蝲蝲蛄一叫，政府還真不種莊稼了
723動車重大事故，死亡40人，西方媒體、日本媒體伙同南方報系、鳳凰網、香港右派媒體和“大褲衩”們東西呼應，就7．23動車事故呼天搶地、捶胸頓足、連嚎帶叫地死去活來，嘲笑中國高鐵事故不斷，指責中國鐵路搞大躍進，只顧速度不顧人命，南方都市報直接以“他媽的奇跡”來咒罵中國鐵路高速化。最后落腳到國有企業(yè)公有制是傷亡事故的原因。陳有西說“分拆鐵道部是早晚的事，鐵路經營公司化”“鐵道部也早就應該撤消。”郝勁松說：“根本的解決方案就是‘解散鐵道部’”。 胡星斗叫嚷“目前中國的鐵路體制是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計劃經濟的‘怪胎’”， 茅于軾的天則所要把鐵道部“切割成幾個大區(qū)性的網絡公司”。恨不得把鐵道部和國企生吞活剝了。
雖然無論鐵道部、發(fā)改委還是思維正常的人都清楚，動車跑了不是一兩年。早在1997年中國就在京廣、京滬、京哈三大干線全面提速。1998年10月1日，鐵路第二次大面積提速。京廣、京滬、京哈三大干線的提速區(qū)段最高時速達到140公里至160公里，廣深線采用擺式列車最高時速達到200公里。到2007年4月18日中國鐵路第六次大面積提速調圖正式付諸實施，主要干線就進入時速200公里的時代。從提速到形成動車花了10年時間。說動車是“大躍進產物”，發(fā)改委心里應該清楚屬于胡說八道，指鹿為馬。723事故是災難，說明動車設備可靠性和管理還存在缺陷，但這究竟是系統(tǒng)缺陷還是偶發(fā)事件，發(fā)改委和鐵道部心里也很清楚。每天跑上千趟動車，就算提速結束后4年多也跑了150多萬趟。無論按車次事故率還是公里事故率算，中國比德國、日本都小的多得多，不是一個數量級。也就是說，政府、發(fā)改委、鐵道部都該知道，723事故并不能說明中國動車系統(tǒng)存在不可忍受的缺陷，中外配合喊得震天響的咒罵聲無非是蝲蝲蛄在叫，是想讓中國經濟和現(xiàn)代化速度降下來，讓國退私進，國退外進。
但是，蝲蝲蛄這么一叫，政府還真不種莊稼了。最近，鐵道部宣布動車全面降速，從此前的200公里小時降到150公里小時，也就是回到第二次提速的140-160公里小時水平。等于一晚上倒退13年。大躍進確實沒搞，大越退倒是搞的很堅決。降速以后，多個鐵路分局減少了動車次數。漢口至北京西D122次動車組列車，全程運行時間延長1小時24分。也就是這對車往返增加近3個小時，本來早晨走，下午回只能是半夜走，半夜回了。一些朝發(fā)夕至也做不到了。武漢鐵路局停開5對動車。成都局一些原來停靠的站不停了。
這是蝲蝲蛄們的重大勝利，紛紛報道“對于此次動車降速，多數市民拍手叫好。‘動車速度快應該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礎上的，如果安全不能保證，那么最好慢點開。’”。
記得很早小木匠曾經就外國媒體攻擊中國改革開放說過一句話：“聽蝲蝲蛄叫還不種莊稼了！？”看來現(xiàn)在真的一語成讖，蝲蝲蛄一叫還真不種莊稼了。這事兒可不止一次了。
2009年一開春，高尚全就在“2009首都經濟學界新春論壇”說：“我們一個傳統(tǒng)的觀念，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兩者之間劃等號了，實際上并不是。”接著，中央黨校著名教授周天勇說：“在國外，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chuàng)業(yè)不足的國家和地區(qū)，其基尼系數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數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
吳敬璉在議論經濟危機的言論中，將他過去提出的“權貴資本主義”重新解釋為“國有企業(yè)在戰(zhàn)略行業(yè)中的壟斷”。并且將目前存在貧富差距的原因解釋為“國有壟斷企業(yè)工資福利過高”。這個說法得到眾多精英的贊同，大量文章和發(fā)言出現(xiàn)在主流媒體上。
厲以寧列出“他關心的四大問題”中第一位是“國有企業(yè)改革打破行業(yè)壟斷”；
張維迎聲稱“推動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行業(yè)收入差距擴大，國有壟斷行業(yè)不斷拉大與其他行業(yè)的差距”。
胡星斗說“過度的國企壟斷破壞了社會和諧”；
任志強聲稱“國企壟斷土地份額已占60%”。
茅于軾也認為“重點應加大國有企業(yè)私有化力度、改革壟斷部門和行業(yè)”。
同時，各個媒體都充分報道了主流們的意見，一些右翼媒體也參加了戰(zhàn)斗。
11月27日 的中國青年報以《看幾大壟斷國企如何自我辯護》為題說國有大公司對它們壟斷的辯護“實在讓人無法接受”。對于國企職工工資福利高于私企和外企打工者，中青報指責說：“獎金或福利過高，比如過高的住房公積金等，這難道也是‘國家規(guī)定’嗎？”
《新京報》12月則抓住一則傳聞發(fā)表社論，題目是《現(xiàn)氣荒 壟斷性國企不能忘記公共責任》。呼吁“政府相關部門都應當采取有效措施，盡快打破天然氣行業(yè)及其他能源行業(yè)的壟斷格局”。
《南方周末》 8月15日 登載笑蜀文章說“壟斷國企的利益并不自然和自動等同為國家利益，壟斷國企都有追逐其特殊利益”。接著在 10月1日 以《重思國企改革》為題目提出“公與私只是財產歸屬的差別。所有制功能不同,必須超越公優(yōu)私劣、褒公貶私的狹隘思維框架,進入公私并存、功能互補新境界。”批評國資委在9大行業(yè)中保持國有經濟比重“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直接參加了論證國企從經濟中退出的邏輯。
接著開始煞有介事地聲稱現(xiàn)在是“國進民退”。圍繞山西省取消小煤炭工作，幾乎所有主流精英都發(fā)表了意見，并由此驚呼有“國退民進”現(xiàn)象并進行批判。天則研究所的張曙光聲稱現(xiàn)在中國在搞“國進民退”，還煞有介事地列出國進民退的“五大風險”。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全國工商聯(lián)主席黃孟復和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國進民退“不是好現(xiàn)象”。張維迎還比較有信心，說這“只是暫時現(xiàn)象”， 建議大家將目光放長遠，“未來20—30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在GDP當中的比重會降到10％以內。”
11月12日 《中關村》雜志與新浪網共同主辦“民營經濟生存現(xiàn)狀與前瞻”論壇，會上大批主流精英控訴國進民退。第八屆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長城企業(yè)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說“國進民退正在演變成主旋律”，說“要警惕‘國進民退’演變成一場改革危機”。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年會也成為變成這場戲的舞臺，全聯(lián)主席胡德平在上說：“國進民退的案例、傾向、趨勢都是不言而喻，十分明顯的。”批判國進民退是“封建繼承制”思想作怪。
全部主流精英一起上陣，一些右翼媒體和機構積極配合，一時間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導向。那一次蝲蝲蛄的叫聲比這一次更大，更響亮。
從道理上說，政府應該很清楚不管這群蝲蝲蛄怎么叫喚，政府的基本職責就是按照憲法辦事，完成憲法賦予自己的責任。因為憲法第七章寫的清清楚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fā)展。”“鞏固“就是“不能退”，“發(fā)展”就是“必須進”。如果政府盡職盡責，就必須遵照憲法第七章的內容行事。誰對此說點什么，理直氣壯的說“我們是按憲法辦事”，一句話就把他們打發(fā)了。
可是，蝲蝲蛄一叫，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心虛了，連一年都沒撐下來，12月11日就出來解釋：“不存在國進民退”。還一副可憐相，小媳婦似地說“想不通為什么國企好不好我都要挨罵”。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馬建強也頂不住了，兩個禮拜后就向蝲蝲蛄們匯報了中國有經濟占經濟比重實際在倒退的“偉大成績”，告訴蝲蝲蛄們僅僅3年國有企業(yè)數量就減少了一半多，職工總數比重下降32%，占工業(yè)產值比重下降15%，利潤比重下降32%，資本比重下降9%，成績赫然。照這個速度，根本不用張維迎說的20-30年，10年內任務就完成了。最后表示國進民退的“討論是有積極的警醒意義”，保證政府今后 “要進一步推進中國壟斷行業(yè)的改革，進一步推進中國的國有經濟戰(zhàn)略性的調整和重組，進一步推動民營企業(yè)、非公有企業(yè)的改革發(fā)展”。
但是蝲蝲蛄們依然不依不饒，第二年春天兩會期間，代表們意見一致得認為國企壟斷是造成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消息說調查代表們最關注的問題中房價問題還排在國企壟斷問題之后。連職責是監(jiān)督政府是否按憲法辦事的人都鼓勵政府違憲，還有什么可說的？于是，就有了“36條”，就有了“要推進國有經濟戰(zhàn)略性調整，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推進壟斷性行業(yè)體制改革。要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和小企業(yè)參與市場競爭、增加就業(yè)、發(fā)展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放寬市場準入，保護民間投資合法權益” 的意見，有了為了“調整和優(yōu)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卻將“改革國有企業(yè)特別是壟斷行業(yè)工資總額管理制度”作為重點的荒唐指示。竟然認為國企職工這些居民收入一降低，“居民收入比重”就會提高了。
后來我們批評文革時說：當時的政治空氣不正常，違反憲法的話和違憲的做法大行其事，護憲的言論和行為卻說不得做不得。恐怕今天真要反思一下現(xiàn)在的空氣是什么味道了！
南方報系和主流們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警惕網絡輿論綁架政府。網絡輿論綁架還是沒綁架政府還真沒看見，主流輿論綁架政府倒是天天有。綁架政府主要不表現(xiàn)在一個人該殺不該殺，而是國家重大決策究竟怎么走。綁架政府還好說，綁架憲法就可怕了。
蝲蝲蛄一叫，政府就不種莊稼了，這事兒可是大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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