞紐是在這里：他所非諷刺的是社會，社會不變，這諷刺就跟著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個人，他的諷刺尚存在，你的諷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這樣的可惡的諷刺家，只好來改變社會。
然而社會諷刺家究竟是危險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學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時代。
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霸權和無恥則催生著熱罵。
開胸驗肺，彈琴殺人，佛山碾童，茂名護奸，判郭成林，媚富士康，康菲漏油，高鐵撞車，討伐重慶，力挺疆獨，為轉基因造勢……強勢階級倚恃霸權猖狂無恥肆意橫行已經毫不掩飾，這一生態環境使魯迅式的冷嘲已經顯得蒼白無力，于是痛快淋漓的熱罵就應運而生了。
自然，熱罵也要適應現實的話語環境。
比如罵“外交部是賣國部”，也只能出之孔和尚的“粗口”，瘋瘋癲癲，真真假假、雅俗雜糅、嬉笑怒罵，大家心領神會，聽來解氣，感到暢快——如果出自魏巍之口，那麻煩就大了。
四
話語方式和話語特色是環境的產物。
網絡時評以語言的別樣特色論，孔慶東，黃紀蘇和數學，可以說是三絕。
曾寫過《文壇“奇損”》的小文，比較黃紀蘇與王朔之“損”的異同。
二“損”都是時代的產物。
“告別革命”，“打左燈向右轉”，褻瀆崇高，生出了王朔之“損”。
“崇高”既已顛覆，“完善”真相畢露，感受時世的敏銳先覺，以王朔的方式表訴自己的感受，就出現了黃紀蘇之“損”。
偏左與偏右，出現異質同構。
用京片子式市井快語形象揭示對于世相本質的深刻洞察，透徹淋漓入骨三分，大俗中寓大雅，黃紀蘇的表達著實令人驚嘆。
下面一段關于文化的議論，就是許多講“繁榮”的高頭文章所不能相提并論的：
“與前三十年政經路線高度匹配的革命文化，與后三十年的社會經濟模式，用今天流行的話說就是完全“擰巴”，就好像讓你左手畫圓同時右手畫三角，真能把左右腦都畫梗阻了。革命文化跟這三十年的政治格局倒是相對“糾結”——又匹配又擰巴。糾結的結果就是國家（實際上）放棄了革命文化，但設了個革命文化留守處，掛牌“主旋律”，由些老頭老太太看攤兒。主流文化則騰退給了精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主旋律”雖然弘揚的基本是刪除了文化革命的革命文化，但在新時代的陽光下蒼白得跟沒有似的。當書記、市長帶著全體班子全市人民忙市場化，忙私有化，忙得看錢還看不過來哪兒有功夫看演出，宣傳部長文化廳長拿著雷鋒、張思德又能干什么？有時候革命文化留守處的老頭老太太不問今世何世，對照著墻上發黃的幾要幾不要批評窗外的生猛現實，馬上就被一片口哨聲叱罵聲吞沒——文化劉翔、意識形態羅伯特還拿他們當跨欄做王者飛躍，出足了風頭。
“‘偽君子’在八九十年代被公推出來做官僚的形象代言人，實在是理有固然。前三十年的‘君子’，你可以說他們是瘋子是傻子但很難說他們是騙子，因為他們讓老百姓勒褲腰的同時自己也勒了。而后三十年的‘君子’開公車打警燈，金梭銀梭般往返于國庫和自家保險柜之間，不是‘偽君子’是什么？‘偽君子’不但在社會經濟上掠奪民眾，還在文化上陷害真君子。”
新華社打著“公德”的旗號道貌岸然地教訓孔慶東，是“真君子”教訓“偽君子”，還是“偽君子”陷害“真君子”？
強國壇的數學的“理工科思維”也是一絕，真話假說，假話真說，也是環境生成的。
“顛覆專制”靠著“自由”，但窮人領了工資也得與先富的鈔票一起流通，“自由”就不可避免為他人所用。于是，除了取消“四大”還得“不爭論”。雖然比周厲王“弭謗”民主多了，但霸權控制也無所不在地“防川”。堰塞湖不能不堵，又堵之不住。國人有情緒要表達，也還能表達——在網絡上——但要守規守距。有話不能不說，也還能說，但又不能痛快直說，數學、黃紀蘇與孔慶東的話語方式就應運而生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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