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異化與文化自覺

摘要：如果說，都市化進程導致的城市環境惡化、城市問題大量涌現、城市危機不斷加重，是城市人氣削減、人心思散直至城市可能走向衰落的客觀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諧與精神生態的嚴重污染，則是人們對城市產生懷疑、不滿、厭惡甚至怨恨的內在根源。

如果說，都市化進程導致的城市環境惡化、城市問題大量涌現、城市危機不斷加重，是城市人氣削減、人心思散直至城市可能走向衰落的客觀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諧與精神生態的嚴重污染，則是人們對城市產生懷疑、不滿、厭惡甚至怨恨的內在根源。

在中國都市化進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在這個意義上正日益嚴重地威脅著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是急需加以研究并通過制度建設加以疏導和化解的重大問題。 
 2010年以來，城市文化開始成為中國都市化進程面臨的重要節點問題，以城市規劃的“過度化”、城市品牌的“低俗化”與都市主體的“離心化”為標志，文化問題正在成為影響中國都市化進程可持續發展的深層矛盾，這是需要我們重點關注和認真對待的現實挑戰。

城市規劃：“富裕的貧困”與“媒介異化” 

表面上十分繁榮和眾多的規劃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以產業同質競爭、項目重復建設、空間批量生產為主要特征的城市粗放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城市化的現實需要和規劃意識、理念、政策、技術等方面的匱乏，使規劃缺乏和亂規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影響中國城市發展的主要矛盾。特別是“規劃跟著項目走”和“根據投資需要調整和修編”，對很多城市已造成無法挽回的破壞與損失。最大的后遺癥是城市空間形態的同質化和城市經濟功能的批量復制。新世紀以來，在積累了足夠多的經驗教訓并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中國城市的規劃意識不斷得到強化。但受城市綜合素質和發展水平的局限，特別是在實際操作中“換得太快、操之過急”，以“換一屆政府換一張規劃圖”和各種“雷人”規劃的頻繁出臺為代表，中國城市正迅速地由“規劃不足”走向“規劃過度”的另一個極端。

問題在于，盡管城市規劃在爆炸式地增長，但由于在論證、編制、出臺和實施過程中缺乏有效的評估和監管程序，眾多的規劃并沒有引導城市走向理性的增長，反使城市頻繁陷入新一輪的大拆大建中。而規劃的數量越多，更換越頻繁，對原有規劃的否定越徹底，其危害也會同樣呈幾何級數地增長。如成都傾資40億元打造新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園，使原建于2007年的老園僅僅三年就棄之不用。而西安耗資400億元的大明宮遺址公園，尚未開園就面臨著要被拆除的命運。由此帶來一個新的經驗教訓是，不僅規劃不足或不科學會影響城市發展，過度規劃同樣也會影響與干擾城市的健康發展。

與以往無規劃或缺乏規劃的“絕對貧困”不同，當下的“規劃過度”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富裕的貧困”，由于理念太雜、數量太多和相互因襲，表面上十分繁榮和眾多的規劃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以產業同質競爭、項目重復建設、空間批量生產為主要特征的城市粗放發展模式，相反卻使中國城市陷入“恰似暴富兒，頗為用錢苦”的尷尬和困境中。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媒介異化”。

規劃本應是因地制宜和適度超前的統一，這需要認真研究城市發展的現有基礎和資源條件，依據世界和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規律制定相關目標。但在“媒介社會”背景下，原本作為指導城市科學發展綱領的規劃淪為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或信息社會背景下的直觀政績形態。這是各種“雷人”規劃在當下層出不窮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在“媒介異化”中顛倒了目的和手段的關系，不少城市規劃多半屬于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表現在具體的規劃中就是內容上的雷同和相互因襲，除了常見的主題公園、文化產業園區、市民廣場、商業一條街、名勝風景旅游區、城市標志性建筑等，2010年以來最值得關注的是，城市規劃上的內容因襲已由單體城市蔓延到城市群中。如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十二五”規劃中均提出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戰略，但實際上，以央視等媒體頻繁曝光的中國物流業為例，真正影響城市間物質與人口交流的，并不是高速公路、運輸工具等基礎設施和設備，而恰恰是建立在其上的交通運輸管理和服務體系。又如中國主要的城市群都有文化產業戰略規劃。發展文化產業當然是對的，但問題在于，像這種一哄而上、大略相同的文化產業戰略規劃，不僅與“十一五”期間很多城市以集成電路、納米材料、計算機網絡、軟件、石化、汽車、通信等為主要內容的高新技術產業規劃“貌離神合”，同時與城市群的本義——建立區域內合理的層級分工體系及解決單體城市間的惡性競爭——也是背道而馳的，并有可能在文化產業上重蹈高新科技產業的產業同構與同質競爭的覆轍。

“規劃過度”與“內容因襲”正成為影響中國都市化進程和城市發展質量的主要矛盾之一。2010年以來，中國城市行政區劃調整風云突起，不僅上海、天津、重慶、深圳、廈門、沈陽等已正式啟動，不少大中城市因為發展需要也醞釀調整行政區劃，由此可預見“十二五”期間中國城市將出現新一輪的規劃熱。如果說，“百年大計，質量第一”是對一個建筑的要求，那么對于城市空間而言，則可以說“千年大計，規劃第一”。因為規劃一旦完成和實施，一個城市的結構和功能就基本確定，如果不是遭遇大的自然與社會災難就會一直延續下去。中國城市在當下發展的過熱和過快，特別是大城市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和都市問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城市規劃本身的問題直接帶來的，認真研究中國城市規劃存在的問題并以制度建設的方式提升其質量，無疑可為中國城市的科學發展起到重要的調節和引領作用。

城市品牌：靈魂隱匿之后的物欲與肉欲追逐 

不少城市都乞靈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獲得外界的關注與尊敬，從而擺脫內在的焦慮與空虛。標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選的品牌戰略。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在城市史上的反面典型是古代羅馬城，它的突出特點是“在物質建設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會人文中的最壞狀況”。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中國城市不同程度地實現了“物質建設上的最高成就”，但與此同時，城市在社會人文等方面則陷入越來越嚴重的滑坡和危機。在注意到城市形象、識別度等在聚集人氣、提升城市影響力的重要作用之后，很多城市開始競相追求和實施品牌戰略，以改變其物質發達而文化簡陋的現狀。

但正如古人說“百年而可以談禮樂”，城市文化需要長期的積淀和傳承，而不是只要有了錢就可以買來的商品。由于這個深層的問題，在很多城市的品牌戰略與追逐馳騖中，上演的多是一出出暴發戶附庸風雅的鬧劇。

標志性建筑是城市品牌的重要代表。但正如身體長得過快而心理、情感和思想明顯滯后的青少年一樣，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在空間、人口與經濟規模上的迅速擴張，只是獲得了一個龐大的物質軀殼。特別是由于這個過程本身嚴重透支城市的文化資源、惡性損耗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態，因而表面上繁華和強大的城市軀殼包裹的卻是一顆極為孱弱和發育畸形的文化靈魂。中國城市由此在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上日益陷入焦慮與危機中。

為了應對這一矛盾和困境，不少城市都乞靈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獲得外界的關注與尊敬，從而擺脫內在的焦慮與空虛。標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選的品牌戰略。但問題在于，由于在心態上過于焦慮、在情感上過于單純、特別是缺乏獨立的理性思考和判斷力，很多品牌戰略千篇一律地成為雇一個國外設計師以及建一個洋氣十足的建筑物，以為這就可以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對西方設計的崇拜已成中國城市的通病。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近年來新建的標志性建筑大都出自國外設計師之手，盡管其中也有成功之作，但由于意識形態、文化傳統、藝術觀念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更多的則是日益嚴重地“妖化”著中國寶貴的城市空間和形象。因為這種城市品牌戰略在智力與審美水平上，與一個一心追逐LV包的小女孩并無本質差別。

與之相類的還有城市品牌營銷。品牌營銷既需要有豐富深厚的文化資源，更需要有現代的文化創意與設計能力。對中國絕大多數城市而言，前者基本上不成問題，城市品牌建設的主要問題是后者。和粗放增長的中國經濟一樣，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設上也普遍存在著兩大問題：其一是粗制濫造，缺乏創意。媒體曾將之歸納為四種基本模式：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有什么資源，有什么產業，填上就得。二是由蘇杭領隊的“天堂在人間”，使天堂、仙境、伊甸園成了許多城市的標簽。三是以“桂林山水甲天下”主題的山水類口號。四是給做成“東方版”。如以“東方日內瓦”自居的就有石家莊、秦皇島、肇慶、昆明、大理、巢湖、無錫、上海崇明等。其二是“低俗雷人”的營銷術。其中以山東的西門慶文化旅游規劃和江西宜春的城市口號為代表。如果說城市口號缺乏創意和平庸化是由于文化和美學素質偏低，那么，像這種以色相為主題的品牌營銷和形象傳播，則表明一些城市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已喪失最基本的文化底線與尊嚴。在某種意義上，出現這樣的問題并不奇怪，無論是任人打扮的城市標志性建筑，還是以色相誘的城市品牌營銷，它們折射出文化資源豐富但文化靈魂孱弱、文化發展熱情很高但先進文化素質匱乏的中國城市的現實困境與深層矛盾。

文化品牌需要長期經營和積淀，因而多半與老字號聯系在一起，如文明古國、千年傳承、一代代生命的薪火相傳。文化建設最忌諱的就是急功近利。當下出現的這些問題，都可追溯到越來越急躁、越來越急功近利的現代國民性。201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傳統上沒有時間概念的中國人已變成最著急最不耐煩的地球人。如上網最愛快進、評論要搶“沙發”、寄信要特快專遞、拍照要立等可取、出行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磁懸浮和直航、網購要能“秒殺”、創業最好一夜暴富、結婚要有現房現車……這種深層的心理問題自然也蔓延到文化品牌建設上。無論是在地標性建筑設計中的崇洋媚外，還是在城市品牌營銷中不擇手段地玩弄噱頭，都是為了在最短時間內獲取最大的成功，以最小的付出賺取最大的利潤。但由于這從最根本上顛倒了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因而最終使文化品牌成為沒有文化的文化品牌，使文化營銷淪為赤裸裸的物質與欲望狂歡。正如古人說“積德百年而可以言禮樂”，中國城市文化建設也將是一個漫長和曲折的過程，這是特別需要我們及早準備并要有足夠耐心的。

城市文化病：“居之不易”與“身在曹營” 

2010年以來，高房價問題不僅在大都市和中心城市變得越來越嚴重，也開始蔓延向二線城市甚至是中小城市。沒有住房就不可能產生起碼的歸屬感。

柏拉圖曾說，城市最大的災禍“不是派別糾紛，而是人心渙散”。在城市中最可怕的不是不同人群的矛盾和沖突，而是同城異夢或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精神離心運動。以“逃離北、上、廣”和“大城市偽幸福”為代表，2010年的中國城市開始直面這一文化的臨界點。盡管城市仍在高速發展和擴張中，但在城市道路繼續拓寬、新建筑層出不窮、人口大量增加等繁華表象的背后，對城市本身的懷疑、失望、厭惡、憎恨甚至敵視等極端心態與行為也與日俱增。

從現實上看，引發“人心渙散”的主要原因可稱為“居之不易”。近年來，高房價已成為城市首要民生問題。與農村最看重土地、牲畜等生產資料不同，城市人最重要的是住房和工作。2010年以來，高房價問題不僅在大都市和中心城市變得越來越嚴重，也開始蔓延向二線城市甚至是中小城市。沒有住房就不可能產生起碼的歸屬感，如同現代主義文學經常表現的“生活在別處”主題一樣，“城市再好，也是別人的”、“城市好壞與自己無關”甚至對城市本身的辱罵、痛恨和破壞沖動等典型的現代焦慮與荒誕生存，在中國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正日益嚴重。

2011年一篇題為《請讓我來相信你》的文章寫到：懷疑和警惕已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住有樓倒倒、樓脆脆、樓歪歪和樓薄薄；吃要小心假煙、假酒、假雞蛋、假牛奶、地溝油、人造脂肪、美容大米、藥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藥喂肥的甲魚、洗衣粉炸出的油條；行要提防推銷的、碰瓷的和釣魚執法的；上醫院要擔心假藥、無照行醫、過度治療。此外，還要面對假票、假證、假中獎、銀行詐騙、假老虎、假新聞等。物質空間的居之不易和對社會空間的懷疑與警惕，既直接揭示出城市生活環境和精神生態的不斷惡化，也是很多人對城市發展本身日益感到灰心失望的重要原因。

對城市本身是執著還是放棄，在當今已遠非一句“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就可以了斷。在城市中固然存在著很多令人痛苦和糾結的矛盾沖突，但由于只有城市才能為個體提供更廣闊自由的發展空間，“蝸居不易，逃離更不容易”正成為當代人特別痛苦、艱難的生存寫照和真實狀態。從2009年電視劇《蝸居》的熱播開始，“去留”問題日益焦點化。同年12月11日，搜狐文化頻道第90輯“文化重磅”《逃離北上廣》發布。由于矛頭直指中國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該專題一面世立刻引起社會和媒體的廣泛關注，僅當天參與PK、投票的網友就超過了3萬人。在后來參與PK的近6萬名網友中，其中支持“逃離”的竟然高達82%。還有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經濟發達的珠三角一線城市，有部分年收入在5萬至10萬元左右的家庭，正積極準備擺脫大都市的“偽幸福”，去二三線城市追尋真正的幸福。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斷加大的當下，出現這種逆城市化思潮，可以說一點也不奇怪。

然而，知易行難。在城市化已成為世界發展主流的當下，要想把“逃離北上廣”的愿望真正付諸行動同樣是一個過于艱難的決定。一家大型視頻網站的隨機采訪顯示，真正愿意化為行動的只有25%。這完全符合都市化進程中的人口遷移規律。就此而言，是蝸居還是逃離的矛盾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持續存在，每個城市、每個人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心理準備。

“蝸居不易，逃離更不容易”并不是最壞的結果，它表明人與城市的博弈仍在激烈地進行中，人們并未放棄對都市生活的“痛苦的愛”。但這同時也說明我們的城市出現了很大、很嚴重的問題，并有可能逐漸滑向“人心渙散”、人去城空的危險邊界。

如何通過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切實努力，重建“過美好生活”的城市文化本質和功能，是中國城市面臨的最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最需要解決的現實矛盾。

城市異化與文化自覺 

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諧與精神生態的嚴重污染，則是人們對城市產生懷疑、不滿、厭惡甚至怨恨的內在根源。

盡管“規劃過度”、“品牌低俗”和“人心渙散”產生的具體原因各不相同，但在深層上都可歸結為文化問題。按照一般的理解，文化至少包括真、善、美三個層面，如果說“規劃過度”是由于不理解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品牌低俗”是由于喪失了城市精神的基本倫理底線，那么“人心渙散”則是由于曲解了城市的美，而最終背叛了城市發展的真正目的。這三方面相互纏繞導致了人在城市中的異化現實。人們來到城市本是為了過更美好的生活，但在房奴、車奴、卡奴、“月光族”、“路怒族”、“膠囊族”等身上，實際情況卻變成：他在城市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和痛苦；不是找到了自由發展的空間，而是處處受到鉗制和約束；在城市中的一切奮斗不是實現了自我，而是越來越磨損了他最初的熱情和理想。正如中國古人談論國運浮沉時所意識到的，人心的向背同樣也決定著城市的存亡與興衰。由此可知，現代城市社會的解體與危機，根源就在于文化靈魂的隱匿；要拯救當今正在沉溺的城市精神，首先要拯救的是城市文化。

如果說，都市化進程導致的城市環境惡化、城市問題大量涌現、城市危機不斷加重，是城市人氣削減、人心思散直至城市可能走向衰落的客觀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諧與精神生態的嚴重污染，則是人們對城市產生懷疑、不滿、厭惡甚至怨恨的內在根源。在中國都市化進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在這個意義上正日益嚴重地威脅著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是急需加以研究并通過制度建設加以疏導和化解的重大問題。

當然也要看到希望，一方面，城市的現實困境極大地刺激了人們對生活質量的關注。以一年一度的城市排行榜為代表，2010年，一個微妙的變化是對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質量的關注取代了以競爭力、GDP排名、總部經濟、投資潛力、百強等硬實力排行榜。盡管這主要是中國城市化“倒逼”的結果，但對療救在經濟發展中被惡性損耗的城市文化機能無疑是一方良劑。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已開始出現新的文化覺悟，如2005年最先提出建設宜居城市戰略目標的首都北京，如2007年明確提出建設文化大都市的上海，都把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軟實力建設作為城市發展的重大戰略目標。這對于化解當代人與城市之間日益嚴重的離異感或流浪感，集聚離散的人心和逐漸冷卻的人氣，把城市建設為中華民族的當代家園，無疑是一種可貴的精神覺醒。目前的關鍵在于，如何在城市文化功能嚴重萎縮的當下，通過切實有效的工作把文化建設扎扎實實地推進下去，為中國都市化進程的“軟著陸”提供良好的環境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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