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勤德
西化派提出的十八大之前“三年決戰”，現已進入關鍵階段。怎樣防止他們把中東、北非戰亂模式搬到中國，以便亂中奪權？這需要大家集思廣益，共同應對。由于水平所限，我的幾條初步建議很粗淺，請大家多批評指正。
第一條，認清當前的形勢、任務和應采取的戰略戰術。
當前國際形勢的主要特點，是處在大危機、大動蕩、大變革之中。美國2008年引爆的經濟危機在繼續惡化，很可能第二次探底，按照韓德強同志的說法是將持續十年左右，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更嚴重的是，大危機沖擊了“市場經濟萬能論”，大動蕩沖擊了“西方價值普世論”，從根本上動搖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和價值觀念，使他們拿不出有效解決辦法。用老百姓的話說，是找不著北了。于是便有了中東、北非的戰亂。今后，西方國家干涉敘利亞、伊朗內政的戰爭也很可能爆發。這些戰爭引起革命的可能性自然非常大。2008年西方國家爆發的反資本主義大游行；近日英國、美國等爆發的街頭革命；學生領袖卡米拉帶領智利百萬人民反對新自由主義革命斗爭的興起，表明更大的革命會隨著經濟危機的惡化而出現。斗爭的規模越來越大，革命制止戰爭的可能性便越來越大。使這種革命和局部戰爭引起的革命相結合，是防止發生新世界大戰這一大災難的唯一出路。這就要求我們把用革命制止戰爭，促進帝國主義衰落，推動社會主義復興，作為本世紀的歷史任務。現在，認識這一點的人在迅速增多，這必然促使全球在大危機、大動蕩之中發生大變革，使21世紀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新時代。。
當前國內形勢發展的主要特點，是處在大交鋒、大分化、大轉折之中。西化派的領導敢于公開宣揚普世價值并據此提出政治改革的綱領，茅于軾、辛子陵、賀衛方、袁騰飛等敢于公開賣國求榮或大講“共產黨非法”、“天安門廣場上紀念的是殺人犯”，至今不僅能保住職位或黨籍甚至更加囂張，比美國的軍事包圍在更深層次上表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漢奸茅于軾在北京主持研討會公開批判重慶模式，力挺廣東模式。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近來組織一百多人的會議公開大喊反對“文革復辟”、“封建殘余”的口號。劉少奇之子劉源公開表明了贊成“重返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即繼續補資本主義課的立場。吳邦國委員長則公開提出“五不搞”，顯然是既反對西化派的政改，又反對補課派繼續搞資本主義，并和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賀國強、周永康都充分肯定了重慶模式。全國各地五萬多人敢于在公訴書上簽名討伐茅于軾；重慶模式受到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贊揚、支持；兩者的有力配合促進了真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密切聯系，表明我們遇到了近幾十年來打垮敵人的最有利時機。再加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有利于促進廣大愛國者迅速覺醒并投入“反帝除奸，救黨保國”的斗爭，又像抗日戰爭時期由于共產黨堅決抗日使軍隊從3萬人發展成百萬大軍那樣，是一件最大的好事。這和最有利的時機加在一起，必然進一步促進各派的大交鋒和社會力量的大分化，為實現大轉折創造條件。因此可以說，總的形勢正在向有利于我們而不利于敵人的方向轉化，局勢發生大轉折的可能性在迅速增大。
我們在現階段的基本任務，一是在十八大之前粉碎西化賣國集團制造混亂，亂中奪權，使中國進一步變成附庸資本主義的戰略計劃；二是逐步推廣重慶模式并隨之對30多年的改革進行大反思、大總結，結束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統治，實現大轉折。三是要在執行這兩項任務的過程中，結合進行反腐敗斗爭。通過反修救黨、反帝保國的斗爭，為依據毛澤東思想和新的實踐全面復興社會主義創造條件。概括起來，基本任務就是“反帝反修反腐敗，救黨保國求復興”。
我們的戰略方針，是以攻為守，以快打慢，切實保證把顏色革命消滅在萌芽狀態，就是說，即使西化賣國集團制造大規模的突發事件、街頭政治、宮廷政變，也能掌握主動，穩操勝券。這是從麻痹輕敵、以慢對快導致全軍覆沒的血淋淋教訓中得出的結論，是萬萬不可再犯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可悲的錯誤，務必刻骨銘心，確保萬無一失。這就要求我們搶在西化派搞亂中國，亂中奪權之前，給他們致命的打擊。
我們的戰術原則，一是突出重點，以點帶面。就是說，要發動以批判廣東模式，推廣重慶模式為重點，包括批斗漢奸賣國賊、反對轉基因主糧商品化、反對惡性通貨膨脹、對30多年改革工作的失誤進行一次大討論和大總結在內的五大戰役。二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就是說，在組織一個戰役時，要適當集中兵力、精力窮追猛打，務求全勝。三是在戰斗中一般要把敵軍最薄弱的環節作為突破口，打開后迅猛擴大戰果。
第二條，把革命民本主義作為恢復時期的政治綱領
在今后十幾、二十年左右的恢復時期這個歷史階段里，中國應當怎么辦？西化派、補課派、毛派給予了不同的回答。
西化派提出的綱領是“啟動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這是今年初的顏色革命中根據右派幕后指使人的意圖提出來的核心口號。蘇聯正是在結束“一黨專政”而搞多黨制不久，便發生了黨垮臺、國解體大悲劇的。在今天的中國按照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即普世價值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搞多黨制，也必然會導致天下大亂，甚至發生民族分裂，內戰不止，血流成河的大悲劇。這是稍有一點政治頭腦的人都看得出來的。
補課派提出的綱領是“回到延安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它的核心，就是要在今后繼續補課，搞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現在公有制已喪失了主體地位，而且腐敗墮落、兩極分化等等從總體上來說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已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想按照強國夢搞宗主國式的資本主義，也不難看出會是一個什么結果。
西化派為什么極力宣揚普世價值呢？這是在于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是打著全體人民的民主、自由的幌子，實質上搞資產階級精英民主、自由的普世精英主義。這種主義認為，經濟發展要靠私有制，搞私有制是因為私心私欲是經濟發展的動力，私心私欲要充分發揮必須靠市場經濟中的自由競爭，即實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因此，只有資本精英才應當成為領導者、統治者，即享有實質上的民主、自由；這種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應在全世界推行，就是說應當在全世界以抽象民主、自由為幌子，推行普世精英主義。資本主義的大危機以及帝國主義多次發動的侵略戰爭，都已證明這種主義極其反動。
歷史經驗、客觀現實、革命理論都要求我們在這個恢復階段必須特別重視批判普世精英主義，堅持革命民本主義。先談歷史經驗。蘇聯劇變時，有82％的人民群眾擁護社會主義蘇聯，而76％的高級干部卻堅持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但由于這些精英握有大權，結果便發生了黨垮臺、國解體的大悲劇。還有，上世紀70年代，在談到“鞍鋼憲法”的核心內容時，毛主席說，政治掛帥才是核心。因為，國營企業的主人是全國人民，國家經營企業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企業只有把全國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堅持政治掛帥，才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利潤掛帥，實質上是把單位和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發展下去，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的性質就變了。這就告訴我們，只有以民為本，才能保住企業及單位的社會主義性質，保住人民江山。“啟動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回到延安時期的新民主主義”這兩個綱領的共同特點，是單純依靠極少數精英，單純為這些精英服務，因而自然會使工農大眾成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客觀現實也表明，只有以民為本，才是真正為人民服務，才能真正保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革命理論也告訴我們，毛主席關于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眾擁護是衡量我們工作的最高標準；人民民主是我們避免陷入政權興亡周期律的新路；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論斷，實質上是提出并要求我們堅持革命民本主義觀。
可見，這種革命民本主義，指的是不同于歷史上的民本主義的屬于社會主義革命性質和階段的民本主義。概括地說，實行革命民本主義就是要堅持民有、民生、民主、民力、民族“五民主義”。
民有，在現階段就要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由于私有制及其所決定的按資分配是產生兩極分化、腐敗現象等等的根源，所以真正反對腐敗變質，推進共同富裕，就必須逐步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公有制實質上是經濟民主，它是大眾民主的經濟基礎。真正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民生，就是要真正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和政府的根本宗旨。這就要求在近幾年內，逐步恢復建國前30年的醫療、住房、教育、就業、招工等等政策，從根本上解決平民百姓看病難、住房難、子女上學難等問題。大學生畢業后應由國家統一分配，農民工長期在城市工作便應象以前的招工那樣隨即轉為城市戶口，與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在農村，逐步恢復集體經濟和人民公社，切實推進農村的機械化、工業化、城鎮化，使農村的面貌有個大改變，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必須逐步恢復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實現全國人民共同富裕。這不能靠喊口號，要有行動，人民群眾要的是結果。并且要長期讓人民群眾看到不斷增加的真金白銀，實實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生活質量的提升。民生為本不是讓少數人高興，必須90%以上的人滿意。
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推進社會主義大眾民主，抵制和反對資產階級的“精英民主”。在當前推進大眾民主，重點應包括擴大人民管理國家的權力，例如使本身是普通工農兵學商的人大代表，恢復到建國的前30年在各級人大特別是全國人大代表中占70％以上的比例，并確保多數代表不僅有直接選舉而且有直接罷免國家領導人之權；在國家主流媒體上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特別是西化賣國集團的權力；利用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批評和監督各級干部的權力，等等。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本身就要求一方面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一方面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由于國內嚴重存在著舊習慣勢力和國際上帝國主義仍占據不少優勢地位等多種原因，資產階級的力量還相當大，不對他們實行專政，不堅持繼續革命，人民政權馬上就會丟掉。這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民力，就是真正把人民作為創造歷史的動力。資改派之所以堅持精英民主而不搞大眾民主，之所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實質上認為剝削階級的精英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人民群眾只不過是阿斗式的群氓。把科技當作第一生產力而不講人民群眾在生產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與此有關。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生產力中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說，人民群眾是最基本、最強大的生產力。明確這一點，才能把社會歷史發展中人民的決定作用和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真正統一起來。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這種統一，集中體現在“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作為檢驗“姓社姓資”的根本標準上。生產力的組成部分如勞動工具、技術設備雖然可以被各種人所利用，但在不同的人所利用時，便有個歸誰所有，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事實上，有利于毛主席所說的“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發展，才屬于社會主義。把抽象的生產力作為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標準，便會得出香港的生產力有發展便也“姓社”的荒謬結論，必須批倒。
民族，指的是堅持毛主席所論述的革命民族主義。在當前堅持革命民族主義，就是要把打垮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即西化賣國集團作為打倒資改派的突破口，粉碎他們發動的顏色革命，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捍衛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這包括逐步恢復自力更生的經濟體系，改變不斷向資本主義世界輸血的附庸資本主義經濟性質；排除外來干涉，促進國家統一，保衛國家主權，維護民族尊嚴。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面對帝國主義的欺負、剝削、干涉、侵略，世界各國必須相互支持、配合、援助，才能維護住自己的民族獨立。這就是說，只有把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才是堅持革命民族主義。這就要求我們立即糾正“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題”和“戰略機遇期還未結束”等等錯誤觀點，真正認識到戰爭與革命的新時期已經到來。一方面要收復失去的領土領海，以振奮國人，揚我國威；一方面要堅決支持西方國家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支持發展中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侵略的斗爭，更要支持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斗爭。這樣就會大大增加毛主席所說的用革命制止戰爭的可能性，推動世界開創帝國主義走向全面衰落，社會主義走向全面勝利的新局面。
總之，革命民本主義的經濟，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以計劃經濟為主導，以全國人民利益為大局的商品經濟；革命民本主義的政治，就是以人民民主專政為根本保障，以“五大自由”[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罷工]為基本方式，以逐步推進人民直接民主為發展方向的大眾民主政治；革命民本主義的文化，就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為主旋律，以為工農兵服務為首要任務的大眾文化。實踐已經證明并將會進一步證明，只有把革命民本主義作為現階段的政治綱領，才有利于戰勝西化派以及補課派，有利于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為復興社會主義創造有利條件。
第三條，打碎西化派瘋狂進攻的“兩張王牌”。
西化派提出的改革阻力是“封建殘余”、“文革遺毒”，不僅成了西化派反對“紅二代”進入各級領導班子的“王牌”，而且成了反對推廣重慶模式、力挺廣東模式的“王牌”。例如，重慶和全國各地的唱紅打黑，都被他們說成“時光倒流，文革復辟”。紅色是革命的象征。在革命戰爭年代，不僅我們的軍隊叫紅軍，游擊隊叫赤衛隊，連擁軍的婦女也被稱為“紅嫂”，支持革命的企業主叫“紅色資本家”。這些為打下紅色江山貢獻力量者的后代都是“紅二代”。他們之中的優秀人才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亊業的接班人，就應當擔負起領導責任。把這說成是“封建殘余”，同時主張按照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即普世價值來衡量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衡量并選拔領導干部，說穿了，顯然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人民政權。人民的江山，是革命先烈用兩千多萬顆人頭換來的；共產黨的領導，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選擇。妄想使中國像蘇聯那樣發生黨垮臺、國解體的大悲劇，自然會成為人民公敵。
讓我們看一看他們在“827會議”[即8月27日在北京召開的“紀念《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是怎么說的。人民日報原高級評論員，現已加入日本國籍的漢奸馬立誠說：“我們尤其要警惕的是，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思想和中國社會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相結合，對改革開放造成了威脅。今年上半年，這一股思潮借著唱紅順勢而上，達到一個高潮。居然出現了所謂28個省召開大會批判某位著名經濟學家的鬧劇，重演了文革前夕各界人士批判三家村反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場面。很多人都注意到，這種倒退的情況在各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主持會議并講道，要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關于黨的事業接班人的問題，關于老子打天下，兒子坐天下的說法，千萬不能受文革初期反動血統論的影響”。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多是假歷史，不徹底否定文革，中國人靈魂不可能干凈”。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于建嶸說：“公民最為基本的權利是‘民主、自由、人權、平等’的普世價值”。
可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被當作反革命全盤否定，而且被當作比資產階級專政甚至帝國主義更壞的東西，用來妖魔化我們的黨、我們國家、我國人民。在當前這一“三年決戰”的關鍵時期，西化派更加瘋狂地把黨和人民的唱紅打黑說成“文革復辟”，如果他們這次能亂中奪權，所有唱紅打黑的人都會被當作“文革余孽”，所有進入各級領導班子的“紅二代”都會被當作“封建殘余”興師問罪甚至人頭落地。所以文革問題無法再回避了，我們已沒有退路，只能為了保衛先烈們用鮮血染紅的人民江山而拼死一博。
對于文革，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同志在給大學生講黨課時說：“我認為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他尋找的道路是錯的，……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這可以理解為，毛主席的出發點是好的，實踐也證明這一出發點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從理論到實踐都不能全盤否定，只是方式方法有錯誤。這個評價，和毛主席關于文革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的評價，差別不是太大。
為了駁斥對文革的全盤否定和對改革的全盤肯定，需要在這里列舉一下文革的十大成績和改革的十大失誤。
[一]文革有力地推進了社會主義改革，例如使鞍鋼憲法得到進一步落實。改革則使什么是改革和怎樣搞好改革的問題發生了混亂。人所共知，“不問姓社姓資”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的李君如在《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7月12日]上公開宣傳的。由于不問方向道路被說成思想解放、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被當作改革，便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例如，改掉了新中國頭30年改革創新的不少成果。“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結合起來解決技術難題，就被基本否定了。再如，衛生改革使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出現了赤腳醫生等新事物；文藝改革使工農兵的形象占領舞臺，那時上映的十個樣板戲等電影，30多年至今仍舊禁演，這與推崇美帝國主義的大片形成鮮明對比。
[二] 腐敗現象、兩極分化、治安惡化、物價飛漲等等，在文革中都或者解決得很好或者已基本消除。改革則使這些群眾最不滿意的問題成了30多年至今不見根本好轉的“老大難”。
[三]文革使公有制經濟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改革則使公有制喪失了主體地位。據新浪財經2010年2月9日報道，國家統計局長馬建堂公布，200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28.3％，非國有企業占71.7％。由于集體所有制所占比重很小，外資和私營經濟無疑已占據主體地位。“在國退民進當中，有數以十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毛繼東，《主人公論壇》，2005年4月8日〉。就是說，全國每個老百姓一萬元左右的血汗錢，流進了極少數人的腰包。
[四]文革使農業連續十年大豐收，社隊企業快速發展，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普遍建立。改革則使“三農”問題積重難返。
[五]文革使工農群眾的主人公地位進一步提高。改革則使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降到了中國社科院報告所說的最底層。
[六]文革中幾乎可以說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改革則使道德風尚發生大滑坡。
[七]文革中的珍寶島之戰、西沙之戰，打出了軍威、國威。改革則使軍隊建設受到巨大損害。
[八]文革使黨的隊伍更加純潔，戰斗力大大增強。改革則使黨的建設遭到致命削弱。對茅于軾、辛子陵這種極其惡毒地攻擊、誣陷、誹謗黨和人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漢奸、叛徒都不給予應有處理，就表明黨的戰斗力被削弱得多么嚴重。
[九]文革使階級敵人受到沉重打擊。這場革命的重點是斗走資派。趙紫陽公開說：“實行私有化，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就是改革理論”；“西方宣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軟禁中的談話》285、392頁]。這證明他不打自招地承認自己是走資派。像他這樣的人不是幾個，而是一批。因此，斗走資派是完全正確的。改革則使新資產階級尤其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影響越來越大。
[十] 文革中經濟建設取得震驚世界的成就。例如，“兩彈一星核潛艇”、人工合成胰島素、雜交稻、運十大客機的產生或出現；高于西方國家一倍以上的工農業總產值增長速度等等。改革則使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當然，從表面上看，它的速度極快，一片繁榮，實質上，問題很多、很大。例如，它是一種否定前人、抬高自己的虛假發展。把新中國的前30年說成“停滯時期”，就是個最大的“冤假錯案”。連美國著名學者莫里斯都說：“從1950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長，這比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業化的任何可比期間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第483頁]現在的GDP都存在著大量的虛假成分，如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郭德水公開講，省里上報的GDP數字，平均有40％的水分。并且，它是一種浪費巨大的發展。例如，中國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1978至2003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增長87倍，占總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它還是一種有明顯病態的發展。世行《世界發展指標2006》列出的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前20個城市，中國占13個。
第四條，像打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那樣打好當前的五大戰役。
我們的反帝反修反腐敗斗爭，從總體上說，現在已從宣傳動員為主的階段進入以實際行動為主的階段。之所以把當前的五大戰役和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相提并論，是因為它將象三大戰役為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基礎一樣，為復興社會主義大業創造基本條件。
打好批斗漢奸賣國賊的戰役，就是要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開展一場對漢奸賣國賊的大揭發、大清查、大批判。對他們的具體罪行，要通過短信、郵箱、微博、復印郵寄、口頭傳播等各種形式，使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在此基礎上，對證據確鑿、罪大惡極者(包括《08憲章》簽名且拒不改悔者)，列出十大或百大漢奸名單。左派戰友應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革命精神，通過能采取的一切合法手段要求將他們開除出黨、開除公職并依法嚴懲。如果這些合理合法要求得不到應有滿足，應采取社會主義大眾民主的其他適當形式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打好反對轉基因主糧商品化戰役，一方面要進行更廣泛的宣傳、揭露，使更多人知道轉基因主糧商品化的極大危害，另一方面要在全國各地發動群眾調查、揭發轉基因主糧的進口、種植、銷售、造成后果等情況。在此基礎上，對有關組織、部門和領導干部實行問責，追究他們應負的責任。
打好反對惡性通貨膨脹戰役，就要揭露惡性通貨膨脹實質上是把經濟危機轉嫁到老百姓身上。例如蘇秦居士認為，前幾年國務院投入的4萬億元，“是憑空印出的”，“實際當年貨幣貶值高達14.6%。這等于4萬億是強搶老百姓的錢來進行投資的。更重要的是4萬億的投資一下將地方政府負債提高到12萬億的水平。地方政府為了投資拉動增長，反而更加盤剝壓榨老百姓”[毛澤東旗幟網，2011年8月6日]。這些情況，要讓更多的人知道，從而自覺投入到斗爭之中。
打好對30多年改革工作的失誤進行一次大討論和大總結的戰役，就是要抓住對內搞補資本主義課的改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的開放，其要害是背叛科學社會主義。改革中改掉了公有制、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就從根本上證明存在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要通過對30多年改革工作中的失誤進行揭露、剖析、追根等形式，使修正主義的實質和危害得到進一步的暴露，從而為實現大轉折打下基礎。
之所以把推廣重慶模式作為五大戰役的重點，首先是在于它的出現本身就以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了以廣東模式為代表的改革發展方式失誤、弊端的存在；證明了以“四小龍”、美英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為樣本的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改革的錯誤和危害；證明了我國已變成“中美國”[依附于美國的中國經濟體]或者說變成了毛主席指出的“附庸資本主義”。其次是在于它得到了大多數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贊成、支持。人民日報社主辦的期刊《人民論壇》調查顯示，汪洋蛋糕論支持率僅2%，贊成或認同重慶模式的達90％以上，就從一個方面說明了這一點。再次是在于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之爭直接關系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前途。近日在北京香山召開的全國“地方治理與國家轉型——以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為例”研討會上，瘋狂反共反毛的漢奸賣國賊茅于軾公然提出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在我看來，還要拿普適[世]價值來衡量，哪一個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權、平等、自由”。“在利比亞有他們的沖突，在埃及有他們的沖突，他們的沖突和我們不太一樣，非洲也有非洲的情況。但是，它都是一種本地文化和普適價值的沖突。最后，我覺得本地文化要調整自己，適應普適價值”。廣東的肖濱說：“長遠來說，廣東模式將更具有生命力”。中央黨校的蔡霞說：“重慶的唱紅，……實際上不是一個歷史前進趨勢而是倒退趨勢”。據張木生同志介紹，高尚全大講中國的改革在倒退。張維迎提出，對國有企業應通過立法，使它只占10％。此外，很多人都知道，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原副主任杜光的新作《聯邦制是一個可供選擇的國家形式》，公然提出要用聯邦制肢解中國。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等人公開在北京大學大講堂上喊出“汪洋管政法[指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政法將一片光明”。汪洋今年7月則在廣東省委全會上公開批判薄熙來的蛋糕論。可見，兩種模式之爭正成為兩種力量斗爭的焦點，重慶模式正成為使西化派既最恨又最怕的一個法寶。也就是說，重慶模式實質上是要結束補課階段，開始回歸社會主義。正因為這樣，它得到了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人民群眾之所以支持，是在于這樣做冒天下大亂的風險最小、代價最小。如果這樣一個最后的希望破滅，那就只能進行文革甚至武革了。就是說，人民江山，是決不能讓西化派、補課派奪去的。
第五條，正確處理反帝、反修、反腐敗的關系
蘇聯劇變時多數高級干部堅持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事實說明大多數當權派已變成修正主義者；相當多的一般干部和普通黨員，出于保住職位、服從上級、遵守紀律等原因，也跟著這些修正主義者跑了；人民群眾雖然擁護社會主義蘇聯，但面對掌握著鎮壓機器的修正主義者，或出于缺少思想準備、組織準備等原因，也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反抗。
我國的情況當然比蘇聯好得多，但也不可抱不切實際的幻想。由于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又做過殖民地、半殖民地，很容易在思想、政治、經濟上受到資本主義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影響；右傾機會主義占統治地位使相當多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高級知識分子身在右中不知右，只反“左”不反右，甚至把社改派當作“極左”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不少群眾或不太了解情況或不太關心國家大事或覺得無能為力，處于一盤散沙狀態，形不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例如，在省部級干部中，為什么至今仍有相當多的人不積極學習推廣重慶模式，反而自覺不自覺地傾向于廣東模式？為什么汪洋近日仍敢于在省委全會上公開批判薄熙來的“蛋糕論”？為什么據張宏良教授說廣東敢于給干部發上百億元的購物卡并利用深圳大運會的機會補貼半年以上的工資，以收賣他們？這都說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還相當不小。就是說，右傾機會主義居于統治地位達30多年之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和上述情況顯然有關。
另一方面，一些同志由于受到教條主義的影響，因而正如大眾民主網友所說，看不清“在構成階級矛盾的諸多子矛盾中，無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以及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目前整個階級矛盾中最主要的內容，成為中國目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整個階級矛盾中最主要的子矛盾”；看不到“中國現在是一個基本復辟資本主義、但是還沒完全資本主義化、又具有相當程度的半殖民地性質的社會”，從而使當前的反對西化派搞亂中國、亂中奪權斗爭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真正敢于面對現實，敢于實事求是地分析上述情況，便容易真正認清，反帝除奸最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這是因為，中國人民從幾千年的歷史教訓中深知，任何國家民族利益的損失最終都會落到老百姓身上。所以，我國人民歷來是堅定的愛國者，視國家興亡和統一為最根本的利益；賣國罪行，最能暴露階級敵人的本質從而激起眾怒；反帝愛國統一戰線，能組織起最強大的力量。近日西化派最露骨、最瘋狂地利用“文革復辟”、“封建殘余”兩張王牌攻擊共產黨和革命人民以及重慶模式受到比較有力的反擊，就是明證。
因此，我們應當選擇的反帝、反修、反腐敗斗爭結合點之一，就是相對地集中力量解決高級干部中的問題。五大戰役針對的重點目標，也是這個。這是因為，他們作為地廳級以上的領導干部，一般都既是全國黨代會的代表，又是全國人代會的代表，其中的正省級干部，一般都是中央委員。國家主席、總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常委，都由他們直接或間接選舉。因此，他們有可能由于贊成廣東模式、否定重慶模式，選舉西化派、補課派而不選支持重慶模式的干部。如果出現這種局面，不僅是對人民群眾的沉重打擊，而且有可能引發內亂甚至內戰。所以，我們只能背水一戰。這就要求那些強調以反帝除奸為重點的戰友，集中力量打擊高干中主張把外匯儲備都買西方國家債券、讓外資控制中國主要產業、容忍和支持轉基因主糧商品化，以及以“老子大官，兒子大款，孫子海外”形式存在的隱性官僚買辦；要求那些強調以反對修正主義為重點的戰友，集中力量打擊高干中主張補資本主義課，造成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大批職工下崗失業，“三農”問題積重難返，兩極分化、通貨膨脹日益惡化的修正主義者；要求那些強調以反腐敗為重點的戰友，集中力量打擊高干中行賄受賄、買官賣官、以權謀私、腐化墮落者。三股力量如果真的緊密協同作戰，定能打出一個意義重大的新局面。
第六條，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作為我們的勝利之本。
這是我們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前提。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壓倒一切的。怎樣廣泛、深入地喚起民眾呢？經過集思廣益，形成了以下七條意見：
[一]迅猛掀起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澄清大是大非。這包括對應不應當對改革、文革都一分為二；應不應當把在改革中不問“姓社姓資”說成思想解放，把問“姓社姓資”說成“極左”； 應不應當宣揚“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之類觀點，買兩萬多億美元的西方國家債券；應不應當把“開啟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作為現階段的政治綱領，這樣做對誰有利；應不應當承認衛生、住房、教育改革中的失誤是產生看病難、住房難、子女上學難的原因，下決心恢復原來的福利政策等大是大非展開討論，以便撥亂反正。更帶根本性的是，要在基本理論觀點上正本清源。例如，不僅主要是防止“左” 的觀點違背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實事求是原則，而且把反對經濟領域的自由化定性為“左”更是荒謬的，因為搞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恰恰集中在經濟領域。再如，蘇東發生劇變而經濟情況更差的朝鮮、古巴卻依然挺立，本身就說明直接決定國家政權存亡的主要矛盾是階級矛盾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而不是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存在的生產和需要這一基本矛盾。把落后的生產力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必然會忽視、忘記甚至熄滅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再如，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本來是包括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黨的領導、人民政權保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經濟工作的整體，這就是說，政治掛帥和把經濟工作作為多項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來是可以統一起來的，但是“基本路線”卻把經濟建設抽象化，然后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就容易造成堅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要服從于經濟工作的需要的后果。一些人之所以敢把為了把經濟搞上去“不問姓社姓資”當作思想解放，理論根據就在這里。這想解放，那是一切都無從談起的。類問題很多，不把它們所涉及的基本是非搞清楚，來一次新的思
[二]摸準多數群眾的思想脈搏，采取最有利的戰略戰術。廣東的釣魚島島主網友多次和我談到了這一點。有一份調查材料說，當前在中國，希望通過西方國家多黨制結束共產黨領導的人約占總人口的7％，希望共產黨自身糾正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回歸正確道路的約占60以上。這說明在當前把包括推廣重慶模式、粉碎西化派在十八大之前搞亂中國作為反對修正主義的突破口等等在內“反帝反修反腐敗，救黨保國求復興”作為基本任務并相應采取的靈活機動戰略戰術，是符合多數群眾意愿的。
[三]骨干分子要以自己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實際行動感動和帶領人民群眾。毛主席在《愚公移山》里說，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他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就是中國人民。上海的陳玉錐同志代12位烈士遺屬執筆著文《簡評溫總理對政改的五點看法》，大聲疾呼：“那些破壞憲法、復辟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犯罪行為若得不到應有的追究與糾正，則為建立新中國、忠于共產主義信仰而犧牲的兩千萬烈士鮮血豈不是白流了嗎？！”[烏有之鄉，2011年9月25日] 無錫的吳國平提出要組成鋤奸團，對茅于軾之類漢奸展開面對面的斗爭。 Jinbushe網友 提出“鏟除漢奸需要民間人士共同行動，給這幫西奴漢奸一些實實在在的教訓”。河北的人間不公、河南的梁智、江西的飛天燕子、湖南的韓忠和湘軍500五位英雄到黑龍江方正縣砸日本開拓團石碑；北京的蘇鐵山、河南的葛麗英、湖北的古正華、山西的李忠、深圳的王勇等等在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維護工人階級權利、反對轉基因主糧商品化的斗爭中帶頭沖鋒陷陣；解放軍的李雙江長期堅持唱紅歌不唱白歌、彭麗媛組辦紅色的新年音樂會等等，都產生了良好影響。這種實際行動越來越多，一定會帶動更多的人參加這場決定國家和人民命運前途的重大斗爭。
[四]要提出一些有利于動員群眾的口號。例如，“百姓共富裕，熙來當總理”這個口號，就在平民百姓中逐漸傳開了。這是在于，重慶模式確實給老百姓帶來了實惠，薄熙來如果當上總理，狠抓共同富裕、唱紅打黑、干部“三進三同”[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肯定會使平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大截，社會治安大大好轉，黨風和社會風氣有根本性的改觀。人民群眾表達這樣一個愿望，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是社會主義民主最普通的內容，是政治風險最小的政治活動。有些同志擔心這會給薄熙來幫倒忙，這種擔心確實也有道理。但是，防止西化賣國集團在十八大前后搞亂中國，亂中奪權，更根本的是像公訴茅于軾那樣動員、組織更多的革命群眾關注、支持、參加“反帝除奸，救黨保國”的斗爭，則是大道理，其它小道理都應當服從于它。并且，如果有些人以人民群眾表達了這樣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普通民主舉動為借口整薄熙來的話，那恰恰暴露了他們對人民群眾假民主、真專政的兩面派嘴臉。再說，如果能有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人表達這樣一個愿望，那就會震動中國甚至全世界，絕不會是幫倒忙而必定是幫正忙的。
[五]推動以網絡為平臺的大眾民主運動。大眾民主網友的文章說，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四大自由”開始部分性的自發恢復而且不可遏制，由精英控制的主流媒體壟斷輿論的局面已被打破。這一方面說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網絡是文化大革命最合適的舞臺。網絡文化大革命當然不會止于網絡，它和現實之間并不存在鴻溝。網絡平臺上的星星之火必然會引向整個現實，并最終會形成燎原之勢。如果說以前的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那么現在的中國必然要走“網絡包圍現實、網絡帶動現實”的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一定會經歷“從現實到網絡、從網絡回到現實”的過程。網絡一定會改變中國，網絡已經在改變中國。他的這些看法，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六]要切實加強左派內部的團結統一。山西的白陽戰友最近提出一個問題：毛主席最希望我們當前怎么做？他的答案是，“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使左派內部團結統一起來。這就要求我們以大局為重，各自多作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要根據中國28個主要產業被西方國家控制了21個、 3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絕大部分買了西方國家的債券，如實承認中國已變成毛主席所說的“附庸資本主義”；根據西方國家發動的金融戰、經濟戰、基因戰、網絡戰等等，如實看到這本身就是消滅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就是說，要象駱玉濤同志說的那樣，樹立新的戰爭觀。況且，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賣進攻性武器給臺灣、威脅要和日本一起保衛日本侵占的中國領土釣魚島、鼓動和支持新疆及西藏等地的民族分裂活動，實質上就是一種戰爭行為。還要如實認清，在敵人有明顯跡象要發動軍事進攻，必須要把反抗侵略作為主要任務從而加緊戰爭準備的時期，如果把只有敵人發動進攻那一天才能把反帝作為主要矛盾當作教條，那是必然會使國家滅亡的。二是要根據第一次文革的實踐，如實看到文革是斗垮走資派，奪回被他們篡奪的權力即不通過推翻共產黨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毛主席所說的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就是這個意思。只有在通過文革仍然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才需要進行武革。只講武革，否定文革的作用特別是它的先導作用，是違背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的。在這個問題上有了共識，就容易團結統一了。
[七]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當中，要特別注意敢于吸收真正愛國的民族資本家參加。河南的私營企業家段正午說：“現在民族資本受外資的打壓相當歷害，不少人愿意參加反帝除奸，救黨保國的斗爭。”烏有之鄉的紅色旅游活動，每次都有愛國企業家參加。最近30多位愛國企業家發起成立了愛國企業家聯誼會，決心更積極主動地投入到斗爭中來，就是一件大好事。當然，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樣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我們就必定會奪取更大的勝利。
這篇文章,吸收了很多戰友的思想成果，于此表示衷心感謝！懇切請求各位以跟帖等多種方式提修改、䃼充意見，展開討論，以求使我們的建議盡量滿足斗爭實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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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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