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為何屢下臭棋?
--簡評廣東模式的七步臭棋
任憑(民聲網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review/national/2011-07-27/3702.html
最近,讀到瞭望東方周刊《汪洋:被誤讀的“蛋糕論” 》一文,
文章開頭說:
【“汪洋下了一著臭棋。”
7月中旬,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一次講話,使得網絡輿論驟然升溫。
這次講話發生在7月11日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上。全會的分組討論中,汪洋說:“現在把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尤其強調要注重民生問題,但是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說分蛋糕不是重點工作,做蛋糕是重點。”
“分蛋糕不是重點做蛋糕才是重點”,這句話隨即成為最火熱的網絡標題之一,引來不少網友拍磚。】
看來,“分蛋糕不是重點做蛋糕才是重點”這句話讓廣東官員在全國人民面前大失民心,7月25日瞭望東方周刊的這篇報道就是來替廣東挽回民心的。
據統計,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等廣大勞動者支持重慶模式,即便是在偏右的鳳凰網,絕大部分網民也支持重慶。網民阿飛觀察:“汪洋書記的言論又一次成為了網絡上頭號熱點,一篇《經濟建設中心沒變 分蛋糕不是重點做蛋糕才是》,被各論壇網站所轉載,在鳳凰網,新浪網,網易,搜狐網,中華網的的回復中,充滿了對汪洋書記此言論的指責,甚至痛罵。以鳳凰網回帖為例,筆者略微算了一下,指責和痛罵汪洋書記的占了95%以上,而支持和肯定汪洋書記此言論的,實在太過少數。”
瞭望東方周刊《汪洋:被誤讀的“蛋糕論”》一文本意是為了給廣東挽回面子,廣東的智囊團們,如肖濱等自由主義學者,這次又沖到前臺替廣東辯護,但是該篇文章完全無的放矢、滑稽可笑,反而進一步暴露了所謂廣東模式的真相,引來的只是更多的嘲笑。廣東讓瞭望東方周刊炮制的這篇文章,也是一招臭棋。
一、自由主義學者大都支持廣東模式
文中,肖濱等精英極力為廣東辯護: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肖濱說:“因為說話總有一定的語境,如果把這個語境抽開的話,就不能全面把握。”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微博)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現在中國有一股思潮,認為中國的改革過頭了,如果第一要務不是分配好蛋糕的話,社會就到了難以發展的地步。我認為,汪洋主要是針對這個思想而來的。”
肖濱持相似觀點:“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們的蛋糕確實做大了,這時就會有一種聲音:蛋糕不是做大了嘛,我們現在就應該把更多的重點與精力用在分蛋糕上。”
汪玉凱說:“我不認為汪洋的觀點不重要,他的意向是我們不要因為過度注重分配蛋糕這個第二要務而影響發展這個第一要務,而不是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重要。”】
從肖濱近幾年發表的重要論文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學者(一般情況,自由主義學者都是鐵桿的反共學者,只不過有的人更加狡猾、更加注重策略而已),這樣的人能成為廣東的高參和智囊團人物,值得廣東反思,更值得全國人民警惕:
看看肖濱發表的重要論文:
比如:“為自由主義傳統定位”,《開放時代》(廣州),1997.07。 (在此文中,肖濱以自由主義自居,全面繼承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傳統,反對馬列傳統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還有一些,是鼓吹中國整體上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實行西方的政治制度:
“政體理論如何支撐立憲選擇?——基于麥迪迅與亞里士多德的虛擬對話”,《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4。
“從聯邦化的雙向進路與兩面運作看聯邦制”,《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4。
“立憲設計中的價值整合與復合共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2。
“立憲選擇中的理性解釋”,《中山大學學報》,2003.04。
“讓公民直面“res publica ——當代共和主義塑造積極公民的戰略性選擇”,《南京大學學報》,2006.06
當然,除了肖濱之外,秋風、楊恒均、馬立誠等學者支持廣東模式。眾所周知,這批人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信奉哈耶克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理念的極右翼學者、漢奸學者。
二、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的經濟比較
重慶鮮明地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重慶放棄了那種認為效率與公平對立、追求效率必須犧牲公平的陳腐觀念。在中國社會已經貧富兩極分化的背景下,更加注重窮人、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等普通勞動者的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
【重慶薄熙來:有人認為,你總要先把經濟搞上去,掙了錢才能改善民生吧!“蛋糕”做大了才能分“蛋糕”,這看似有理,其實行不通。因為“蛋糕”分得不公平,做 “蛋糕”的人就沒有積極性,這“蛋糕”就總也做不大(2010年10月,薄熙來在在重慶三屆八次全委會上的講話)。】
【薄熙來說,我們提出實現共同富裕,馬上有人講,這當然好,但急不得,這需要很長的時間,要沉住氣,慢慢來,要等到經濟實力做大才能解決,現在還不是時候。總之,好是好,但先別辦。還有人講,抓“共同富裕”會影響效率,貧富差就是市場經濟的內生動力,你共富了,就沒動力了。還有人講,低工資正是咱中國的比較優勢,不能丟,否則會造成資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這是走“回頭路”,是要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
薄熙來說,盡管聰明人很多,帽子也很多,但解決差距的問題還是不能等,等到問題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動了!即使下大決心,那時要付出的成本也會大得多!現在解決“三個差距”為時不晚,如果真正到了“兩極分化”,那就沒有“討論”的余地了。】
而廣東仍然認為,效率與公平是對立的,經濟建設、經濟發展、經濟效率比社會公平、分配合理更重要。
【廣東汪洋:現在把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尤其強調要注重民生問題,但是要做大蛋糕我們仍然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說分蛋糕不是重點工作,做蛋糕是重點,這點是有針對性的。這不是新話,但是在這個時候強調它就有新意(2011年7月,汪洋在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上的講話)。
廣東省長黃華華認為當前一些提出是不是要以“公平”為中心的輿論不合時宜,還是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
而肖濱等自由主義學者、廣東的高參和智囊們對汪洋此言論的解讀是:
【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們的蛋糕確實做大了,這時就會有一種聲音:蛋糕不是做大了嘛,我們現在就應該把更多的重點與精力用在分蛋糕上。汪洋的意向是我們不要因為過度注重分配蛋糕這個第二要務而影響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重慶的效率公平辯證統一論,并不是說只分蛋糕,不做蛋糕。重慶從來都是說,當前重視公平會更大地促進效率。比如社會主義解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問題,會更大提升生產力。廣東高參們出來辯護,說汪洋針對的是那種只重視公平不重視效率、只重視分蛋糕不重視做蛋糕的聲音,完全是無的放矢,這是為了文過飾非而不擇手段。
廣東官員們應該去看看,重慶把多少多少精力用在民生、反腐掃黑?你們又做了多少?單是在保障房、民生房建設上,廣東已經被重慶遠遠落在后面。
廣東顯然對民生、對反腐打黑重視不夠,在限制資本家剝削和縮減兩極分化方面無所作為,反而更加變本加厲。
所以,汪洋的蛋糕論并沒有被誤讀,他確實認為效率和公平是對立的,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即便是當前中國已經兩極分化了。
廣東之所以有這種認識,顯然是因為他們更重視資本、資本家的利益。因為要大搞民生,消除兩極分化,必然或早或晚地影響資本的利益。比如,重慶政府把大部分土地和土地收益都用來搞保障房、搞民生工程,房地產商等資本家們如何發財?
廣東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含義就是效率比公平重要、發展比分配重要。廣東為何認為效率和公平是分裂的而效率比公平重要?歸根結底,廣東的發展和重慶的發展不一樣的:廣東的發展主要依靠資本、資本家,尤其是外國資本家,所以在廣東看來,效率與公平是對立的,要資本的效率,就必須加強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
重慶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重慶認為,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不是說效率就比公平重要。沒有公平,社會兩極分化,內需不足,經濟發展就會停滯。最基本地問題,如果社會兩極分化,連社會穩定都難以保持,何談效率?重慶之所以認為效率和公平是統一的,因為重慶發展主要是依靠人民、依靠勞動者,即便是需要引進外資,同時也大力保護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勞動者的利益,這和廣東截然相反。所以在重慶看來,效率和公平是統一的,勞動者收入提高,消費擴大,勞動積極性提高,就會提高效率。勞動者收入低下,消費不足,內需不足,必然走向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一個討論的前提是,當前中國社會已經全面的兩極分化了,而且廣東的兩極分化程度比重慶更加嚴重。因此,重慶認為兩極分化內需不足,會影響經濟發展,影響社會穩定。當前分好蛋糕、搞好社會公平,會進一步促進做大蛋糕,促進效率。而廣東卻機械地認為,無論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都是效率高于公平,做蛋糕比分蛋糕重要,即便是社會已經兩極分化了,仍然如此。重慶和廣東的認識究竟誰對誰錯,自有公論。
廣東為何如此率下臭棋對抗民意?是因為他們的立場站在了資本家階級和暴富群體身上,階級本性使然。
三、廣東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的政治比較
在政治層面,重慶恢復共產黨的群眾路線,重慶在全市機關干部中組織開展“三進三同”、“結窮親”和“大下訪”三項活動,按照中央部署唱紅打黑,掃除腐敗,讓共產黨重新獲得最大多數人民的擁護,使共產黨重新代表群眾利益。
【薄熙來說,三個差距,特別是貧富差距拉大,會導致人心渙散,侵蝕黨的執政基礎。小平同志曾嚴肅指出,“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了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黨的執政基礎是工農大眾。90年來,廣大群眾之所以愿意跟黨走,就是因為我們黨一直為人民大眾謀利益。而為民“謀利益”是實的,不是虛的,首先就要在分配問題上傾向于人民大眾,實實在在為人民大眾著想,要注重勞動的價值。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兩極分化,人們自然會懷疑黨的政策,隨之人心渙散。存在決定意識,分配決定生存條件。這些年一些國家的群體性事件、以至動亂,背后的原因不少是貧富差距過大,值得我們反思。】
在政治層面,廣東對黨中央、公安部、中央政法委、中宣部提出的唱紅打黑任務陽奉陰違,至今仍有大批黑社會、黑心資本家、黑官僚勾結起來在廣東欺壓人民。 在廣東的打工者,繼續在忍受國內外資本家階級的殘酷剝削。黨中央多次提出廣東應該善待打工者,但是廣東一直陽奉陰違,繼續堅定地站在資本家一邊。
最近曾經廣泛流傳的兩個新聞報道很說明問題,一個是廣東省特警訓練如何應對討薪工人的,經過訓練,武器裝備先進的特警們身手不凡,一旦發生討薪聚眾鬧事事件,特警們可以輕松拿下。另一個是來自重慶,同樣是特警,卻是為民工討薪而出警的。廣東特警的針對的對象是討薪民工,而重慶特警針對的對象則黑心資本家。
相反地,廣東多年來一直在大力提出、炒作、推進西方式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廣東和深圳等地的執政者看來,資本家沒有剝削工人,資本家和工人都是公民一員。在兩極分化的前提下,大搞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改革,學習西方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其本質就是要讓新生的暴富階層、新生的資本家和國外的資本家們更多地參與政治決策和社會管理,分享政治權力。
據中共廣東省委發言人稱:2011年7月14日省委十屆九次全會決定:
【政府購買服務,權力讓步,逐步分解和轉移到社會組織中去。有兩個問題,一方面我們長期按照萬能政府的格局,政府無所不包、無所不管,沒有很好地扶持和支持社會組織。另外是社會組織還有個發展的過程,放低登記門檻,鼓勵社會組織自己管理、自己監督,自己成長,政府給予扶持。通過工、青、婦發揮應有的作用,鼓勵大量的民間組織應運而生。突出的亮點和特點:全省對社會組織的要求,到十二五末,達到每萬人有5個社會組織。要達到這么個水平,社會工作者要達到常住人口的10%,廣東就得有上千萬人。給他們提供廣闊平臺和空間,在法律、法規方面提供安全、規范、充分發揮作用。出臺7個配套政策,對社會組織要有個寬松的管理方式。】
【《決定》里沒有給出具體的內容,但有了基本的方向:第一,把政府目前能下方的權力都下放;第二,從過去的萬能政府變成有限政府;第三是政府關鍵是做好服務,提供好對管理者的管理,不是直接管經濟社會中的具體事務,而是通過社會組織實現社會管理、社會自治;第四是通過讓渡,政府把一些權力通過讓渡到社會組織中,讓它們按照一定的規定發揮作用;第五是政府通過購買服務去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第六是政府培訓社會義工和志愿人員來發揮他們的作用。鼓勵大專院校和相關專業的招生。】
廣東的思路是:政府要建成小政府,不干預市場經濟,也不干預社會。要知道,共產黨領導經濟文化社會建設,主要靠政府。在廣東官員們看來,似乎黨組織和政府不能代表人民,不能為人民服務。廣東的現實確實也是這樣的,廣東的很多黨組織和政府在更多地為資本家、黑社會服務。原來,重慶也有這個傾向,只不過薄熙來到任后,力圖重新恢復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傳統。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廣東認為共產黨都不能為人民服務,那么人民大眾依靠什么組織維護自己的利益?廣東政府希望通過社會組織實現社會管理、社會自治,把一些權力通過讓渡到社會組織當中。
說到底,社會組織存在和運作,比如西方的眾多NGO,都是需要大量金錢支持的,比如美國的勞聯產聯工會,就已經是資本家階級的走狗,是工賊。美國的眾多NGO組織,包括派到廣東的NGO們,很多都是中情局的御用工具,真正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反對美帝、反對資本剝削的NGO,幾乎沒有。
廣東認為,萬能政府不好,要搞小政府、有限政府,問題是,當前廣東政府應該承擔的職責和應該發揮的職能究竟履行了沒有呢?比如保障民生,保障人民的基本的住房、醫療、教育權利,再比如打黑、扶貧等等,再比如,杜絕對農民工的殘酷剝削壓迫,在很多方面廣東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
眾所周知,政府權力干預影響市場經濟,存在兩種情況:
第一,政府權力為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等勞動者服務,比如建立工人當家做主的國有企業,徹底消滅資本家的剝削,再比如征收資本家的高額稅收,建立福利國家,限制資本家的剝削,再比如設定嚴格的法律,限制資本家階級對土地、煤礦等資源的投機炒作牟利行為等等。
第二,政府權力被資本家階級俘獲并為資本家階級服務,比如賤賣國企給資本家;放縱資本家囤積居奇和金融投機,炒作土地、房地產和糧食、煤炭;大搞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放縱資本家進入牟利;放縱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減少對資本家階級的稅收加大對工人的稅收,削減福利等等,在資本勢力猖狂的美國,許多大資本家直接當總統當副總統,并利用政治權力大肆牟利,比如布什、切尼等人。
其實廣東這么多年搞縮小政府權力的改革,其實縮小的都是第一種權力,第二種權力在廣東那里,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不斷擴大,比如近幾年在深圳,眾所周知,富士康的老板打個電話,深圳的一哥(一把手)就得屁顛屁顛地趕到富士康去服務辦事,正是在政府的竭力保護下,富士康等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再比如每到工人組織起來罷工和討薪的時候,廣東就出動特警鎮壓工人,保護資本家。多年以來,依靠外來民工的血汗,廣東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廣東政府靠出賣土地也積累了大量財富,但是廣東從來沒有將這些財富用在外來民工身上,反而一心一意優待優惠資本家們。我們發現,隨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逐步深入,廣東這種保護資本家的權力越來越大了,還美其名曰政府不干預經濟,說明白了就是在經濟層面讓那些大資本掌控一切,并用政府權力為資本家、為資本主義改革保駕護航,這是廣東這么多年以來下的最大的一步臭棋。
多年以來,廣東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政府不干預經濟,結果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沒有得到控制抑制,民生問題解決的不好,整個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廣東的經濟,第一是依靠剝削廉價勞動力,第二是依靠房地產。廣東在自主創新、搞核心技術方面已經遠遠落在很多地區后面,這就是放棄政府干預和政府指導的后果,要知道,不管是美國還是日本的高新技術,政府都發揮了重大主導作用。廣東搞經濟之前不注重核心技術,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發展方式轉變后,廣東也裝模作樣地要搞核心技術,但是他們都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國內外的資本家頭上,國外的資本當然不會給你核心技術,而國內的那些資本家們,他們當然更樂意剝削工人和炒作房地產來賺錢,這是廣東下的第二大臭棋。現在倒好,廣東不僅不反思經濟改革經濟發展的失誤,反而要按照新自由主義那一套搞社會管理,最終的結局很可能是讓國內外的資本家黑社會們掌控一切。這只能是更大一步臭棋。
廣東思路是,要進一步弱化黨組織、弱化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和干預,大力發展社會組織。要知道,當前,廣東主要的社會財富已經被一小撮國內外的資本家控制。只有學習重慶模式,讓共產黨恢復人民性階級性,用人民賦予的權力干預經濟,減少資本家們對財富的攫取,加大對暴富階層的稅收,提高勞動者收入,才能緩解兩極分化。廣東卻反其道而行之,要把黨組織的功能、政府的功能下放到社會組織當中。如果繼續搞私有化和市場化,搞小政府,那么黨和政府自身必然沒有充足的力量來扶持社會組織。那么這些社會組織,必然像西方的工會、NGO、基金會們一樣,成為國內外資本家的御用工具。再加上,西方中情局等機構已經有了一整套搞NGO的經驗和模式,廣東搞社會管理改革不利用共產黨群眾路線的優勢,反而來個大放權大撒手,最終只能把群眾推向中情局操縱下的幾萬個NGO手中。
而且現實中,隨著廣東政改的推行,在類似肖濱那樣的自由主義學者的鼓動下,西方的很多反華反共NGO組織已經活動合法化了,隨著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決定的推行,更多的反華反共NGO在廣東的合法化,大量的民眾可能被西方NGO欺騙和誤導,一場顏色革命將必不可免。
總之:
廣東下的第一步臭棋,是放縱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每當勞資矛盾出現時,廣東都鮮明地本質性地站在資本家一邊,用政府權力為資本家的利益和資本主義改革保駕護航。再加上廣東對提高工人最低工資一直不是很積極,結果導致工人收入極端低下,資本家階級暴富,整個社會兩極分化。
廣東下的第二步臭棋,是在廣東地區搞了一大批依靠剝削勞工和犧牲環境起家的血汗工廠,實際上對中國人民來說得不償失。在廣東模式下,中國的環境被嚴重污染,資源被大量消耗,勞動者被殘酷剝削壓迫,生產的產品卻被廉價賣給西方國家,積累的外匯儲備卻一直在縮水。由于出口產業壟斷集中程度低,企業分散弱小,相互間惡性競爭。世界發達國家各大產業都是壟斷型的計劃經濟(由資本家階級主導),由一家或者幾家寡頭壟斷。無論是產業鏈低端的石油、鐵礦石等資源能源類,還是芯片、大飛機等高端產業,都是如此。唯獨廣東模式下的出口產業是自由市場經濟,政府干預主導程度不夠,由一大堆分散的血汗工廠構成,他們之間相互惡性競爭,為了搶奪訂單,相互壓低產品價格,最終只能犧牲工人及環境。如果廣東政府多年前能夠高瞻遠矚,學習當年共產黨搞兩彈一星、搞大慶、搞大寨的經驗,集中優勢資源,淘汰落后企業,扶植先進企業,形成一批壟斷性的巨型企業,搞自己的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才能提高廣東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但是受新自由主義的誤導,廣東一直沒有這么做。這是廣東下的第二大臭棋。
廣東下的第三步臭棋,是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轉變發展方式、搞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后,廣東也假裝搞核心技術,但是他們卻把希望寄托在國內外資本家頭上,結果國外資本繼續剝削你占領你的市場和投資機會,就是不給你核心技術,國內的資本家卻仍然熱心于依靠剝削工人和炒作房地產、炒作煤炭、甚至炒作大蒜。
廣東下的第四步臭棋,就是對中央提出的唱紅打黑、反腐、保障民生等任務陰奉陽違,落實得十分不好,反而對優等生重慶不斷地指指點點,冷嘲熱諷,其旗下的南方報系為了反對重慶模式,公然站到黑社會、黑律師、及黑官僚如文強的一方。
廣東下的第五步臭棋,就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理念進一步搞社會管理改革,試圖把社會管理工作放手給西方、中情局操縱下的NGO們,主動為未來的顏色革命埋下定時炸彈。
廣東下的第六步臭棋,就是在社會兩極分化民怨紛紛的大背景下,重視公平、認為公平和效率辯證統一等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了,而走共同富裕道路已經是眾望所歸、萬民呼吁,黨中央也提上議事日程。而且,在這方面重慶已經沖在了前頭,但廣東不但不奮起直追機會,反而抱著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陳舊教條觀念,出面批判重慶模式,繼續堅持資本至上、資本家利益至上、“做蛋糕比分蛋糕重要,效率比公平重要”等陳腐理念。
廣東下的第七步臭棋,就是當自己已經明顯失誤、失禮、失理,并且徹底喪失民心的時候,仍然試圖頑抗到底,繼續讓自己的高參如肖濱、秋風、馬立誠等自由主義反共學者、漢奸學者替自己聲辯,同時不斷地惡意攻擊重慶,實在是愚蠢至極。
在廣東官員們看來,經濟改革大獲全勝,鄧小平提出的“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出現資產階級改革就走了邪路”的警示被放在一邊。在他們看來,改革的主力軍是個體戶、民營企業家、“星期六工程師”、海歸精英,其實工程師之類都是遮羞布而已,他們心目中的改革主力軍說到底是那些暴富的大資本家階層,而工人階級只是陪襯。在他們看來,經濟改革大獲全勝,沒有任何問題。在他們看來,兩極分化不是問題、外資泛濫也不是問題,不但如此,在經濟改革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新生資本家階層聯合國際壟斷資本掠奪了大部分國有資產和勞動人民的勞動果實后,政治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還要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其真實含義不是十分明顯嗎?不就是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管理改革,讓資本控制權力,鞏固國內外大資本家在經濟改革中獲得的非法利益嗎?
廣東此次顯然大大地失了民心,現在要想挽回,就要學習重慶,學習重慶模式,恢復黨組織和政府的人民性和階級性,老老實實服從黨中央、國務院、公安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的領導,唱紅打黑,縮小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科學發展道路,提高工農大眾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而不是整天和肖濱、秋風等反共學者勾結在一起,搞資本主義方向的政改,讓資本家控制政治與社會權力,讓中情局操縱的NGO們進入廣東搞顏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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