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新動向:改革開放提出者并非鄧小平
任憑 (民聲網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politics/2011-08-19/4204.html
最近,張耀杰《“改革開放”最早提出者并非鄧小平》一文在羊城晚報發表,光明網、新華網、和訊網、新財經、共識網等網絡媒體紛紛轉載。
該文不僅在報紙正式發表,而且被光明網、新華網等官方網站和騰訊網等門戶網站及其他中小網站論壇廣泛地、大面積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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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1081643368.html
http://news.qq.com/a/20110812/000923.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17/c_121314354.htm
http://history.gmw.cn/2011-08/16/content_2466411.htm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1-04/17/content_1088648.htm
http://opinion.hexun.com/2011-08-17/132529053.html
http://www.xcaijing.com/list/wenshi/182442_2.html
該文認為:
【對于“改革”的全面論述,始于胡耀邦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講話提綱。最早把“改革開放”連在一起的,同樣是胡耀邦。】
該文還說道:
【這場直接導致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大討論,雖然取得初步勝利,卻也注定了胡耀邦的政治悲劇。胡耀邦以全球化眼光堅持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結果,是1987年1月被迫辭職,以及1989年4月15日因病去世。】
此文的意思很明確:
1、改革開放最早提出者不是鄧小平,而是胡耀邦。最早全面論述改革的,不是鄧小平是胡耀邦。最早把“改革開放”連在一起的,同樣是胡耀邦。
2、該文認為:【胡耀邦以全球化眼光堅持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結果,是1987年1月被迫辭職,以及1989年4月15日因病去世】。【以全球化眼光堅持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是原因,【被迫辭職】是結果。因此讓胡耀邦辭職的鄧小平、陳云、李先念、薄一波、王震等人都是錯誤的,他們不像胡耀邦那樣【以全球化眼光堅持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因此是反改革開放的,他們不是改革開放的堅持者。
張耀杰文章以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因病去世】結束,讀者都知道隨后發生了什么。
1989年11月23日,鄧小平會見南方委員會主席,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時說:
【中國今年的動亂也是遲早要出現的。其中也有我們內部的問題。你知道我們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如果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末肯定會有動亂,使我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們制定的方針、政策、路線、三個階段發展戰略的目標統統告吹。】(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44頁)
但是按照張耀杰文章來看那段歷史,鄧小平不僅不是改革開放的提出者,也不是改革開放的堅持者、捍衛者,而胡耀邦們才是。胡耀邦1987年1月被迫辭職的原因,是【以全球化眼光堅持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而鄧小平、陳云等人卻讓胡耀邦辭職,因此鄧小平等人是錯誤的,是反改革開放的。
于是,所謂張耀杰們鼓吹的【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就是堅持胡耀邦趙ziyang改革路線不動搖。而鄧小平、陳云、李先念、薄一波、王震等當年反對胡耀邦趙ziyang改革路線,并讓胡耀邦趙ziyang辭職的人,都是反改革開放勢力。
針對某些人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江澤民曾指出:
【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163頁。)
其實,鄧小平1985年就曾說:
【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那么,當前中國是什么狀況呢?公有制還是主體嗎?新資產階級出現了嗎?兩極分化出現了嗎?
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大變化: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復雜性分析》一文指出:
【2006年GDP的比重私有制占63%,公有制占37%,就業人員二、三產業公私經濟所占比重分別為32%與68%,而且私有制的比重還在進一步提高。】(《探索》,2007年第5期。)
而李濟廣教授指出:
【根據非公經濟比重反推出來的公有GDP包含著占GDP9%的非經營性教文衛和公共管理部門增加值,公有就業比重同樣包括非經濟部門。
筆者經過詳細計算,2008年(關鍵數據僅有2008年的),包括企業和農戶的全國直接經營性資本所有權結構:國有資本占24.35%,集體資本占7.24%,個人資本占52.56%,外商資本占15.85%。】
可見中國當前是私有制占主體。僅外商資本,就是國有資產的65%。
早在80年代中后期,胡耀邦趙zi yang等就接受了弗里德曼等人一切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理念。
劉日新文章說:
【1988年,美國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著名學者密爾頓.弗里德曼來華訪問,要求趙ziyang總理接見他四十分鐘,趙卻同他談了兩個鐘頭。陪同弗里德曼同趙ziyang談話的,是香港有名的自由化學者張五常。當時媒體透露,弗里德曼很會來一點外交詞令,一見面就對穿著西裝革履的趙說:你很像一個教授。只有中學文化程度的趙聽了,有點昏昏然。張五常曾在報刊發表幾篇文章,說這次會見,兩人的觀點完全一致。弗里德曼對中國現行的東西都不贊成,主張中國改革的目標是美國式的市場經濟。回國后他在斯坦福大學講了一篇話,指出“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
當時趙ziyang等人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遭受了陳云等人的極力反對而沒有得逞。
陳云等人去世后,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切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在中國全面鋪開。
而今天,高尚全吳敬璉等人卻裝傻說自己不懂什么新自由主義、不能借批新自由主義否定改革。其實高尚全吳敬璉主張的一切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就是新自由主義改革。實際上,高尚全、吳敬璉們所主張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同時也是趙zi yang所主張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已在中國大面積實施。
通過2007年(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趙ziyang軟&禁中的談話》一書可以看出,趙ziyang的改革路線,就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這一路線在陳云身后仍然在中國繼續實施):
以下是該書一些關鍵語句的摘錄:
【迄今為止,相對而言,當前世界上資本主義制度還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社會制度。】(P169)
【所謂要實行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實行西方的一套。】(P171)
【今后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多元化的出現,高度集中的專制政體必然要支持不下去,必須改變舊體制,結束一黨專政的政體,實行現代民主政治。】(P121)
【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制與一黨專政】(P157)
【改革開放就是高舉民主旗幟,要實行民主政治,結束無產階級專政。】(P129)
【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P2)
【政治改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這種政治改革也是要求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這就自然要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P184)
【市場經濟必須有產權約束(注即私有化)】(P157)
【應當拋棄公有制】(P243)
【實行私有化,來發展資本主義。這也沒有什么可怕的。即便明確地說就是要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也沒有什么可以責難的。】(P90)
【不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必須補資本主義這一課。】【這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P86,87)
【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增加社會主義成分,來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P45)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點不在‘社會主義’,而在‘初級階段’】。(P365)
【所謂要實行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實行西方的一套。】(P171)
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除國民經濟中公有制已經不占主體從而導致兩極分化之外,還有:干部們接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而大面積腐敗、國企改革導致國資流失工人大面積下崗、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改革導致民生三座大山、接受極端苛刻條款加入WTO、外資泛濫威脅國家經濟安全、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及兩房債券被套牢等等。
總而言之,新自由主義改革幾乎在中國徹底完成,除了還剩下100多家央企產權沒有被外資和私企攫取外,就是國家對外匯還有一定管制,當前,央行里的新自由主義信徒、弗里德曼的學生、中國版的芝加哥男孩們,如易綱等人,正在抓緊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徹底市場化自由化。毫無疑問,一場引發通貨膨脹和社會動亂的金融危機將不可避免。
以上一系列嚴重問題絕大部分在10年前就已經十分明顯,遺憾的是,十幾年來,這些問題遲遲得不到有效解決和糾正,卻越來越嚴重。
當前,主流媒體都在熱衷宣傳改革開放,宣傳【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等口號,我們注意到,這些口號都是高尚全、吳敬璉等資改派學者、新自由主義學者首先提出的,而高尚全、吳敬璉等人正是當前繼續堅持胡耀邦趙ziyang改革路線的代表性人物。
于此同時,主流媒體卻不熱衷于宣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更不要說宣傳毛澤東思想了。因為趙ziyang趙老太爺有圣旨【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于是,將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和四項基本原則割裂開來,就成為近年來主流媒體宣傳改革開放口號的典型特征。
甚至在主流媒體上還公開地大規模地出現張耀杰這樣的文章,認為提出和堅持改革開放的是胡耀邦等人,我們搞改革開放,就是要堅持胡耀邦趙ziyang的改革路線。
以上一系列現象足以說明,堅持胡耀邦趙ziyang的改革路線的官員,已經控制了中國相當大的權力。
這樣,就使人民大眾都在問:我們黨要搞的改革開放,究竟是陳云等人主張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還是胡耀邦趙ziyang等人主張的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是要堅持毛澤東思想還是與毛澤東思想切割?
由于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而高尚全、吳敬璉、茅于軾等人卻越發得勢、張狂,私有化、市場化、外資化繼續深入,因此,許多老干部、老黨員及廣大人民群眾都已經認定,當前我們搞的改革開放,就是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已經在中國全面復辟。于是,連鄧力群、馬賓、魏巍等這些文革受害者都變成了左派,被逼成了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堅定擁護者。如果劉少奇、鄧小平、陳云等人今天活著,只要他們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理想,面對殘酷的改革現實(兩極分化、新資產階級都出現了),恐怕也會成為毛澤東文革理論的擁護者。
在十八大前后的關鍵時刻,建議黨中央在提堅持改革開放口號時,不要再延續高尚全那種模糊化、籠統化的提法,如簡單的【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之類,而應該提【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不動搖】、【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等口號,否則必然被張耀杰、高尚全等別有用心者利用,也容易被群眾誤解。黨中央有必要申明,我們搞的不可動搖的改革開放,不是胡耀邦趙ziyang們所主張的改革開放,我們必須劃清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與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界限,以表示糾正新自由主義改革失誤的決心,以挽回工農大眾及老干部老黨員老革命的人心。關鍵的問題是,要將那些不與資本主義改革路線劃清界限的官員清除出黨,至少將黨內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式的資改派人物、新自由主義信徒清除出高級干部行列。只有做出這樣堅決和鮮明地表態,人民大眾才可能安心等待黨中央逐步解決現實中出現的問題,否則,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動蕩將不可避免。
附文:
“改革開放”最早提出者并非鄧小平
http://www.gmw.cn 2011-08-16 來源:羊城晚報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1081643368.html
http://news.qq.com/a/20110812/000923.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17/c_121314354.htm
http://history.gmw.cn/2011-08/16/content_2466411.htm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1-04/17/content_1088648.htm
http://opinion.hexun.com/2011-08-17/132529053.html
http://www.xcaijing.com/list/wenshi/182442_2.html
據黨史專家何方考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里面,“改革”二字雖然出現兩次,卻不是后來理解的改革,“開放”二字一次未提。對于“改革”的全面論述,始于胡耀邦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講話提綱。最早把“改革開放”連在一起的,同樣是胡耀邦。近讀胡德平著《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令我有所觸動的不是“改革”,而是與“改革”相提并論的“開放”二字。
1986年1月6日,胡耀邦在胡德平署名古平的《談開放》打印稿上給鄭必堅批示道:“這是德平的小文章,這一篇倒有一點點可取之處。哪個期刊登一登這樣的東西,我也不反對。你看如何?(題目不妥)”這篇文章經過修改,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問題上的開放觀》為標題,刊登于同年4月21日的《北京日報》。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1858年10月8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把中國的滿清政府和日本的將軍幕府,在西方炮艦打擊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形容為“門戶開放”。在他看來,隨著《共產黨宣言》沒有預見到的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先后完成殖民地化,以及亞洲市場的逐步打開,資產階級建立“世界市場(至少是一個輪廓)和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這個過程看來已完成了”;“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任務是建立世界市場……因為地球是圓的,……在極為廣闊的領域內資產階級社會還在走上坡路。”
其二,恩格斯認為,在中國,“同家庭工業結合在一起的過時的農業體系,是通過嚴格排斥一切對抗成分而人為地維持下來的”。“這種全盤排外的狀況,已由同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戰爭而部分地打破了。”“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在他看來,中國社會的“被迫歐化”,是“整個經濟基礎全盤的但卻是逐漸的革命化”,是全球化的人類社會中值得肯定的一種文明進步。
其三,馬克思此前還在兩篇論印度的政論文章中指出過,隨著自然經濟的崩潰和宗法社會的瓦解,包括印度、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社會成員,應該從諸如“迷信的馴服工具”、“傳統規則的奴隸”、“不開化的人的利己性”之類“消極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把人提升為環境的主宰,從而表現出偉大的歷史首創精神。并且由此歸結出一個全球化的理論課題:“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預言,很快便在中國的近鄰日本得到落實。1868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頒布“五條御誓文”,明確表現出以全球化眼光主動融入人類共同體的開放心態和價值追求,史稱明治維新。一直以天朝上國老大自居的中國人,即使因為兩次鴉片戰爭而付出割地賠款的沉痛代價,也不愿意徹底放棄閉關自守、全盤排外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從而導致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于1911年被辛亥革命一舉推翻。1949年之后,隨著同樣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中國社會卻在奉行馬克思主義道路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再次進入新一輪閉關自守、全盤排外的極端狀態;直到1978年之后才逐漸啟動向歐美、日本接軌學習的改革開放。
據胡德平介紹,1985年夏季的一天,胡耀邦偶然看到馬克思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這封信,不僅自己反復細讀,而且還對胡德平說道:“看看,還在走上坡路噢!”由此可知,胡德平的上述文章是在胡耀邦直接影響下執筆寫作的,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胡耀邦已經初步形成的開放觀。
反觀歷史,堅決主張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胡耀邦等人,當年所面臨的最大阻力,依然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形容的幾千年閉關自守、全盤排外的中國傳統社會中諸如“迷信的馴服工具”、“傳統規則的奴隸”、“不開化的人的利己性”之類的“消極的生活方式”,以及與此相配套的思維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集中代表,就是“兩個凡是”的政治戒律:“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正是針對“兩個凡是”的政治戒律,1978年5月11日由胡耀邦親自修改定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由此引發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直接導致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大討論,雖然取得初步勝利,卻也注定了胡耀邦的政治悲劇。胡耀邦以全球化眼光堅持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結果,是1987年1月被迫辭職,以及1989年4月15日因病去世。借用胡德平的悼亡詩來加以形容,就是“四月十五日傍晚,/有幾行稀疏的雨。/在沉默中/為一個沉默了兩年多/終于走向最后沉默的人送行/他的生命/結束在不該結束的時候”。(張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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