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文化自覺”研討會紀要

烏有之鄉“文化自覺”研討會紀要

烏有之鄉“文化自覺”研討會于2011年6月18日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各地及在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研究機構及“四月傳媒”“名博沙龍”等體制內外學者、工、農、商、學的知識分子及投稿作者及年輕學子近五十人自費參加了研討。研討會自5月10日征文起，收到全國投稿七十余篇，以全文或以摘要形式收錄入會議論文集四十余篇，論文集計35萬字。

“文化自覺”研討會組織者表示：“文化自覺，攸關民族存亡。中華騰飛，世界和平，依靠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惟愿更多的人能反思隨處可見的危機和困境，能猛醒過來，行動起來，找回屬于自己的安寧的精神家園，進而成為站起來了的人。我們搭建發言的平臺，愿合眾人之力，為傳承優秀中華文化，為振興中華，并造福于人類盡微薄之力。期待后續深入廣泛的討論。”研討以加深對云杉文章《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認識為切入點，采取開放式討論，圍繞著如何理解“文化自覺”、為什么要實現“文化自覺”，以及如何實現“文化自覺”的中心，展開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等方面的探討。

研討會征文得到了毛澤東思想旗幟網、四月網、大漢網編輯人員的協助。研討會由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研究生及其他志愿者承擔了研討會大量的編輯、組織及會務工作。會議上由巫若枝博士首先介紹了會議組織情況及來賓，協辦方點石金校代表薛云博士致賀詞，上、下場分別由徐亮老師和陳人江老師擔任主持人。會議發言踴躍，就文化自覺的定義及其背景、普世價值、文化領導權、文化標準、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等展開熱烈討論，不同程度上增進了與會者對“文化自覺”的思考和認識。

一、 “文化自覺”的界定與認識

在何謂文化及文化自覺的問題上，巫若枝認為，“文化”定義各異，研討會文集的不同作者在不同的含義上使用“文化”二字，交流時有必要先做出界定，以避免誤解，做到有的放矢；“文化自覺”的背景是中國遭受西方文化的大肆滲透，今天討論“文化自覺”需要反思的是整套西方文化及思維的不足，討論時宜有意識避免掉入西方二元對立思維的陷阱，反思基于西方思維之上的學術概念對我們認識事物時造成的割裂。“文化自覺”意味著系統性地反觀整個社會生活。“文化自覺”中的文化宜做廣義理解，包含了世界觀、方法論，及基于以上基礎衍生的政治、經濟、文藝乃至日常生活等具有系統性的“活法”，尤其是指稱中華傳統文化時，由于中華文化所具有的整體性的特點，不局限于狹義的觀念形態的文化概念，不拿西方的概念話語自我打架。

針對文化概念使用的多元現象，社科院學者陳人江認為，文化概念有模糊化的傾向，要注意不把文化、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和黨的政策混在一起，有必要區分當前的社會危機究竟是文化的沒落還是意識形態的危機，此外，必須跳出文化來談文化危機，否則會陷入文化決定論。

社科院學者龔云認為，應對“文化自覺”做細致深入的追問，必須弄清楚若干基本問題：文化根源在何處？文化危機的根源又在何處？我們共產黨擁有什么文化？毛主席對斯諾說，為什么農民在歷史沒有被寫上去，難倒僅僅是因為農民不識字嗎？何謂傳統？文化自覺的主體是誰？文化靠誰自強？傳統是動態的，不要成為文化決定論者。對文化要有正確的認知，必須把我們傳統包括革命傳統理清楚，把真正的紅色文化歷史梳理清楚。文化自強光靠讀書人不行，因為文化的主體是人民大眾。

農民知識分子凜然認為，文化與國家的實踐聯系在一起。談文化不能離開階級性，必須密切聯系國家的思想斗爭；談文化自覺，必須與收回“失地”聯系在一起。有與會者董建提出，文化是什么，太空。但就是一句話，文化離不開生活、吃飯、治病。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就是因為關注吃飯問題，才關注轉基因及其背后的種種思想、政治問題。

二、為何文化自覺——重要性與緊迫性

在談到文化自覺的緊迫性時，社科院學者金元卿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面臨嚴峻的文化安全問題：弱勢國家普遍遭受了強勢國家文化的滲透，可以表現為幾個方面。一個是，媒介霸權也即話語霸權，不管是學術界還是黨的政策，乃至媒體都被話語霸權控制了；另一個是文化殖民。以普世價值為突破口，對中國進行滲透，更借助奧運會“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達到高峰。實際上，當前利益格局下的世界要擁有“同一個夢想”，自身就是夢想。“我家大門常打開”本身就很成問題。因此談文化自覺，首先要意識到我們處在一個什么樣的氛圍之中。國內的“普世價值”是被叫停了，但西方的“普世價值”滲透沒有停止。奧巴馬更是明確提出，要以普世價值滲透中國。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在西方民主基金會運作下，我們中國文化遭遇了什么？一個明顯的情況是，西方一些政治勢力，勾結國內某些勢力大肆污蔑毛主席。所謂《紅太陽升起來》，所謂某私人醫生的回憶錄等等，都是西方勢力有組織資助出版的。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政治經濟學日益被邊緣化，西方經濟學成了主流，占據了中國大學平臺。大學存在嚴重的文化導向問題。已有意識形態調研顯示，現在中國周邊有三十多個電臺，一百多個頻率24小時對中國公民灌輸喧囂的歷史虛無主義，乃至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濫用話語權等等，都是需要特別注意的。然而，我們黨和政府，我們的教育系統與傳媒，都做了什么抵御？種種現象表明，在西方文化有組織的滲透下，我們的抵御意識及能力極其弱化，文化自覺的緊迫性不言而喻。有與會者指出一個現象作為補充例證：美國媒體對中國大地涌現的紅歌熱表現了特別的反感。有與會者認為，我們在這里開會討論“文化自覺”“文化自強”，根本在于如何回應西方殖民文化的入侵和挑戰。

國學學者曾維范指出，以西方整套政治經濟文化作為中國未來的標準的普世價值根源于趙紫陽。當時“第三次浪潮”的報告，就已宣稱不懂電腦和英語的，將成為文盲，將英語提到比漢語高的地位。以至于現在央行開會都必須使用英語。

學者孫錫良的《熱戰時代——五大圍剿》之宗教篇也被收入本次研討會，該文指出當前中國面臨著西方列強的五大圍剿，其中最嚴峻、最應該受到高度重視的挑戰是基督教、消費文化滲透的宗教、文化圍剿。

學者徐亮認為，嚴峻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現在缺乏自己強有力的話語權，而這與對中國崛起的理解有關。中國崛起很重要的部分是思想上的崛起，精神上的崛起，文化上的崛起，但現在中國只成為世界大的經濟實體，在精神文化上缺乏自己的優勢。而實際上這在50年代已經完成了，那就是毛主義的崛起。在那個年代里，毛澤東語錄在全球的發行量超過了圣經。隨著毛主義思想崛起的，是中國60年代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崛起。中國共產黨執政最開始的合法性來自于為老百姓打天下，為人民服務；改開后執政的合法性很大程度倚重于經濟的增長，而第三種合法性的主張，則是與西方接軌，取得美國包括西方的通行證，雖然歷史和現實已證明這將把中華民族推向死路，但這種主張已形成當前國內一股不小的勢力。現在重慶則出現了另一種獲得執政合法性的模式，即百姓民生模式，通過打黑及改善民生等措施獲得人民的支持。為了應對并抵制全盤西化的勢力，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覺”尤為迫切。

學者高粱指出，國內從二十年前開始至今，思想輿論相當混亂。現在有的人公然宣揚毛澤東不如蔣介石，而蔣介石又不如袁世凱。這種種論調，已經不是簡單的學術問題，而是思想戰爭問題。我們在學術問題上要虛心，另一個務必要看清現在思想斗爭形勢的嚴峻。

學者田文林認為，最近幾年熱捧的幾部片子，包括《建國大業》，《南京、南京》等影片，只是片面地渲染民主革命黨人乃至蔣介石領導下國民黨的作用，對共產黨及參與革命的老百姓所給的鏡頭則少得可憐。文藝界思想歷史虛無主義的情況有目共睹，文藝戰線的思想斗爭形勢嚴峻。

清華教授武元子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社會普遍的焦慮和不安，如抑郁癥乃至自殺等，而這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文化的缺位，對云杉“三自”文章提出的文化與人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有密切關系深有感觸。農民知識分子毛偉指出，現在許多農民工、大學生蟻族乃至城市白領，處于找不到精神家園，找不到根的流浪狀態。退學大學生“秦蘇王瑞”說，他由于反感原所讀高校里彌漫的片面西化氣氛，乃至師生汲汲于個人名利的亂象，感覺學不到什么好東西而退學。

學者秋石客指出，可以透過世界史看文化自覺的重要性。歐洲歷史上決定誰勝誰負的，靠的不是槍炮，而是文化之勝。毛澤東時代之所以能引起全世界的景仰，靠的也是文化的自覺，比如改造傳統的樣板戲就達到了藝術的高峰。

學者郭松民認為，從歷史上看，中國是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被卷入到西方的體系中的。近代以來，主要是要解決如何在西方的體系中站住腳的問題，毛澤東時代已完成了這個任務。但西方體系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制造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另外，中國存在一個很不利的狀況：現代大學是從西方舶來的，中國主流知識分子，先天性的帶有一種殖民化的特點，有的人覺悟到了，有的人沒有覺悟到。因此，要改造這一不合理的體系，必須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另外，從歷史經驗看，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由主義的大肆入侵可能造成民族分裂。中國文化是長期一個大一統的文化傳統。在魏晉南北朝存在分裂，如果找文化的原因，可能與佛教的傳入有關。直到佛教的中國化完成了直到禪宗結束了這種局面。

三、文化自覺覺什么？如何實現文化自覺？

在“文化自覺”覺什么及如何實現文化自覺的問題上，曾維范認為，實現文化自覺必須再次回溯五千年的中華傳統，而不局限于90年的傳統。中國文化與其他各古老文明不相同的是，生生不息。中國革命的勝利，實質上是文化的勝利。比如“三灣改編”，就是中國紅軍得以節節勝利的根本保障，根本就在于毛主席制定的八大紀律：如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可以說，沒有三灣改編，很可能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后來的勝利。而這一內容，直接來自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來自于馬克思主義。抗戰的勝利許多人只看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實質上文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錢穆先生在抗戰時就曾斷定中國能贏的，是靠自己的文化。中國共產黨許多優秀的傳統，乃至現在提出的和諧社會等等詞匯都來自于古代。如果要實現文化自覺，需要從歷史吸取營養，來獲得經驗。高粱認為，中華文化自覺、繼承傳統這件事，毛主席已經做出過精辟結論：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與會者“為聽風雨通三統”認為，學習毛主席將“支部建在連上”，將是實現民族文化自覺的重要出路。孫中山那一批知識分子已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偏頗，試圖從中國的文化出發，糾偏西方文化。而毛澤東的偉大貢獻在于，主張人人都有良知——這是源于王陽明的致良知的學說，于是將“支部建在連上”，建立起意識形態組織對行政體系的控制，用一種主義直接深入到中國社會的最基層，完成了思想的啟蒙。只要找到了這一條道路，就有希望切入普通人關心的問題，糾正西方文明的錯誤。如果能實現這個變革，不僅對中國的未來，對人類的前途也將是重大的貢獻。

郭松民認為，要實現文化自覺的關鍵是文化的領導權問題，能否牢牢掌握文化領導權，關系到國家民族的命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有一本上海的教科書，把西方的侵略描述為文化傳播的歷史，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習近平盡管只在上海任職時間很短，但就在這短短的幾個月里把這本書廢掉了。這個舉動，表明了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性。另一個例子是蘇聯的解體，有人認為蘇聯是被拖垮了，但實際上主要原因是文化領導權的喪失。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領導集團，從內心里認為資本主義是更好的制度，導致了歷史的虛無。現在中國的文化精英、經濟精英嚴重存在這樣的問題，包括茅于軾這樣的，都是對中國革命全盤否定的。把中國共產黨污蔑成有前科的形象，目的就在于搶奪文化領導權。說到這里，可以談談建國初期的文化斗爭。許多人對毛主席發動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很不理解。我們可以透過一個例子來看。仔細分析電影《霓虹下的哨兵》，可以看到黨一個階級在軍事上政治上處于勝利的狀態，而文化處于防御狀態的歷史真實。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社會主義文化是防御性的新文化，是很弱小的文化，沒能完全替代燈紅酒綠的舊文化。也因此，建國以后文化領域是處于戒嚴的狀態，這是與社會主義新文化始終比較弱小有關的。說到底，要實現文化自覺，關鍵環節還是領導權問題，是文化斗爭問題。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是容易完成的，最重要的是要靠文化革命的勝利。而文化革命的完成是很不容易的。

金元卿建議，中國要實現文化自覺、自信、自強，特別需要確立中國文化標準權，否則我們只能總是由西方人來判斷我們的文化產品。有與會者提出，共產黨需要把歷史的解釋權拿過來的。

有龔云等多位與會者認為，文化自覺要覺的就是社會主義文化，就是紅色文化，毛澤東思想。要實現文化自覺，就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明確文化為誰服務的問題，唱紅歌，傳播紅色文化。“四月網”編輯李玉橋認為，文化自覺的目標要明確，要能讓我們的社會和公眾自覺維護我們的文化。我們要弘揚紅色文化，要保持紅色文化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必須注意時代條件變了，要不斷創新文藝形式，通過多種形式展開。

凜然認為，現在西方的科學是二元論基礎的，中國文化則是整體思維，整體科學的。而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共產主義必需依靠整體科學，因此共產主義的復興希望在中國。

陳人江認為，俄羅斯社會出現危機時，左翼也習慣于求助于民族文化。要分清當前危機的出現，是因為文化的沒落，還是意識形態的危機引起的。毛澤東本人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如果將毛澤東思想定義為民族文化，讓其他國家的毛主義者情何以堪。

到延安實地考察的退休干部王二路認為，延安文化建設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的典范。文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造的最為寶貴的三大運動之一。延安時期的文化運動，無論對黨對軍隊，對抗戰的勝利，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從中可以看出，文化自覺最重要的是實現大眾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化自覺，要有激揚奮發的主旋律。

學者劉海波認為，當前中國政界、學術界的被殖民狀態，很大程度來自于美國的中國學，從西方人的視角出發看待事物的方式，東方成為他者，這被稱為“東方主義”。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做好反思，吸取教訓，尤其是接軌派都要接受教訓，中國只能走自己的道路，確立中國主體性。對于國內左派來說，也要明確馬克思主義只是知識上的資源，而不是全部真理，更不能替代我們自己獨立的思考。

國學學者劉浩峰認為，中華文化實際有七千年的歷史，文化自覺要復興的是天道文化，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宇宙萬事萬物，都是按照邏輯性規律論述的，這就是太極模型，這是一個一體多元的包容性的文化。自覺之后，要覺眾生的心。自覺還要覺他，毛主席是行菩薩道，共產黨也因此負有重大的文化使命。西方人靠他們的形式邏輯和哲學排斥我們，我們的文化要真正自強，就要在學術上戰勝他們，他們有的我們有，我們有的他們沒有。

學者楊帆者認為，文化問題不能空談，需要有社會變遷和意識形態斗爭的視角。當前唱紅歌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要注意分寸。當前的思想斗爭，要集中打擊的是中國式的瓜分權力與資本的新自由主義，而不是所有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一支也是反對權力瓜分的。要超越左右之分。真正做到理論斗爭的勝利，就要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下都能結合得上，現在理論水平還不夠，要切實提高理論水平。

學者張宏良認為，烏有之鄉發起文化自覺的研討，大家聚集一堂討論文化自覺，本身就是自覺的標志。學西方的文化，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中國已經意識到開始走不通，走不動了，我們感覺還是要走自己的路，這就是文化自覺，就是民族復興。現在都需要有新的文化領導權。中華民族的復興，是趕上了一個偉大的復興時代。我們討論文化自覺，必須致力于給人類提供新文化，是人類自我更新文化的方式。歐洲當時的精神文化適合當時社會的發展，競爭文化是適合的，誰是狼，誰就是強者，能使資源使用達到了最大化。但資本主義走過頭了，把人獸性化了，整個社會獸性化了，制造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危機。人們感到西方文化是有問題。于是人們轉向了東方文化。東方文化的確內核合理性比較高。

此外，與會者還就中西文化的比較、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國學等其他問題做了交流。（紀要未經與會者審閱；烏有之鄉特約通訊員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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