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高院意欲何為？
——評趙、田兩位副院長對大眾質疑的回應
中國法界精英近期有些癲狂，以藥家鑫案為標志進入一個高峰。孰料是役受挫，他們也像“曾文正公”一樣“屢敗屢戰”，又將這癲狂變本加厲地推向一個新高峰。這次唱主角的是云南高院。
一個窮兇極惡的殺人案。李昌奎將一女性掐暈后強暴，而后將其殺死，為滅口一并將其年僅三歲的弟弟摔死。這樣一件惡性殺人大案，云南高院居然否決一審判處死刑的原判，改判死緩。
如此這般的“葫蘆僧藍盤葫蘆案”，已經令人驚愕不已，更令人震驚和難以理解的，是云南高院兩位副院長出面應對全國公眾質疑的講話。
趙建生副院長說：
“我在想，家屬是不是非要用殺人來治療創傷？網絡上一片喊殺聲是否是一種進步的意識？，你殺了他，他的家人又來殺你，冤冤相報何時了？！目前整個社會還是有根深蒂固的‘殺人償命’、‘同態復仇’意識，而我們的司法理念要求少殺、慎殺。現在很多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因此，當法官要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時，必然要慎之又慎，要考慮各種各樣的東西。”
田成有副院長說：
“社會需要更理智一些，絕不能以一種公眾狂歡式的方法來判處一個人死刑，這是對法律的玷污。”“我們不能再冷漠了，不能像曾經那樣，草率判處死刑，殺人償命的陳舊觀點要改改了。”“減少死刑已經成了大趨勢，現階段我們不能再用酷刑，這是奴隸制、封建制的落后方法。” “我們現在頂了這么大的壓力，但這個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個標桿、一個典型。”（新快報）
哦，中國法制精英所打造的“法治社會”，就是這樣的！
司法應該“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是人人都懂的普法常識。要說“普世”，這才是“普世”的司法準則，盡管作為“準繩”的法，是有階級性的，并不“普世”。
法制高官應對公眾質疑本應該是“三句話不離本行”——事實準確清晰，所依法律明晰，某條某款，頭頭是道。
人們想象中，這才是法官講話的特色。
奇怪的是，兩位高院副院長面對舉國公眾強烈質疑的講話，對自己的從輕改判，既未亮出新發現的確鑿事實，也未給出改判的法律依據。
咄咄怪事。
就這水平。
能看見的，只有霸道和霸權。
既是應對，兩位副院長自然也都講到了“道理”。
一，“你殺了他，他的家人又來殺你，冤冤相報何時了？”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難得兩位菩薩院長！
兩位長官既非“特色”法官，也非普世法官，好像是“慈悲為懷” 的“三藏法師”，孫悟空打死白骨精是“罪過罪過”，于是“咒念緊箍聞萬遍”不已。
古代通俗小說善惡不分、消弭被壓迫階級反抗意識最為庸俗的“因果報應”說教。
“普世”傳入中國后，買辦文人反對魯迅“打落水狗”，販賣過“費厄潑賴精神”。
當弱者備受宰割屠戮之際，他們一聲不響。當屠戮者一旦面臨“報應”時，他們就出來說話了：“冤冤相報何時了”——阿彌陀佛！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緊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他們的“菩薩心腸”，全部給了藥八刀和李昌奎們。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虛偽和卑鄙，不妨看看。
二，“你殺了他，他的家人又來殺你”
兩位長官何出此言？
這里，法官大人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邏輯錯誤：“你”是誰，“他”是誰？處死犯人的，是受害者個人還是執法者？
副院長把執法主體與受害者個人顛倒混淆，張冠李戴了。
是法官、國家與罪犯“冤冤相報”？
司法量刑，首先要明確主體，不能顛倒混淆。
大法官何致有此疏忽？
三，判刑的目的是給受害個人出氣嗎？
國家立法是為社會設置一個行為底線：可以怎樣不可以怎樣，這樣社會才能有序運轉。
這是最通俗的“普世性”的解釋。自然，這“底線”設置的標準，表現的是立法的統治階級的意志。
毛澤東時代搞“五反”，雷厲風行打擊“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是促成個體工商業者守法經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必要條件。后來以“國退民進” “產權明晰”為改開目標和長官政績標準，“五反”在事實上就顛倒過來成了“五倡”和“五暢”：“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暢”行無阻也，那是改革 “次優選擇” 的“潤滑劑”，官商勾結權錢黑聯手、“鐵三角”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
“五反”也好，“五倡”也好，都是給社會設置的行為界限，都不是針對個人。
“人治”年代， 打擊“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等”，“五反”保護國家人民利益，令行禁止，旗幟鮮明。
“法制”年代，“五倡”雖無明確立法，卻以“不爭論”“大膽地干大膽地試”作為金字詔旨， 靠這法上之法為強勢階層肆意瘋狂“保駕護航”。
無產階級的法制，與“普世法制”的實質區別，就是如此。
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后毛澤東時代，法律都不是為劉青山張子善而設，不是為許宗衡和師東兵，抑或為藥家鑫和李昌奎而設，它都是根據一定階級利益的需要給社會設置的行為規范和最低底線。
美國獨立時，華盛頓也是一個奴隸主。當年美國司法，為了追捕一名價值十元的黑奴，國家寧愿花費一萬元去追捕逃奴并繩之以法。何故，不惜代價“維護法律尊嚴”也。
殺雞儆猴，給不安分的奴隸樹個樣子，才是目的。為個別奴隸主追回逃奴，倒在其次。
司法就是示范。李昌奎如何判決，法律考慮的是打擊愈來愈囂張的犯罪氣焰，打擊窮兇極惡的刑事犯罪行為，告訴他們效尤者必將嚴懲不貸——為受害者報仇雪恨倒在其次。
什么“冤冤相報”，渾話！
南京鼓樓法院所判的徐老太案，巴東鄧玉嬌自衛案，陜西趙東民幫助工人維權案，藥八刀彈琴殺人案，以及更多的億萬貪官不死案，之所以引起舉國關注，都是因為他們體現著司法傾向的“普遍性”。
這應該是常識，難道還要我們給高院長官普法嗎？
四，“現在很多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云南高院的法制“理念”。
只字未及事實和法律依據，主體顛倒混淆，云南高院兩位副院長應對公眾的高論也不能說所言全然無據——他們立論和判決的依據是西方“普世”的司法理念。
“現在很多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是也。
“我們現在頂了這么大的壓力，但這個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個標桿、一個典型。”
不惟自信，而且驕傲。
是對“轉型接軌”的自信。
看來，云南高院是普世精英的天下。
把西方“普世”法制，奉為凌駕于中國頭上的“太上”之法——不光刑法民法，而且凌駕于中國的社會主義憲法之上。
這就是中國普世法制精英的“法制理念”！
現行法律，不算一回事。案件的有關事實，不算一回事。唯獨“普世理念”，“太上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至高無上——今天依奉它可以時髦，十年之后“肯定是一個標桿、一個典型”！
以賀衛方為代表，圍繞中國法制問題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斗爭，圍繞一個個典型案例爭斗，刀光劍影閃爍，陣線越來越分明。云南高院以一個斗士姿態出現在全國公眾的面前。
以西方“普世”概念為準繩，從中國權貴買辦的階級需要出發，以法界精英意志為依據——是他們司法判案的行為準則。
五，廢除死刑問題的癥結與要害
從來也沒有什么永恒普世的法制。立法司法和法理都是“與時俱進”的，不同時代不同階級固然不同，同一時代同一階級也會因為情勢不同而調整立法與司法。漢高祖入關廢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統一之后“健全法制”立法就嚴密起來，漢武帝“重用酷吏”實際上是通過強化司法以打擊豪強抑制兼并。“治亂世，用重典”乃是古代司法行政的常識，1980年代，面對治安混亂犯罪猖獗，小平倡議有過“嚴打”，對付犯罪，所謂“從重從嚴”也。
“廢除死刑”好不好，中國行政能不能夠“廢除死刑”，只能從中國現下的社會狀況和治安狀況出發。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以巧取豪奪、魚食鯨吞、貪污腐敗愈演愈烈、足以令晚晴民國一切“官場現形記”望洋興嘆的時代。二十年前，百萬算是大魚，千萬還是鳳毛麟角，彼時貪官量刑還是一萬一年；如今，貪腐與司法俱“與時俱進”，幾億幾十個億免死已是常見。
“我們的司法理念要求少殺、慎殺，殺人償命的陳舊觀點要改改了”——為貪官污吏，權錢黑為所欲為開路，才是癥結所在。
豺狼當道橫行，狐貍自然猖獗。州官恣意放火，百姓難免點燈。更何況權錢黑聯手已成“普世”趨勢，重慶文強就是典型。治安惡化，犯罪猖獗，人在家中且無安全感。青少年犯罪率蒸蒸日上，犯罪性質越來越惡化。令人瞠目結舌的惡性案件與礦難并駕齊驅層出不窮。喧囂、浮躁、乖戾，假冒偽劣充斥、美丑善惡顛倒，為了發財無所不可為，社會喪失了道德底線，失去了良知……我們已進入了“菜刀實名”時代。
雖然，社會亂象的根源不在司法，但司法是維穩治亂的一只重拳。這嚴峻“亂象”， 雖不等于“亂世”，但卻為“亂世”做飛速積累。“治亂世用重典”之適用于今日，只要不帶偏見，雖白癡亦能認同。
西歐北美，資本主義心臟地帶，他們靠著幾個世紀對全世界的搶劫，靠著今天霸權主義和虛擬經濟對第三世界的掠奪，靠著中國“外向型經濟”“為洋人打工”的供奉，他們的確是富裕的，國內矛盾也相對緩和，就是說，他們的“和諧社會”是中國和第三世界所不能望其項背的。二者的窮富與“和諧”差異，二者是互為因果關系——正是第三世界的“不和諧”，才有他們的“和諧”——這一點，一直為買辦精英別有用心地掩蓋著。
廢除死刑，在歐美則可，中國則期期不可。
中國的改開精英，患了崇拜迷信西方的偏執狂癥，他們喪失獨立思考能力。凡是西方的，無論香臭，一律是好的、神圣的。只要搬過來，就能“與世界接軌”，至少可以使自己無限風光一陣子——他們才是最沒出息的“凡是派”！
《紅樓夢》中的賈府，是詩禮世家，雍穆文雅，是“廢除死刑”的。鳳姐生日，賈璉玩弄女奴致死人命，鳳姐不當回事，老太太說“小孩兒家人人打這么過”，批評一頓不準再提。石呆子、鮑二家的、司棋、晴雯、香菱、尤二姐等之死，賈府老爺太太爺們奶奶都不當回事。然而對奴隸就不“普世”：鳳姐持家御下嚴厲，“拉去東角門子打四十板子，或打或殺或配人”，是她的口頭禪——可見，賈府是“一國兩制”，對奴隸就不“廢除死刑”！
資產階級法制的虛偽性，一點也不比封建地主階級遜色。
買辦精英的“普世法制”，以虛偽性掩蓋其階級性，掩蓋其為資本、為官僚買辦階級保駕護航的階級性。
六，唯恐天下不亂嗎？
近兩年，進入全國公眾視線引起激烈爭議的司法案件層出不窮，司法之乖戾超越常識，使人感到不可思議。
南京徐老太案，巴東鄧玉嬌案，陜西趙東民案，藥八刀彈琴殺人案，“嫖宿幼女”“臨時性強奸”、“開胸驗肺”，以及更多的億萬貪官不死案，中國“法治社會”的奇聞層出不窮令人應接不暇，憤激之余使人感到困惑：僅僅是司法腐敗問題么？
背后有無玄機？
據網上披露，也是云南高院，也是昭通惡性命案，2008年6月18日中午，云南昭通衛校女生吳倩，因逼婚不成，被一“警二代”在昭通市瓚石廣場連砍37刀，在割斷喉管割下頭部后殘忍殺害。昭通一審判死，被高院按壓至今。
不排除司法腐敗因素，但恐不是主要的。
何謂？
他們不惟迷信“普世”，而且有著強烈的與民眾對立情結。
“國家需要冷靜，這個民族需要冷靜，這是一個宣泄情緒的社會，但這樣的情緒對于國家法律而言，應冷靜。我們……絕不能以一種公眾狂歡式的方法來判處一個人死刑，這是對法律的玷污。”
小小“屁民”，微不足道，任憑宰割——這話從何說起？
余音繞梁，聲猶在耳。這不是賀衛方們在舉國轟動的“藥八刀案”中的呼喊嗎？
絕非個人行為，它是法界精英的集體呼喊，是買辦階級搞亂中國氣急敗壞的歇斯底里宣泄。
“藥八刀”一案，他們未能如愿以償，一次小挫，旋即借李莊案補了回來。一次又一次，對買辦精英“普世法制”的真面目，大眾多少有點領悟。于是，才有眾精英對“公眾狂歡”的群體感受，這使他們恨之入骨耿耿于懷。李昌奎案，是他們向公眾報復的一個機會，是他們重振司法霸道的新回合，是他們上一戰役受挫的一次補償。
不然的話，“公眾狂歡”云云從何而來？
個別案例，斗爭中展開的卻是分明的陣線。左翼與右翼、草根與精英、人民大眾與漢奸買辦，對立以階級斗爭的形式展開了。
南京鼓樓區法院關于徐老太跌倒案的判決公開后，馬路上老人跌倒再也無人敢扶。藥家鑫塵埃尚未落定，各式惡性殺人案迅速上升且愈出愈奇。李昌奎案的最終結局的激勵效應可想而知……
唯恐天下不亂。
另一個“公眾狂呼不殺”而精英判殺卻毫無意義的楊佳案，留下了一句極為深重的話語：“如果你不給我一個說法，那我就會給你一個說法！”
賀衛方們一伙，正想通過司法的乖戾強化社會的乖戾，用違背良知的判決激怒群眾，呼喚西亞北非式的動蕩，促進“某花”早日開放。
美國大使前曾親臨北京街頭澆灌，可惜未成氣候，本來呼之欲出，不幸胎死腹中。跨國老板及其中國代理并未就此罷手，中國的許多奇奇怪怪的世相，都與這“花”有著或明或暗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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