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寄來《秦曉：做一個體制內的改革派》一文，才知道秦曉又出來蹦噠了。
經過前段時間民間、學界的深入揭露，秦曉貪瀆巨額國有資產的惡行已經廣為人知。憑借深厚的背景和保護網，秦曉雖然暫時沒有受到國法的追究，但其灰頭土臉、聲譽之一落千丈，已不待言。大多數人碰到這種情境時，一般會選擇韜光養晦，避免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秦曉卻不然，剛剛確認安全，就跑出來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訪談，高聲怒斥“中國模式”之惡、頌揚“普世價值”之美了。
如此高調、勇猛，既說明秦曉之有恃無恐，也符合他自己的人生規劃：在先后擔任政客、國企管理者后，是時候扮演“公共知識分子”了。當年秦曉創辦博源基金會時，大家還以為他是出錢（當然是國家的錢，縱有其他投資，也是用公共利益交換來的）讓別人玩，現在才知道他是要留給退休后的自己玩。喜歡“掌控”的秦曉，既然費盡心機搭建了這么大一個舞臺，目標當然不會僅僅是躋身于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員，而是要成為其領袖，成為“普世價值”在中國的旗手——既然要做旗手，當然不能當縮頭烏龜。就像那些緋聞明星一樣，時時亮相，制造話題，引領輿論，乃成了一種必需。
普世價值派在中國頗有淵源，而且旗手輩出。遠的不說，1980年代的旗手是方勵之，1990年代沉寂了一段時間，“浮出水面”后旗手是朱學潛。 朱 教授因為抄襲時不知變通，旗手寶座不久被秦暉取代。秦暉盡管邏輯上始終半通不通，但他有一項長處，在抄襲的基礎上能夠變點花樣。那就是在按照“主義”事先準備好答案的前提下，可以“研究”一點“問題”。這對于習慣了鸚鵡學舌的普世價值圈來說，已經是了不得的“思想成就”了，所以 秦 教授蹲在所謂“共同底線”上，很是紅火了一陣。但這東西看一回是新鮮，看二回三回就麻木了，把戲不靈了，秦暉自己玩著玩著似乎也沒勁了。現在看架式，秦曉是要乘虛而入，搶旗接班。如果接班成功，說明普世價值派確實力量大增，與金錢權勢的結合也趨于緊密；選擇旗手的標準，由圈內的“學術影響力”，換成了資源和背景構造的影響力——哪怕你是一只像秦曉一樣的“碩鼠”，只要你能帶來我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源，隨便包裝一兩個似是而非的概念，你就可以成為我們的領袖和旗手。
為了成為旗手，秦曉雖然不得不保持亮相的密度，但內心不可能完全放松。所以，他一方面故作姿態，稱“對于個別人對我的誣蔑和謠言，我沒什么好回應的”，另一方面又挖空心思，找出許多似通非通的解釋：“審計署會對我做離任審計，巡視員也會經常來查，還有常駐的監事會。每年我都要申報各種收入和資產，內部也有紀檢部門，還有組織上的生活會。”——難道所謂“審計署”、“巡視員”、“監事會”、“紀檢部門”和“組織上”只認識你秦曉嗎？這些東西，陳同海、劉志軍就沒有嗎？如果有了這些擺設，腐敗分子就無隙可入，那中國也就沒有貪官，沒有腐敗了。當今中國又有哪一樁貪腐案，是被這些東西弄出來的？這么愚蠢的自辯，秦曉竟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可見其伎窮！
現實告訴國人，反腐敗現有的制度和機構都靠不住。凡揭發出來的弊案，一是靠偶發事件，例如小偷偷出貪官，房子漏水漏出貪官；二是靠內部狗咬狗；三是靠網絡和媒體的揭發。秦曉案與其他案其實并沒有什么不同，同樣是被媒體和網絡曝光、揭批；不同的是，秦曉比其他人的能量更大，靠山更硬，水也更深，縱然事實、證據都已經大白于天下，他照樣可以逍遙。而且險境過后，他可能反而生出了一副“天下人莫奈我何”的膽氣與豪情，加速了向著旗手位置的攀登。國情如此，這當然是秦曉們的幸運，卻是大多數中國人的悲哀，也使得很多人對中國的反腐、中國的前途喪失了信心。
秦曉想做旗手是事實，而其智力和水平太差是現實。短短萬把字的訪談，處處漏洞、硬傷不說，就連對關鍵問題的論述，也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一方面他說，馬列毛的激進主義要不得，因為它輕視經過千百人、千百年實踐、思考而形成的傳統和經驗，社會進步總體而言應該是一種改良、演進的過程，所以馬克思是錯的，洛克才是對的；另一方面他又說，韋伯認為先有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人從神權皇權中叛逃出來，重新找到自己，認識自由、平等和理性等基本價值觀，然后才選擇市場經濟，先有這個價值觀所以才必然選擇這個經濟制度，而馬克思卻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化大生產的自然產物——那么，韋伯和馬克思，究竟誰認同建構，誰認同演進？誰才更像秦曉意義上的激進主義呢？難道說，教會了秦曉“現代性”和“理性”的私塾老師韋伯，其實比馬克思更傾向于秦曉所深惡痛絕的激進主義？
秦曉整篇訪談的中心思想是：“因為他們拒絕和對抗世界文明，我才出來講話”——這里的“他們”，指的是“中國模式”的倡導者們。相信秦曉也“學過哲學，學過邏輯學”，私下揣測他可能還自學過歷史，且不說存不存在所謂的“世界文明”，還是其他國家的秦曉們拿來唬弄本國或世界人民的道具？縱然現在真的有一個公認的“世界文明”，那它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一些國家乃至首先總是個別國家，在“拒絕和對抗”前一輪“世界文明”后，逐漸發展完善起來的。秦曉所學舌的“蘇格蘭啟蒙”，無外乎此。今天某些人曲不離口的“普世價值”，也是在與前一輪“普世價值”的激烈對抗后，才由個別和少數國家逐漸推廣開來的。既然如此，今天的中國又為何不能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自己的模式？為何不能拒絕照搬秦曉的“世界文明”，只能由秦曉們推著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跑呢？
秦曉的回答是“擔心動亂”，他自稱：“為什么我們平時說得這么尖銳?主要是因為我們擔心社會動亂。如果說中國不存在社會動亂和革命的因素，我們沒必要說得這么尖銳。”——換言之，如果不聽我們的，就等著可怕的“動亂和革命”吧。至于為什么聽他的就不亂不聽他的就動亂，他是黃大仙嗎？對此秦曉沒有作答，功夫全在詩外。倒是網上他的一些支持者一語道破了天機：縱然秦曉是大腐敗分子，也不能批，不能反，因為他講普世價值，是“體制內的開明人士”；“如果連這樣的人都不能容忍，難道你們真的想魚死網破嗎？”看來，秦曉的旗手夢也并非只是夢，匯集在他這面大旗下的“利益相關者”并不少。只不過，奉勸秦曉先不要忙著接班做旗手，還是找個右派老師補補“哲學”和“邏輯學”（據說他劍橋的老師是左派），免得再像現在這樣邏輯混亂以至精神分裂。不要以為在博源開會時，一些知識分子看著你手上的錢，另一些人看著你背后的資源，都是只說好不說壞的，媒體也趨炎附勢、隨聲附和，就以為自己真的“公共”了。
想做旗手的秦曉或許因為是“退休的老人”了，記性顯得不大好。前一次訪談才表態“我退下來之后，會更多注重于專業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這樣兩個角色”，這次就胡謅什么“我愿意做一個體制內推動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稱作公共知識分子”——或者這是東窗事發后的一種讓步與妥協？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為自己找了一大堆不成理由的理由自辯清白后，還要強調“對于個別人對我的誣蔑和謠言，我沒什么好回應的”——確實，他知道自己決不能置身于“回應”的位置，否則人家只要點一下他的穴道，“請你說說，那個從你手中花十幾億買走了至少價值七十幾億國有資產的隱身人，究竟是誰？”，他就要啞口了。畢竟是先做黨政官員，后為企業家，雖然在自己不熟悉的思想領域內顯得淺薄、幼稚和狂妄，但在他所熟悉的行動領域中，他還是展現了充分的“理性”與智慧：先是把老婆孩子轉移到外國，然后自己長年窩在香港，一有什么風吹草動，隨時可以拔腿就跑。
面對“裸官+大腐敗分子”的秦曉，《南方人物周刊》的態度頗耐人尋味。作為同行，對幾年前《21世紀經濟報道》早已作了詳盡披露的秦曉弊案，不可能不知道。因此他們很清楚，站在他們面前的訪談對象本質就是一碩鼠。雖然腐敗分子也有人權，我個人也愿意誓死捍衛秦曉的發言權，但你總不能假裝不知道對方就是腐敗分子地侃侃而談吧？在輿情的壓力下，曾經恭手將“國企第一掌門人”、“普世價值的推動者”等桂冠戴在秦曉頭上的女評論家退縮了；有利益相關的大富豪，也只敢低聲咕噥一句“只是一個退休的老人，何必呢”；而一些尋縫插針、欲求逢迎之輩，只能私下里編造個荒誕不經的“推廣門”，由一些同樣是欲逢迎而不可得的人，明知荒誕卻煞有介事地到處傳播，唯獨《南方人物周刊》敢于公開為大腐敗分子秦曉張目，對人所共知之事實裝作不知道。這是一家什么樣的媒體，又是一群什么樣的媒體人？其臉皮之厚，內心之無恥，登峰造極。
不知道下一次博源開會時，與會專家學者的臉皮，會不會也有這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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