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基因為誰而“轉”

蔣高明

       

         2009年12月16日，北京的冬天寒氣逼人。筆者的心情和天氣狀況有幾分相似。在香山腳下的辦公室里，我向《世界博覽》記者講述了這個冬天發(fā)生的重大事件——農業(yè)部為華中農業(yè)大學“研發(fā)”的轉基因水稻頒發(fā)了安全證書，預示著轉基因大米搬上餐桌已為時不遠，此事引起了廣大民眾的擔憂。我對此事的第一感覺就是：“轉基因水稻其利在‘商’，對于食用者和整個生態(tài)環(huán)境而言，弊大于利！”

 

        這次農業(yè)部頒發(fā)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在科學界內部，只有筆者和環(huán)保部生物安全首席專家、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huán)境科學學院薛達元教授，對該證書的獲批、商業(yè)化種植前景提出了公開的質疑。此外，綠色和平組織也對此事表示了極大的擔憂, 媒體一片沸騰。
   
        面對大眾和媒體的質疑，以華中農業(yè)大學生物科學傳媒中心為代表的國內科學界，撰文對此事進行了辯駁和澄清。另外，人民網(wǎng)還邀請了三位“農業(yè)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就轉基因水稻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解答。
   
        “在毒理學評價方面，轉基因水稻的大鼠試驗結果表明，對試驗動物未見不良影響。” 農業(yè)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員楊曉光，以動物實驗數(shù)據(jù)，推測出轉基因水稻對人體沒有負面影響，“長期食用也沒有任何危害！”
   
        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也指出，轉基因水稻大鼠、小鼠都能吃，為什么人就不能吃呢？盡管迄今還沒有以人為實驗對象的轉基因食物實驗，但是方舟子以“嚴謹?shù)目茖W邏輯”推測出了“確鑿的科學結論”：轉基因食品可放心食用。
    
         人類自從起源以來，利用所有的科學知識積累，動用全球的財富，集中全球最優(yōu)秀的科學家，尚不能創(chuàng)造小小蒼蠅這樣一個物種。轉基因技術企圖干預生物進化的軌跡，他們不能創(chuàng)造物種，但可以按科學家的意愿再“創(chuàng)造”和“改造”生物。但是，這樣的粗暴干涉和改造注定要付出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健康的代價。
   
        由于基因決定蛋白質合成，水稻基因組轉入一個外源基因片段，這個水稻就會編碼合成特定的蛋白質。害蟲吃了這種含毒蛋白水稻的葉子，就可被毒害致死。這便是轉基因技術的基本原理。轉基因技術作為生物技術時代的標志之一，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1983年，美國科學家在實驗室第一次培育出了轉基因煙草，標志著轉基因植物的誕生，而不可思議的是，美國專利局竟然批準了轉基因植物專利，從此展開了全球范圍內的轉基因競爭。物種是自然界長期進化的產物，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怎么能發(fā)現(xiàn)了其中一個基因片段就宣布物種歸己所有呢？只有西方的邏輯，才造就了轉基因生物這樣的“怪胎”。1994年，美國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了轉基因大豆及轉基因番茄，并獲得美國國家準許的推廣資格，轉基因作物的產業(yè)化和市場化從此開始。
   
        以孟山都為代表的生物技術公司在生物產品商業(yè)化應用的前景下應運而生。時至21世紀，轉基因農作物產品作為生物公司的主要商品之一，已成為世界貿易競爭的主角。生物公司商業(yè)化研發(fā)并生產轉基因作物，引領了植物轉基因技術發(fā)展的潮流，又為公司收獲了巨大的經(jīng)濟利潤，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動力機制。

 

        然而，就在商業(yè)化生產的同時，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引發(fā)了一系列科技倫理方面的爭議。拋開人類能否干預自然、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說，單是發(fā)生在1998年的“轉基因馬鈴薯事件”就讓全球民眾恐慌了一把——英國科學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電視節(jié)目上宣稱，用某種轉基因的馬鈴薯喂養(yǎng)大鼠，會導致大鼠體重及器官重量嚴重減輕，免疫系統(tǒng)被損壞。
   
        該事件是第一個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它使得人們對轉基因的抵制從英國波及到了整個歐洲。查爾斯王儲曾這樣說：“人類企圖插足某個神圣的領域，然而我不打算讓朋友和家人食用轉基因食品。”
   
        查爾斯王子的言論得到了很多公司以及歐洲民眾的響應。此后，關于反對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生物實驗的呼聲和活動就沒有停止過。鑒于此，歐洲的轉基因技術一般僅限于實驗室，在商業(yè)化種植方面則較為保守。而在生物技術公司大行其道的美國，轉基因作物的研發(fā)和商業(yè)化種植都較為積極。
   
        然而，筆者在文章引用上述例子時，遭到了反對者的無情諷刺，成為華中農業(yè)大學生物科學傳媒中心反駁筆者的例證。博文《蔣高明對轉基因的質疑可以休矣》有這樣的句子：“由于普斯陶伊的實驗工作差錯百出，其結論是不可信的。隨后，其所在的研究所宣布勸退普斯陶伊，并聲明不再對其言論負責。這個10年前已有定論的事件，現(xiàn)在還被蔣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拿來炒作，顯然是很不嚴肅、很不負責的，有‘忽悠’公眾之嫌。”
   
        多謝《世界博覽》記者侯福龍的文章，他在文章《基因為誰而“轉”？》一文中，引用了下面的事實，給筆者恢復了聲譽。“然而，事實并不是這樣的。著名黑猩猩研究專家珍古道爾在最近發(fā)表的著作《希望的收獲——食品安全關乎我們的心靈》中寫道，普斯陶伊教授被除名后，有些科學家出面為其辯護，極力維護其科學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醫(yī)學雜志《柳葉刀》上重新發(fā)表。” “一方是生物技術公司的商業(yè)利潤，另一方是人類、動物和環(huán)境的健康，爭論會持續(xù)下去。珍古道爾在無意間揭示了科學領域的一個關鍵性問題。”侯福龍在文中寫道。
   
        1962年，美國著名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經(jīng)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科學共同體”進行了全面的定義——有共同的探索目標、掌握著大致相同的文獻并且接受相同的科學理論的一群科學家，就組成了一個科學共同體。如果以政治作比喻的話，科學共同體相當于黨派，科學革命則相當于政治制度的變革。科學的發(fā)展就是一個科學共同體替代另一個的過程，庫恩將其稱為“科學的革命”。比如，牛頓和愛因斯坦就屬于不同的科學共同體，因為他們對物理學的基本假設持不同觀點。如果他倆能見上面，一定會吵得面紅耳赤。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田松副教授告訴記者：“研究某領域的科學家，絕對不說該領域的壞處，只有說他好，才會拿到基金，拿到課題。而個別有道德感的科學家，即使站出來，指責自己領域的問題，也會迅速地被邊緣化，被這個領域所拋棄，所以從科學共同體內部反思本領域的科學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悖論。”
   
        這就解釋了普斯陶伊被除名的根本原因——他的實驗引起的恐慌使轉基因公司損失慘重，也使受雇于生物技術公司的轉基因科學家群體喪失大量資助。從普斯陶伊的遭遇可以看出，在“科學共同體”維護其團體利益的過程，就是剔除異己的過程。
       
        轉基因鼻祖英國向來都遵守“潛在風險原則”。比如轉基因食品對人體的影響，在當下表現(xiàn)不出來，但是可能在后代中表現(xiàn)出來，這就叫潛在風險。也就是說，在轉基因種植不能排除潛在風險的情況下，科學家和政府一般持謹慎的態(tài)度。對于相關科技政策的決定，西方發(fā)達國家普遍采取一種“共識會議”的形式，對科學進行大眾科普，科學家將科學知識、正面和反面的科學后果講述給參與的公眾。公眾是科學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公眾有權利知道轉基因作物的危害；公眾也有權利參與轉基因水稻的審批過程。

   

        國際轉基因安全管理條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中明確指出，轉基因生物的決策過程，公眾有絕對的參與和決策權。2000年，中國在該“議定書”上鄭重簽名；2005年，國務院正式批準了“議定書”。然而，中國公眾在重大的科學事件中，尤其類似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頒發(fā)這樣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舊是不明朗的。

 

        除卻安全性，轉基因食品導致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更大有前車之鑒。1999年“帝王蝶事件”、2001年“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轉基因玉米混進美國大豆事件”、2006年“轉基因大馬哈魚逃逸事件”等等所有這樣的例子，轉基因科學家并沒有向公眾介紹，而是有意夸大其“利”，掩飾其“害”。包括阿根廷在轉基因巨頭鼓吹下放棄國家糧食主權等例子，轉基因科學家也沒有告訴公眾。

   

        轉基因科學家、農業(yè)轉基因安全委員會的專家們，不為大眾“科普”轉基因食品的潛在危害，而是以科學家十足的傲氣，預測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及對人體無任何損害。他們的這種“科學”態(tài)度，本身就應該接受公眾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