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

全球化與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

正義與自由

民聲網（www.mshw.org）

　 　

意識形態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形成的一種自覺地反映一定社會集團（階級）經濟、政治利益的系統化、理論化的思想觀念體系，是一定社會集團（階級）的政治理想、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的思想基礎，其核心是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維護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是一個極為重要而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本人在參閱眾多資料基礎上，加上自己多年從事宣傳思想、新聞出版、掃黃打非等意識形態工作的親身體會，就此問題談談自己粗淺的看法，欠妥之處還請批評指正！　　

一、全球化背景下維護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的重大意義　　

意識形態具有辯護功能和規范功能，意識形態功能正常發揮的前提是意識形態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指保持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即主流意識形態）相對穩定和完整，確保主流意識形態在社會文化領域居于主導地位、發揮主導作用。意識形態安全作為國家安全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就我國而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安全：第一是社會指導思想的安全；第二是社會政治信仰的安全；第三是社會道德秩序的安全；第四是民族精神的安全。因此，當前維護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主要就是要做到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全黨全社會指導思想的地位不動搖，確保共產主義信仰是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政治信仰并愿意為此而努力，維護和建設社會主義道德秩序，安定社會生活，弘揚和培育偉大的民族精神，把中華兒女團結起來，朝著共同目標奮斗。　　

意識形態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層面。 　　

第一、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到國家政權的鞏固。意識形態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靈魂，意識形態在社會發展、價值導向和維護國家利益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意識形態體現一個民族或一種社會制度和政權賴以存在的思想基礎、共同理想、價值觀念和精神支柱。摧毀一種意識形態，也就意味著摧垮了一個民族、推翻了一個制度和政權。因此，意識形態安全在國家政治安全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安全屏障，是國家安全之魂。正如當代中國左派旗手　張宏良　先生所說的：21世紀的大國決戰，勝負已經不在戰場，而在于意識形態和國民精神。意識形態一垮，國民精神一垮，所有武器都將成為一堆廢鐵，所有人口都將成為待宰的羔羊。　　　　　　

第二、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敗。意識形態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定的社會環境和運行機制；經濟思想、管理觀念、社會觀念及文化習慣等都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正確的意識形態觀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推動經濟發展；錯誤的意識形態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破壞和阻礙作用。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向和性質，關系到中國經濟建設的環境，關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敗。 　　

　　第三、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到社會文化的安全。意識形態是國家和民族文化的靈魂，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民族。意識形態制約和規范著文化的表現形式，文化是意識形態的載體。有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就有什么樣的文化。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形成了面向廣大人民群眾的崇尚民主、公平、和諧的社會主義文化。保證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不侵犯，就能保證社會主義文化的安全地位，保證中國文化的社會主義性質。 　　

第四、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到社會的穩定。意識形態安全是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意識形態能形成政治認同感，能使社會價值觀、政治觀趨于成熟和穩定；意識形態是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武器，具有強大的凝聚力，起到價值導向、精神支柱和社會整合作用。一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在整合各種社會力量、排除各種因素干擾、保持社會的合力和穩定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可見，意識形態安全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層面都非常重要。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嚴峻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有力地推動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繼續得到新發展，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上的又一次新的歷史性飛躍。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始終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指導和統領各項工作；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人民，人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不斷得到加強。從總體上看，我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基本上是好的，主流還是積極、健康、向上的。但是，在看到我國主流意識形態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也必須看到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1、主導信仰日漸淡化。新中國成立后, 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 社會主義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共產主義一定勝利, 不僅僅是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 也是絕大多數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目標。然而, 由于諸多原因, 現在這種主導信仰已經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漸淡化。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查和“北京青年發展報告”的調查結果均表明:“擁有金錢和財富”替代了“為一種崇高的信仰奮斗”, 選擇“為共產主義奮斗”的比例只有8.8%，選擇“入黨入團”的比例只有2.9%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作的“轉型時期的社會倫理道德”的大型社會調查，其中有一道“有無信仰”的調查題,被調查者回答“有信仰”的只占28.10% 。                             　　

2、拜物崇權傾向日益凸顯。由于多方面的影響,我國社會信仰的特點突出表現為: 一是對金錢的無限崇拜。2010年3月，英國路透社和另一機構合作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抽樣的23個國家中，中國、日本和韓國三國的民眾最相信“金錢萬能”，并列成為世界第一“拜金主義”國家。而在兩天之后，中國的“環球網”跟著這段消息，在網上發起了一個“中國是第一拜金主義國家嗎”的調查，結果有八成人選擇了“是”；在接下來的調查中，有約六成網民承認自己是拜金主義者。2010年6月下旬，廣東的18位億萬富豪通過網絡和報紙等媒體選妻，不到一個月竟有5萬多靚女報名參選，這足以說明社會對金錢的崇拜。二是對權力的畸形崇拜。有相當一部分人深信, 權能帶來利, 兩者之間是成正比的，升官就能發財，掌握權力越大, 所能享受到的利益也就越多。福建省政和縣原縣委書記丁仰寧因買官賣官、收受賄賂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就是這樣認為：“千里來當官，為了吃和穿”；“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當官不收錢，退了沒本錢。”他看破紅塵，對妻子的悄悄話是：“權有多大，利就有多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對一些省市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 有近1/ 4 的人追求“做官”, 超過1/ 3 的人追求“出名”。　　

3、宗教信仰呈上升的趨勢。目前,我國四大宗教教徒的人數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其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數發展最快。據網上披露,全國基督徒人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70多萬，發展到2010年的8000多萬（另一說為一億三千多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92%，比8026萬中國共產黨人還多三四百萬，而且還以每天上萬人的速度增長，使我國成為僅次于美國、巴西的世界第三大基督教國家。貴港市三塘鎮長興村，現全村一千三百人，1978年前僅有不到10%的村民信仰天主教，現85%以上的村民是天主教徒，教堂比學校還建得靚，每到圣誕節比春節還熱鬧，但最令人揪心的是在讀中小學的孩子都加入了天主教，雖說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對未成年的孩子來說，我認為是在跟我們共產黨、社會主義爭奪下一代。中國現有各種宗教信徒近兩億人, 各教教職人員總數由16 萬增加到34 萬。　　

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并不平靜，情況極其錯綜復雜，斗爭相當激烈，出現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十個方面：　　

第一，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不斷抬頭。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鼓吹西方的政治制度，詆毀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即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二是鼓吹西方的司法制度，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憲法和司法制度，要求取消政法委；三是鼓吹西方的新聞出版自由，反對黨對新聞媒體的領導，要求取消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四是大搞歷史虛無主義，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貶損黨的形象，破壞黨的方針政策，煽動人們對黨和政府不滿。　　

他們活動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1）氣焰囂張，呈持續進攻態勢；（2）已經形成隊伍，并與我黨進行公開對抗；（3）斗爭手法講究，軟硬兼施，有的人甚至以黨的“諍友”的面目出現；（4）炒作熱點，借題發揮；（5）滲透益深，隱蔽性強；（6）渠道多種多樣。此外，還有以推進私有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以儒化中國為主旨的新儒學思潮，以及公共知識分子、市民社會、普世價值、民主憲政等話題的熱炒，也都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熱點，與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相對立，不可小視。 　　

　　第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現時代面臨著多元文化和價值觀的挑戰。多元化態勢體現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互相交融，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劇烈碰撞，科學文化與封建文化斗爭并存，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和非科學社會主義文化激烈交鋒。在這種多元化格局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受到嚴重沖擊，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道德準則和生活方式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最根本的是在信仰方面發生了變化，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日益泛濫，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被淡化；群眾中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在減少，無信仰或信仰宗教的人在增多；一些黨員領導干部講的是馬克思主義，干的是非馬克思主義，表面上是馬克思主義，實質上非馬克思主義。有調查顯示，在青年人中，“80后”的人群超自然信仰較高，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對星座、算命、宗教等領域感興趣。如此種種現象說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現時代面臨著多元文化和價值觀的嚴峻挑戰。　　

第三，對“西化”、“分化”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斗爭缺乏清醒的認識。我們有相當多的人，在“淡化意識形態”的思想影響下，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尖銳性、復雜性、長期性缺乏清醒的認識，甚至麻木不仁、人云亦云，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受到嚴重的削弱。　　

第四，非科學的意識形態觀沖擊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　非科學的意識形態觀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意識形態淡化論”，企圖淡化、抹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2）“意識形態中立論”，其實質是否定意識形態的階級歸屬，從而否定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3）“意識形態虛假論”，其實質是抹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本區別；（4）“意識形態終結論”，其實質是認為現在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不能再以意識形態屬性來劃分社會形態，從而達到消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目的。這些非科學的意識形態觀沖擊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觀，沖擊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　　

第五，現實的矛盾和挑戰阻滯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　　

首先是物質生活領域的挑戰。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發達，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還不高。面對已經展現在我們面前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優越的物質文化生活、良好的人居環境的現狀，使我們宣傳馬克思主義處于先天的弱勢地位。　　

　　其次是各種社會矛盾的挑戰。當前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高速發展期，也是社會矛盾多發凸顯期。收入分配、城市改造、房屋拆遷、城鎮建設、占用土地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再加上下崗失業、社會保障不完善、社會管理跟不上、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一些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腐敗等，使得各種社會矛盾錯綜復雜并呈多發、高發態勢，這都從客觀上增加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大眾接受的難度。　　

　　第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向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提出了嶄新要求。這些要求主要是：（1）社會和諧理念的確立需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斷完善其理論支撐功能；（2）和諧社會價值目標的建構需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斷拓展其社會導向功能；（3）和諧社會多元利益的協調需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斷更新其社會整合功能；（4）維系社會和諧的秩序需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斷優化其社會調控功能。　　

　　第七，新時期時代條件的變化在思維方式和運作方式上對意識形態建設提出了迫切的實踐訴求。要求在新形勢下，加強對群眾接納政黨的意識形態的規律（諸如心理接受規律、大眾傳播規律、信息傳遞控制規律、主流輿論形成規律等）和方法的研究，單靠行政手段強行進行灌輸，效果就會打折扣。　　

　　第八，理論解釋的誤讀傾向嚴重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形象。　比如，有人就這樣說，鄧小平理論就是“貓論”、“摸論”、“先富論”、“不爭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三句話；“科學發展觀”就是一句話等等，這些都是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表現，不但不能使廣大人民群眾真正掌握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反而嚴重損害了理論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　　

　　第九，時隱時現的世俗偏見制約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這個世俗偏見就是：認為西方的理論才是真正的、科學的理論，本國執政黨在理論上的創新和本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創新只不過是意識形態式的說教，而不是科學的理論。這種世俗偏見銷蝕推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良好社會環境。　　

　　第十，精品力作的供需矛盾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薄弱影響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現在，盡管馬克思主義普及讀物不少，但是在偌大的讀物市場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相反，解《論語》，品《三國》倒是搞得熱火朝天，在某種程度上說，近年來儒學的大眾化進展似乎更為成功。目前市場上僅有的一些馬克思主義通俗讀物基本上也是各級黨委宣傳部門依靠行政力量組織編寫的，理論界的人尤其是一些大專家、大學者并不愿意做這些普及工作，從而導致市場期待大眾化的精品力作與理論隊伍無心創作之間的矛盾，進而影響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 　　

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非主流意識形態的不斷蔓延滋長以及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嚴峻挑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從國內情況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特別是隨著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樣化，我國社會生活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階層分化加劇，出現了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的政治理想；有各種各樣的新的社會階層，就會產生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各種要求和代言人；我國社會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樣多變態勢，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不斷增強。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復雜狀況，就是這種社會變化和分化的一種客觀反映。 　　

第二，從我國對外開放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西方的各種不同觀點、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甚至消極、不健康和反動的思想觀點大量涌入，這無疑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產生這巨大的影響。 　　

第三，從新自由主義思想對人們思想觀念乃至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造成的毒害和侵蝕來看。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內容和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在第三大部分“（二）表現形式”中的“理論滲透” 部分具體講。　　

第四，從國際上看。在當代世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突出表現在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思想體系的根本對立。雙方爭斗的主要形式是以意識形態作武器，進行“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西方敵對勢力除了繼續通過傳統渠道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外，還特別注重利用我國在“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重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突發事件、特殊時機、特殊人物等渠道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煽動街頭政治，圖謀“顏色革命”。西方敵對勢力積極與流亡在外的所謂“民運分子”、邪教法輪功和我國境內的敵對分子相勾結，企圖聯手行動。他們不斷利用所謂人權、民主、自由、民族、宗教問題等作為政治思想武器，加緊以各種手段和方式對我國開展心理戰和宣傳戰，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瓦解中國（其中西化已取得明顯效果，分化瓦解是最終目標，正在大力推進）。　　

第五，從全球化角度看。當前，全球化給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來機遇。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不對等的，西方國家利用其經濟和科技優勢以及對全球各種傳媒和網絡壟斷性經營，以更加強烈與更隱蔽的方式向我國強制推行西方大國制定的游戲規則，推行其強權政治、價值觀念和謀取利益，對我國進行文化侵略和意識形態滲透，影響、干擾甚至破壞國家的主權、政府的權威和政局的穩定。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各種錯誤思潮和思想觀點甚囂塵上，嚴重干擾和破壞著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第六，從互聯網角度看。現在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輿論陣地。隨著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在網上對別國進行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的宣傳變得簡便易行。西方國家在互聯網上占有絕對優勢，他們充分利用互聯網對我國進行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滲透。西方一些頹廢、有害的觀念和思想通過互聯網影響我國群眾，使我國群眾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產生變化，從而造成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沖擊和挑戰。從這個意義上看，互聯網已經成為錯誤思想觀點滋生、傳播和蔓延的技術條件和重要手段。　　

從上述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里確實發生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直接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關系到改革開放的歷史命運，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嚴肅認真對待。 　　

三、西方敵對勢力攻擊、滲透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策略和表現形式　　

（一）策略。美國是一個善于用計的戰略大國，　2008年7月31日　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國防戰略》中講到：“美國將繼續對中國施壓”，“要制定一項全面的戰略來影響中國的選擇”。美國針對中國的全面戰略從來沒有中斷，我國改革、發展、安全各個領域遇到的麻煩，背后都是美國在搗鬼。美國的對華長期戰略就是“圍堵壓制、分化瓦解、拉攏演變”，具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還不時地沿第一島鏈制造事端，恐嚇中國；第三步就是在前兩招都不能得逞時，不惜與中國一戰，當然作戰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國的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　　

美國“和平演變”總設計師、前中情局長、前國務卿杜勒斯1950年首先提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思想。杜勒斯是美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理論家，他具有堅定的資本主義理想信念，他決不允許共產主義在世界上存在。他給中國人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那句“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第四代身上”的名言。他在《戰后國際關系原則》講話中制定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戰略方針：　　

“我們要在共產黨國家里播撒下混亂的種子，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用錯誤的價值觀去置換他們的價值觀，并使他們相信這些錯誤的價值觀。我們一定要在共產黨國家內部找到與我們志同道合的人、我們的盟友和幫手，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馴服的民族，一場接一場地演出走向毀滅、并最終讓它的自我意識不可逆轉地歸于泯滅的、規模極其巨大的悲劇。我們應消除他們文學和藝術的社會本質，使他們的藝術家疏遠它，使他們不想去了解和描寫人民群眾內部發生的事情，讓他們的文學、戲劇和電影都來表現和頌揚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們要千方百計地支持和鼓勵那些往人的意識里灌輸崇拜色情、暴力、虐待狂、背信棄義，總而言之是一切傷風敗俗思想的藝術家。我們要在他們的國家管理部門制造混亂，使人不易覺察地、但是積極而始終如一地鼓勵官員們的恣意妄為和貪污受賄，把不講原則、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捧為美德。我們要讓他們嘲笑誠實和正派,使之成為共產黨國家誰也不需要的愚蠢東西，成為過去時代的殘余。要促使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變成“粗野、撒謊、酗酒和吸毒”的國家，要促使他們相互之間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復無常，民族主義和各族人民的相互敵視，首先是對共產黨的憎恨等等。所有這一切我們都要嫻熟地、神不知鬼不覺地將之培養出來，讓它們花繁葉茂，蓬勃發展。而且，只有少數人才能猜測到或者懂得正在發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們要設法使這些人處于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境地，使他們成為大眾嘲笑的對象，并找機會誣蔑他們，把他們說成是社會的渣滓。我們要把道德的基礎鏟除和摧毀。我們要永遠把年輕一代作為主要依靠；我們要讓他們喪失斗志，腐敗墮落，潰爛變質。”　　

根據杜勒斯“和平演變” 戰略方針，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其“行事手冊”中，制定了一個搞垮中國的“循序漸進和平演變”的十項計劃，把杜勒斯“和平演變” 方略條理化、具體化，其內部代號稱為《十條誡令》，內容如下：　　

1、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育。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一直強調的刻苦耐勞精神。　　

2、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　　

3、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4、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　　

5、要不斷制造消息，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　　

 

6、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　　

7、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人民心目中就會完全垮臺。　　

8、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必須表面上非常慈愛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9、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10、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險惡用心，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十條誡令》中暴露無遺。“十條計劃”中除了第七、八、十條之外，其余七條都是講如何從意識形態方面進行滲透和破壞的。　　

 

（二）表現形式：　　

一是理論滲透。西方各種理論的滲透是西方國家“西化”、“分化”和“和平演變”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極力推行其所謂權威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興起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其理論在經濟上主張“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在政治上強調“三個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在戰略和政策方面，鼓吹全球資本主義化、西方化、美國化。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為了實現他們的險惡目的，向我國大肆販賣這新自由主義理論。這種思潮在本質上就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否定馬克思主義，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改革開放后西方流入中國的各種理論中，經濟學理論、法學理論，已經成功地滲透到學術理論界，在有些方面甚至已成主流思想。美國企圖通過推行其權威理論，以達到削弱中國理論思考和原創力的目的，進而使中國按照他們的理論來指導當前的改革，最后使中國放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當下中國，在理論界，一些理論家不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提出自己的理論，而是一味地引進、闡釋西方的理論，甚至去拿美國的理論套中國的情況，認為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在教育界，從經濟學教學方針、教師隊伍、教學內容、教材到考試方式等，正在加緊推行全盤西化、整體上西化，不少院校喜歡用西方教材，教師教學時不加批判地傳授。在一些決策層，有的政策的制訂和出臺，明顯看出受西方理論影響的痕跡。　　

二是思想滲透。西方勢力對我國思想滲透戰略圖謀從未改變，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從未減弱。冷戰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都積極致力于向社會主義國家輸出美國的民主和自由價值觀。他們抓住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大肆攻擊、丑化社會主義制度，攻擊現行政權的合法性，試圖以此來說明社會主義制度不如資本主義，削弱人們的政治認同。他們竭力標榜和推銷西方的社會制度、政治體制和價值觀念，攻擊和詆毀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黨的方針政策，全盤否定社會主義的實踐成果。他們不斷在所謂人權、民主、自由、民族、宗教問題上開展心理戰和宣傳戰，宣傳人權高于主權，淡化中國主權觀點，攻擊中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不斷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詆毀性解讀，對社會主義進行“妖魔化”宣傳。　　

三是文化滲透。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其經濟、軍事、科技以及傳媒手段上的優勢，推行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進行文化滲透。美國人口雖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目前傳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區80%-90%的新聞，都由美國等西方通訊社壟斷。美國等西方媒體發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國發布的總信息量的100倍，目前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制作，美國的影視產品已占全球75%的市場。美國等西方通過新聞、廣播、出版、影視、文學、教育和網絡等多種途徑，極力宣揚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和宣傳“金錢至上、自私有理”理念，瓦解我們民族的道德倫理基礎，影響中國年輕一代，培養他們的享樂主義、個人主義，使他們摒棄中華民族傳統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艱苦奮斗精神，并試圖在他們身上尋找到變革中國的社會力量。當西方的先進生產方式和現代化的生活方式連同其文化一起輸送給中國的時候，不少人崇洋媚外，對西方文化產生親近感、信任感和認同感，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自己文化的合理性，以至于有人認為西方的文明代表了世界前進的方向，動搖了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不少人信仰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許多青少年在對各種“歌星”、“影星”的崇拜中迷失了自己的理想；許多學者西方至上，以西人的措辭為措辭，西人的視角為視角，造成了中國文化原創能力的深層弱化。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共產黨下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這些國家對西方的文化滲透喪失了警惕。　　

四是宗教滲透。境外勢力進行宗教滲透的主要方式：一是利用廣播電臺和互聯網進行傳教。境外幾十個中英文電臺包括美國遠東電臺、美國家庭教會電臺、環球宗教廣播電臺、亞洲之聲等向我國進行空中布道。遠東福音廣播電臺(設空中神學院)每天廣播10小時，用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幾種語言廣播，他們的口號是：“用基督占領中國，打開中國的福音大門”。二是建立地下交易轉運站，大量偷運、印刷、散發宗教宣傳品。“美國基督教宣教協會”、“美國基督教復興教會”、“敞開的門靈工團”等10多境外宗教組織通過各種渠道，逃避海關檢查、偷運各類宗教宣傳品進入我國境內。三是利用講學或辦學進行秘密傳教。有的大學外籍教師利用各種方式進行非法傳教活動，或是借舉辦英語培訓班之機對學生進行傳教滲透，或是利用講學或捐資辦學之機進行傳道滲透。四是以辦廠為名進行傳教活動，包括派遣人員非法設立宗教聚會點，直接傳教，發展教徒；秘密舉辦宗教培訓班，培養骨干等。五是在沿海地區建立地下交聯點作為向內地滲透的中轉站。此外，他們還在內地尋求代理人為他們服務，甚至直接在我境內興建宗教活動場進行宗教滲透等。這些滲透活動大都帶有明顯的政治圖謀。　　

西方滲透在新疆問題上產生的作用特別明顯。長期以來，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利用民族、宗教問題大作文章，積極扶植我國境內和逃亡國外的分裂主義勢力，妄圖把新疆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我國境內的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三股勢力”糾合在一起，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下，加緊了民族分裂活動：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大肆鼓吹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利用宣傳、文化、思想、教育、宗教等陣地，通過出版書刊、文藝演出、張貼標語、散發傳單、講經布道、聚眾演說、制售傳播音像制品和利用互聯網等途徑，極力宣揚分裂主義思想，使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成為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民族分裂活動往往與暴力恐怖活動互相配合。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三股勢力”在新疆策劃和發動了一系列爆炸、暗殺、縱火、投毒、襲擊等恐怖暴力事件，其中最典型的是09年的“7.5” 打砸搶燒嚴重暴力事件，嚴重危害了我國各族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嚴重地威脅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此外，還采取如下手段進行攻擊、滲透和破壞：　　

（1）在我國培植和扶持大量漢奸、買辦和極右資改派精英，成為美國等西方在中國的代理人。典型的有：郭京毅、胡士泰和解放軍的叛徒劉連昆、劉廣智、姬勝德、徐峻平等；又如：原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發出的“在鐵礦石采購中要嚴懲漢奸”的警告，足以說明當今中國確有大量漢奸、間諜。　　

（2）掌握和利用大眾傳媒對我國形成全方位、立體式包圍網，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宣傳。廣播、衛星電視等傳統媒體仍然是他們進行意識形態干擾、滲透的重要途徑。據我國有關部門監測結果顯示，西方主要國家和敵對勢力在我周邊地區共設有30多個轉播臺，每天使用普通話和多種方言、170多個頻率對我國播出60多個小時的節目，再加上一些國家從本土發射的廣播信號，共有50個境外電臺使用300多個頻率對我進行廣播；在衛星電視滲透方面，他們在我國上空構建了密集的衛星電視網，頻道達400多個，不斷加大對我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和內地區域的宣傳覆蓋。其中，隸屬美國新聞署的“美國之音”特別活躍，長期充當美國進行境外滲透、實現其全球霸權的工具。在2008年拉薩“3.14”事件中，“美國之音”不僅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更成為達賴集團的傳聲筒。事件發生前，它突然加大藏語廣播時間，并暗中替達賴集團傳達指令，讓他們在敏感的時候制造事端。近年來，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互聯網對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影響越來越大，西方敵對勢力也加緊與我國爭奪互聯網等思想文化的新陣地。一位西方國家政要人士赤裸裸地宣稱：中國需要現代化，這是我們的可乘之機，我們要利用互聯網把美國的價值觀送到中國去。網絡已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向中國進行思想滲透的新的重要渠道。全球十三個互聯網頂級服務器中，有十個在美國；互聯網使用的通用語言文字都是英語英文，中國處于被掌控的局面。美國中情局雇傭龐大的“寫手隊伍”，在境內外的中文網站和BBS上大量貼文，向我境內傳播政治謠言和有害信息；還資助我國境內的敵對勢力建立網站，支持他們利用互聯網聯絡指揮、組織策劃、蠱惑人心、煽動鬧事；西方還入股控股我國的主要門戶網站，使之成為西方的喉舌；同時，還向我國黨政機關、大專院校、圖書館等郵寄反動書刊。　　

（3）利用國際經貿、文化交往不斷擴大的機會，在向我國輸入文化產品的同時，滲透美式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觀。文化商品不僅具有商品的一般屬性，同時又具有一定的文化屬性，蘊含一定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政治意識、文化意識。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西方影視劇、圖書、網絡游戲等文化產品大規模地涌入，它雜以反動、色情、淫穢和暴力、法輪功等內容，以時尚潮流的形式，吸引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削弱民族文化認同，誘導一些年輕人崇洋媚外，貪慕虛榮。從我國查獲的反動書刊、販賣淫穢色情出版物案件和網絡監管來看，反動書刊和淫穢色情出版物以及網絡上的反動文章和淫穢色情鏈接、視頻多來自美國、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香港地區。　　

（4）他們注重利用各種基金會、非政府組織，采取各種不同的辦法，進行名為“文化交流”的滲透，使之成為輸出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渠道。如：通過“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中國高干子女去美國留學，在哈佛大學設專門培養中國軍隊和行政領導干部的項目，五萬多元一年，拿碩士學位，還授項目研究員頭銜。而美國中央情報局很多成功的顛覆活動，如委內瑞拉政變、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下臺、波蘭等東歐國家共產黨垮臺等就是通過“美國民主基金會”運作的。近十來年，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我國許多大中城市辦了各類“培訓班”有數千家，以業務培訓、技術培訓和語言培訓等名義對我百萬青少年毒化洗腦。　　

（5）與我國境內的漢奸、買辦和極右資改派精英勾結，利用現代傳媒和出版物大肆詆毀、惡搞和褻瀆像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說岳飛、文天祥阻礙了民族融合；大肆詆毀、丑化和惡搞狼牙山五壯士、董存瑞、楊開慧、劉胡蘭、毛岸英等革命先烈，雷鋒、王進喜等先進模范，說劉胡蘭是村里一個缺心眼的小妞，說雷鋒做那么多好事是在作秀，說董存瑞手舉炸藥包是讓人給哄上的，說黃繼光堵槍眼是根本沒有的事等等；大肆詆毀、丑化像大慶、大寨、紅旗渠等先進典型，質疑無私奉獻精神、質疑艱苦奮斗精神；把英雄事跡從課本中剔出，使青少年失去學習榜樣，使國家民族失去脊梁。同時，千方百計利用各種途徑給秦檜、李鴻章、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翻案。　　

（6）通過收買有關人員廢掉解放軍中的鷹派將領。美國中央情報局每年都由國會撥出秘密巨款，用以收買中國外交戰線和軍方一些人士，讓他們給中國高層施壓，用以廢除中國軍方鷹派。《鳳凰周刊》透露，前軍委辦公廳副主任李際均少將，就是因為對美發表“不友好”言論，被中央情報局設法收買中國有關人將李際均搞倒。李際均參加過抗美援朝，后任38軍軍長。發表對美“不友好”言論后，被人搞到軍事科學院養老；《超限戰》一書作者空軍大校王湘穗和空軍少將喬良因在書中表達了中國要具有和美同歸于盡的決心，就被中國軍方親美人員暗算，王湘穗被勒令轉業，喬良留在空軍賦閑；2005年7月，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朱成虎少將，在接受駐香港國際媒體采訪時發表“若美軍干預臺海沖突，中國應動用核武反擊”言論，被處予警告和一年內不得提拔使用的處分；空軍研究員戴旭上校提出要反擊美國對中國的C字型包圍，2011年春被軍內親美派勒令轉業，到了北京一家基金會主持工作；海軍研究員羅援少將提出美不終止對臺軍售，中美就不應該恢復正常關系，CIA潛伏特務馬上通過媒體和網絡說羅援是大嘴巴；梁光烈提出解放軍“五步走”策略，外交投降派就說梁光烈說話過了火等等，軍人不能說富國強兵的話，否則就是軍人干政。　　

而所有的攻擊、滲透和破壞手段中，使用最多最成功、對中國社會殺傷力最大、負面影響最廣最深遠的就是與國內漢奸、買辦和極右資改派精英勾結“妖魔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唱衰抹黑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這一陰招。“妖魔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唱衰抹黑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是美國中情局的重要任務，是美國對中國價值觀之戰的核心。30年多來，在美國等西方敵對勢力的運作下，逐漸形成了以海外民運、法輪功組織的刊物網站為造假中心，以漢奸文人高華、茅于軾、徐友漁、秦暉、沈志華、李志綏、李銳、辛子陵、謝韜、杜導正、李慎之、李悔之、楊繼繩、袁偉時、袁騰飛、胡星斗、郭世佑、梁文道等為深入加工開發，以國內親美的右派報刊《炎黃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南方報系以及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由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選舉項目”資金創建資助）、鳳凰系列（臺網刊）、凱迪網（貓眼看人論壇）、天益網、新浪、網易、騰訊等有外資背景的網絡和電視媒體為傳播主平臺，兼以地下印刷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為輔助手段的一整套推動“妖魔化毛澤東”、唱衰抹黑毛主席工程的機構。　　

“欲亡其國，必亂其史”。西方敵對勢力和國內的漢奸、買辦、資改派為了推倒擋在他們面前的巨人毛澤東可謂煞費苦心。多年以來，他們炮制了諸如：毛澤東導致了蘇區肅反擴大化（反AB團與富田事變）；毛澤東的奪權陰謀導致西路軍的失敗、皖南新四軍失敗；毛澤東不會打仗、紅軍全靠朱德；毛澤東打勝仗全靠情報準確和碰巧；毛澤東與賀子珍結婚后使用陰謀導致楊開慧被害；《沁園春.雪》作者是胡喬木；大躍進期間有三千多萬人被餓死；毛澤東鼓動了“大躍進”期間的浮夸風共產風；毛澤東女友眾多生活淫亂；毛澤東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澤東送毛岸英到朝鮮是為毛岸英日后接班撈取政治資本；毛澤東搞專治統治、獨斷專橫；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搞“一言堂”；毛澤東自己添加“毛主席萬歲”口號；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爭奪個人權力和整倒劉少奇；毛澤東使文革期間大量知識分子被迫害；毛澤東挑起了文革期間的武斗；毛澤東的稿費高達億元（真實情況是毛澤東的稿費積累到現在是124萬元，作為特殊黨費長期以來由中央辦公廳管理，毛澤東沒有用于個人和家里）；毛澤東的身高才　1米　72；毛澤東只懂政治不懂經濟、只搞階級斗爭不搞經濟建設；毛澤東把經濟搞到了面臨崩潰的邊緣；毛澤東保守、搞閉關鎖國、不搞改革開放等等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謠言，將毛澤東的整個一生全面顛覆。　　

在這些媒體鋪天蓋地地宣傳下，毛澤東這位革命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中華民族的大英雄變成了為了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生活腐化、荒淫無恥、屠殺了幾千萬無辜百姓、迫害了幾億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的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　暴　君；毛澤東時代成了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這些年，筆者就毛澤東形象問題在一些大學生、一些市民和一些干部中做過調查，結果發現：凡是對政治、歷史話題感興趣的學生、市民和干部，絕大部分都已經被上述“妖魔化毛澤東”的工程所洗腦，許多人直接閱讀過相關誹毛反毛丑化毛主席的出版物，還有一部分是道聽途說，但是都比較相信這些傳言。　　

 

可見，“妖魔化毛澤東”、唱衰抹黑毛主席的“非毛化運動”已經導致了多么嚴重的危害，它打掉了中國的國魂、打掉了中國的軍魂、打掉了中國的黨魂、打掉了中國的民族魂，搞亂了國人的思想、動搖了國人的信仰。你們看看現在黨政機關、軍隊里和干部家里還有多少人掛毛主席像？還有多少人敢在眾人面前講毛主席的好話？還有多少人敢說自己是毛澤東的崇拜者？還有多少地方領導開會時敢講或愿講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但令我最納悶的還是：對“妖魔化毛澤東”、 唱衰抹黑毛主席的人，國家為什么不采取措施，而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要知道，長期以來以妖魔化毛澤東為核心的“歪曲丑化中共黨史的傾向”，是漢奸、買辦資產階級、內外敵對勢力顛覆共產黨的領導、搞亂和分裂中國、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殘酷的政治斗爭。由于毛澤東集建黨、建國、建軍大業于一身，“妖魔化毛澤東”實際上就是“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妖魔化中國人民解放軍”；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共產黨、共和國和解放軍，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歷史。蘇共的下臺、蘇聯的解體，就是從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西方敵對勢力和蘇聯國內反蘇反共反社分子相勾結“妖魔化斯大林”開始的，而西方敵對勢力和我國國內洋奴漢奸買辦相勾結“妖魔化毛澤東”，其目的就是要中共下臺、支解中國。          　　

對中央有關部門有意縱容的做法，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曾兩次向中央有關部門發出責問聲：一次是2008年5月，針對《南方都市報》宣揚西方“普世價值”和認為“汶川大地震是天譴”等言論，給中宣部領導寫信，要求嚴肅處理《南方都市報》（不久《南方都市報》被處理，有關副總編被撤職）；另一次是2009年8月，針對《炎黃春秋》雜志和辛子陵著作《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存在嚴重誹毛反毛丑化毛主席的問題，給新聞出版總署和全國“掃黃”辦寫信，要求審查《炎黃春秋》雜志和把《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列入查禁書目、在全國范圍內查繳（不久《炎黃春秋》雜志被審查、其行為有所收斂，圖書《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被列入查禁書目、網絡上的電子版大部分被刪除）。　　

 

西方敵對勢力和國內洋奴漢奸買辦通過“妖魔化毛澤東” 唱衰抹黑毛主席，給我們黨和中國社會帶來了一系列地惡果：　　

第一，催化了大量共產黨干部的腐敗墮落，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威信形象。共產黨干部要拒腐防變，除了制度法制外，靠的是干部對共產黨核心價值觀的信仰和堅守，靠的是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對人民、對國家的感情。但是如果共產黨干部受到“妖魔化毛澤東”工程的影響，那么在這些干部看來，原來共產黨所謂神圣偉大的東西都是騙人的謊言，就像一個基督教信徒，如果聽信了別人的謊言而認為自己原來信仰的耶穌是個騙局、是個邪惡的魔鬼，其精神世界必然陷入混亂、其信仰肯定會動搖。“信仰決定思想，思想決定行為”。這些干部連共產黨及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都不信了，怎么會去堅守那些理想信念和規矩呢？在“妖魔化毛澤東”、唱衰抹黑毛主席的影響下，由于沒有理想信念、宗旨意識和黨性觀念淡薄、不守規矩，90年代以來出現了大面積的官員腐化墮落，無數官員以權謀私、買官賣官、貪污受賄，權、錢、色交易，養小蜜、包二奶，貪污受賄金額屢創新高；無數“人民公仆”食公自肥、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　　

據2010年7月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會議上披露，2005年1月至2010年5月，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貪污賄賂犯罪案件146570件、查辦貪官178393人，挽回經濟損失312.57億元；集中力量查辦大案94933件，占立案總數的64.77％，縣處級以上干部13192人，占立案總數的7.39％，其中百萬元以上案件8776件，廳局級以上干部1004人；5年來共抓獲負案潛逃貪官6148名，其中潛逃境外的71名（以上為人民網　2010年07月15日　報道）。來自中紀委的最新消息顯示，2010年，我國紀檢監察部門處分縣處級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機關的縣處級以上干部804人，與2009年相比，處分縣處級以上干部同比增長三成。有數據顯示，從1992年到2005年的14年里，國家干部受黨紀、政紀處分的有200多萬人，其中多數是貪官，平均每年有十幾萬人。這些人中有縣處級干部五萬多人，廳局級干部四千多人，省部級干部一百多人。　　

下面是近幾年媒體披露的各類腐敗案例：據《人民網》披露，山西煤焦領域反腐斗爭兩年，至2010年11月，立查案件2185件，共有2353名貪官被查處，查繳違紀違規和違法資金302億元；近幾年，安徽省北部18個縣的縣委書記近年相繼落馬，河南有22名縣委書記被查處，而他們都是靠買官當上的；廣東省2007年至2010年7月，共查處廳級干部96人，縣處級干部789人，查處“一把手”2380人；還有前些年廣西區政府的“三講回頭看，主席進去了一大半（主席沒了一大半）”；　　

時間較前一點的全國著名腐敗窩案有：2000年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首批判處死刑14人（廳級4人）、無期徒刑12人、有期徒刑58人；2006年上海社保案涉及陳良宇等政界商界幾十人；2006年湖南郴州腐敗案，涉及市委書記、市長、宣傳部長、紀委書記等158人；　　

近兩三年全國、廣西著名集體腐敗案有：2008年廣東韶關“8.14系列腐敗案”涉案人員230多人（其中廳級31人），被判刑28人（其中廳級6人、處級6人），其余退贓和被紀律處分；2009年廣西民政系統腐敗窩案（涉及80多人）；2010年3月的江西國土廳3名副廳長和13名處級干部腐敗窩案； 2010年10月的湖南耒陽市礦征辦集體腐敗案，該辦為科級單位共770名干部職工，超過百人涉嫌貪污，有55人被立案調查，從主任到8名副主任以及下屬各站站長、班長，各層級干部幾乎全軍覆沒。　　

2010年全國著名的腐敗個案有：遼寧省撫順市國土分局局長羅亞平（正科級）貪污受賄1.5億元；江蘇省財政廳副廳長張美芳受賄5000多萬元；甘肅省宕昌縣委書記王先民瘋狂斂財1500多萬；廣東中山市女市長李啟紅腐敗案，家族涉案資金20個億； 2010年全國有12名省部級高官被判刑（其中死緩7人，無期徒刑5人）,涉案金額最少的都在500萬元以上，最多的達數千萬元。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腐敗案（受賄2900多萬元，被判無期徒刑），江蘇王華元腐敗案（受賄1600萬元）；原深圳市長許宗衡受賄3318萬元；河南省交通廳四任交通廳長前腐后繼、相繼落馬； 2011年2月春節剛過，又有鐵道部長劉志軍、廣東茂名市市委書記羅蔭國兩高官被抓，羅蔭國案涉及100多名處級以上領導干部；2011年6月原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李元被捕，　2011年7月19日　原杭州市副市長許邁永、蘇州市副市長姜人杰因巨額受賄被執行死刑等等。　　

賀州市亦非凈土，近兩三年的腐敗案有：民政系統腐敗案；鐘山教育系統、鐘山國土局長腐敗案（連續三任、前腐后繼）；原市國土局長、國稅局長貪腐案；2010年上半年昭平衛生系統腐敗案；2010年11月發生的鐘山縣委書記貪腐案和涉黑案，涉及50多人；　　

外逃貪官也不少，有三組數據證明：第一組是據全國檢察機關境外追逃工作會議披露：自1998年至2004年7月底，全國共有7160名貪官外逃，外逃未遂被捕的有1267人；第二組是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調研資料披露，外逃貪官16000-18000人，攜款8000億元，其中最多的是廣東省，外逃貪官1640人（地廳級以上170人），攜款1550億元；第三組是　2010年1月12日　官方的新華網披露：近30年我國外逃官員達4000人， 人均卷走1億元。據新華網、人民網等網絡2010年7月中旬披露：中國移動高管、四川移動數據部總經理、中國無線音樂運營中心45歲的總經理李向東，　2010年3月25日　出逃加拿大，出逃前就把貪污和受賄得的3.4億至4.5億資金轉移出境，且早在六年前就把妻子弄到加拿大定居。《人民網》　2010年7月28日　披露，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總經理助理董躍進（正處級裸官），挪用公款5.8億元，受賄157萬元，妻兒早已移居美國，已把挪用、受賄的部分資金轉移美國。據網絡數據，中國現有118萬官員的家屬子女定居西方。美國等西方國家挾貪官號令中國。如美國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上半年曾兩次揚言，如果中國在對臺軍售和美韓黃海軍演等問題上與美國對抗或開戰，美國將公布中國各級貪官在海外的存款賬號及金額，并將其凍結。為此，美國于2009年底在網上公布了一些中國官員公費旅美的情況，2010年上半年又公布了一些美國企業行賄中國官員和國企高管的情況，以此要挾中國執政者，要挾中國一些屁股上不干凈的官員繼續賣國求榮，老老實實為美國等西方服務。在這里我們可以找到中國在西方列強面前為什么總硬不起來、為什么中國在屢遭美國等西方國家欺負、面對國家核心利益被不斷侵犯，卻不敢拍案而起直面反擊的深層次原因。　　

而有生活作風問題的官員則更是不計其數，什么“情婦門”、“日記門”、“破處門”、“掏鳥門”、“艷照門”等丑聞層出不窮；每天上網都可看到貪官被抓或被判刑、或官員暴出丑聞的消息。各類貪腐案涉案金額一個比一個高（以億元來計算）、人數一個比一個多，由過去的個人腐敗到現在的整個單位或整個系統腐敗，給老百姓的印象是無官不貪、無官不腐，腐敗到了沒人主持正義了；現在社會上是“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貪”，官場上容忍腐敗分子，但容忍不下執政為民的好官，更容不下反腐敗的官員，這就是當下中國官場生態。　　

有人研究過大大小小的腐敗官員，沒有一個人是真心愛戴毛澤東、崇拜毛澤東的，更沒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現在我國干部隊伍的狀況大家都心知肚明，還有多少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還有多少是廉政勤政的？黨委、政府的話還有多少人聽？多少人信？目前的事實狀況是，政府公信力喪失，道德優勢弱化，絕大部分老百姓不信任政府，懷疑和“不信任”已成為當下民眾生活的常態。　　

第二，導致了整個國家思想混亂、信仰缺失、道德沉淪、社會失范、人心渙散。歷史上中國人傳統道德信仰的導師是孔夫子。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在道德信仰方面的導師就是毛澤東。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曾經人人必讀、人人會背、人人實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利于人民的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等等是那時無數人真心堅守的信條。毛澤東本身光輝、偉大的革命實踐，更是干部及人民學習的榜樣，毛主席的這些教導真正地記在了他們的心上。在那個時代，由于毛澤東是偉大而神圣的，毛澤東、共產黨所代表的道德與信仰也是偉大而神圣的，共產黨的信仰曾經吸引和團結了全中國各族人民，毛澤東思想成為被全民認可和接受的思想。　　

當最偉大的毛澤東被“妖魔化”后，其他后面的幾代領導人也必然失去光彩。在一些人看來：既然之前共產黨奠基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與神圣都是謊言與騙局，那么后續種種的“特色理論”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光彩和可信之處；在改革年代里，共產黨這個符號就不再與任何高尚、神圣、偉大的東西相關聯。毛澤東思想被人為地極力淡化和妖魔化，而新的理論、新的思想并不為人認可和接受，中國在發展道路中失去主義、方向和靈魂，這就是造成中國思想混亂的真正原因。　　

妖魔化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金錢就成為這個社會唯一的信仰，“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為人們的人生信條。實用主義的“貓論”摧毀了中國人的道德底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泛濫成災，社會道德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與貪污受賄在各行各業普遍存在，整個社會嚴重失范，整個民族道德大滑坡：早在解放初期就被共產黨鏟除了的“黃、賭、毒”又在共產黨的天下沉渣泛起、隨處可見；社會上黑惡勢力橫行、官場上貪腐成風；無錢無權者得不到尊重，不屑或不會搞潛規則、拉關系者，不僅沒有灰色收入，升遷也難，最后因為“不能適應社會”而被人瞧不起；“強者”不守規矩，贏者通吃，弱者無助，社會缺少公平正義的環境，不能讓守規則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規則者得利，遵守規則者常被邊緣化，導致社會“仇官仇富”（主要是仇視仇恨不守規矩的官和不仁不義的富人）和一些弱勢群體對社會失望，鋌而走險，做出一些極端的行為來對社會進行反抗，如2010年上半年的鄭民生等五起震驚全國的屠殺中小學生、幼兒園小孩的案件。你們看看現在的社會風氣怎樣？還有多少人助人為樂？現在是老人倒在地上都沒人扶和不敢扶；　　

更無恥的是西門慶、潘金蓮不僅沒臭，而且還很吃香，2010年6月還有山東的陽谷縣、臨清市和安徽的黃山市在爭搶他們的出生地即爭做西門慶、潘金蓮故里，還要搞西門慶、潘金蓮旅游文化節；江西宜春還把“叫春”這個情色味十足之詞當作自己城市的廣告詞；還有近年的芙蓉姐姐、犀利哥、鳳姐、偽娘之類的“娛人丑星”、“精神病明星”輪番登場、躥紅網絡；媒體娛樂節目丑態百出，已經到了無恥之地步；還有假酒假藥、假種子假化肥、假文憑假證照、注水肉、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塑化劑等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遍布城鄉、坑害百姓，惡性食品案件頻發，對此，溫總理　2011年4月14日　斥責：惡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還有坑蒙拐騙、喪盡天良，“黑煤窯奴”、“ 黑磚窯奴”問題時常見諸報端；最令人發指的是把拐騙來的小孩弄殘作討錢工具、把智障人員騙到挖煤坑道弄死騙取礦主的巨額賠償金；一些領導干部理想信念動搖，精神空虛，相信迷信和風水、求神拜佛,沉湎于“官場風水學” ,把自己的命運寄托于鬼神等等。國家行政學院綜合教研部研究員程萍完成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900多名縣處級領導干部中，有半數以上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夢”、“星座預測”和“求簽”等迷信現象的情況，對其中一些迷信現象的相信程度高于一般公眾。中國人現在物質上是富裕了，但是精神上卻徹底貧瘠了，社會成員精神生活陷入了一種普遍的萎靡狀態。現在社會精神生活方面可以說是：政治方向迷失，精神支柱垮塌；社會道德淪喪，輿論導向混亂。　　

這些問題和現象折射出當今中國文化和社會道德的沉淪，透視出一些國民病態的心理，更反映了建國以后一直倡導的無私奉獻的共產主義價值觀、人生觀，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思想引導下建立起來的服務、奉獻、犧牲的核心價值、價值理念、價值取向完全被錢、權、色、物欲破壞，導致社會的價值觀被嚴重扭曲和國人精神信仰的失落，越來越自私成為這個社會的主流意識，而為社會、國家、民族著想的觀念已經淪為了非主流，表明社會的價值導向和黨風、民風、社會風氣確實出了大問題。　　

第三，瓦解了社會主義的文化與經濟，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嚴重分化，社會問題突出。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方式是完全對立的。公有制要有效率，需要公有制的文化環境。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根本制度，有助于人們形成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的共產主義道德理念，可以有效抑制損公肥私、假公濟私、先私后公、損人利己、徇私枉法等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階級道德觀念。毛澤東時代的國企之所以效率高，關鍵原因是企業內從工人到干部，都是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與實踐者。當毛澤東被妖魔化后，整個社會上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文化遭受重創，拜金主義抬頭和盛行，人人追逐物欲。毛澤東被妖魔化后的文化環境已經不適合公有制存在，剩下的就是國企的瓦解、工人的下崗，國際壟斷資本的長驅直入，所以，中國私有化、市場化、殖民地化已勢不可擋。30多年來，我國以改革的名義，用行政手段很快地消滅了絕大部分城鄉公有制企業。據國務院國資委統計，到2003年已有90%的國有小企業和70%的中型企業已改制成私營經濟，全國絕大多數地市縣一級已沒有國有企業了，造成全國5000至9000萬工人下崗失業，實現了最大規模的國企私有化，致使國有資產流失嚴重，30多年來國有資產流失達數十萬億元，大量國有資產被企業經營者、中外資本家和貪官污吏侵吞。由于國家對新生富人采取積極保護政策，很少追究原罪，于是資本家們以廉價甚至是以盜竊、掠奪手段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聚集了巨額財富和資本。當前，在我國國民經濟的比重中，國有經濟下降到不足30%，私有經濟和外資經濟已超過70%。不僅如此，時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還嫌國企多了，他認為，123家央企應減至80-100家，國企應該退出市場。事實上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不復存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被瓦解，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遭到嚴重破壞。　　

由于私有經濟和外資經濟比重過高過大，這勢必造成社會財富逐漸向少數人集中，導致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十分懸殊、兩極嚴重分化。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統計的數據顯示，至2007年底，全國個人資產超過1000萬美元的富人共有41.5萬人，占當年全國13.21億人的0.03%，其財富14.82萬億元，占當年全國GDP24.66萬億元的60.1%；２０１1年4月12日美國《2011胡潤財富報告》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家產在１０００萬美元以上的中國富人有96萬人（其中北京17萬人、廣東15.7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０.０６8％。以上兩個數據顯示：全國不到1%的人，占有全社會60%以上的財富，99%以上的人占不到40%的財富；同時，各不同行業之間（行業收入差距達15倍以上，居世界首位）、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也很大。　　

“基尼系數”是衡量貧富分化、階級分化的主要指標。據專家研究統計，我國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到201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實際已超過了0.5，我國貧富分化的程度和嚴重性已超過了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隨著社會分化、階層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日益突顯，社會危機加劇。“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百姓會與黨和政府離心離德”（薄熙來語）。　　

現在是“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壓得人民喘不過氣，“舊三座大山”又卷土重來；“三農”問題積重難返，農民的負擔在一片減負聲中不斷的增加，上億的農民涌向城市成為最底層的打工者，在大強度的勞動之后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資報酬，而這些農民工用來養家糊口、維持生計的微薄工資每年竟被拖欠達上百億，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度里這些打工仔竟然無法為自己討回公道，要不回自己的血汗錢。　　

大家知道，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和這個國家主要靠三大要素支撐：一是指導思想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二是工農聯盟階級基礎；三是公有制。而現實是：指導思想中的馬列主義被日趨淡化、信仰者日趨減少，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被“妖魔化”；工農聯盟這個階級基礎被削弱，工人階級這個領導階級5000至9000萬下崗，和農民一樣成為弱勢群體，從過去的“領導一切”到現在的“弱勢底層”；公有制被瓦解，其主體地位被私有制取代，社會主義的墻腳已被挖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變成了“以民營、外資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象這么一個現狀，你們說國人的思想能不混亂嗎？社會問題能不多嗎？社會能安穩嗎？現在的中國是矛盾錯綜復雜，官民對立尖銳，處在一個越維穩越不穩定的不斷惡性循環的狀態，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會釀成群體性突發事件，如　2008年6月28日　的貴州甕安“打砸搶燒事件”、　2009年6月17日　的湖北石首“騷亂事件”、　2009年7月24日　的吉林“通鋼事件”、　2010年10月13日　梧州蒼梧征地引發的“騷亂事件”、　2011年3月25日　云南綏江縣數千名庫區移民圍堵縣城公路事件（五天才平息）等。據網上披露，自2009年至現在，全國各地罷工事件，由2009年的11起發展到2010年的71起，罷工次數成倍增長；群體性事件逐年增多，近幾年全國每年發生群體性事件超過10萬起，且規模不斷升級（這些群體性事件大都與征地拆遷有關，當中又涉及官員腐敗問題，官員腐敗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之一）。據新華社　2011年4月6日　報道：2010年全國公共安全費用高達5486億元，2011年公共安全費用預算達6244億元，已超過軍費數額，中央公共安全支出2010年比2009年增長15.6%，2011年增幅13.8%。群體性事件已經威脅到政權的穩定，照此下去，一旦生變，后果不堪設想。　　　　

第四，催生了中國的洋奴漢奸買辦集團（亦稱“沉船派”），將中國一步步推向殖民地深淵。90年代隨著“妖魔化毛澤東”、唱衰抹黑毛主席瘋狂活動的逐步深入和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長驅直入，中國出現了自由主義主流陣營即資改派主流陣營，而且已淪落為洋奴漢奸群體。他們的代表是龍永圖、馬立誠、吳敬璉、厲以寧、高尚全、皇甫平、吳建民、張維迎、茅于軾、曹思遠、秦暉、徐友漁、李銳、杜導正、楊繼繩、賀衛方、袁偉時、袁騰飛、郭世佑、梁文道等人，他們有的是經濟學家，有的活躍在外交領域，有的是政治學者，他們一般都有留學背景或者亦學亦官，參與高層決策、誤導高層決策，他們處處歪曲中央政策，讓黨中央的政策變質變味，以至于現在“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這是我國決策的一條隱形線索”（空軍少將喬良語）。這些“沉船派”連續不斷采用各種陰謀手段，“誘導、策劃”中央某些高層實施有損絕大多數民眾利益的所謂“改革”（如：導致大量國有企業被賤賣或改制成私營企業、造成數千萬工人下崗失業的“國企改革”），以此引發民憤而嫁禍中國共產黨、搞亂中國、企圖引爆他們所期待的“茉莉花革命”，以便達到他們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罪惡目的。　　

這些美國福特基金會培養的經濟學家（如茅于軾），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培養的轉基因生物學家，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培養的法學家和政治學家，他們的特點是“反毛反社、親美賣國”，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認定毛澤東是歷史罪人（比如反毛先鋒李銳就多次在重要場合公開污蔑毛澤東是“建國前功勞蓋世，建國后罪惡滔天”）；他們剪裁閹割中國歷史，顛覆中國歷史觀；美化西方歷史和形象、美化西方價值觀，神話西方模式，吹捧美國體制、維護美國利益。2010年，一個名叫袁騰飛的北京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歷史教師，這個政治小丑公然在學校課堂上和校外演講中攻擊污蔑詆毀共產黨，說什么“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穢史’”；攻擊污蔑詆毀共和國之父、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是“與希特勒、東條英機及日本天皇、墨索里尼齊名的大獨裁者”；公然在課堂上校外演講中為早已被人民推翻的蔣家王朝---國民黨反動政權唱頌歌，說什么“蔣公太仁慈了，發動‘四一二’事變只殺了幾百個共黨，而共產黨鎮反運動卻殺了幾百萬國民黨反共義士”；公然在課堂上攻擊詆毀污蔑社會主義制度，說什么“社會主義就是共產黨為使其政權合法化而找的借口”；公然惡毒咒罵侮辱中國人民志愿軍，說什么“志愿軍官兵在美軍飛機的燃燒彈下變成了掛爐烤鴨”；公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說什么“共產黨建國后就沒干過一件好事”；公然在課堂上支持和同情搞民族分裂，妄圖分裂國家的分裂分子，說什么“達賴佛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說明全世界都支持他反抗中共對西藏的軍事占領”； 公然在課堂上和校外演講中說江澤民、胡錦濤是“三八”、“美國人是上帝”、“中華民族是豬”等等，其公開散布的言論觸目驚心，令人發指。與當年蔣介石罵共產黨是“共匪”相比，其惡毒之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2011年4月26日　，茅于軾在《浙江日報》報業集團下屬的“財新網”上發表5000多字的辱毛長文《把毛澤東還原成人》，對毛澤東的辱罵、誹謗、潑污、造謠達到了30多年來登峰造極的地步，語言之惡毒，內容之下流，可以說是創下了30多年來非毛反毛辱毛之最。　　

經濟上這些人主張搞純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政治上主張修改憲法，刪去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條文，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公開向共產黨挑戰。他們鼓吹照搬英美議會民主制度，鼓吹多黨制，實行“憲政”、“議會民主”或者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制度”。06年，他們召開過“新西山會議”，08年又發布《零八憲章》，公開了他們的綱領。這些洋奴漢奸文人及背后的官僚不僅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不僅賤賣國企、盤剝工人，大搞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全民英語化，而且主張盲目對外開放，聲稱越開放越安全，外資越多越好，外匯儲備買美國債券最安全（但我們必須明白，所有西方資本進入中國不是來支援中國的經濟建設而是來分享中國人民創造的剩余價值；同時，通過各種各樣的交易手段和國內權貴資本聯盟一起控制、占有中國人民的生產資料）。　　　

在這些洋奴、漢奸、買辦、資改派的操縱下，我國600噸黃金儲備存到了美國銀行、置國家戰略儲備于危險境地；我國還花大錢購買了美國大量的國債。2010年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達1.16萬億美元（相當人民幣76825.64億元），一直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同時，持有美國房貸抵押機構“房地美”和“房利美”兩家公司的債券3763億美元（相當于人民幣2.56萬億元）。中國目前所持有的美國“垃圾股票、垃圾債券”達到1.54萬億美元（相當于人民幣10.24萬億元），加上美元貶值等等，致使全國每人被剝奪上萬元人民幣的血汗錢。可見，美國已經通過債券綁架了中國。多少年來，當中國沉迷于GDP數字和外貿進出口額的時候，美國卻一直在隱秘地實施著針對中國的經濟掏空戰略。美國借中國的錢，再投到中國，消滅中國的名牌，控制中國的礦產，入股中國的銀行，炒中國的股市、樓市，在中國獲取高額的投資回報，但是，美國卻不許中國購買美國的企業，不出售高技術和武器給中國，只許中國大量的金錢買美國的國債---其實就是“借”錢給美國，供美國循環用于掏空中國。　　

在這些洋奴、漢奸、買辦、資改派的操縱下，中國進行了“不設防的殖民地式的全裸開放”，出賣經濟主權，由西方和私營資本家控制經濟命脈，對外開放了除軍事以外的幾乎所有領域，從國計（如飛機、機械、電子、裝備業）到民生（如大豆、食用油、飲料、膠卷、轎車等）的各大產業被西方壟斷資本集團蠶食。在中國28個重要產業中，有21個已被外資控制，還有7個目前處在合資的狀態。這些外資現正向控制中國的糧食邁進，一旦控制了糧食和豬肉這些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物資，中國的大麻煩就來了。人民日報披露，目前外國公司已經控制了中國市場70%的種子來源，我國的橡膠行業、物流業、大豆市場等眾多行業被美國控制，定價權在美國人手里；跨國公司占據中國市場份額最低都30%，最高達90%；上海、天津、重慶、深圳等七個大城市的水務被美國、德國等外資水務公司控制，水資源在美國被作為國家戰略資源來管理，城市供水由國防部來掌控，而我們卻把它賣給外國人，真是不可思議；大量的國有資產被賤賣給外商，如所賣的十多家銀行造成的損失便達17000多億元（如：擁有140多億凈資產、總市值近千億的華夏銀行,以區區26億的價格幾乎白送給了德國人）；這些買辦漢奸極力將中國變成主要依賴美國市場的廉價商品供應國，導致資源和財富大量流向西方，這是典型的殖民地的特征；同時，縱容西方熱錢涌入中國炒高樓市股市，批準股指期貨，準許外資進入股市吸金，使中國成萬億的資本瞬間化為烏有；這些買辦漢奸與美國孟山都生物公司和杜邦先鋒公司相勾結，在中國湖北、湖南和山西、吉林等地大面積推廣轉基因水稻和玉米，毒害中國人民。轉基因產品中含有BT毒蛋白和絕育基因，如果長期食用轉基因糧食和食品，中華民族的智力、免疫力、生育力將嚴重下降，人體基因將頻頻突變。　　

在這些洋奴、漢奸、買辦、資改派的操縱下，我國的外交和國際地位今不如昔：從過去的第三世界領袖、朋友遍天下，到現在的四面楚歌、孤家寡人；從過去的四方安寧，到現在的狼煙四起：美國四面包圍中國并在周邊頻繁軍演，把釣魚島納入美日安保范圍，加大對臺軍售，攜航空母艦與韓國多次在黃海軍演，頻頻挑釁我國；美國還唆使日本搶占我釣魚島，唆使南海諸國哄搶我島嶼（南海共44個島嶼，被周邊小國搶占了36個，其中越南占了28個）；增兵阿富汗，加大對我國的壓力；美國等西方國家還利用民主、人權、經貿對我國施壓等，使我國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國家尊嚴受到嚴重損害。外交上的軟弱無能和“唯美國馬首是瞻”、一切看美國人臉色行事以及一味的韜光養晦、忍讓退卻的做法，令國人不滿。　　
那些洋奴、漢奸、買辦、資改派背后都有外國和國內資本家支持，他們拿資本家錢財替資本家辦事，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給中國國家利益的威脅視而不見，企圖將中國變為美國經濟附庸。但這個賣國的洋奴漢奸群體不是龍永圖、馬立誠、吳敬璉、李銳等幾個文人那么簡單，關鍵是他們與某些喪失理想信念的腐敗官僚、高干子弟和某些高官互相勾結，形成官僚資本利益集團；同時，在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富人中擁有大量的支持者，已形成一股勢力和階層并控制了我國眾多關鍵要害部門，尤以經濟金融、意識形態、傳媒文教、外交等方面最為嚴重。他們欺上瞞下、欺壓民眾，而且盤根錯節，利益交織，朋比勾連，沆瀣一氣，整個社會被他們撕裂，使整個國家充滿不穩定因素，危機四伏。在這些人當中，也有中央黨校的王長江、周為民、周天勇、謝春濤等一批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們，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不相信馬列，也不再教授毛澤東思想，非常熱衷于西方理論，正在步蘇共黨校的后塵，為根本改變這個黨和國家服務（其中允許和鼓勵資本家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做法就是這些人提出和促成的），難怪“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等中國“左派”網站把中央黨校和北京大學稱為當今中國“右派”的兩個大本營。　　

總之，美國等西方敵對勢力推動的“妖魔化毛澤東”、唱衰抹黑毛主席工程，在思想文化層面打開了一個缺口，攻破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防線，培養了一個勢力龐大的漢奸洋奴群體，在官員、知識分子、軍隊內部布下大量戰略間諜與戰術間諜，這些漢奸洋奴群體正一步一步將中國推向殖民地的深淵。　　

實事求是的講：內外敵對勢力相勾結“妖魔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唱衰抹黑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當時一些領導人極力淡化毛澤東思想和對毛澤東思想采取實用主義（即平時不提不用，國家有危難時就把毛澤東思想搬出來），是中國當前亂象叢生、各種危機與重大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和當代中國困局的癥結所在。　　

然而，令人高興和鼓舞的是，對過去30多年來在意識形態中出現的問題，現黨中央正在逐步矯正糾偏（當然，這些矯正糾偏是在工作中悄悄進行的，而不會轟轟烈烈或搞個什么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來進行），體現在：　　

（1）不再提“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不再講“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而改提共同富裕、構建和諧社會；　　

（2）胡總書記在2010年“五一”講話中重提“人民偉大，勞動神圣”，“工人階級是我國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 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是社會主義中國當之無愧的領導階級，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軍”；胡總書記在2011年“七一”講話中重提“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拜人民為師”等，在14000多字的講話中就有136處講到“人民”，這都是30年后第一次重提；　　

（3）在2009年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慶祝大會上，搞了一個“毛澤東思想方陣”，這是三十年后首次在重大場合打出“毛澤東思想萬歲”標語，這表明中國共產黨決不改旗易幟，中國共產黨依然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執政黨；　　

（4）2009年以來，在中央一臺黃金時段播放《解放》、《保衛延安》、《井岡山》（2011年6月又重播）、《紅色搖籃》、《毛岸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東方》等有關頌揚毛澤東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影視劇。特別是電視連續劇《毛岸英》2010年10月份播出后，引發了億萬觀眾尤其是青年觀眾的感情波濤，幾十萬觀眾在網頁上書寫自己的感言，點擊率超過了一億，無數觀眾要求中央臺重播。這么多人被毛岸英所感動，這么多人熱愛和敬仰毛岸英，這決不僅是一種文化現象，這是一種現實的呼喚，時代呼喚著毛澤東、毛岸英回來!　　

（5）2010年“六一”前夕，胡總書記在北京和少先隊員一起唱《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習近平副主席和玉樹災區小朋友唱《北京的金山上》（這些鏡頭在中央一臺反復播放）。兩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紅歌高唱而且是引領祖國未來少先隊員、青少年一起唱，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政治和歷史良知的最直接的傳承與維護，釋放出一個非常重要而明顯的紅色信號：那就是共產主義永遠是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少先隊的最高理想，毛澤東永遠是中國人民的自豪和驕傲；　　

（6）　2010年7月21日　，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副主席在講話時點名批評了《史說長征》（香港花錢出版社出版之圖書）和《炎黃春秋》歪曲黨史、污蔑毛澤東之事，公開為黨的歷史和黨的領袖正名，并強調“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港媒認為這是中央對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言行的嚴正警告；《人民網》和《新華網》兩大官媒從2010年7月起，對李銳造毛主席的謠進行了批判和反駁；　　

（7）　2010年9月1日　，習近平副主席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強調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正確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的時候，兩次提到了毛主席（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中央領導不同，習近平副主席沒有象其他人那樣直呼其名的說毛澤東同志，而是直接尊稱為毛主席，這是1979年后30多年來中央級別領導的首次）；　2011年5月13日　，習近平副主席在中央黨校舉行的春季學期第二批學員開學典禮講話中指出，領導干部要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　　

（8）重慶薄熙來書記一直在推崇毛主席，大力“唱紅掃黑”、懲治貪腐，高調宣傳毛澤東思想，雖然只是省部級領導，但是獨樹一幟、影響深遠，薄熙來也因此成為中國最受歡迎、最得民心的官員和老百姓公認的當代人民英雄；　　

（9）幾年來，重慶人民在薄熙來書記的帶領下，正在理直氣壯的進行著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偉大實踐，重慶的經濟、重慶的思想文化、重慶的社會風氣、重慶的改革開放都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重慶已成為大干社會主義的榜樣、楷模、標桿、典型和示范，重慶的許多做法已在全國推廣，薄熙來和他領導的重慶正在進行著引領中國社會主義回歸的偉大復興事業。重慶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200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李克強親臨重慶，2010年又有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李長春、周永康先后親臨重慶，他們都對重慶新政賦予極大贊譽和期待；　2010年12月6日　至8日，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親臨重慶調研；　2011年4月8日　至10日，吳邦國委員長又親臨重慶調研，兩位中央領導對重慶“唱紅掃黑”和經濟、社會、黨建等各項工作給予了全面肯定；在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召開前的頭一天（即　10月14日　）《人民日報》頭版重要位置以《“民生為本”的重慶探索》為題，重點宣傳報道了重慶“民生為本”的探索與實踐，高度評價了“重慶模式”，認為“重慶模式”是中國未來的模板。　　

“重慶模式”其基本構架是以“毛澤東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魂”，以“唱讀講傳”為“載體”，以“打黑除惡”和反腐肅貪為“標志”，以“大下訪”、“三進三同”、“結窮親”、大學生學習工農兵為“根”，以“五個重慶”和“十大民生工程”的民生建設為“本”；其基本內涵是：以追求公平正義和改善民生為目的并以此為動力，推動實現科學發展觀，使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發展進步，不斷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其本質是回歸社會主義。“重慶模式”就是重慶版的科學發展觀，它實現了“轉型中國”的重大突破，是轉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重慶模式”原則對、方向正、效果好、人民擁護，從而促進了該市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顯示：2009年、2010年連續兩年GDP增速居全國前列，2010年重慶GDP增長達17.1%，列全國第二、西部第一；2010年被評為全國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重慶市民和全國網民歡呼“真共產黨又回來了”、“重慶的天是明朗的天”、“ 重慶象當年的延安，是國統區的指路明燈”；更有網友評價：“ 在世界動蕩、國際風云詭譎的大環境下，如果沒有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的實踐，我們的黨和政府很可能難以撥云見日、突出重圍！”;“重慶模式的實踐如同萬里長征中的遵義會議，是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在關鍵時刻糾正了深圳模式，挽救了黨和政府，挽救了中國人民，挽救了改革開放，具有劃時代的革命歷史意義！必將載入中國史冊，光照千秋，萬古留芳！”　　

（10）周永康2009年率全國公安局長在井岡山宣誓，李長春六年三上韶山，張春賢四年半二十五次去韶山，賀國強　2011年6月26日　在全國紀檢監察系統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表彰大會暨反腐倡廉建設理論研討會上強調，我們要堅持以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　　

（11）　2010年12月31日　，中央電視臺全程直播了2011年“新年音樂會”，這個“新年音樂會”以歌頌毛主席的《東方紅》為第一首歌，整個音樂會以“共產主義一定勝利”、“萬歲共產黨”、“萬歲毛澤東”為主題，以紅色歌曲為主旋律，拉開了中國2011年的紅色篇章和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序幕。　　

（12）　2011年2月19日　，新華社發文、《人民日報》等黨報黨刊刊發《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的一生》的長篇文章，高調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90周年，對華國鋒同志的一生作了全面客觀的評價，認為華國鋒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黨和人民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將永載史冊。華國鋒是毛主席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過去30多年來對他的評價都是負面的多、正面的少（即“一正四負”），而現在是全面肯定。　　

（13）　2011年3月10日　，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強調，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這是對“西山會議派”、“零八憲章派”等資改派的有力回擊；同時，也向改革的領導者發出警告：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不能改，否則會陷入內亂的深淵；還向全國全世界表明，中國仍堅持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創建的政體國體。　　

（14）2011年全國“兩會”剛結束，　3月20日下午　，習近平副主席專程來到韶山，向毛主席銅像敬獻花籃和三鞠躬并繞行一周，還瞻仰了主席故居。期間他飽含深情的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父親，沒有我父親就沒有我”；“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毛澤東思想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今天我們對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好的紀念，就是繼承好、發揚好他們開創的偉大事業，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15）　2011年5月21日　，在北京發生了一件由中國最大的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網站組織、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馬賓、毛岸英遺孀劉思齊以及《毛岸英》劇組人員牽頭發起，有全國各地數萬名有良知的共產黨員、干部群眾網上簽名支持，通過法律途徑控告漢奸茅于軾、辛子陵在網絡上發文公開侮辱、誹謗毛主席的活動。控告書已交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和全國人大。這是愛國民眾自發組織起來反擊右派、要求懲辦漢奸、維護人民領袖人格尊嚴的愛國愛黨行動。這是2011年我國一次較大的政治事件。　　

（16）胡錦濤總書記2011年“七一”講話重塑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現實中有這么一種現象：除了《憲法》、《黨章》和黨的代表大會之外，在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會議、重要文件及領導人的講話中，很少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是直接表達為：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這樣的表述很容易使人誤解為我們黨不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而胡總書記的這次講話高度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以及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巨大貢獻。他說：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講話中不僅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大成果，而且還要求全黨全國人民認真學習；還把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可以說胡總書記的講話是重塑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這一偉大旗幟；　　

上述舉的16個例子（或信號）和30多年來中華大地上經久不衰的毛澤東熱以及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中華紅歌會為標志的遍布大江南北的唱紅歌所掀起的紅色大潮表明：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無數血淋淋的事實從反面教育和警醒了我國人民和共產黨人，使他們認識到：唯有毛澤東開創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公平正義、為民服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才是民族獨立、人民幸福、中華民族揚眉吐氣地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唯一出路！因此，走毛澤東的路、回歸社會主義道路，還中國一個廉潔的社會、一個干凈的社會、一個朗朗的乾坤，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中國人民必然要回歸毛澤東路線、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必定要復興！　　

特別是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選拔習近平同志為中央軍委副主席，進一步確立了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大接班的地位，這為回歸毛澤東路線和回歸社會主義從組織上奠定了基礎、提供了保障。“紅二代”接班，有利于喚起老百姓對共產黨所建立的紅色政權的向往和對共產黨所進行的事業的支持，可以重拾和凝聚民心。我們有理由相信，接班后的“紅二代”對目前中國社會存在的亂象和困局肯定會有所改變，對這30多年來一些錯誤的做法肯定會逐步糾正。所以，我們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認清形勢的發展變化，不要懵懵懂懂，人云亦云；不能只低頭撈錢、不抬頭看路，不講政治、不看方向，什么錢都敢撈、什么禮都敢收；一定要抬頭看路、講政治、看方向、明是非；一定要堅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要把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作為信仰問題來認識，要崇敬和愛護毛澤東，自覺維護毛澤東的光輝形象，不要聽信誹毛反毛丑化毛主席的言論；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用其武裝頭腦、推動工作。　　

上述列舉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意識形態進行攻擊、滲透和破壞的種種事實告訴我們：西方敵對勢力的階級本性和國家本質決定了在他們思想意識里，反共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是根深蒂固的，他們總是認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是最美好的、最合理的，絕不容忍與自己對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存在，更不容忍中國的強大。他們攻擊、滲透和破壞的手法、花樣雖時常翻新，但他們裂人之國、亂人之政、毀人之治的戰略意圖和目標則一以貫之，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和警惕。　　

四、新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方法與途徑　　

西方“西化”、“分化”戰略和意識形態的滲透，直接威脅中國意識形態的安全，侵蝕著民眾的政治認同，影響甚至動搖政治穩定的基礎，必須引起高度警覺，加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建設，構筑意識形態安全防范體系。　　

1.把意識形態安全建設提高到國家安全的戰略地位來認識。將意識形態建設提高到國家安全的戰略地位，這是由意識形態在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決定的。意識形態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是實現國家利益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和形式。意識形態屬于國家“軟權力”，是國家權力的重要構成部分。冷戰后，隨著國家安全領域、安全內容和安全手段等方面的變化，出現了一種新的國家安全觀，即綜合安全觀。在綜合安全觀中，除了軍事安全、政治安全之外，還有經濟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等。意識形態安全對于整個國家安全的作用越來越突出。　　

2．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堅持黨管意識形態的原則，加強對意識形態領域的管控，增強執政黨對意識形態的駕馭能力；堅持和鞏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當前最根本的就是用科學發展觀統領文化建設，牢牢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增強運用政治符號和思想文化資源在人民中制造共識的能力，主導社會心理和文化氛圍，用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引領和整合多樣化的社會思想，將全國人民凝聚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下。 　　

3．構建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誠實守信教育為重點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維護社會主義道德秩序，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引領和整合作用。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引領和整合，充分調動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積極因素，凝聚力量，激發活力，進一步夯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形成全民族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團結和睦的精神紐帶，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重要保證。　　

4．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弘揚和培育偉大的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通過愛國主義教育，一方面強化民族憂患意識，在風云變幻的世界復雜局面下始終掌握主動，把全球化的壓力變為民族振興的動力；另一方面增強人們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激發人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強民族凝聚力，同一切出賣祖國利益、損害祖國尊嚴、危害國家安全、分裂祖國的言行進行堅決斗爭。　　

5．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加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研究，提高意識形態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馬克思主義只有被廣大人民群眾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在推動歷史進步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必須進行灌輸、教育、啟發、引導，在人民群眾中傳播、普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現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提高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認同。同時，要加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研究，提高意識形態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要對提高和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統領力進行研究，推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創新；對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主要特點進行研究，準確把握意識形態領域新變化的實質，提高意識形態工作的針對性；對當前意識形態的根本性重大問題進行研究，闡述“四個劃清”以及六個為什么“必須堅持”和為什么“不能搞”，具體回答人們所普遍關心的問題；對如何提高和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管理工作進行研究，使黨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措施能夠貫徹到位、落到實處；對提高和加強互聯網對意識形態工作的積極影響力進行研究，探討解決關系意識形態工作全局的具體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對實施我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進行研究，探討提出這一重大戰略的目的意義，方針政策、原則方法，以確保“走出去”的效果。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抵御西方意識形態安全的滲透。　　

6．加強網絡管理，構建網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傳播的主陣地。要充分發揮網絡傳播技術優勢，大力加強網上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宣傳，保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主流意識形態在中文網絡占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通過依法治網，凈化網上風氣，過濾和刪除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破壞政治穩定、民族團結的信息和宣揚封建迷信、淫穢色情等有害信息，削弱網上的非法行為以及西方國家在網上的意識形態滲透，塑造一個健康的政治文化氛圍。同時，要加強對反動言論及其人員組織包括網站的監控，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　　

7．切實解決國內社會矛盾，建設和諧社會，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強認同感和向心力。政治認同是人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情感傾向，最終表現為人們對政治主體的認同。政治認同的缺失和削弱則是人們對政治主體的心理上的疏離，這種疏離的背后蘊藏著深層次的經濟、利益原因。處于轉型關鍵時期的中國，社會矛盾加劇，社會問題不斷涌現，如腐敗問題、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問題、失業問題、弱勢群體維權難的問題等等，給人們造成了不公正感，降低和削弱了人們對政治主體的政治認同。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倘若處理不當，就會引發沖突，導致社會不穩和政治動蕩。黨和政府必須下最大力氣、盡最大可能解決廣大人民最關注、最突出和最需要的現實問題，疏通民眾的心靈通道。惟此，才能使民眾看到黨的前途，看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所在，才能增強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感和向心力，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才能得到有效鞏固。　　

8．大力發展經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物質基礎。要按照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部署要求，加快推進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進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物質基礎。　　

9．堅持不懈地開展“掃黃打非”斗爭，凈化出版物市場和文化市場，營造健康有序的社會文化環境。“掃黃”即掃除黃色（淫穢色情）出版物，“打非”即打擊非法出版和非法販賣活動，是意識形態領域抵制腐朽文化的一種斗爭，打擊的范圍包括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淫穢色情出版物、法輪功邪教出版物、侵權盜版出版物、封建迷信出版物、“六合彩” 非法出版物等，載體包括圖書、報紙、雜志、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網絡出版、手機出版等，打擊的原因在于這些出版物：傳播腐朽和落后文化，毒化社會風氣，戕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傳播政治謠言，制造思想和社會混亂；擾亂市場經濟秩序，誘發刑事犯罪；侵犯作者和消費者權益，桎捁民族創新精神，阻礙民族文化發展；引發對外經濟文化交往中的糾紛。“掃黃打非”已成為我國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載體和手段。因此，要堅持不懈地開展“掃黃打非”斗爭，既要嚴厲查處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法輪功邪教出版物和淫穢色情出版物，又要有效遏制侵權盜版出版物、封建迷信出版物、“六合彩” 非法出版物，確保出版物市場和文化市場繁榮健康發展，確保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