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偉：與三批法國記者談重慶“唱紅”、“打黑”

蘇偉：與三批法國記者談重慶“唱紅”、“打黑”

最近，法新社北京分社記者瑪麗娜、博思天（2011年6月1日），法國《費加羅報》首席記者海風（6月17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駐京記者拉嘉德、《世界報》駐華記者布里斯（6月18日）等，分別就重慶發展、尤其是“唱紅”、“打黑”問題采訪了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蘇偉將重點問答內容集中整理如下，供參考，請批評。

問題集錦：

——什么是“唱紅”？

——重慶為什么要“唱紅”？

——重慶的“唱紅”與“打黑”是什么關系？

——有北京教授認為重慶“打黑”沒有依法辦事，是中國法制退步，你怎么看？

——重慶“唱紅”是在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嗎？

——重慶“唱紅”是“左”傾嗎？

——怎樣看待重慶“唱紅”倡導者的個人動機？

正文

——記者：什么是“唱紅”？

蘇偉：“唱紅”，是 “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的簡稱，是重慶從2008年開始興起的大規模群眾性文化活動，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活動。

唱紅歌，重慶第一批推薦了45首紅歌。你們知道中國共產黨今年90歲了，正好3個階段、3個30年。第一個30年、革命階段的紅歌，重慶選了17首，包括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歌，包括我們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戰歌，如《游擊隊歌》、《保衛黃河》、《太行山上》、《抗大校歌》等，也包括歌頌領導中國得到了獨立、解放和民主的共產黨的歌曲，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東方紅》，還包括歌頌我們重慶的紅巖英烈的歌曲——《紅梅贊》。

第二個30年、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紅歌，重慶選了10首，包括《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咱們工人有力量》、《學習雷鋒好榜樣》、《讓我們蕩起雙槳》和被譽為“第二國歌”的《歌唱祖國》等。

第三個30年、改革開放以后階段的紅歌，重慶選了18首，包括歌頌祖國的《我愛你中國》、《我和我的祖國》等，包括歌頌改革開放的《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也包括歌頌人民群眾生活和愛情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說句心里話》、《十五的月亮》等，還包括熱愛家鄉、熱愛和平的歌曲，如《大海啊故鄉》、《長江之歌》和《難忘今宵》、《同一首歌》等。

記者：第二個30年的歌為什么比較少？

蘇偉：期間有中國共產黨犯錯誤的“文化大革命”10年，那些調子“左”的歌不是“紅歌”，而是“紫歌”——紅得發紫的歌，重慶都拒之門外了。

唱紅歌，要求黨員、干部帶頭，但主要是動員廣大群眾來唱。

讀經典，則主要是要求黨員、干部和學生、知識分子，來讀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典。重慶從2008年12起，每月出一輯“口袋書”，叫《讀點經典》，主要是詩詞佳作、散文精粹，兩小時就能看完。我隨手翻開第3輯，你們看目錄，既有中國孔子、孟子的語錄，又有馬列主義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中共領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語錄；既有鄒忌講“人貴有自知之明”的《諷齊王納諫》，有諸葛亮講“靜以修身，儉以養德”的《誡子書》，也有美國老總統林肯講“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在葛底斯堡國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禮上的演講》，等等。

講故事，可以說是重慶“因循不守舊”的一個表現：因循，就是尊重重慶城鎮老百姓喜歡坐茶館、聽說書，農村老百姓喜歡“坐院壩、擺龍門陣”，就是講故事的老傳統；不守舊，就是不再講“老演義”，而是講“新故事”。重慶廣泛發動群眾，自己來把中外革命的傳奇、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傳奇、中外道德模范的傳奇、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傳奇、中外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軍事家等等的傳奇、乃至天文地理人文等等的傳奇，等等等等，都編成故事，來講給群眾聽。

傳箴言，就是用現代傳播手段——手機短信——來傳播經典格言。我們重慶人、四川人很幽默，喜歡說、喜歡聽有弦外之音的“格言”，例如鄧小平就愛講“發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等等。在“傳箴言”活動的啟動儀式上，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親自發送了第一條箴言：“我很喜歡毛主席的幾句話：‘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人是需要有點精神的’，這些話很精干，很實在，也很提氣?！边@條“紅色短信”，被重慶人民、全中國人民不斷轉發，早已超過1600萬次（法國記者咋舌問“多少次”？蘇回答：相當于四分之一的法國人次）。

——記者：重慶為什么要“唱紅”？

蘇偉：中共中央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要求“唱響祖國好、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這是廣義的“唱紅”，全中國一直都在“常規”地唱。而狹義的“唱紅”，即大規模的群眾性“唱讀講傳”，卻是重慶的創造。說來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2008年的“六一”兒童節，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到重慶巴蜀小學慰問學生，看了孩子們的文藝演出后問大家：會不會唱國歌、會不會唱《歌唱祖國》？同學們搖頭答“不會”。這是個大問題??！如果你們法國的孩子們不會唱《馬賽曲》，你們的領導人會怎么想？

記者：我們的總統薩科齊發現有的球員在奏國歌的時候不會唱，也著急，要求要唱。但老百姓確實也很少唱《馬賽曲》了。

蘇偉：你們法國早就實現現代化了，可以輕歌曼舞了。而中國正在“爬坡上坎”，攀登現代化的高峰，需要的是鼓勁“加油”的精神食糧。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唐朝，開國之初唱的是沖鋒陷陣的《秦王破陣樂》，幾代以后唱的是靡靡之音《霓裳羽衣曲》，結果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昔日繁華的城市長滿了衰草。中國革命后也有幾代人了，尤其是現在中國嬌生慣養的獨生孩子們，能不能擔當起中國在2049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重擔，就看怎么教育，包括給他們聽什么樣的歌曲了。所以薄熙來當時就對對陪同領導講：一個民族要強盛，培養年輕人昂揚、健康的精氣神很重要。孩子們光念書還不行，最后可能學成個書呆子；哼唱些軟綿綿的曲子，也難有奮發求學的精氣神。他要求每個孩子至少會唱10首催人奮進的歌曲。紅歌就這樣從小學生中唱起來了。之后，又從孩子們擴大到全重慶的老百姓，市里發布了《關于廣泛開展紅色經典歌曲傳唱活動的意見》，要求各個單位都要組織群眾唱紅歌，報紙要刊載紅歌，電視臺和電臺要播放紅歌，還組織“教歌小分隊”，教群眾唱紅歌。而紅歌都是歷史積淀下來、經久不衰的優秀歌曲，群眾是越唱越會越想唱，就唱開了。

你看，從一個“兒童節”的小插曲，變成了紅歌大合唱，是不是應了一句經典名言：“必然性以偶然性為自己開辟道路”呢？

記者：原來“唱紅”是唱紅歌開頭的。

蘇偉：對。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也可以說是唱紅歌的“錦上添花”，有著相似的原因，都反映著“偶然”背后的“必然”。這個“必然”，就是要解決一首歷史謎題，一道你們西方人解了300年，我們中國人也解了30年，但都還沒有解透的謎題——怎樣使“魚與熊掌”兼得，就是既要發展市場經濟，同時又要道德高尚？這就是市場經濟理論的老祖宗亞當·斯密留下的“斯密之謎”。這一輪源自美國，但把你們歐洲搞得更慘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就是解這道謎題再一次失敗，讓史無前例的金融市場機制與從市場機制產生的史無前例的貪婪相結合，而釀成的惡果嗎？

中國改革開放，也搞市場經濟，當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取得了偉大的成績，要堅定不移地搞下去，這一手要硬，不能軟，但是，盡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也是會產生貨幣拜物教的市場經濟?。∪绾纹平狻八姑苤i”？這是歷史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一大考驗。如果階段性地破解成功，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功在望，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成功在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功在望。反之，不但上述“在望”的東西將徹底無望，還可能導致又一場“國破山河在”那樣的歷史災難！

改革開放30年來，容易“硬”的一手，即用市場經濟來發展經濟的這一手，我們已經掌握，但容易“軟”的一手，即怎樣使精神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硬起來”這一手，我們還沒有真正掌握。重慶的“唱紅”，從更高的歷史視野來看，實際上是中國解決這一歷史謎題的“破題”之舉。

——記者：重慶的“唱紅”與“打黑”是什么關系？“唱紅”能解決黑社會和腐敗問題嗎？

蘇偉：重慶的黑社會，確實一度曾相當猖獗，原因之一是我們的腐敗現象一度比較嚴重，黑社會在政府尤其是強力部門中找到了不少腐敗分子做“保護傘”。而重慶為什么會出前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后來又做了司法局長的大保護傘文強這類干部，多少年來還一直受重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的業務能力、工作能力還是很強的。由于過去“紅唱”不夠，片面“唱能”，就是用干部只看才能不看品德，致使中國社會不但公德“滑坡”，而且“官德”也“滑坡”。如果說社會上有一部分人笑貧不笑娼的話，那么官場上有一部分干部就是笑貧不笑腐。這種人太容易成為黑社會的保護傘了。

記者：“唱紅”能夠打黑、反腐？

蘇偉：“唱紅”不可能治本，但可以起到“保健藥”的作用。我們的民主法制建設尚不能一蹴而就，當前肅貪主要靠官員中的“青天”主導，依靠群眾，運用現有的法制資源來進行。所以在現象上，反腐斗爭就表現為“青天”與“保護傘”的斗爭。重慶把打黑和肅貪聯系起來，這一招是重慶的真招，不僅有效打擊了黑社會，也整肅了重慶官場，再加上“唱紅”，使重慶官場風氣為之一變。

這些戰果如何鞏固呢？如果以前那個官場環境在，打一茬長一茬。只有又打黑又“唱紅”，法治加德治，才能治本，改變官場生態環境和社會生態環境。干部唱，老百姓也唱，唱的是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唱的是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傳統。這種濃厚的紅歌氛圍，對官員就是一種提醒，就是一種熏陶。中國有句古話叫“近朱者赤”嘛。只要官風清廉，黑社會哪能成勢、何足道哉？

——記者：有北京教授認為重慶打黑沒有依法辦事，是中國法制退步，你怎么看？

蘇偉：首先請問什么是“法制”？因為法制是以民主為基礎的。不同類型的民主，就會有不同類型的法制。而且這個問題同你們法國人討論，最有意思。說來法蘭西民族真是偉大?。阂詤^區五、六千萬人，竟然貢獻出全世界最偉大的兩大政治文明“模式”——一個就是洛克—孟德斯鳩創議的“三權分立”，另一個就是巴黎公社創立的“議行合一”?！叭龣喾至ⅰ蹦Ｊ綖槲鞣絿彝ㄓ茫⑾蛉澜缤菩小！白h行合一”模式在你們西方被扼殺了，因為它的“真正秘密，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后的第三天發表的名著《法蘭西內戰》中的名言。你們知道吧？（《世界報》駐華記者布里斯舉起茶杯“祝酒”：“為巴黎公社干杯”！）

蘇偉：盡管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但正如馬克思所說，“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而公社最主要的原則之一，就是“人民民主”。而“議行合一”，則是“人民民主”的高級表現形式。它將來一定會取代“三權分立”，成為世界主流政治形式的。經過馬克思主義的總結概括，“人民民主”，早就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原則。中國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的政治文明形態，當然是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雖然現在還不是“議行合一”，而是“議行分工”，還有“議”、“行”與司法的分工，但絕不是西方的“三權分立”。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議”、“行”與司法分工，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奉行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相統一的原則。

我們重慶打黑，就是在社會主義民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法制行為，它既獲得了顯著的戰果，又獲得了人民群眾廣泛的擁護和支持，但也確實引來極少數人的質疑和指責。這些人，有的是重慶“打黑”觸動了的特殊利益集團，更多的，則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基礎上，以“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有色眼鏡”，來看待重慶打黑，而得出的結論。

記者：有不同的民主和不同的法制嗎？

蘇偉：我不否認，民主和法制，有共同的內容，但不同類型的民主和法制，確有不同的原則和特點。中國不是在討論“普世價值”嗎？有人說“民主”、“法制”是普世價值，這是對的，但也是沒有意義的，就如同說“吃飯、喝酒是普世價值”一樣。但如果有人說“吃飯”就是吃法國大餐、“喝酒”就是喝法國香檳，進而說吃法國大餐、喝法國香檳就是“普世價值”，這就荒謬了。因為吃重慶火鍋等中國大餐也是“吃飯”，喝貴州茅臺也是“喝酒”啊。北京批評重慶“打黑”最激烈的教授，正是把吃法國大餐當成“吃飯”的普世價值，把喝法國香檳當成“喝酒”的普世價值的人，一看重慶人吃的是“火鍋”，就指責“程序違法”，怎么沒用刀叉，用了筷子??！怎么沒有吃了冷盤再吃熱菜，而是一鍋煮??！他們指責重慶（其實是全中國）不是法院獨立辦案，而是黨的政法委員會領導公檢法部門辦案，所以是“人潔”不是“法治”。這同指責重慶人吃飯時沒有鋪一張桌布，在上面一碟碟地吃西餐，而是架一爐火，在上面一口鍋里“亂煮亂撈”地吃火鍋，就不是“吃飯”，是一樣的邏輯。可是，如果不架口火鍋來煮，能叫“重慶火鍋”嗎？沒有共產黨對公檢法的領導（通過政法委來具體執行），還叫社會主義法制嗎？換一個比喻講，只承認“三權分立”基礎上的法制的人，相當于只承認“菠蘿是水果”，而不承認“菠蘿蜜也是水果”的人，都犯了把某一種水果等同于“水果”的邏輯錯誤。

暫時離開邏輯，從道德上講，這些人比“不可語冰焉”的“夏蟲”還不如?！跋南x”是夏初出生，只能活三個月的蟲，不可能見到冰，所以你給它講什么是冰，就如同對牛彈琴一樣，它搞不懂的?？墒?，一些“蟲”活得長久，明明看到“冰”，就是不承認，這就有立場和特殊利益問題了。

記者：您說的特殊利益是什么意思？

蘇偉：我舉例說明。重慶一個涉黑頭目請一個律師辯護，該律師開始要律師費并不多，10萬，成交后，律師說你罪重可能是死刑，我得找些法學名家開會論證能否有生路，需要20萬。頭目親屬給了，律師用這筆錢找了幾個一流法學家開會，法學家們真的找到了頭目可以不死的“路徑”。律師又要20萬，說要進一步論證，家屬看到頭目免死的希望，就又給了。一共50萬了?？墒锹蓭熢俅伍_口要100萬，說是要將“原則”變為“具體方案，才能“撈人”出來。家屬擔心律師一步步撈光家財，于是主動報案。我們才知道極少數的“黑律師”有多黑。由此案例可知，部分律師、部分法學家等，確實形成了一個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專門尋找法律條款與實際執法之間必然存在的矛盾和“空子”，來鉆空子“撈錢”。我們知道，法律條款永遠都是抽象，都是一般，都是理論，而實際執法永遠都是具體，都是特殊，都是實踐，而抽象與具體、一般與特殊、理論與實踐永遠都是有差別的，所以，無論法律條款和程序多么細致，它們之間永遠都會有矛盾、有“空子”；若法律設計路徑有誤，則法律條款和程序越細致、越繁雜，繁雜得老百姓搞不懂，則越有錢的犯罪嫌疑人和特殊利益集團越可能成功——美國大球星辛普森的辯護集團，不就是這樣成功的嗎？

記者：辛普森的案子非常轟動。

蘇偉：更令人擔心的是，這樣一個個特殊利益集團，如果與黑社會勾結起來，那多恐怖！試想，以共產黨之堅強的組織領導、之嚴格的紀律約束、之持續的黨性鍛煉和反腐教育、之專門的反腐機構、之有力的反腐行動，都還不斷出現重慶的文強這類腐敗分子和“保護傘”，那么，僅靠軟性的行業自律的各類社會中介組織，尤其是一盤散沙的知識分子（盡管知識分子中有良心、講操守的不少），被黑社會所收買、所“搞定”，對黑社會來說真是“小菜一碟”。所以，在中國，離開了共產黨的領導，侈談什么法制、什么反腐、什么打黑，其結果，要不就會是趙括式的紙上談兵，釀成歷史性的災難（造成40萬趙兵戰敗被活埋），要不就會是汪偽式的“曲線救國”（與日寇同流合污）。所以，正如重慶打黑的實踐所證實的一樣，在中國，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才能有效地遏制腐敗，遏制黑社會。

——記者：重慶“唱紅”是在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嗎？

蘇偉：中國共產黨只有一面黨旗，就是有著鐮刀鐵錘的紅旗。1921年中共成立時，就在這面旗上寫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45年中共七大，又在這面旗上寫上了“毛澤東思想”；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在這面旗上寫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今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分不開的。重慶市委作為中共一個地方黨委，“唱紅”，不可能只舉毛澤東思想的旗，舉的就是包含了一脈相承的三大指導思想的黨旗。

一些人對重慶“唱紅”不了解，有的人又在別有用心地負面宣傳，說重慶“唱紅”就是唱《東方紅》，是只舉毛澤東的旗幟。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東方紅》確實是首毛澤東的頌歌，但同時也是共產黨的頌歌啊。一開始我不是介紹了，重慶第一批的紅歌，就既有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歌曲，又有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領導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歌曲嗎？這是重慶高舉黨旗的一個注腳。

記者：重慶“唱紅”歌頌毛澤東是事實。

蘇偉：當然，重慶“唱紅”，確實也在歌頌毛澤東。這與不大愿意，或不好意思歌頌毛澤東的中國一些地方比較起來，確實比較令人矚目。對此，我想指出一個事實，就是中國、西方都有少數人，一直在妖魔化毛澤東，實際上是在妖魔化中國共產黨——你是黑老大了，你手下的一幫人，7000多萬黨員，又怎么樣，不都是黑社會嗎？其用心，何其毒也！妖魔化毛澤東的手法，一是從道德上造謠污蔑，二是從理論上“以點代面”，例如把毛澤東思想就歸結為“階級斗爭理論”。其實是毛澤東最恨階級壓迫，為了消滅階級壓迫才搞階級斗爭，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中國，就象你們法國人在1789年搞階級斗爭，后來砍了路易十六國王的頭，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法國一樣，都是對的。當然后來毛澤東反對局部存在的、欺壓群眾的官僚主義時，反過了頭，用階級斗爭、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來反，這是犯了錯誤，但其目的和初衷都是有歷史意義和世界影響的啊，要不然你們法國的大思想家薩特怎么也在當時戴上紅袖套，掀起“五月風暴”來造官僚主義的反呢？

記者：難道毛澤東也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嗎？

蘇偉：毛澤東不但是一個以追求人民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為己任的高尚的人，他還是一個比世界和平主義偉大得多的“世界太平主義”者。1935年，毛澤東在長征路上看到“橫空出世”的莽莽昆侖山，詩興和“太平世界”的“普世價值”情懷同時大發，于是寫了一首句詩，幻想自己成為頂天立地的巨人，用巨大無比的神劍，把昆侖山斬為三截，一截送給你們歐洲，另一截送給美洲，第三截，他本來寫的是留給中國自己，可是想到還有日本人民吶——須知那是在日寇已侵占我國東北、華北，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毛澤東和共產黨已誓死抗日的時候??！于是他后來改寫“一截留中國”為“一截留東國”，還特別注明“忘記日本人民是不對的”，然后歸結為“太平世界，寰球同此涼熱”。這樣高尚的普世價值情懷，怎么不應該歌唱？不但重慶該唱，中國該唱，你們法國、歐洲、全世界都該唱啊。這樣唱起來，還照著做，世界就太平了，哪里還會有什么恐怖主義、基地組織，哪里還用得著你們法國軍人冒著生命危險去轟炸利比亞？所以，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是世界和平、世界太平、世界和諧的理論，哪里只是階級斗爭的理論？

——記者：重慶“唱紅”是“左”傾，是“文革”那一套嗎？

蘇偉：首先要說明，重慶“唱紅”，既得到重慶人民和全國人民的廣泛支持和參與，也得到黨和國家的很多肯定，最近吳邦國、習近平等6位中常委來渝視察，都明確肯定了“唱紅打黑”和重慶其他工作嘛。說重慶“唱紅”是“左”傾，是“文革”那一套的議論確實有，但不多，當然影響不小。這樣說的人，大概有兩類。

一類是不了解情況，對“文革”心有余悸的人，他們說重慶唱紅是“左”，這可以理解，耐心解釋清楚就是，這些人最好親自到重慶來看看，“咬兩口梨子，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嘛。而另一類，是極少數別有用心有的人，即便他們很了解情況，仍指責重慶唱紅是“左”。這是因為，他們想讓中國“向右轉”，走解體蘇聯那樣的“右車道”。站在“右車道”上，看走在正道上、在他們左邊的重慶，當然就會說重慶“左”了。而且，他們說的話真是“牛氣沖天”。什么牛？西班牙斗牛。你看斗牛士展開塊紅布，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那就是一塊正常的布吧，可是在那頭牛的眼中，那就是一團要“左”得很的火，于是它就非得拼命要把這團火給頂滅了。給這種人講重慶“唱紅”不“左”，不正是對牛彈琴嗎？所以重慶的一貫態度是“走自己的路，讓‘牛們’說去吧”。

當然，也有少數真“左”的人，對重慶“唱紅”熱烈歡呼，把重慶的作法“說成了左”，這也給一些厭煩“左”的人造成誤解，以為重慶“唱紅”是在“向左轉”。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但那些人實際上在給重慶“幫倒忙”。

——記者：重慶“唱紅”為什么引起那么大關注和爭議？

蘇偉：我覺得這有著深刻的背景。就是改革開放30幾年，一方面成績非常偉大，另一方面也積累了一系列矛盾和問題?？茖W發展觀的“以人為本”和“五統籌”就是針對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學界和民間對于這些矛盾怎么看，根源何在，解決之道何在，目前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過了頭”，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要“向左轉”，這就是前面講的“真左”；一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還“沒破題”，要和原來的歷史基礎一刀兩斷，“向右轉”，這就是前面講的“真右”；再一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丟掉了中國傳統文化，“左轉、右轉”都不行，要“向后轉”，靠復興孔孟之道實現現代化。而重慶呢，是遵循中共中央指引的方向，既不“向左轉”，更不“向右轉”，也不“向后轉”，而是堅定不移向前進。

大家立場不同，看法不同，對重慶“唱紅”自然也就會爭論不休。而這種爭論實際上遠遠不止是針對重慶，而是對“中國何處去”的又一次歷史性爭論。

——記者：怎樣看待重慶“唱紅”倡導者的個人動機？是為了在十八大“更上層樓”嗎？西方和中國都有不少人是這樣認為的。

蘇偉：中國官場上和學界中，持此觀點的確實不少。我覺得這里面有兩個謬誤，需要澄清。

第一個謬誤，是歷史性的。就是我前面談到過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理性經濟人”的功利主義，會自發地成為大眾的價值模式。人們對每一個人的每一個行為，都習慣地從“名”和“利”上去尋找他的功利動機。而且除了功利動機之外，人們也很難理解例如中國的“雷鋒同志”等高尚人物的行為動機，可能也難以理解譬如說你們法國現在有正冒著生命危險在轟炸利比亞的飛行員的行為，難道說每一個中尉就只為著晉升為上尉，每一個少校就只為了晉升為中校嗎？他軍人的責任感、榮譽感就不起作用了嗎？這些，恰恰說明重慶的“唱紅”太重要、太有必要了——要讓每個人都知道，我除了是一個“經濟人”，還是一個“道德人”、一個“社會人”、一個“民族人”、一個“歷史人”，我除了追求功利即名和利外，更要追求道德高尚，負責社會責任、民族責任、歷史責任?？傊?，一說到重慶“唱紅”，就推斷出個人的名利動機，這確實是有著廣泛自發性的歷史性謬誤。

第二個謬誤，是現實性的。讓我們回到“理性經濟人”的功利邏輯，去想一想，如果你是重慶領導人，目的是在十八大“更上層樓”，你會不會大張旗鼓地“唱紅”？不會。因為，一方面，你在重慶大搞內陸大開放，大搞“五個重慶”，大搞“城鄉統籌”，大搞“民生工程”已經搞成擁有“兩江新區”和內地僅有的兩個保稅區在內的“內陸大開放戰略高地”，搞成內地唯一一個“國家中心城市”，搞成西部最重要的增長極，世界500強、中國500強、民營500強爭先恐后，蜂擁而來，本土企業也像世人般成長壯大，經濟發展速度連續三年位居全國三甲、中西部第一，人均GDP在“十一五”期間翻了將近兩番吶！一個重慶城，也打整得江山如畫、燦爛輝煌、綠樹掩映、社會和諧，本地居民、中外來賓、四海游客，誰不交口稱贊？要說“政績”，要說“口碑”，這就足夠了，有幾個能和你比??？

另一方面，你的“唱紅”，肯定會引起爭議嘛，從一開始就清楚得很嘛。而中國的政治文化，官場風云，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你更是明察秋毫：有爭議的就有麻煩，有麻煩的就擱置起來。所以，大家都追求“穩重”，都不想有“爭議”。既然你的“政績”已經足夠了，你的資格已經足夠了，那就坐等“水到渠成”吧，捅什么馬蜂窩，讓人家來爭議、來說閑話呀？所以，你“唱紅”，不合功利主義的邏輯嘛，與你“更上層樓”的目的是背道而馳嘛。

所以，我勸關于“唱紅”目的是“上位”論者們，如果要堅持功利主義，那起碼好好學學功利主義的邏輯吧；當然，最好還是從功利主義上升到道德主義，以便能夠為人民負責、為民族負責、為歷史負責，而不是為個人名利奔波的共產黨人的情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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