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三問

一問  為什么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因為，現在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或即將不可持續了，基本上走到了盡頭。首先，這種經濟發展是一種以量取勝粗放型的方式，付出的代價難以繼續承受，因為是嚴重污染環境，大量消耗資源，并過度榨取勞動者的血汗，天怒人怨，內危外逼，搞不下去了，所以必須轉變。　　

先僅就環境污染和消耗資源而論，這兩方面的情況觸目驚心，多年來早已有人大量披露，現只例舉比較有代表性的報道，窺一斑可見全豹。如一則題為《掠奪性開采透支未來》的報道：　　

“……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華北平原就陷于了持續的、規模空前的惡性水源危機，生態脆弱不堪。‘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成為海河流域的慘重現實。抽取地下水，對于千萬華北農民來說實在是個無奈的選擇。200萬機井遍布田間地頭，正在透支華北的未來。官方通報顯示，華北地下水超采達1200億立方米，相當于200個白洋淀的水量。　　

“地下水不斷下降，一個世界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已在華北形成。河北老水利專家魏智敏說，目前，華北平原京津冀三省市已形成20多個下降漏斗區，5萬平方公里出現‘漏斗’。地下水埋藏最深的在天津，達到　110米　；河北最深的機井在滄州地區，達到　800米　；部分地區淺層地下水已被抽干，沒水了，被采空了。”　　

上文摘引自《瀟湘晨報》的一則報道。記者可能諱言掠奪性開采地下水的原因，像是無頭告示。其實誰都知道，這是該地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辦粗放型資源消耗型，當然包括過量耗水產業，不顧一切地追求GDP增長的結果。除此之外，還會有其它因素嗎？　　

香港《南華早報》　2010年10月14日　的一篇文章就說得比較明白了：《工廠變牧場為沙場》：　　

“油畫家陳繼群(音)在北京飛往錫林浩特的航班上說：‘8月份是最好的時節。牧場上花開了，羊肥了，駿馬歡騰。但你再也看不到這些景象了。飛機正飛過錫林郭勒盟。這里曾是內蒙古最著名的牧場，如今卻變得毫無生機，如同澳大利亞內陸一樣沉悶。陳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在內蒙古地區畫畫。他說，僅僅不到10年前，內蒙古大多數地區看起來仍與成吉思汗時期的牧場別無二致。星星點點的湖泊、季節性河流和穩定的地下水使這里的牧草在夏季能長到齊腰高。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蓬勃發展，這里出現了大量煤礦和金屬礦，許多污染性工廠拔地而起，這些工業點之間建起不斷延伸的鐵路和公路，人口密集的城鎮隨之出現。繁榮的采礦業和重工業需要水源。在得到政府批準后，它們榨干了所有的常年湖，修建水壩攔下幾乎每條主要河流的河水。幾年時間里，牧場消失的趨勢一直蔓延到北部同蒙古國接壤的邊界。一些環保研究人員認為，內蒙古泛濫的工業化可能造就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為干旱。　　

“北京以北不到　1000公里　的烏拉蓋濕地曾是中國最重要的濕地之一，2000多平方公里的低地由一條常流河灌溉。即使在過去最干旱的時節，各種生物仍能在此找到避難地。60多歲的牧民阿魯哈(音)說：‘很難相信政府敢在河流上建水壩，把天堂般美麗的牧場變成了沙謨。’2002年，河流的上游建起一座水壩，為當地經濟開發區提供水利資源。不到3年，整個濕地便告干涸，成了北京沙塵暴的沙源之一。阿魯哈一家失去所有的牛，他們向北遷徙到鄰近邊界地區的最后一個牧場。他說：‘如果工廠再建到這里來，我們就得越境了。　　

“與內蒙古相比，蒙古國氣候更冷、更干燥，環境也更脆弱。如果全球氣候變暖的借口屬實，蒙古國內蒙古出現一樣的結果。但中國內陸的牧場在不斷消失，而在邊界另一面，牧場卻依然存在。居住在小山包上的比利格巴特爾(音)見證了山腳下的牧場在幾年內被大量礦場和工廠占據的過程。這些工廠排放出令人窒息的粉塵和濃煙，他的羊群成批死去，內臟都成了黑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自然通過干旱給這些工廠和礦場帶來致命性打擊，而這正是它們自己種下的苦果。專家說，內蒙古幾乎所有礦場和工廠都秘密、非法地挖掘水井，瘋狂汲取地下水，內蒙古的地表水通常是不可再循環的。一些地下水蓄積了100多萬年，一旦消失便不會再生。在未來8年內，內蒙古多數工廠將因缺水而停產。”(作者史蒂芬·陳，伊文譯)　　

自從改革開放開始不顧一切瘋狂追求GDP增長，特別是胡亂邦當政時鼓吹“有水快流”以來，中國的礦藏資源就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特別是”30多年來，干這種吃祖宗飯，欠子孫債的勾當，嘆為觀止，現已難以持續了。據國土資源部的一份報告稱，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礦藏資源里，到2020年，45種主要礦產能保證需求的只有6種，其中又以稀土礦藏的開采最為典型。　　

“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鄧小平曾以中國擁有稀世之寶而感到驕傲和欣慰。可是，胡亂邦們是如何對待中國這一戰略資源的？說來痛心疾首啊！　　

稀土礦用途非常廣泛，從手機到電腦，幾乎所有現代化產品和設備都需要使用稀土元素。特別在生產高精尖武器中，更是必不可少。大家知道，以美國為首包括曰本在內的西方國家聯盟幾十年來一直對中國實行嚴密的武器禁運，而中國不但不對等報復，讓稀土供應與其禁運掛鉤，反而敞開供給，并且量大價廉。這發揚的哪門子風格啊？！　　

請看摘引自《青年參考》2010年11月9曰，作者薛牧青、齊云鴻的一篇文章，可能比較全面地了解中國稀土問題的現狀及其遭遇：　　

“中國的稀土儲量占世界總儲量的36%，堪稱稀土資源大國，但這并不意味著其他國家沒有稀土，2010年7月，美國能源政策分析家馬克·享弗里斯向美國國會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應鏈>>報告披露，中國、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的稀土儲量分別占世界的36%、13%、19%和5·5%，但中國稀土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97%，其他三國的產量都為零。　　

“由于中國近幾年大量開采稀土，中國稀土儲量在1996至2009年間大跌37%，只剩2700萬噸。按現有生產速度，中國的中、重類稀土儲備僅能維持15至20年，未來可能需要進口。　　

“稀土產量世界第一卻不掌握定價權。在1990至2005年間，中國的稀土出口量雖增長近10倍，平均價格卻跌至1990年時的一半。……”　　

據說，后來中國這一稀有的珍貴物質出口價賣得像“大白菜般便宜”，因而其他有此資源的國家紛紛停止開采，也都從中國進口。越是便宜，當然越是暢銷，又促使中國越是瘋狂開采，有的國家如日本則越是大量囤積。有資料表明，僅在2010年前9個月，曰本進口量同比竟然成倍增加。囤積都嫌多了，加工后再出口。這個毫無稀土的資源小國，過去多年竟然成為世界這一物質的第二出口大國。　　

現在的問題是“好景” 不長。即使瘋狂的掠奪性開采造成嚴重破壞環境的污染仍有容忍空間，可采儲量也拉響了警報。“按現有生產速度，中國的中、重類稀土儲備僅能維持15—20年，未來可能進口。”但到那時，稀土進口價會像今天出口價這樣“大白菜般便宜” 嗎？恐怕將暴漲幾十倍，而且還不一定買得到，因為西方帝國主義可能同武器禁運一樣，嚴密控制這一戰略物質。　　

不惜嚴重污染環境和廉價出賣資源（包括消耗資源加工成初級產品出口），是中國現在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稀土礦藏的儲量形勢盡管已經如此嚴峻，還不斷然留作已用，仍在“正常出口” 。但是這種經濟發展方式能夠繼續下去嗎？所以必須轉變，而且還要加快。　　

中國經濟屬于出口導向型，也是發展方式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主要依靠出口，保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這種增長方式也難以為繼了，因為出口市場發生了根本性的大變化，主要是消費能力較大的發達國家市場需求今后再難保持旺盛勢頭了。　　

資本主義的痼疾是生產力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化的矛盾而產生的消費相對不足，產能過剩達到一定程度便會發生經濟危機，即馬克思斷定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這種危機是無法避免的，但可以在兩次危機之間延長它的周期。延長危機周期的主要手段或方法就是鼓勵民眾透支消費，消化產能，以暫時彌補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與之同時，在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下，執政的資產階級政客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和迎合選民，也傾向于在不改變剝削制度，不損害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為民眾做一些“好事”，中國稱之謂“實事”，如增加與提高福利開支待遇。雖然這樣做將給未來埋下禍患，即寅吃卯糧可能造成收不抵支的赤字，但只要當時不出現財政危機，誰都想在選民面前當“好人”。　　

但是這種性質的消費與開支猶如無源之水，終將斷流。這個道理其實不難理解。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各國政學界人士諱言資本主義制度這一致命的無法從根本上避免的痼疾，故弄玄虛，顧左右而言他，將經濟危機的到時必然爆發歸咎于所謂監管不力，那是本末倒置，企圖掩蓋真相，維護世界民眾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信念，似乎加強監管就能解決問題。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像一個已經過了盛年期日薄西山的老人，現今是在靠打強心針茍延殘喘。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加強監管”言猶在耳，各國就競相海量印鈔“刺激經濟”了。據說，全球經濟還因而“企穩向暖”了。幾十年積累而拖延的病癥，一付藥吃下去就痊愈了，你相信嗎？還是讓事實說話吧。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主要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少有例外地由于長期過度透支消費，反映的是金融機構充斥壞賬，政府債臺高筑，社會保障入不敷出等等。為了避免財政經濟崩潰，不得不在透支消費問題上作出調整，而且將是長期性的。他們再要像以前那樣以旺盛的消費需求而吸納與帶動中國出口的連年大幅度增長，還可能嗎？近年來許多國家為了克服與緩解危機，不約而同地采取財政緊縮政策，便已證明了這一趨勢。　　

以法國為例。薩科齊政府新出臺的經濟政策措施，引發了該國民眾大規模的騷亂。中國有人不理解，不就是延遲兩年退休時間嗎，法國人竟然如此激烈反對，太過份了。其實在這點上，法國人的戰略眼光與斗爭精神比中國人強。他們已經看出延遲兩年退休這一小動作，不過是薩科齊政府緊縮政策的開端，投石問路而已，根據經濟“病情”需要，今后將沒完沒了。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惹的禍，憑什么買單的是勞動人民，而非資產階級？所以，必須就在今天將本國資產階級政客轉嫁危機損害于人的計劃止息于初始之時。法國人可能是吸取了中國人前車之鑒的教訓。　　

中國資產階級政客搞資本主義復辟而損害勞動群眾的利益，開始也是小動作。看看沒有人激烈反應，動作也就越來越大了。如提出所謂“打破鐵飯碗”， 開始只針對個別違犯紀律的人，后來發展到幾千萬人，連勞動模范也未能幸免。國有企業“抓大放小”之后，現在“大”也大多改制消失，殘存的極少數大型國有企業更是朝不慮夕。一系列損害人民大眾利益的動作，開始時害怕人民異議與反對，還講究一點合法性，并創造大量歪理邪說混淆視聽，現在則肆無忌憚，對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也不放在眼里，棄之如蔽屣了。中國還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公有制經濟制度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嗎？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賴以依靠的根源已經被陰謀家們斷送了。這是中國人逆來順受的結果和報應啊！　　

不扯遠了，言歸正傳。今天，已有學者認識到：“靠出口拉動經濟，舊夢不再”，“ 中國走外需發展道路已行不通”等等。他們的分析意見主要是認為，世界市場經過此次經濟危機，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加上貿易保護主義，中國產品外銷受阻，因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方式需要相應地轉變了。我認為這個意見雖然正確，但沒有說到要害上。遺憾得很，中國學術界雖然不乏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之士，迄今也無一人涉及到中國必須轉變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方式的要害，關系到中國安危的要害。　　

學者們的意見是被動而為。也就是說，如果不發生經濟危機，世界市場供求關系沒有變化，仍然對中國商品保持強勁需求的話，中國也就勿須轉變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方式了。這樣理解不錯吧？我要指出，這是非常危險的認識。執政者如果認同了他們這一意見，就會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猶豫不決，而不是理性地犧牲暫時利益，著眼于國家的長治久安，激流勇退，主動地斷然轉變。“世界第一出口大國”這頂桂冠還是不戴為好。其中道理，且聽老粗道來。　　

現在，世界上各種不同信仰的人可謂都認同了這一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各時期敵友的分別決定于現實中利益變化，包括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中國被允許參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球化，并且從中獲益，是有前提條件的，即要遵照西方列強制定的市場經濟規則行事。市場經濟講究交換，你想有收益，就要用對方認可的相應付出換取，否則不能成交。而且遞投名狀時，還必須投其所好。那么，左右全球化經濟規則的霸主最在意的是什么？無疑是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存在，因為是這位偉人及其思想指導與引領全國人民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來飽受西方列強頤指氣使、欺凌掠奪的歷史。帝國主義者為此憋了一肚子氣，還沒出呢。在他們還沒有消氣的情況下，中國能加入全球化經濟并獲益嗎？當然不能。所以，上世紀80年代以后，很長一段時期，中國黑云壓城，“非毛化”惡浪一浪高似一浪，直看到前蘇聯“非斯大林化”的后果是分崩離析，國力急劇衰落，才如夢初醒，有所收斂。“非毛”期間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是一位現代秦檜不遠萬里跑到大洋彼岸嘻皮笑臉向美國人賠罪，被稱為“消氣之旅”。 如此卑躬屈節，所為何來？美國人大量進口消費中國廉價的商品，以保持其讓世人稱羨的富裕生活方式，然后開動印鈔機付款，中國收了外匯美元又返還給他，購買實際上兌不了現的白條——美國國債。美國人反覺得是他對華貿易逆差似乎吃了虧而怒氣沖沖，每年以此為由頭對中國發難。中國無疑于像是個冤大頭，肌體內的血液不斷地被人無償抽走。如此外貿出口方式，還能繼續下去嗎？　　

向美國人賠罪還不夠，須進一步表明心跡。所以，在上世紀70年代末準備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時，美國人不久前還因毛澤東決策，援越抗美，被打得丟盔棄甲，倉皇逃離而怨氣未消，也需要向美國人賠罪，以實際行動糾正以前犯下的“錯誤”。正好，越南人對中國以怨報德，挑起中越邊釁，于是就利用來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痛擊越南，也讓美國人氣消了一大半，開始對中國另眼相看了。　　

不過，美國人氣消了還不行，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放心。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最擔心中國什么？就是中國一旦發展強大起來，可能對他們形成“威脅”。這也好辦，自廢武功就是了。先造輿論，如今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流，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又借口滿足人民生話需要，搞所謂“軍轉民”，軍工廠紛紛改行生產普通曰用品。毛澤東時代制定的一系列高精尖武器裝備研制計劃項目幾乎全部下馬，已經成功地生產出來了的，也停止改進，甚至殃及民用高端產品，如“運十”干線大飛機。堅決擁護和參與全球化經濟國際分工，引進資本技術，發揮比較優勢，甘當從屬于人的配角。就是為了讓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放下心來，中國以實際行動表明，無意威脅你們的利益，僅僅是希望和請求你們開放市場，讓我出口低端產品，討口飯吃而已。　　

誰知西方列強還不滿足，認為中國開放程度不夠。于是再應洋人要求，進一步改革，放任外資吞并國內產業，不論國有還是民營。據說，現在中國28個關鍵產業，已有21個落入跨國公司外資之手了，最典型的是汽車業，中國留下了全部GDP，外商卻拿走了70%的利潤……　　

中國構建了如此“和諧世界”， 卻沒想到，西方近年來大談“中國威脅論”， 這是怎么一回事，他們真的是無事生非，吃飽了撐的嗎？非也，事出有因。原來，這種“威脅”又是源自毛澤東思想。　　

中國人，包括科技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者，誰不愿做英雄而甘當傀儡，仰洋人之鼻息過日子？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內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單位領導者中，也有許許多多信仰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路線的人。他們對毛澤東思想中“自力更生，奮發圖強” 的經濟建設方針，有著一種天然的認同感。這種感情是任何人都無法從他們身心中硬奪走的。盡管他們在一段時期可能因為不明真相，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隨波逐流，不知所措，但在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科技發展不同路線的強烈對照下，終將醒悟過來，重走老路而顯身手，并自強不息，隨之科技新成果不斷問世。如果這種脫離走資派官僚控制的情況任其發展下去，問題就嚴重了。這種危險性除了極少數洋奴買辦精英分子心知肚明，其他中國人可能還渾然不知。　　

包括曰本在內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是怎樣發達起來的？開始是靠對外侵略掠奪。這一歷史事實誰也否認不了，不必贅述。后來，俄國發生十月革命，特別是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在其影響與支持下，被侵略掠奪的殖民地國家紛紛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也曾武力鎮壓，終因反抗激烈而失敗。傳統的“硬實力”失靈了，從上世紀中后期起，便逐漸改變為用“軟實力”。 但萬變不離其宗，目的仍然是為了巧取豪奪，維護與發展其國家利益。　　

這種軟實力主要用于“自由貿易”上，即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利用其先前侵略掠奪而造成的先發優勢生產的高端產品，同發展中國家生產的低端產品進行不等價交換，從中獲取巨額利益。為了維護與發展這種利益，便鼓吹、提倡和按排全球化經濟國際分工，對發展中國家則灌輸所謂“比較優勢”理論，使之入彀。　　

欲知其中道理，請參看一位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在他的《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一書中的闡述。他曾經提出過一種富有創見的“循環累積因果原理”，作為其分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理論工具。當他將這一原理運用到國際貿易實踐時發現，西方經濟學宣揚的自由貿易，實際上將會使富國與窮國的發展出現上升的“擴展效應”和下降的“回蕩效應”。　　

繆爾達爾是這樣解釋的：發達國家先進工業品的出口將使其工業進一步得到提升，勞動力從農業及其他低端的工業部門流向高端的工業部門，并且由于對技術人員的需求增加，教育隨之提高，文化也進一步發展，反過來更促進了經濟、社會進步，是為“擴展效應”； 但對于不發達國家來說，進口先進工業品的結果，將使本國相對應的工業生產部門因為無力與之競爭而衰落，對技術人員的需求減少，大部分國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無法得到提高，文化也隨之落后，反過來又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為“回蕩效應”。　　

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產業發展政策一直在按照西方經濟學指示的道路前行，什么“回蕩效應”，官方并不在乎，甚至反而有意識地附合。但使西方國家沒有料到的是，由于毛澤東思想的攪局，中國科技人員掙脫走資派政策的束縛，產業發展之路出現了變數。他們開始感受到威脅了。原來，所謂“中國威脅”，指的并非傳統意識形態上的革命輸出，而是今后經濟產業上的利益競爭。　　

中國出口產品的結構檔次正在加速度提高。例如，高速鐵路引進技術，吸收消化再創新之后，中國正闖進西方發達國家賴以獲得高額利潤的高技術產業領域，而分得一份利益。中國是一個智慧民族，而且具有吃苦耐勞的特點，更使西方人驚恐的是，他在世界上還是一個勞動者工作時間最長，工資卻很低的國家，其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誰能與之爭鋒？！　　

所以，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心目中，尤其是從發展的眼光看，中國分明是一個對他們的利益構成威脅的國家。西方國家現在之所以沒有同中國翻臉，是因為迄今為止，他們感到中國的對外貿易格局，總體上還是以低端品出口為主，至少在現時，他們還能從對華高端品出口中獲取利益。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高鐵”即是一例。　　

一般地說，各國的外交政策服務于其內政需要，主要是利益需要，中外莫不如此。有的國家，如法國薩科齊政府，一時對華友好，一時對華敵視，態度似乎變化莫測，其實是有規律可尋，即他考慮的著重點在眼前，還是長遠？決定其對華態度的好壞。另有國家如“大韓民國”，也很矛盾。中國現在是韓國第一出口大國，而且，韓的對華大量貿易順差主要來自于其高端產品不等價交換低端產品。沒有中國，他在全球經濟危機中恐怕曰子不會好過。但他為什么要充當美國反華的馬前卒和急先鋒？因為他考慮的側重點主要是今后的發展趨勢。僅僅在幾年前，他還是世界上第一造船大國，卻看到這頂桂冠，即將或已經易手，戴到了中國人的頭上。韓國的科技產品遠非頂尖，在世界上屬于二流，中國趕超指日可待。所以，他比美國人更氣急敗壞，有強烈的危機感。統一朝鮮是他的夢想，沒有中國，可能已經實現了。但今后來自中國的威脅更現實，指的是在世界上競爭奪取造船定單的威脅。　　

當然，最在意“中國威脅”的還是美國人。最近的一個壞消息是，中國人制造的“天河一號”超級計算機的運算速度，竟趕在了“計算機王國”美國產品的前面。如果不設法遏制住中國人的這股發展勢頭，將動搖美國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但這種真實的擔憂能直白地說出來嗎？當然不能。于是就另找理由。美國現在采用，其盟友也勢必將效尤的一法，就是轉移視線，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后給本國人民造成的不幸歸咎于中國，從而使中國成為眾矢之的。　　

例如，美國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也被認為中國難辭其咎。本來，中國對美出口的都是美國早已不生產的低端品，美國國內高失業率與中國何干？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也硬扯在一起，被美某些政客當作煽動民眾反華情緒的一個重要由頭。假如中國出口產品走向高端，有朝一日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上同臺競技，將打遍天下無敵手，因為我們的工資成本大約僅有他們的10%左右。到了那時，西方國家千百萬人失去飯碗，就真的與中國有關了。現已被煽動起來的反華情緒將達到仇視的程度，我們承受得起嗎？　　

于是，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遇到了空前的“兩難”問題，無法解決，不可持續了。如繼續以量取勝，走低端品出口為主之路，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都已不堪重負，此外，各國貿易保護主義因全球經濟危機發生而方興未艾，技術與市場受制于人，也非長久之計，資源進口不僅價格因中國需求而飆升，推動國內輸入性通脹，還隨時可能被阻，國外要求中國減少碳排放的壓力曰趨增強等等，都警告著此路不能再走下去了。改走發展高端品出口，以質取勝之路，如上文所述，前景也很危險。總之，變化了的國內外形勢，迫使中國必須轉變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方式。　　

但是，有鑒于此，中國主流派政治經濟學家們現在談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都是指的轉變粗放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型、出口導向型等等經濟發展方式，他們認為，如果轉變為集約的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內需消費為主的方式以后，經濟就又可持續發展了。非也。如此只能緩解于一時，而不能根本解決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之道，還須轉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式，撥亂反正，改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方式。　　

曾幾何時，中國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右派學者，對英美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里根當政時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推崇備至，認為應當是中國學習效法的榜樣。誰知2008年從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就將這一“華盛頓共識”掀翻在地，世界各國紛紛進行反思，欲步其后塵者也從此懸崖勒馬，避之唯恐不及。　　

當然，主流派不會輕易認輸，他們鴨子死了嘴巴硬，可能會說，中國現在同英美一樣，不也是以私有制經濟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其發展方式中的一種嗎？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就能獨善其身，甚至“北京共識”舉世夸贊，吃香得很呢。外國人也一頭霧水：中國人掌握了什么獨門秘笈，師從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經濟照常高速增長？　　

其實，什么“共識”，說穿了都一文不值。概而言之，相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無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共同特點，就是操弄虛擬經濟，以克服與彌補其實體經濟因生產資料私有化同生產力社會化而必然產生的矛盾和不足，主要手段就是透支消費。兩種“共識”的不同之處則在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消費透支經過長期積累已經過度，危機終于爆發；中國則是新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透支消費方興未艾，還大有潛力可挖。兩者存在著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別。正是這種差別，西方現在接二連三地鬧主權債務危機，中國卻在同時仍然保持著強勁的社會需求勢頭，推動著經濟高速發展。　　

老朽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與新生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兩者透支消費的主要載體驚人地完全相同，即通過銀行大量放貸，鼓勵居民購房消費，發展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也就是說，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但日后中國不可避免地鬧起經濟危機來，將比西方各國更嚴重、更長期。這是因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以前鬧過危機，心有余悸，多少還講究點克制。既然周期性經濟危機不可避免，那就要設法在兩次危機之間盡可能延長資本主義經濟生存和發展的周期，當危機來臨時，也要設法盡可能降低危害程度，所以，他們的透支消費還是有分寸的，并不敢胡來。中國則是暴發戶心態，滿桌酒席恨不得一口吞下去。有報道說，中國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幾年內房價竟然增長幾倍。中國樓市泡沫已達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房地產開發商能減免購地支出，房價哪怕下降七、八成，仍大有利可圖。主要依賴于房地產業的經發方式也必須轉變，近年來經濟學家們這方面的論證已不少，我也將在下文“二問”中補述。　　

二問  經濟發展方式為什么轉變不了

首先，是因為提出這一方針的執政者及為其提供咨詢的主流派經濟學家們，雖然都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之士，但逃不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魔咒，他們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迄今為止，其實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明確的目的，“摸著石頭過河”，向來不問目的何在。更可笑的是，肉食者們連事物的手段與目的都混淆不清，往往將手段當作了目的，卻不知道，欲使事物成功，先要明確目的，再決定采用何種手段，方能有效地實現。一個人連去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走呀？本來目的地在東邊，他卻偏往西走，那不是離目的地越走越遠了嗎？并非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此荒唐，改革開放以來，與目的背道而馳的事，可謂屢見不鮮。　　

例如體育運動。毛澤東曾有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發展體育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強人民體質”。可是，反毛“凡是派”的混蛋們反昏了頭，凡是毛澤東提倡的，他們就反對。他們廢棄毛思想，而改用鄧理論。鄧小平對體育運動的題詞是“提高水平，為國爭光。”本來，兩者各有側重點，可謂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在全民健身普及的基礎上提高運動水平，在運動健兒們提高水平奪取獎牌為國爭光的鼓舞下進一步普及。可是他們偏要搞成“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似乎只能顧一頭，發展體育運動的目的只是為了奪金牌。于是，用于體育的資金幾乎全投入到培養競技運動員身上，而罔顧全民健身的需要。結果，金牌倒是獲得了大豐收，但有資料報道說，與此同時，我國人民的體質，特別是青少年的體質卻下降了。也就是說，發展體育運動與其主要目的——增強人民體質毫不相干。　　

又如鄧小平提出的“允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理論，此為手段還是目的？他的公開說法意思很明白，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正當經營的途徑而先致富，再利用榜樣的力量使人們群起效法，可能更快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顯然，他的“先富論”指的是手段，而非目的。但執政者偏要將手段當作了目的，結果謬以毫厘，失之千里。因為，假使將共同富裕當作目的，就會講究“允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手段的正當合理性，并使之納入為達到共同富裕目的而設計的有效的法制軌道。但政客們偏將“先富”視為目的，那就可以偷盜搶騙不擇手段了。因為，只有巧取豪奪，才能最快地讓一部分人大發橫財，先富起來；反之，如果大家都循規蹈矩不走邪路，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形成新生的資產階級？所以，今日中國社會上懸殊的貧富差距和由此引發的嚴重社會問題，從理論上說，都是源于不同階級的人們無意識或者有意識，誤解或者“誤解”了鄧小平“允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理論的初衷，當手段當作了目的。　　

再如社會主義生產建設的目的，曾經明白無誤，就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生話與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他們的幸福指數。可是改革開放以后，要實行資本主義的一套，這一目的就相應地過時，不適用了。誰都知道，資本主義生產建設的目的主要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在中國則是為了少數先富起來的人富上加富。但這一目的在一個“毛左”思想仍有嚴重影響的國度里敢說出口嗎？于是“曲線救國”，大談什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等等“理論”，又是將手段混淆成了目的。忌諱談論目的，似乎只有手段，難道是為發展而發展嗎？其實，為其真實目的服務的具體手段，就是官員“政績”考核以GDP增長為主要指標和根據的設度設計。　　

“特別是”30多年來，撥正反亂，在新的“政績”考核制度設計下，各級官員的“GDP祟拜”高燒不退，反有愈演愈烈之勢，老百姓的痛苦指數也相應地提高。資本主義手段與社會主義目的背道而馳。其間，鬧了不少令世人匪夷所思荒誕不經的怪事。重復建設不再被當作浪費性質的犯罪了，反而大加提倡。例如，官方采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實踐中否定“全國一盤棋”的中央計劃方針，而這正是社會主義的主要優越性之一。當年，在發展民用品如冰箱、電視機、洗衣機時，各地一窩蜂地引進了100多條生產線，后來大約90%都報廢了。前些年搞信息網絡建設，移動、聯通、鐵通等六七家單位各自為政，各建一套系統，盡管從技術上說，合建完全可行。結果也可能是為了GDP增長總量更加可觀，寧愿多花幾千億元，相當于浪費了三個三峽工程的投資。據說，中國的“三公”消費每年近萬億元，為什么無人管束？恐怕也是因為它有助于GDP增長吧。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不曾經也是GDP增長考慮下的產物嗎？出現劣質，甚至“豆腐渣工程”在中國早已不是稀罕事了，因為這類工程可為以后預留GDP增長空間而樂此不疲。如武漢白沙洲長江大橋，建成通車10年，大修24次。建設部公告，中國建筑壽命平均只有30年，低劣程度可能是世界之最。如今中國方興未艾的招商引資熱，特別是引進世界500強跨國公司投資，更是各地官僚津津樂道的“政績”， 因為能使當地GDP顯著地更上一個檔次。但其內容如何，有什么值得夸耀之處嗎？富士康“13連跳”可能只是個特例，不足為訓。那么，我們就舉一個有普遍代表性的典型例子，可謂圖虛名到了可憐地步。　　

例如，中國的外貿出口產品約有6成是外資在華企業，即像富士康那樣的代工企業生產的，品牌、設計、營銷等高端環節都掌握在人家手里，中國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制造環節，賺取的是蠅頭微利，幾個付出血汗的辛苦錢。如一臺由美國蘋果公司開發的售價299美元、　30G　容量的ipod音樂播放器，其中生產設備和生產線設在中國的蘋果公司以及零售商能夠獲得設計和營銷費用163美元，負責制造和出口零部件到中國的其他亞州國家和地區獲得了132美元，中國企業僅僅獲得4美元組裝費用，為此還要付出土地、水電、資源、環境的消耗與污染的代價。那么，中國官僚們到底圖的是什么呢？就是出口一臺組裝完成ipod，GDP增長的賬面上便多出了150美元，匯總起來，“政績”驚人，促成了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再如此增長幾年便是第一大國了，將載入史冊。官員們熱衷于沽名釣譽，如果說這也是他們執政建設的一個主要目的，那倒是實現了。但美國人現在卻以“150美元出口”為據，指責中國對美大量貿易順差，并造成其國內失業率飆升，居高不下。看來，這“4美元代工”的血汗錢也不是好賺的。　　

恩格斯曾給機會主義者畫過一副像：　　

“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不顧后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　　

機會主義者執政，是不可能轉變經濟發方式的，因為他們采用的經濟政策措施，“忘記根本大計”、“不顧后果”和“犧牲運動的未來”。上文例舉執政的官僚可能出于“真誠的”動機而采用的經濟政策措施，都是為了追求短期效應。追求短期效應并沒有錯，但錯的是這種短期效應均屬于殺雞取卵和飲鴆止渴性質，從長期看，完全不利于發展經濟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民富國強，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對目的的阻礙與破壞作用將越來越大地顯示出來。參與全球化經濟合作，也無所謂對還是錯，決定于你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一種什么樣的位置和角色。如果選擇有利于自己的高科技產業不斷發生“擴展效應”的分工位置就是正確的，否則，充當只能使自己的低技術含量產業陷于“回蕩效應”泥淖中的角色，則是錯誤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早已喊了很多年，為什么少有進展？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是“回蕩效應”在發生阻礙與破壞作用。你要往前行，它在拖后退。這個“它”指的是“比較優勢”。　　

在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的過程中，“比較優勢”是最大的功臣。這種機會主義短期效應考慮下的作用，在30多年的改革開放期間，始終如影隨形地陪伴著經濟發展方式，也就是說，比較優勢與現在的發展方式，兩者親密得分離不開了。　　

似乎是突如其來的全球經濟危機，可能使某些尚具有國家使命感，但思維遲鈍的統治者開始有了一點兒警醒，感覺到現在的經濟發展方式前景不容樂觀，甚至危險。雖然從此“加快”之聲空前急迫，但卻不知所措，仍在病急亂投醫。因為此前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了的原因尚不明白，病源沒有找到，怎知對癥下藥？當然轉變不了。其實，癥結就在于迷戀這個“比較優勢”， 不思解脫。　　

比較優勢理論，這是西方強國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們在暴力侵略掠奪為特征的帝國主義時代日益式微的情況下，以柔性欺騙手段取而代之而創新的一種理論，目的是繼續榨取落后國家的財富，為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服務，以及利用一部分所得用來緩和其國內階級矛盾。　　

西方學者創新這種理論，是專門用來向原來因被侵略和被掠奪而致貧國家兜售的，居高臨下，忽悠愚氓。因國情不同而異，上鉤者可能有兩種國家，一種是被逼無奈，另一種是心甘情愿，中國屬于后一種。因為中國是在建國20多年后，已經建立起初步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高科技產業也取得一些非凡的成績基礎上，為圖眼前的利益和一時的成就而上鉤的。只要信奉了這種所謂的比較優勢理論，就像吸毒上癮一樣再也難以戒除，而且，還會像“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靠深入改革來解決”一樣，毒性發作時，也要靠繼續不斷地加大劑量才能止痛，以求得安穩。　　

將比較優勢當作致勝法寶，長期建立在有意識地壓低勞動者工資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方式，其實是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使中國產品廉價，揮向世界市場，所向披靡，因而連年保持了出口的連年大幅度增長，帶動中國GDP猛往前沖，西方發達國家一個接一個地被甩在了后面；但另方面，劍鋒就有銹蝕缺陷了，因廣大人民群眾收入微薄，囊中羞澀，而導致內需消費乏力，與GDP增長越來越不適應，所以，當這次全球經濟危機影響到中國，出口一度受阻，資本主義生產力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化產生的嚴重矛盾，便也在中國凸現出來了。2009年，主要依靠出口生存的中小企業一下子倒閉了4成，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加入到失業隊伍，社會穩定形勢隨即變得嚴峻起來。　　

幸好，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長期透支消費已經飽和，甚至過度而難以為繼爆發危機不同，中國尚處于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透支消費則剛起步，這方面大有潛力可挖，還能持續一段時間。但中國與西方國家相同的是，透支消費的主要載體也是房地產業，資本主義命中注定，難兄難弟必然同病相憐。雖然現在似乎境況高下懸殊，其實只是暫時現象。兩者并無本質區別，包括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方略。　　

以房地產為主要載體，鼓勵透支消費，這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延緩經濟危機爆發的一個傳統經驗。中國亦步亦趨，照樣學習。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在透支潛力挖盡之前，房地產業進入繁榮發展的黃金期。在這個時候，人有多大膽，GDP增長就能有多快。2009年，實行積極的金融與財政政策，成萬億的資金砸向市場，投資力度之大，可能空前絕后。果然，當年GDP仍然保持了奇跡般的高增長，竟然絲毫也沒有受到全球經濟危機波及而使出口急劇下降的不利影響，原因就在于，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92•3%，取出口貢獻率而代之，甚至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力挽狂瀾，功不可沒。　　

像美國人之前搞“次貸”時一樣，欲使這種透支消費方式在當時行之有效地推動經濟向前發展，就必須設法不斷地推動房價上漲。房地產業的繁榮程度，在一定時期內，與其價格上漲成正比。因為，一是由于財富保值的避損需要，二是投資投機的獲利欲望，人們的普遍心理是買漲不買落。也就是說，房價漲得越是迅猛，房市越是繁榮。但繁榮周期又與之相反，越迅猛越短命。就像是拉彈簧，拉力越大，彈簧越長，長到一定程度就非斷不可。房價高到越來越多的人承受不起的時候，房地產業也臨近崩盤之日了。　　

中國執政者是空中走鋼絲的高手，政策就是他們手中的平衡木。鑒于一連串房地產業崩盤國家的前車之覆，他們也深知，國民經濟依賴房地產作為主要支柱產業而發展，是危險的，從現在起就必須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地不要過度傾向于這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對這個支柱產業的依賴之深，已經離不開了，如果強力矯正過來，也會失衡：經濟就往前走不動了。真是左右兩難。這個時候，調控房地產政策這根平衡木就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了。人們看到，近幾年這一政策杠桿時斷時續，時嚴時寬地向左右兩方面擺動，其實是反映了高空走鋼絲者動搖不定的矛盾心理。　　

也是中國人運氣好，“兩難”之際，出口形勢好轉了，國民經濟發展相應地減輕了對房地產業的依賴程度，房價連年大幅度上漲的危險趨勢可以遏制了。這就是當前“抑制房價過快上漲”調控房地產業政策的由來。執政者可能認為，這一政策是保持國民經濟長期、平穩、健康發展的不二法門。　　

誰都知道，中國房地產價格泡沫已經大大的有，所謂“健康發展”的含義，是指不能再“過快上漲”了，并沒有擠掉泡沫的意思。以前任何時候漲上去了，不但不能擠，而且房價還要在金融政策調控下持續不斷地適度推高，否則，就可能削弱，甚至危及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所起的巨大支撐作用，后果不堪設想。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就是前車之鑒。　　

但是，開創和保持了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主要支柱產業的繁榮局面，最直接的影響卻是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加困難了。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人們是逐利的，投資傾向于追求最大利潤。比較起來，搞其他實業經濟生產，包括自主科技創新，賺錢不易，也很辛苦，而這些年來凡是參與了房地產業的投資者，幾乎無不輕巧地便大賺其錢。中國億萬富翁中，房地產商占了最大比例，就是明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從大企業家到小資產者，更多的人趨之若鶩，千千萬萬的“待富者”正在先富者的引領下，一道投入房地產業，形成了全民炒樓的壯觀局面。一個社會，無論財力還是智力，終究是有限的，現在的社會力量大部都已用在了依靠房地產業的繁榮而使經濟發展的方式上，并且對各級政府來說，“土地財政”依賴之深，可能舉世罕見，已經須庾不可削弱，遑論離棄了。試問，又有多少余力推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實際行動上看，各級官僚甚至還沒有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到執政的議事曰程上。　　

不過，主流派經濟學家們紙上談兵的倒是不少，但好像無一人提及現在的經濟發展為什么不得不利用透支消費手段，選擇依靠房地產業推動方式的深層次原因。避而不談的忌諱不難理解，因為那將會不可避免地觸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無法醫治的痼疾與痛處：生產力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化而使收入消費和產能增長難以適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既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那就顧左右而言他，以安慰一下人們的危機感吧。經濟增長依靠房地產業的發展方式，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已遭失敗的情況下，從表面上看，中國主流派經濟學家們似乎也都是這種發展方式的反對者，但實際上，贊同者并不乏其人。當然，他們的表態是委婉的。一種典型論調是說，中國城市化率只有40%多一點，遠未像西方國家80%左右那樣飽和。言下之意，房地產業的發展空間還大著呢，何必杞人憂天，擔心充滿價格泡沫，越來越多的人無力購買的房地產業因市場蕭條而衰落，影響經濟增長？他們可能是揣著明白裝糊涂，不然，怎么可能忽視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即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區別在于，市場上的商品需求，不僅僅在于人們的購買欲望，更決定于人們的購買能力？在中國這樣一個絕大多數民眾一年的勞動收入，只夠甚至不夠購買城市一平米住宅的國度里，怎么去實現80%的城市化率？除非學習印度的先進經驗，容許城市貧民窟的存在和不斷發展壯大。　　

當然，大概很少會有人相信與聽從這些無話找話說的低能兒見解。另一些官方學者就高明多了。他們認為，經濟繼續發展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低收入勞動群眾的工資，讓其有錢消費，包括購買高價房產。從現在的輿論宣傳和政策走向上看，官方好像采用了這一高見。這付藥方不能說是開錯了，但能否見效，則決定于如何飲用這一付藥方。我認為不會有效，根據很簡單，說來可笑，肉食者們至今還沒有分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與手段，兩者混淆不清，甚至將手段當作了目的。　　

誠然，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迫在眉睫的目的，應當是大大地提高最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基層勞動者收入，促進內需消費能力，替代已顯示難以為繼之兆的外貿出口和房地產業為主要支撐的經濟發展格局，以保持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也可以說，提高民眾收入是現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直接目的。怎么提高呢？人們根據中國當前產業大多是低檔次的現狀，不約而同地都想到必須加強自主科技創新能力，調整產業結構，向高端產業發展。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提高效益，從而有條件增加民眾收入。這種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提高產品檔次只是實現增加收入目的的一個主要手段，卻不能當作目的。有人可能想當然地認為，科技自主創新搞好了，收入自然就會相應地提高。如果這樣認為，整體而言，個別例外，結果必然是失望，增收目的不會實現。因為，欲實現增收目的，除了搞好科技自主創新，還必須輔之以另外一種主要手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喊了這么多年，其目的為什么一直實現不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忌諱、害怕和反對使用這另外一種主要手段。到底是什么手段？讀者先猜一猜，老粗在下文“三問”中再作解析。　　

前文例舉毛澤東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和鄧小平的“提高水平，為國爭光”兩個題詞，前者應當是目的，后者是手段。簡而言之，全民健身的目的可以通過競技體育的手段更快更好地實現。但若將競技體育這一發展體育運動的主要手段當作目的，那就可能走向歧路，反而不利于實現目的。經濟發展中GDP高速增長，應當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實現民富國強。但若將追求GDP增長這種手段當成了目的會是怎樣？現實中已有答案。同樣的道理，如果科技自主創新和調整產業結構定位錯亂，也將失去本來是為了實現增加人民群眾收入這一目的的一個主要手段的應有作用。　　

持續和大幅度地增加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不是少數人，如依靠國家財政撥款支付工資的公務員等階層）的收入，取決于兩個前提條件：一個是能夠不斷地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第二，提高了的效益要能比較公平地分配。第二個條件“二問”中暫時不談，留待“三問”中補充。第一個前提條件在現在的社會機制運轉情況下，就基本上無法辦到，即使產業結構往高調了，自主科技創新成績喜人，也辦不到。這是什么原因呢？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有兩大特點：一是私有化改革不斷推進，私營企業面廣量大，已占國民經濟中最大比例，二是外貿依存度日益提高，出口市場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我們現在所謂增加國民收入，實際上主要指的是增加外向型私有企業的職工工資收入，因為他們占了工薪勞動者中的大多數。如果這些大多數勞動者的收入根本就不可能提高，或者提高的空間很有限，那么，從長期看，怎能指望內需消費取外貿出口而代之，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可持續前進的主駕馬車？假若一定要勉強使內需消費擔當此一重任，那也只能是可發揮短期效應的，以房地產業為主要載體的透支性質內需消費。　　

私有企業勞動者工資難以增加，或加薪有限，除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利益分配必然傾向于強勢一方的資本家這一因素，首先是因為受制于出口企業的經濟效益低下，因而，資本家即使肯發善心多給工資，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外貿企業的經濟效益為什么普遍低下？因為它們出口商品的定價權被牢牢地掌握在外商手里。　　

出口商品定價主動權，對于企業效益來說，比起自主科技創新，也是一個同等重要的關鍵因素。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概括了高科技產品必備的五大要素，即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掌握產品核心技術，關鍵部件基本自給，產品質量不遜于人，市場銷售利潤較高。前四個要素可謂統屬于自主科技創新范疇，都是手段，服務于最后一個要素——獲得較高利潤的目的。出口商品定價權也是一種手段，它同自主科技創新一樣，都是為實現企業經濟高效益目的而不可偏廢。　　

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熱議中，主流派經濟學家們各抒高見，但卻鮮有人提及這個至關重要的定價權問題。它是怎樣落于外商之手的？已經造成了什么樣的嚴重后果？它還能設法爭取回來嗎？不解決這個問題，所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會成為一句空話。但對于主流派學者來說，這卻是個忌諱話題，避之唯恐不及。那就讓老粗越俎代庖，先簡單地提一下吧。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時代，在外貿體制與機制集中統一的情況下，雖然這種經濟制度可能有“僵化”之弊(其實這一點尚須商榷) ，但其主要優點之一，即當時出口商品定價權曾經掌握在咱們自己的手中，則是不爭的事實。此權后來旁落于外商，始自改革開放后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私有制企業成份占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日益擴大之時。中國資產階級軟弱，沒有力量保護國家主權(出口商品定價權是國家經濟主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是又一個例證。　　

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中，國際貿易規則是西方列強跨國公司的代表們制定的，首先就不允許你搞社會主義國家計劃性質的集中統一對外貿易方式，加入WTO，必須自廢武功，改為各個企業單獨對外。外向型企業從此變成了一盤散沙，為外商各個擊破提供了對其有利的客觀條件。而且，外國大資本家早已占領了銷售市場的制高點——在全球營銷網絡中處于壟斷地位。所以，盡管中國私企可能如主流派學者吹噓的那樣“活力”無限，也許像孫悟空一個筋斗能翻十萬八千里，但終究逃脫不了跨國公司的手掌心，人家只要稍一動作，便會將你壓制在五指山下，使你永無出頭之日。這就是中國企業，特別是外向型私有企業的命運。其具體表現是，絕大多數出口私企的產品銷售利潤率低下，約在2%和5%之間。　　

近年來各種傳媒，特別是中央電視臺的新聞播出中，經常推出某個私有企業如何自主科技創新，調整產業結構，開發高端產品，從而利潤大增的事跡。不錯，確有這樣的私企，但只能是個別例子，而且示范作用極其有限。原因很簡單，2%——5%的利潤率，不可能投入較多的研發費用。有調查統計說，90%以上的出口企業甚至不敢奢望設立研發機構，新聞報道中的范例只能屬于鳳毛麟角。于是在中國企業中就普遍地產生和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利潤率低，沒有能力投入研發費用，導致產品檔次難以提高，越賣不出好價錢，利潤越低。這些沒有獨立研發能力，苦于利潤率低的企業，好像一群蝗蟲，只要看到某個行業產品市場熱銷，利潤較高，便會不約而同一窩蜂地涌去，而使這種產品的市場很快被蠶食殆盡，產能又逐漸嚴重過剩。如此，又為外商提供了壓價撿便宜的條件。從微觀上看，中國私企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確實表現出了話力，反映在企業活動中，縱向比較，科技創新能力還是在逐漸提高，企業管理也不斷進步，但宏觀結果，不過是在為外商作嫁衣裳，因為你始終逃不出他們掌控的2%——5%利潤空間。　　

由于受到外商的出口商品定價權的掌控，中國企業效益普遍低下，中國億萬勞動者的工薪收入隨之難以提高或者加薪空間不大，因而影響到內需消費增長乏力，不可能替代外貿出口成為拉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主力，如此說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目的豈非實現無望了嗎？也不是的。假使采用筆者暫時保密的另一個主要手段，科技創新的主體企事業單位，不論國有私有，只要是屬于中國人所有，那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仍有實現的可能。　　

現在經濟發展方式在所有制方面的主要特點，一是推廣私有化改革，二是實行外資化開放。但是這種性質的改革和開放，與欲轉變為增加民眾收入，提高內需消費在拉動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的的經濟發展方式，正好背道而馳。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對于這種性質的改革開放，非但不思改弦易轍，還要“堅持”“ 深化”呢。“摸著石頭過河”，不問方向路線，更不知道目的何在，所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難免南轅北轍了。　　

不論內資外資私有制企業，他們運營產生的利益，其分配必然傾向于強勢的資本家，而剝削于弱勢的勞動者，造成貧富懸殊差距，不利于提高內需消費能力。不過，如果是內資私有企業，只要不屬于替外商產品代加工組裝的低技術含量的企業，對這種差距，尚存在官方利用行政手段調節，使之縮小的可能性，而外資私有制企業，則這種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其中道理，不難理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同一事物的真理標準，人們卻可能由于利益立場、觀察角度和時間先后的不同而產生歧見。我們今天的討論，則是針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言，所以，是否真理的標準，就應當定位于推進還是阻礙實現以內需消費取代外貿出口為主，轉變為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根據這一標準，私有化改革和引進外資政策，顯然并不是“真理”。　　

有調查統計報道說，勞動者工資收入占企業GDP比重，國有企業大大地高于私有企業。主要原因很有意思，同主流派經濟學家們的論斷相反，在經濟效益方面，國企一點也不比私企低。請看官方的一則報道：　　

“據《人民日報》　2010年8月4日　報道，《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日前發布，這是重點向社會披露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同時對社會上廣為關注的央企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稅負、薪酬、壟斷等狀況進行了回應。　　

——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方面，《回顧》顯示，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業的資產總額從7•13萬億元增加到21萬億元，年均增長16•74%；營業收入從3•3萬億元增加到12•63萬億元，年均增長19%。　　

——納稅方面，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業上交稅金從2915億元增加到11475億元，年均增長21•62%，累計向國家上交稅金5•4萬億元。通過數據研究得出，國有企業的稅負明顯高于其他類型企業，近年來稅負均值為27•3%，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其他企業中稅負最高的股份公司的稅負平均值的2倍。”國有企業效益較高，因而才有能力多付給勞動者薪酬。　　

再看引進外資政策。所謂“以市場換技術”，自我削弱甚至廢棄自主科技創新能力。最典型的是汽車工業，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關鍵部件如發動機不能自給。“合資”的結果，據說7成的利潤大頭都被外商拿走了，剩下的小頭，當然就不可能支付給中國汽車工人以他們的外國同行那樣的較高工資，永遠都不可能。現在汽車熱銷之時，工資不知有人家的十分之一否？更低下的是采用所謂“蘇州模式”， 來料加工組裝，中國人恐怕連一成利潤都拿不到手。再等而下之是引進“二老板”開設的，替跨國公司產品代加工企業，如富士康，他的利潤率本來就很低，再對雇傭的勞工敲骨吸髓地剝削，迫使窮工人生不如死，一個個跳樓自殺。但此類“世界500”時下卻是各地官僚熱捧的對象，因為可以滿足官僚們兩方面的需要：一是“政績”上的，當地GDP大幅度增長了；二是面子上的，統計外貿出口，“高科技產品”連年不斷創新高。　　

如此倒行逆施還要繼續“堅持”和“深化”，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無疑于指望太陽從西方出來了。　　

l      三問  怎么樣才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毛澤東時代有一個著名說法：“階級斗爭是個綱，綱舉目張。”后來，這個說法被認為是“極左”，徹底地否定了，現在則改而提倡“和諧社會”。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社會上客觀存在的事物，并沒有因人們主觀上的閉目否認而消失。即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論，懷有善良愿望的人們，當然希望經濟發展方式在有領導、有步驟、有條不紊的和諧社會中轉變，但不排除國內外階級敵人的干擾破壞，有這種可能嗎？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乃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與和平崛起的需要。但這種需要今后將曰益加劇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相抵觸和沖突。因為，這次全球化經濟危機帶給西方國家的一個主要教訓是，透支消費玩過火了，建立在這種消費方式基礎上的虛擬經濟已近崩潰邊緣，造成的后果是一個接一個國家的社會發生動亂，并將長期化，可能危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因而縮小虛擬經濟泡沫，相應地加強實體經濟，，成為他們的共同選擇。他們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只是內容和目的與我們不盡相同。　　

西方國家資產階級統治者，為了緩解他們代表的階級與其國內無產階級的利益矛盾，使之消除階級斗爭，建立他們的和諧社會，也在與時俱進，因勢而為，不同時期選擇應用不同的方式方法。資本主義強國信奉叢林法則，早期用的是赤裸裸地侵略掠奪落后國家的方式，后來，20世紀中后期以后，由于社會主義興起的力量攪局，不得不改為金融詐騙、產品不等價交換等比較隱蔽溫和的方法，損人利己，將從外國攫取來的財富一部分分配給其國內民眾，從而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但是，這種方法現在也遇到了挑戰。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巧取豪奪，強加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貿易規則，經過這次經濟危機，發生了一些變化。各國都提高了防止被騙的警覺，并采取了相應措施，因而，像1997年洗劫東南亞國家那樣，不再能夠輕易得手了。實體經濟中的高科技產業，卻因相對于虛擬經濟的長期較為忽視，發展速度落后于發展中國家中的某些新興國家，也就是說，以高端產品交換低端產品，從中獲取高額利潤的能力也日益削弱。西方列強國家經濟發展趨勢惡化主要反映在失業率居高不下上——脫離實體經濟基礎的虛擬經濟發展，一旦泡沫破裂或縮小，失業潮便會洶涌而來。這是個令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感頭疼而又無法解決，并將長期存在的頭號問題，特別是對美國。　　

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世界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其與社會主義勢不兩立的“冷戰”時期，開始了較大程度的修正。當時，他們之間不再爭斗了，面對以蘇聯為首，后來新中國也加入其中的社會主義東方陣營，美國領頭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也抱成了一團。表現在軍事上，就是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經濟上，美國這個西方列強中唯一沒有在剛剛結束的二次大戰中遭受重創，反而大發橫財的大國，在戰后一片廢墟的歐洲，有條件慷慨解囊，推行“馬歇爾計劃”，援助同類的戰后各國。蘇聯本身就被戰爭折磨得滿目瘡痍，當然更沒有相似能力援助他國，反而還要從己方陣營中的國家，例如前東德獲取賠償。如此一予一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東方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生活上的差距很快就分別顯示出來了。這是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失敗的遠因。　　

與之同時，我們也得承認，國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的智囊們，在操作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上，遠比他們對立方的同行高明。尤其是現代以來，他們成功地將患上先天性致命痼疾，像是一個走向衰亡的老嫗，經過其整形和梳妝打扮，再加以非常注意不斷地調理飲食，所以乍一看似乎比世界上另一個雖然體質健全，但因后天失調，長期缺乏保養的少女，更顯得年輕有活力。簡而言之，他們在操作經濟的策略戰中，戰勝了教條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面的對手。　　

這種假像迷惑了世界上許多人，包括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身居高位的某些人，特別是那種利用其前任的一些過失，迫不及待欲露兩手以取悅某些急功近利的民眾，樹立自己權威的領導人。前蘇聯的赫魯曉夫就是這種人中的一個典型，中國好像也有這種人。　　

取悅民眾的最簡便方法，莫過于實行一種能迅速產生短期效應，哪怕是殺雞取卵，飲鴆止渴，只要使愚民百姓感受到確實得到了以前沒有得到過的好處，先把他們引上鉤再說。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后，西方帝國主義“釣魚者”對待中國新領導人，也是這種心理。知道點二次戰后世界現代史的人，大概還記得前南斯拉夫這個國家吧，而今安在？已經分崩離析，國力衰弱不堪了。　　

當初，即1948年該國領導人鐵托同斯大林鬧翻，脫離蘇東陣營，隨后在自以為堅持獨立自主立場的條件下，接受美援。黃鼠狼給雞拜年，天上真是掉下餡餅了。開始，南斯拉夫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美國還能容忍，并未干涉。后來蘇東陣營解體，南斯拉夫失去利用價值了，美國立即兇相畢露，借口其國家領導人為防止國家分裂，像中國鎮壓“藏獨”、“ 疆獨”曾動用過武力一樣，扣上“種族滅絕”罪名，被引渡境外，客死于他國獄中。　　

像當年中國能否加入WTO，必須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臉色和首肯一樣，中國今后可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西方列強的態度，也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如果還不是決定因素的話。國內一般善良的人們也有一種錯覺，以為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是十分獨立的，那只是一種表象，其實已被帝國主義所左右，內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至多處于半獨立狀態。

老粗文字表達能力低下，無能簡明扼要說清問題，不得不多費筆墨，但自信沒有離題萬里，越扯越遠。國人都忽視了，西方發達國家當年接納中國加入WTO，是有彼此心照不宣不成文的前提條件的，即接受“比較優勢”理論，向低端產業方向發展。接受不接受，主要看行動。中國很快而且非常徹底地經受住了西方國家的這一考驗。當年，以“運十”大飛機下馬為典型標志，幾乎所有高科技項目，不論正在研制的，還是接近成功的，都難逃厄運，統統取消和下馬，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發生的事件。　　

在西方國家心目中，中國現在提出自主科技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背棄當初“入世”時的不成文安排，打亂國際分工秩序，試圖從西方設置的低科技產業“回蕩效應”圈套中解脫出來，向高科技產業“擴展效應”方向發展。如果中國人的這一企圖得逞，將會造成怎么樣的嚴重惡果？美國總統奧巴馬已經說了，不能允許中國人過上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富裕生活，否則，對全人類都是災難，因為地球資源不堪重負。也就是說，中國人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空口嚷嚷可以，陽奉陰違也行，真若實行豈能容忍？！　　

同中國一樣，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也有他們的核心利益與不可逾越的底線。誰若侵犯了西方國家的核心利益與底線，他們必然同你兵戎相見！中國作好準備應對這一嚴峻的挑戰了嗎？如果沒有應戰的決心和膽魄，那么，在此之前，就不要侈談什么自主科技創新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就是說，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談論這個話題，中國人中不怕惡霸威脅的硬漢才有資格談論，軟骨頭懦夫沒有資格談論。　　

迄今為止，中國參與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化經濟分工合作，在人家的心目中，發揮的是積極作用，尤其是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這種作用表現得非常突出。例如，當前歐州經濟的復蘇，明顯得益于中國經濟在全球化國際分工合作機制中的積極參與，這是公認的，連西方極端反華的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據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前9個月，歐盟對中國出口與進口分別同比增長39%和30%。中歐雙邊貿易額已超出了金融危機前水平。　　

其實，準確地說，這次歐洲經濟的復蘇，應當是得益于中國國民經濟中產業結構的低端化。因為，危機的根源是民眾消費與社會產能不相適應，前者滯后于后者。為此，至少危機期間，在其財政赤字允許限度內，必須盡可能放松銀根，以促進消費增長，復蘇經濟。但市場上貨幣流動量增加又會誘發通貨膨脹。這時奇跡出現了，那些國家并無通脹之虞。這是什么原因呢？原來，大量進口于中國的廉價日用品，平抑了市場物價。中國商品價格便宜到了什么程度？人工成本大約只有西方國家的10%左右，工時超長，環境污染成本不計，勞動保障費用省略，利潤率只有2%——5%，還時有出口退稅補貼，各地更有對出口產品數不清的優惠政策。相反，中國進口于歐洲的則大多是高附加值、高利潤率的高端產品。歐洲商品對于中國來說昂貴到了什么程度？一架“空客”飛機能換取中國數千萬件襯衫或鞋帽，足以堆成一座山。中國連年大幅度增加的定單，有效地維持了歐洲許多國家的工廠生產，降低了他們的失業率，也無疑于大大地減小了街頭暴亂的規模。　　

因而，盡管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遭到他們的不斷非議和持續攻擊，但這并未妨礙中歐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總的說來，雙方的合作關系是主流。就像商場上的生意伙伴，雖然互相并無好感，但只要彼此有利可圖，還是可能走到一起。但這種合作關系今后很可能終結，轉化為敵對關系。因為，中國的產業結構正在調整，欲從低端轉為高端，到那時候，中歐貿易關系也將從互補變成競爭。可以想像得到，那時，現在依靠中國定單大賺其錢的歐洲許多工廠，不但再也賺不到中國人的錢了，他們的海外市場還可能被中國產品擠占，從而危及其生存，遑論發展了。中國高速鐵路項目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日本一家高鐵公司的老板就已經憤怒地指責中國“剽竊”了他們的技術，雖然中國引進的是時速　250公里　的技術，吸收消化后創新為時速　350公里　。今后，中日兩國在這一項目上，爭奪世界市場是不可避免了。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叢林法則，商戰已經打響，而且必將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同歐洲國家當然也是如此。中國的C919干線大飛機研制成功后，還會買“空客”嗎？至少不會花數以百億的美元大量購買，售價和利潤也將大幅度降低，對他們最壞的結果，是遭到像高鐵一樣的命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歡迎你購買他們的高端產品，但不能“自主科技創新”， 那會損害他們的利益，甚至危及他們的核心利益。　　

這次全球經濟危機影響最嚴重的，恐怕是習慣于透支消費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了。現在危機經過“救助”，即使有所緩解，但治標不治本，其后遺癥也將長期存在。透支消費難以為繼了，今后將不得不量入為出。擠掉“繁榮”泡沫，意味著必須凍結甚至降低工資，并且大幅度減少用于民眾的福利開支，從而影響消費，產能過剩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又使消費乏力，形成惡性循環。不過，只要全球化經濟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產業國際分工合作的格局一如既往，沒有根本性的巨大變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其中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愿意繼續像現在的發展方式這樣克己利人，為全球化經濟作貢獻，那么，這次危機的主要殃及國——西方列強國內民眾的生活，在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往來中，通過高低端產品的不等價交換，仍能維持相對而言的高水平，表現出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制度在發達國家的“優越性”。 也就是說，危機對那些國家民眾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的不適應感覺，還在可承受的限度內。　　

但是，如果中國人不愿再忍受“四高”(高污染環境、高消耗能源資源、高投資率、高外貿依存度)“三低”(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資) 經濟發展方式的自虐，試圖轉變，欲躋身于富裕國家，因而對現在的國際分工格局提出嚴重挑戰，將來的情況又會是怎樣？那時，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就會高端化趨同，對他們來說，中國因素不再是積極的了，相反，在世界市場上還成了競爭敵手。受此影響，其國內失業率不但將因少有中國定單而無法降低，甚至反而由于中國競爭繼續升高。總而言之，中國的自主科技創新，調整產業結構，對西方而言，無疑于一種損人利己的決策行為，不可能再實現“雙贏”。 資本主義各發達國家現在還在提心吊膽，因為經濟危機并未結束，隨時可能“二次探底”， 在這關鍵時期，中國卻準備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其雪上加霜。你還讓不讓人家活了？　　

據新華社報道，權威人士聲稱中國經濟面臨六大“兩難”問題：　　

一，人民幣升值若過快，就會面臨出品惡化，就業困難，不升值又面巨大的國際壓力；　　

二，既要增強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又不能走過去一味擴大出口的老路；　　

三，要提高勞動者的收入，但相應的企業成本也會增加；　　

四，房地產調控不可半途而廢，但房地產的大萎縮也對經濟不利；　　

五，節能減排要上調資源價格，但當前物價需要控制；　　

六，宏觀政策退得過早，有二次探底的風險，退得太晚又會加大通脹壓力。　　

其實，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兩難”問題沒有說出來，可能是不敢。那就讓老粗代說。上述六大“兩難”問題，都有賴于這個最主要“兩難”問題的解決，否則，一個也解決不了。這個最主要的“兩難”是，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不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又將侵犯西方列強的核心利益，害怕遭到報復。　　

世界上充滿矛盾，人類社會就是在矛盾中前進。問題在于，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你選擇一條什么樣的前進道路。如果是“摸著石頭過河”，不問方向路線，搞得不好，反而可能倒退走回頭路。改革開放之初，也曾遇到一個“兩難” 問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線，還是參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化經濟中的國際分工？非彼即此，兩者無法并存。因為，你如果堅持前者，勢必將損害全球化經濟規則的制定者——西方列強的利益，無疑于與虎謀皮。于是，只得“為了一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原則，只圖眼前利益不顧后果了。”　　

但是，廢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線需要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便強詞奪理，不容分說，給它扣上“閉關鎖國”這一風馬牛不相及、莫名其妙的帽子。被批判過的“造機不如買機”的洋奴哲學也咸魚翻身，又時興了，據說，那是不識世界時務的“極左”分子搞的名堂。大批軍民高科技產業項目下馬，理由則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老百姓生活艱苦，國家財政十分緊張，不能勞民傷財，去搞那些遠期才能見效的東西。直到不久后，人們驚奇地發現，沒有幾千萬元人民幣繼續投入試驗已經基本成功的國產“運十”大飛機，卻有幾百億美元去買美國的波音和歐洲的空客。這巨額資金從何而來？原來是通過“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之類“改革新政”， 搜括于國內億萬老百姓的口袋。最近的官方統計說，中國還有近億生話在貧困線下的人口，而這個中國自定的貧困線，即便是近來提高了標準，也低于多年前聯合國制定的每曰收入一美元。消費占GDP比重，1980——2008年，中國下降–35•9%，2007年居民消費占GDP比例，大多數發達國家為60%以上，發展中國家50%左右，中國則為35%，排名世界倒數第一。我國城鎮居民工資總額占GDP比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別為17%、16%和12%，而美國則始終在50%左右，兩國差別懸殊。這些歸根結底，都源于資本、技術和市場都依賴于人，自己拚命發揮“比較優勢”，產業低端化產生的后果。　　

自主科技創新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基本上是一回事。現在還有人說它是“閉關鎖國”“ 保守僵化”“ 極左”政治經濟路線產物了嗎？人民群眾被欺騙了一次，但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開放產生的上述結果，終于使億萬民眾醒悟過來，不會再那么輕易地受騙了。共產黨領導層中不乏愛國精英和有識之士，他們也順應民意，提出了以民生而不是GDP為本，自主科技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決策。這就使執政的走資派官僚陷入了尷尬境地，并且也不得隨聲附合，像煞有介事地要求各地干部和民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毛澤東的經典名言，真是久違了。　　

中國難道要恢復毛澤東路線了嗎？面對中國表面上的變化，西方列強，特別是美國不明底細疑慮重重。所以，他們要敲打敲打中國，反映在持續不斷地施壓，在各方面越來越頻繁找麻煩，直至臨近中國京畿地區舉行以航母為主導的黃海大軍演。　　

中國許多人犯了經驗主義毛病。美帝紙老虎不用怕它，60年前，我們那么貧窮落后，不是曾經把他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了嗎？現在更何足懼！錯了，時過境遷，今非昔比了。中國還像當年那樣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嗎？自從丟棄了毛澤東旗幟，早已氣勢不再，變成一盤散沙了。走資派政客對中國今天的情況了解得更清楚。帝國主義現在是得罪不起的，否則，內憂外患，以后的日子會很難過。自主科技創新，調整產業結構，那是一種不識國際時務非常危險的念頭，因為將破壞西方列強主導的全球化經濟國際分工和貿易交換格局，損害人家的核心利益。　　

但是，這種憂慮只可意會，自己心中有數就行了，不能言傳。因為老百姓不理解這種憂慮，他們頭腦中的毛澤東思想“遺毒”遠未肅清。“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要求他們重新屈膝談何容易。偏偏帝國主義者一時也不理解中國政客的“兩難”心情，心急了點，恨不得一下子就將中國搞亂，變得衰弱不堪，消除對其稱霸于單極世界的潛在威脅。真是天大的冤枉！中國國內問題堆積如山，難以解決而自顧不暇，韜光養晦一百年猶嫌時間短了，豈有那種非分之想？在國際上當一個安分守己的順民，怎么還有人不相信呢。中國人現在在還沒有忘記奮發圖強的共產黨領導者的號召下，爆發出來的自主科技創新的狂熱勁，再像以前那樣用行政手段硬壓恐怕不行了，但能做些手腳，讓他們的希望目的落空。　　

中國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還是將會向帝國主義屈膝，長久性的關鍵因素，決定于中國是一個強大國家，還是一個肥大國家。假使是前者，必然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科技創新的經濟建設路線；如果是后者，經濟上則會依附、依賴和依存于帝國主義。也就是說，怎么樣才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目標為建立強大國家的毛派“愛國賊”，必須排除陰謀將中國變成肥大國家的反毛賣國賊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干擾與破壞，這是當前政治經濟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的焦點。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但這卻犯了西方新老帝國主義者的忌諱，將損害他們的核心利益，豈會聽之任之。買辦官僚心知肚知，又苦于不敢明言。如何既向國內人民有所交代而又不得罪國外強人，確實是一個“兩難”問題。高空走鋼絲，是需要平衡技巧的。所以，一方面，對自主科技創新口是心非，陽奉陰違；另方面，將損害人家的核心利益消弭于無形之中。前者表現在口頭上，后者落實到行動上。于是，世人就看到了奇特而荒唐的中國經濟政策：拚命出口獲得的順差巨額美元，大部分只能購買美國債券，同時又熱衷于引進外資，將許多重要產業的控制權拱手相讓。美國刺激經濟復蘇，對他而言唯一有效手段就是實行“量化寬松”政策，拿手好戲則是濫印鈔票，稀釋債務，最大受害國無疑是持有上萬億美債的中國。引進外資擠壓中國民族產業，直接悖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目的。也就是說，越是引進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資本，提高民眾收入，以內需消費取代外貿出口為主拉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希望越是渺茫，最終必然落空，因為賺大錢的利權在被源源不斷地外流了。　　

還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在社會福利保障方面，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天差地別。為什么巨額外匯儲備大頭不用于國內，卻在世界上當散財童子，一次次幾十億美元地購買那些國家的債券，幫助他們填補因高福利支出而造成的財政赤字。執政者的最高理想境界應當是贏得其國內治下的民心。即使從這一點考慮，也需要對老百姓多結善緣，為什么反而對外慷慨對內吝嗇呢？例如，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其子女上不起學等等問題長期拖延不解決，甚至置近億貧困人口難以溫飽于不顧。這種怪事沒有人能解釋得令人信服。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對今天中國既得利益集團中各色人等來說，百年大計，安全第一。購買美歐債券實際上不過是一種賄買安全的行為。肉包子打狗，根本就沒有指望對方會還本付息。如同中國歷史上北宋向金朝年年歲歲進貢一樣，現在只是名義上好聽一點，性質則完全相同。　　

這些年來，某些御用學者突然熱衷于為中國歷史上早已蓋棺論定，被釘上恥辱柱上的人物，如秦檜，李鴻章，蔣介石等丑類翻案平反，“恢復名譽”。古為今用，也是為當代“低調俱樂部”的類似人物喪權辱國，卑躬屈節的行徑辯護而已。　　

美國施壓于中國人民幣匯率升值，也讓人理解不了。美國人說，其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根源在于人民幣匯率過低，大量廉價的中國商品出口到美國，奪去了許多美國人的飯碗。但事實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幾乎全是低端品，特別是曰用必需品，美國出于人工成本的考慮早已不生產了，不買中國的，也要別國的。真若提高了人民幣匯率對他一點好處都沒有，反而有害于其國內市場上的通貨膨脹。而且要求一下子升值25%——40%。中國若答應其要求，大多數出口企業將虧損倒閉，數千萬工人失業。既然人民幣升不升值與解決其國內經濟和失業問題沒有多大關系，又明知不可能答應其要求，美國人為什么要將匯率問題嚷嚷得越來越起勁？醉翁之意不在酒，謎底很快揭開了，原來，他們是要將它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敲打中國的工具。據說，現代文明國家國與國之間的交往，要講究互相妥協讓步，避免矛盾升級。你不答應我的要求匯率升值，那就要在另方面讓步。果然，中國官僚心領神會，外商僅僅對中國自主科技創新，調整產業結構的初始政策抱怨了幾句，認為“被歧視”了，馬上就將“政府采購”這塊大蛋糕拱手讓人。　　

“購買國貨”制度是政府采購法中主要內容，從國際上實行政府采購制度的國家來看，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采購市場是完全開放的，唯有今曰中國例外。尤其是在保護本國新興的稚嫩的高科技產業的生存與發展方面，政府采購絕對是一個至關重要，甚至可謂影響與決定成敗的因素。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中，足夠大的市場銷售空間，特別是私有企業加大投入可能獲得較高利潤回報的高科技產品研發經費力度的前提條件。同時也要明白，對于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將長期處于“散、弱、小”狀態的中國私有企業來說，要他們現在就研制“高、大、精、尖”類的高科技產品是不現實的，自主科技創新只能是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地做大做強。具體地說，他們在現時期的努力方向，應當是在進口替代高附加值產品，即中端產品上下功夫。　　

例如，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10年8月24曰報道：                    　　

“新醫改8500億元的資金，正成為外資醫療器械巨頭急于瓜分的大蛋糕。                         　　

“中國醫療器械行業協會原副會長鄭全錄曾說，在國內醫療器械市場，約80%的CT市場、90%的磁共振市場、90%的超聲波儀器市場、85%的檢驗儀器市場、90%的心電圖機市場、80%的中高端監視儀市場、90%的高檔生理記錄儀市場被跨國公司壟斷。　　

“在外資品牌的鼓動下，國內從三級醫院到二級醫院，采購昂貴儀器沖動不斷。不僅如此，目前社區醫療和農村醫療也成為西門子、飛利浦、CE等巨頭的關注重點，正將觸角伸向縣級及鄉鎮醫院。”這些應當屬于政府采購的范疇吧？　　

“盡管國外醫療器械品種比國內貴很多，但是國內醫院仍是樂此不疲。國內已經采購約20臺達芬奇機器人，這種由美中互利獨家代理的產品每臺售價2200萬元，而且達芬奇機器人每套脫卸式手臂器械最多只能使用20次，上海瑞金醫院的醫生核算，每次輔助外科手術的成本在8—10萬元之間，意味著每套手臂價值200萬元，而更換一次就得投入200萬！　　

“但是儀器出售后問題則接踵而來：售后服務跟不上。目前CE、西門子和飛利浦等各大巨頭，每家都有超過3000名員工，其中主要是銷售人員，而售后服務人員則只是一個很小部分。行內人士分析，此外，銷售儀器能帶來高額的利潤，而售后維保相對來講沒有銷售賺錢來得快，這樣售后維保也就被淡化了。”　　

另據報道，其它類科學實驗儀器的進口比例更高，甚至全是舶來品，利潤豐厚的“蛋糕”也被外商瓜分了。　　

世界各國通行的政府采購，中國不但沒有與國際慣例接軌，起到對本國企業的新興高科技產業保駕護航的作用，更有甚者，反而在國內市場上，歧視與壓制本國產品。據《經濟參考報》　2010年11月15日　報道：　　

“中國機械工業協會副秘書長茅仲文近日透露：‘除了大連和少數幾個城市，目前，德國海瑞克幾乎壟斷了其他城市的盾構機市場。地方保護成為了外商壟斷我國市場最有力的工具。’　　

“他介紹，隨著全國各大城市軌道交通建設以及城際鐵路、水利工程、過江隧道等項目的規模不斷擴大，盾構機作為挖隧道的專用大型機械，其市場需求也成倍數增加。　　

“茅仲文透露，‘我國自己生產的盾構機已經可以出口，卻無法取得國內市場。正在進行龐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我國市場幾乎被外資品牌壟斷。其實類似情況也存在于其他機械，盾構機是突出代表之一。’　　

“‘從技術上來說，我們的裝備能力已經完全達到了要求，我們承接的許多工程難度都相當的大。’北方重工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蘇鵬程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但現實情況是，雖然我們一樣招投標，但我們在技術和價格都占優的情況下卻拿不到標。’”　　

與當前中國大量貼牌生產和出口的服裝、玩具和其它來料代加工產品相比，自主開發的醫療、科研儀器和工程機械等類產品的技術含量要高得多，銷售利潤也比較豐厚，能為中國人創造更多的高收入機會，更重要的是，能對中國的自主科技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揮更大更好的帶頭作用與促進作用。可是，這種能創造更多高薪機會，更大更好的帶頭與促進作用的好事，剛一開始，便遭到內外夾擊，面臨著夭折的現實危險。美國人以人民幣升值問題為籌碼，頻頻施壓，要求中國在自主科技創新中的政府采購問題上讓步，買辦官僚趕忙同意，表示所有在中國投資注冊的外資企業都視同中國企業，享受國民待遇（其實是超國民待遇），外企產品就是中國產品。因而換來了美國人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上干打雷不下雨。如此互相妥協讓步，中國人保住了面子，美國等西方人得到了里子，各取所需而“雙贏”。　　

世界上有些國家的統治者及其御用的智囊型學者太聰明了，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自陷于本是為別人設計的陷阱中。西方列強國家和中國都有這樣的人。先談外國的。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重災區。危機的根源，除了馬克思早已闡明過傳統的生產力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化無法調和解決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一個新的重要因素，簡而言之，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越來越難以維持其國內民眾現在的生話水平，遑論提高了。經濟全球化國際分工，想得很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揮各自產業和成本的“比較優勢”，前者以高利潤的高端品交換后者低利潤的低端品，而使兩者的高收入高生活水平與低收入低生活水平各自都固定化。但是，聰明人一旦動了損人利己的歪心思，便會一發而不可收。壟斷資產階級出于貪得無厭的剝削本性，利用資本主義全球化自由市場經濟條件，總想設計出一種自己能夠最大限度地不勞而獲的最佳方案。搞實體經濟不符合這個要求，即使是高利潤，錢也賺得辛苦艱難。只有虛擬經濟才是制造暴富神話的理想之選。虛擬經濟泡沫只要不破滅，在此之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玩的劫貧濟富游戲，比通過高低端產品的不等價交換，攫取財富的手法更高明便捷。所以，西方發達國家除個別例外，經濟結構越來越避“實”就“虛”，本末倒置了。據世界銀行估算，全球虛擬資產與實體經濟之比居高不下，2008年全球虛擬資產總額是全球GDP實際總額的14•2倍。但主要依靠虛擬經濟泡沫支撐的資本主義繁榮表象，因為缺乏實體經濟的相應基礎，泡沫吹得過大，現在終于破滅了。正是成也泡沫，敗也泡沫。西方國家已深陷于當初自設的陷阱，恐怕不那么容易脫身。也是據世界銀行判斷，全球銀行業大量“有毒資產”尚未消化。現在，資本主義世界實體經濟企業每生產出1元錢物資，其產生的利潤，本身沒有社會財富增量功能的虛擬經濟中，就有14•2元的投資等待參與分紅，“毒資”可能“消化”得了嗎？所以，主權債務危機在一個接一個地折磨著一些國家，將永無結束之日。　　

再談中國某些聰明人的表現。對外開放的目的，看來同私有化改革一樣，也只是為了使占中國人口一小部分的人富起來，那么，經過30多年的逐步深入努力，現在應當說是實現了。但這改革開放成果并不鞏固，欲避免得而復失，還需要煞費苦心，防止禍患發生。解決現實中一大堆“兩難”問題可不是一件易事。首先要分清問題的輕重緩急，利害得失。哪些可以暫且擱下，或者陽奉陰違，甚至根本不用理會；哪些則必須迫切處理解決，都要站在既得利益集團立場上有針對性地選擇。　　

買辦官僚可能認為，所謂自主科技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實并非當務之急，也違背了當初同人家彼此心照不宣的“入世”安排。讓它見鬼去吧！如此外患重于內憂。國內問題不論多么嚴重，都掌握一定的主動權，只要經濟仍在正常運行，特別是房地產這個支柱產業的泡沫維持著不致破滅，就不用擔心會出大亂子。利用社會上人們對銀行負利率，通貨膨脹而使財富縮水的恐慌心理，樓市大概還能“繁榮”幾年。之后，管它洪水滔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施加形形色色越來越大的壓力，特別是軍事壓力，才是最大的威脅，而且將是長期性的。如何將這種威脅消弭于無形，需要多大的智慧啊。中國走資派官僚及其寵信的主流派學者就是能設計出達到此目的的計劃的聰明人。辦法就是“韜光養晦一百年不動搖”。 問題在于信誓旦旦不管用，還須使人家深信不疑。也很好辦，實行中國經濟殖民化。為此，想出了兩條錦囊妙計，即偷梁換柱和釜底抽薪之計。　　

在美國人心目中，一個獨立自主強大的中國，不論實行什么政治經濟制度，都是挑戰其世界霸權地位的最大威脅，決不會容忍，甚至必將挑起戰端。為什么？因為中國將突破美國的比中國人經常強調的核心利益更高一個檔次的核心利益——美國人的生存底線。美國現在實際上已是一個資不抵債、入不敷出的經濟上破產了的國家，泛濫于全世界的數十萬億美元及其債券，數倍于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但美國人的生活過得比誰都滋潤，即使在由他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期間，在社會福利保障方面，其他西方國家都不惜冒著社會動亂風險在做“減法”， 唯獨奧巴馬卻與眾不同，還能做“加法”：敦促國會通過新醫療法案，施惠于數千萬美國人。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請看《經濟日報》上的一則報道擇要：　　

“有著‘茶黨女王’之稱的美國明尼蘇達州國會議員巴克曼（2月）10日在華盛頓召開的保守黨派政治行動大會上發表講話說，考慮到美國的巨額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擁有2•6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已經成為美國人的‘衣食父母’。 她說：‘我們應該感謝中國慈善的銀行家們。’”　　

美國是這個世界江湖上的黑老大。雖然他也有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產業，國民經濟結構卻極其畸形：虛擬經濟中的金融、服務業等占了80%以上，實業經濟中的制造業則在20%以下，而且主要集中于頂端軍工業。長期窮兵黷武，年軍費開支幾乎是全世界的總和。鼓勵透支消費，促進經濟“繁榮”，是其國民生話方式的主要特點，危機嚴重期間不得己而有所收斂，稍有緩解又故態復萌。不然，若量入為出，經濟又要衰退了。所以，他每年的收入，包括創新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物在全世界詐騙，也根本上不足以維持他奢侈的高消費。必須有別項收入補充，才能繼續這種生活水平。于是，便以超強軍力作后盾，在世界上建立美元霸主地位，然后采取兩種方式巧取豪奪：一是濫印美元，向全世界采購資源、商品，投資和收購各國產業，再通過“量化寬松”，讓各國手中的美元不斷貶值，等于是變相地賴掉債務；二是收取保護費或保險費，曰本及其后的中國購買超過經濟上合理需求部分的巨額美國國債，便屬于這種性質。如果有人認為這是無稽之談，購買美債怎么是繳納保護費或保險費？那么請問，日中敢將手中的美債全部或大部脫手嗎？要他還本，無疑于與虎謀皮，將立即使他破產，他還怎么生活？　　

“救美國就是救中國”， 這句話需要另類解讀。所謂的“中國”，其實指的是中國一小部分在改革開放中通過各種非法手段攫取了巨額財富的人，而與絕大多數民眾無關。相反，如欲達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實現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國人的利益，與美國黑老大的利益，則是一場無法調和的零和博弈，無論你如何想實現“雙贏”，客觀上都不可能做到。要么維護國內老百姓利益，要么維護美國黑老大利益，二者水火難容，只能選一。　　

這種必須二擇一的類似難題，在中國歷史上，曾成為許多政治人物在走向忠奸不同道路時面臨的一道分水嶺。誰都想兩全其美，不得罪當事的任何一方，但若偏偏倒霉地碰上這道“兩難”之題而又繞不過去怎么辦？有的人以自己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為重，堅定地冒險維護，因而萬世留芳；有的人只顧對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階層或集團的利益，不惜損害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后來成為反面歷史人物的人并非一出娘胎就是壞坯子，可能人之初，性本善，之前也曾做過有利于人民的好事，但在其人生的重要關頭，因把握不住而不幸墮于罪惡的深淵。為什么把握不住，因為面對外部強敵的威脅，缺乏與之勇于抗爭的決心、勇氣和膽織，迫不得已啊，決不是心甘情愿地出賣本國利益。袁世凱遺臭萬年，主要是頂不住日本人壓力，私下接受‹‹二十一條約››，他知道這見不得人，所以嚴加保密，但還是被人查覺，捅了出來，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當年，蔣介石面對日本人沒完沒了咄咄逼人的挑釁，絕對不抵抗也是有道理的，因為，如果自不量力妄言抗曰，六個月就要亡國，不如韜光養晦，妥協忍讓，才能保全“黃金十年”的經濟發展。汪精衛也曾是革命志士，“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青年時多么剛烈，后來卻墮落為賣國漢奸，鼓吹同曰本侵略者“共存共榮”。這位美男子因何變成丑類？此后骨頭中未能補鈣，軟弱無能，經不起當年強敵日寇的威脅利銹之故也。歷史是一面鏡子，除了日本人換成美國人，現在許多不正常事件，似曾相識。　　

我這么說，決非主張對敵一味強硬，反對妥協讓步，但要講點分寸，任何將無法逆轉地損害與出賣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億萬民眾切身利益的政策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實行經濟殖民化，就是這種政策行為。　　

我再重復地強調，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民富國強目的的主要手段只能是自主科技創新，而經濟殖民化與此目的和手段也是水火不相容的。執政者到底真心還是假意要搞自主科技創新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其實，辨別真假和是否以經濟全球化之名而行經濟殖民化之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判斷標準，這就是看現行經濟政策有沒有可能持續地大幅度增加大多數民眾的收入——被通貨膨脹抵消的收入增加不算數。因為，只有經濟政策的走向能使國民富裕，有錢消費了，內需才能取代外貿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這才是自主科技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現階段所要達到的目的。如果不存在達到此目的的可能性，當然不是真心，而是假意了。玩弄“朝三暮四”之類騙術，可能欺騙世人于一時，但不可能是一世。　　

對于中國來說，顯著提高絕大多數國民的實際生話水平，只有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才有可能。有人可能舉出日韓例子而不以為然。但是，他們的興起是有特殊條件的。像美國二次戰后在歐洲推行“馬歇爾計劃”是為了對抗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影響的動機一樣，有意識地扶植東方某些資本主義仆從國家和地區，也是出于同一性質的政治需要。假使將來中國分崩離析，對美國霸權地位的現實和潛在威脅都消除了，今天那些狐假虎威，自以為綁在美國戰車上好處大大的有的混蛋們，都將被鳥盡弓藏，反要向美國進貢。否則，日子就會很不好過，因為美國黑老大由于自身生活方式的需要，對這班失去利用價值的“盟友”，也會像現在對待中國一樣找麻煩，以勒索錢財。所以，借華自重才是這些國家最大的利益選擇，但該國的政客即使明白其中道理，在其“民主”機制下，也只能反華，一條道走到黑。　　

為了對抗社會主義影響，美國也曾扶植過其他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大多不見成效，其國民仍然生話在貧困中。這是因為，欲躋身于富裕的發達國家行列，還需具備某些條件。例如，當年日本與其他貧困國家相比，就有著一個獨特的優勢，即由于歷史上形成的原因，科技實力較強，存在著使產業結構快速地不斷升級的可能性。但欲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獲得高效益并惠及民眾，關鍵是要在對外貿易交往中，掌握出口商品的定價權。日本人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呢？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的矛盾，以及在階級社會中表現這一矛盾的階級斗爭，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一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日本也不例外。我們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關日本社會的新聞紀錄片的解說詞和畫面上看到，每年春秋兩季，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等三大工會組織都要聯合起來，共同開展以增加工資為主要內容的與資本家的斗爭，常常為此上街游行示威，手挽手地“運動”。經常地這么一鬧，就在其國內產生了兩種效應：一是“回蕩效應”，生產低端品低效益的企業承受不了工資不斷上漲的壓力而紛紛倒閉；另一方面，由于有著比較雄厚的科技實力，加上美國扶植，低科技含量企業的停產，反倒能集中力量使高科技企業加速度地產生“擴展效應”。其結果是，通過勞資間不斷地激烈博弈與斗爭，日本人的收入隨著產業結構快速升級、效益提高而相應增加，形成良性循環。二次大戰后，一片廢墟上的日本人，工資大概也只有美國同行的一個小零頭，僅僅經過二、三十年，上世紀80年代后，甚至領先于其他發達國家了。現在，他們內需消費至少已不亞于外貿出口對其國民經濟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性。而出口商品定價權，就是在工資不斷增加中，悄無聲息地包含在人工成本提高了的商品里面，由外國買主埋單。所以，根據如此銷售情況，是日本本國人，而不是外商掌握著日本出口商品的定價權。也只有將此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賺上大錢，才可能致富。　　

反觀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時，也曾具備了較為雄厚的科技實力，當時已經建立起初步強大的獨立的工業體系便是明證。但同日本人容許階級斗爭存在以推動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做法相反，為了替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保駕護航”，首先，剝奪了高瞻遠矚的偉人毛澤東當年力排眾議而主張寫進憲法的工人罷工權。各地官員則拚命追求GDP增長“政績”，競相“優化投資環境”，主要內容就是發揮“比較優勢”，壓低工資。中國現在的大多數人恐怕已經不知道工會是干什么的了，自己占著茅坑不拉屎，反而迫害替工人維權的趙東民律師，共產黨先烈施洋地下有知，不知該作何感想。如此倒行逆施之下，依靠誰去調整產業結構，使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因而，幾年前曾經享譽全國而群起效法的“溫州模式”發祥地，一位溫州父母官上任伊始，面對該地區企業“散、弱、小”現狀，而又自知無法改變，不禁自慚形穢，表示要向“蘇州模式”學習。中國今天所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實主要指的就是從“溫州模式”向“蘇州模式”轉變。但我認為，如果只能在這兩種“模式”中二選一的話，求求官老爺們，為了中國的未來，還是繼續搞“溫州模式”吧。因為，對于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即促使民眾富裕，如果采用“溫州模式”而又改弦易轍學習日本人成功的先進經驗，多少還有點希望；倘若推廣“蘇州模式”，則肯定完全無望。中國工人替外資企業老板打工，有可能獲得像日本工人那樣的高工資收入嗎？　　

中國幾千年才出了一個毛澤東，但是現在中國經過他的思想教導的“事后諸葛亮”卻不乏其人，老粗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們終于明白了，為國際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買辦官僚欲使中國成為供人宰割的肥大國家，自己及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可分到一份殘羹冷灸，但決不能成為可能“威脅”到美國在世界上霸主地位的強大國家，而使自己遭致滅頂之災。為此目的，只需要使用兩招：一是釜底抽薪，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化，使中國重新倒退到60多年前的一盤散沙狀態；二是或壓制社會主義勞動者民主，或花言巧語似是而非地消除階級斗爭，當然，全部重點力量都使用在防止被剝削、被壓迫、被損害的勞動者反抗上。但在中國，毛澤東思想根深蒂固，反毛小丑蚍蜉撼樹談何易。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欲繼承毛澤東遺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要將中國建設成為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強大國家。民心所向，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走資派買辦官僚當然也明白這個道理，于是在釜底抽薪之計得逞以后，又施展了偷梁換柱新招，企圖再一次糊弄中國民眾。　　

在華注冊登記的外資企業就是中國企業嗎？古今中外，沒有人認同這個說法。1946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同美國簽訂‹‹中美友好通商條約››，規定給予投資于中國的美國企業以國民待遇(還不是超國民待遇)，當時遭到許多維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參政員激烈反對而難產。他們反對的理由是此條約將對中國民族企業產生擠壓作用。今天，中國企業赴外投資，如中海油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中國鋁業收購澳大利亞必和必拓等等，都被這些國家視同對其安全的“威脅”而被拒之門外。　　

資本、人才、技術、資源和市場五大經濟要素，中國現在一樣都不缺，缺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發展高科技產業賺大錢惠及老百姓的意愿。這個大錢偏要拱手讓人，而且越來越傾向讓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各國的資本家。經濟殖民化第一步：“公退私進”基本上已經完成，現在正在進行第二步：“中退外進”。2010年，中國引進外資超過1000億美元，又創下新紀錄。外商通過兼并、入股、轉讓等手段，將中國公私企業攬入懷中。第三步則是“低退高進”。主要由港澳臺、海外華人和“出口轉內銷”資本組成的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產業逐步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國際跨國公司大財團資本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因為，在中國注冊的外資企業就是中國企業，中國自主科技創新也便算是在順利進行。如此轉變了的經濟發展方式同沒有轉變的原經濟發展方式，無疑于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被變更了，賺大錢的主體從中國人變成了外國人。產業結構調高以后，外國人幫中國人爭到了面子，他們則得到了“里子”。也就是說，得了面子失去“里子”的中國，其億萬勞動者為外資企業打工，將永遠只能賺小錢，隨之內需消費增長乏力，仍然主要依靠外貿出口拉動經濟發展。　　

走資派買辦官僚為什么要這么干？海內外都有許多人看不懂，匪夷所思，認為“愚蠢”。他們錯了。這是中國某些利用權勢非法偷竊，甚至公開掠奪國家和人民資產而暴富的利益集團及其代理人，由于害怕“改革開放成果得而復失”，向國外強敵賄買平安保險的一種精心安排，意圖減小西方列強特別是美國對華無事生非挑釁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叢林世界的獸類要吃人，韜光養晦沒有用，軟骨癥患者唯一的求生之道，就是向吃人的獸類持續不斷地投喂食物。否則，航母群傾巢而來，嚇都要嚇死你。　　

“和則兩利”，我幫你賺大錢，你替我緩解失業問題，以免社會動亂；“斗則俱傷”，本來，你印鈔票用以買我的出口商品，讓我贏得貿易順差，我再將得到的美元增持你的國債，如此循環，兩全其美。但是，你偏要“反傾銷”，例如對中國的輪胎，難道你不知道那都是貴國資本家在華企業生產的，中國勞動者固然丟掉了飯碗，美國大老板不是更倒霉嗎？其實，這種經濟交往安排最主要的目的是，期望長治久安，根除外部強敵對“和平崛起”的威脅。以美國霸權主義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今后不論出于什么原因要對中國下手，制裁也好，甚至挑起戰端也罷，都會投鼠忌器，因為，他們在中國有大量的利益存在，也害怕因而失去。　　

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各國，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統治者，很多都在為高失業率問題焦慮，因為可能引發社會動亂，危及其統治。與之同時，中國卻在鬧“民工荒”，就因為出口需求旺盛。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利與害兩面性。依靠外貿出口保持了中國社會現實的高就業率，但中國的這種“利”，今后隨著利用外資企業冒充中國的自主科技創新，代替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將逐漸轉變為對引進外資所在國的“害”，主要表現就是影響該國勞動者的工作機會。因為，我們正在破壞資本主義世界原有的有機、相互依存的經濟關系(雖然是不平等地)。危險將悄然而至。　　

讓我從近來發生的突尼斯社會動亂說起，根源即在于該國內的高失業率。這個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是出口和旅游，許多國民依靠這兩個產業謀生。主要貿易對象和游客均為西方發達國家。全球經濟危機一來，歐美等國不景氣，嚴重影響到突尼斯的產業經濟，致使其失業率飆升。世界上許多這樣參與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國際分工的中小國家沒有自救能力，只能等待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復蘇而相應降低失業率。但西方發達國家自身也因高失業率而困擾，他們大概不會不認識到，治本之策，唯有加強實業經濟，發展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業，才是解困脫危的出路。可是，正在這關鍵時期，中國各地卻忙著“騰籠換鳥”，要利用“比較優勢”，競相大量引進西方國家的高科技產業，特別是其中勞動密集型的，以冒充自主科技創新和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對于中國的買辦官僚和西方國家資產階級，這確實是“雙贏”，但至少對西方國家勞動階級來說，將輸得很慘！　　

在這場世界性的“搶碗大戰”中，中國是優勝者，大小高低通吃。可是，盡人皆知，這種優勢地位是通過對國內人民壓低工資，超長工時，惡耗資源，嚴污環境，缺乏社會保障，減少福利開支等等見不得人的低劣手段而形成的。那些失去飯碗的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會服氣嗎？中國除了加大力度利益輸送讓其“消氣”，還有別的方法嗎？但即使這樣做，今后恐怕也不靈了，因為解決不了這些國家的高失業率問題。這些國家的失業者將向其統治者出氣，引發社會動亂，危及統治者及其代表的資產階級利益。資本主義經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開始，不論像突尼斯這樣“專制”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還是西方“民主”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統統在劫難逃。如果國外某些頭面人物為了轉移斗爭大方向，眾口一詞地說，這場世界性劫難，罪魁禍首乃是中國人搞什么“自主科技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他們大量產業移駐中國而空心化，破壞原有的國際分工秩序而造成的，我們恐怕要黃泥巴掉進褲襠里，爭辨不清——不是屎也是屎了。但有一點否認不了，使這些國家的失業情況雪上加霜，更加惡化。　　

美國要像使前蘇聯分崩離析那樣搞垮中國，除掉其現實和潛在的最大敵手，這是其統治集團不論“鷹派”還是“鴿派”人物掌權執政，都不可能改變的基本國策，因為是其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本性所決定的。但他不會同中國“單挑”，而使其他某些國家漁利。他會糾集一些對中國心懷不滿，特別是感到中國對他們經濟利益構成威脅的國家打頭陣。盡管直到現在，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利遠大于弊，但是，隨著如上所述中國的“自主科技創新”，“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他們的利弊形勢將逐漸逆轉。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中國社會的大麻煩要來了。這將是現行的經濟殖民化禍國殃民自虐政策造成的結果。中國怎么樣才能真正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全國人民在有尊嚴感和幸福感，而不是在屈辱感和痛苦感中生話？首先，毛派愛國者要在這場以能否實現內需消費取代外貿出口，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目的，并作為辨別真假標準，反對以假亂真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階級斗爭中去爭取勝利。為此必須——　　

全中國勞動者，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旗幟下，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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