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我國市場經濟危機的五點建議

消除我國市場經濟危機的五點建議　　

山西省代縣   何平　　

我們的市場經濟運行了多年，危機頻發的問題始終未能根治。這一問題不僅使生產出現大起大落，而且使人們的心理產生恐慌和不安。對此，經濟學家們各抒已見，先后提出解決問題的各種辦法，然而至今難以形成共識。帶著這一長期令人不解的困惑，我不斷的反思，終于對危機的癥結有所感悟。　　

一、市場經濟有關市場的認識必須有兩個市場的概念，一個是國家市場，一個是自由市場。要確保一個國家的總體平穩，就必須顧及國家市場的需求，最有效的辦法是依靠國家計劃，實行計劃經濟。任何生產單位和個人的計劃很難顧及到國家市場需求。這一點，農民兄弟已有所認識，一次又一次慘痛的教訓，使他們逐漸懂得，農民只能看到產前個別自由市場的需求，卻看不到整個國家市場的需求；農民的生產計劃只能著眼產前的自由市場，而不可能著眼于國家市場；農民只能把握自己的計劃和生產，卻無法把握所有生產單位的計劃和生產；農民不僅無法預測產后的國家市場，而且無法預測產后的自由市場。事實上，在國家放棄計劃經濟的情況下，整個國家的生產幾乎處于失控狀態，任何高明的政府官員或經濟學家都很難預測產后的市場會是一個什么情形，甚至政府號召種啥啥倒霉。因為這種號召缺乏統一的計劃，也不能保證計劃的實施和兌現，勢必帶有很大盲目性。要把握產后的國家市場必須實行計劃經濟。只有計劃經濟，才能避免產前的盲目、產中的失控、產后的失衡。國家產前沒有生產計劃，產中不能保證有計劃生產，產后就很難形成穩定的市場經濟。這是站在一個國家整體角度應有的發展觀。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國家計劃在顧及國家市場需求的同時，也很難顧及到某一個地方的需求。這就需要計劃外的自由市場來補充，自然離不開計劃外生產，實行自由經濟。改革前，一度時期我們忽視自由經濟的補充，導致自由市場短缺，但不能就此認為不講市場經濟。不同的是改革前市場經濟的生產和銷售，依據國家市場的總體需求，由國家進行引導；而改革后的市場經濟的生產和銷售，則是依據自由市場的需求，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和機制所引導。可見，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并不與市場經濟對立，市場經濟并不排斥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存在，正是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對立統一，才使市場經濟更加完善。單一的計劃經濟或單一的自由經濟所形成的市場經濟都不是理想的市場經濟。　　

二、改革前三十年不同時期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的穩定和繁榮離不開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發展。建國初期，中央曾提出：“在工商業經營方面，既要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又要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既要以計劃生產為主體，又要有一部分按照市場變化在國家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作為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既要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又要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補充”。這一理論顯然將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國家市場和自由市場有機的統一起來，因而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穩定和繁榮。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由于我們的工作較好的貫徹了這一理論，隨后才被公認為改革前三十年發展的最好時期，相反，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前期，由于我們過分強調計劃經濟而忽視了自由經濟的存在，因而導致了自由市場的匱乏。　　

三、改革后三十年不同時期的實踐同樣證明，市場經濟的穩定和繁榮仍然離不開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發展。以農業為例，改革初期，由于較好地把握了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關系，因而被群眾稱為農村改革以來的最好時期。隨后，在一味排斥計劃經濟，并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曲解為完全對立的兩種經濟，導致國家計劃落空，生產失控，市場失衡，因而危機頻發，這一問題近十年更加凸顯，群眾稱這一時期為改革以來農業發展的困難時期。其中，“種難賣難”是他們最多的話題，充分流露出他們面對市場危機的無奈。這一危機實質是完全實行自由經濟的結果，如果認為是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的，顯然掩蓋問題的實質。　　

不難看出，市場經濟危機頻發的癥結不在于我們現在仍然批判的計劃經濟，恰恰在于我們錯誤地將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完全對立，因而不斷地放棄計劃經濟，使我們的市場經濟由改革前單一的計劃經濟逐步滑向了單一的自由經濟。盡管在應對危機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措施之后又產生新的危機。如果我們的思維繼續停留在完全否定計劃經濟條件下，危機的癥結是找不到的。當然，完全否定自由經濟的存在，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只有全面正確認識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對立統一于市場經濟的關系，才能真正找到危機的癥結，從而逐步消除危機。這里，就如何消除危機，結合基層情況，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議：　　

一、必須保持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協調發展。要實現這一目標，應堅持這樣一個原則，計劃經濟可以實現的則依靠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無法實現的則依靠自由經濟來補充。改革前的失誤就在于突出計劃經濟的同時，忽視了自由經濟的補充；改革后的失誤，又在于突出自由經濟的同時放棄了計劃經濟。為此，我們要堅決反對計劃經濟能做到的卻放棄，計劃經濟做不到的卻堅持。　　

二、必須把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納入國家計劃扶持的對象。實踐證明，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對比，則是公有制經濟的公開性、群眾性、先進性和私有制經濟的隱私性、自私性、落后性的對比，這一點，我在《中國農村六十年反思及未來走向》一文中，結合農村改革前后六十年的發展，作了充分的說明。因此，我們的計劃經濟一定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以私有制經濟為補充的發展目標，在鼓勵和支持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允許各種私有經濟的存在，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確保公共事業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從而實現社會穩定，人民幸福。問題是現在對公有制經濟的扶持力度遠遠不夠，甚至大量的扶持資金都流向了私有經濟，導致公有制經濟的不斷削弱和瓦解，并危及到基層政權。好在全國仍有500家大型國有企業屬國家經營，否則，同樣危及到中央政權。如果現在每個省有50個中型國有企業，每個縣有5個小型國有企業仍屬國家經營，我們就會樂觀許多。難怪，接受過美國高等教育，經歷了新中國改革前后幾十年建設，對國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貢獻的錢學森教授曾在90年代初強調：“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我想，錢老一定是通過對中美發展及中國改革前后發展的實踐進行對比后講的，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　　

三、必須把教育、衛生等重要事業的建設納入國家財政支出計劃。改革前，盡管我國的經濟很不富裕，但在國防、教育、衛生等重要事業的建設上，國家所擔負的財政支出至今讓那些當時經歷過的人們感覺到國家力量的存在。改革初期，我國在教育、衛生方面所擔負的財政支出也是令人滿意的。當時上大學的生活費基本上不用學生負擔，其中師范院校補給學生的經費高于生活費。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醫藥費，無論職務高低，基本上都是國家負擔，但后來的情況就令人不滿意了，如果不是非典暴露出問題，恐怕今天的鄉鎮醫院早已辦不下去了。這一情況使我們的人民失去了以往的優越感，導致人們的抱怨聲越來越多。政府要扭轉這一被動的局面，最根本的還在于發展公有制經濟。　　

四、所有貴重地礦資源（包括城市建設用地）必須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組織實施有計劃開發。目前，我國貴重地礦資源（包括城市建設用地）的開發，私人壟斷趨勢已在各地形成或正在形成，這一情況不僅導致貧富懸殊的出現，而且帶來許多問題。個戶依靠地礦資源帶來的暴利短期內獲得億元、甚至幾十億元的收入，其財力超過了一個縣、甚至幾個縣每年的財政收入，與此同時，土地私有造成房價難以抑制的問題令政府無奈，令兩會代表爭論不休，至今拿不出令人滿意的辦法。同樣，由于礦產資源的私人占有，導致不顧一切的私采亂挖，造成生態環境嚴重破壞，引發各種沖突和群體上訪。對此，群眾氣憤地議論道，這哪里像盛世年代，簡直是亂世搶劫。這一危機繼續下去，后果實在不堪設想。　　

五、所有公民的白面、大米等主要糧食需求由國家糧食部門實行統購統銷。糧食問題歷來關系到社會的穩定，任何時候不能麻痹。現在市場上的糧價不穩，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農民種地積極性減退，糧食危機正在逼近，另一個是糧食供給完全依靠自由市場，經銷商借糧食危機的信息隨意抬高糧價。而食鹽價格之所以長期穩定，就因為國家實行統購統銷。為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牢記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一旦出現糧食危機，后果難以設想。因為糧食的生產周期不是三天兩天，恢復荒了很久的耕地不是一年二年，勞動力長期轉移到城市后再重返農村則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應盡快采取措施，防止發生意外。針對自由市場低價從農民手中購回，高價向公民出售的情況，建議政府每年產前向農民下達明顯高于市場價格的糧價，從農民手中訂購小麥、水稻等主要糧食產品，再以統一的市場價向公民出售，由于價格因素造成糧食部門的虧損，政府從三農扶持資金中拿出足額予以補償。這樣既可以避免三農資金使用過程中層層打折的問題，及時有效的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又可以穩定糧價，確保公民的利益不受影響。　　

總之，我們要消除市場經濟中的危機，就必須重新認識計劃經濟、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三者的關系，國家市場和自由市場的關系，以及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關系搞不清，工作就會出現誤導，危機必然發生。　　

                                      二O一一年五月　　

作者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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