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報：未來之路新探索——重慶模式

什么是重慶模式

王紹光：那時候討論中國模式，我幾乎從來不用“中國模式”這個詞，我認為如果存在中國模式，就是允許各地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從實踐和實驗中摸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中國模式。中國這個體制，它的一個重大的好處是允許各地進行實驗，所以中國不管公租房也罷，全國做法聽起來是一個政策，其實各地做法是非常不一樣的，可以在競爭中產生出比較好的、適合本地特點的，這是重慶模式最實在的，也正因為這個，我覺得重慶模式我很喜歡。

朱文暉：重慶系列改革讓人耳目一新 ，重慶領導有總體規劃設計，但具體做法還是由基層總結推廣的，屬于是實踐的提煉。重慶模式其實是一個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提煉，不是哪個個領導人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不過，這確實需要領導有這么一種政治的情感，要貼近老百姓去發現他們的訴求，還要鼓勵更多的人去發現，發現之后一看這個經驗總結得好，就總結、提煉，提煉之后再推廣。
邱立本：因為我覺得重慶模式代表中國政治的一個新的發展，當前中國面臨很多公平正義流失的問題，重慶的追求是對GDP主義的一個反思。就是說過去大家看你的政績，就是你GDP增長多少，就只看這個東西，地方領導也要看這個東西，我覺得這個是不行的，因為沒有看到分配的問題，經濟學很關鍵的就是發展后到底誰得利益，現在我們既要把餅做大，更要重視這個餅怎么分。

張燕生：現在講科學發展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包容性發展，包容性發展很重要的基礎就是要機會平等的發展，而不是一個排他性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你會發現人人能夠參與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并且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就是五中全會的核心、科學發展的基石--------保障和改善民生。重慶所推動的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模式的轉變，我覺得這是對全國未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具有創新意義的一大步。

劉士文：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在使用重慶模式這個詞，也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對這個概念的爭議也一直存在。從嚴格的概念上來講，一個模式是否成立，第一它有一整套固定的做法，第二，這種做法還具有一定的可復制和可推廣的意義。重慶模式并不是一個預設的什么東西，實際是重慶這么多年實施的新政策、新措施的實踐，然后不停地把這些做法歸納總結提煉固化，形成有自己核心力的東西。我們如果從方法論去總結它的話，方法論肯定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是可以復制的。如果僅僅把重慶模式理解為一些具體的政策、一些具體的做法，那它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另外一個人手上，它可能就不適應了。我認為重慶模式的核心是方法論，如果僅僅指其中的一些具體的政策和措施，那把它們叫成重慶經驗或者重慶做法更為合適

能否稱之為“重慶模式？”

朱文暉：不要去追究重慶實踐是完成時還是正在進行時，那個追究實際沒什么意義，最簡單的能夠把這個事情說清楚的名字就是重慶模式。有一些人從去年開始有不同的看法，從官方的角度看，不大好說模式，但是從民間，特別是從報紙的角度最簡單總結就是叫模式，否則叫什么？叫別的就毫無意義了，你叫“科學發展觀重慶實踐”？或者叫重慶什么？都不如重慶模式來得響亮和準確，既然有深圳模式、有溫州模式，它們包括的也不全是經濟模式的內容，也包括以經濟為主線的很多東西，雖然重慶模式這個詞在理論家眼中可能是錯的，只要不符合理論家的教條他們都認為是錯的。我是做新聞的，做新聞的就講究簡單明了，所以我倒建議你們報紙，可以大膽的說重慶模式。

王紹光：我在文章里面講“重慶是濃縮中國”，其他的省份不能濃縮整個中國的，但重慶是比較好的濃縮中國模型，因為它內部城鄉差距很大，人員GDP基本上比全國的平均水平稍微低一點，三大差距都比較明顯。在我的社會主義1.0、2.0、3.0版本學說里，重慶既有1.0版本、2.0版本、也有3.0版本的東西。那么其他的地方要不要學重慶經驗？我說你要學它的精神實質，就像你要探索，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前提下，各地你怎么去探索，可能各地的方法也會不一樣，所以這也是我為什么比較謹慎，不去說重慶經驗，而叫重慶模式。

黃衛平：模式不是人為去設計的，人為設計總和實際需要、實際情況、實際發展的客觀進程有一定差異。要確定好整個發展的目標，整個實施過程又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就會自然而然的形成謂符合本地客觀的要素和需要的具有特點的方式，成為一種模式。我想一個城市也好，一個地區也好，能夠堅持自己發展的一貫的做法，確定一個慢慢要實現的長遠的目標，最終就能夠形成他自己特有的模式。我認為要慢慢來，現在還不敢說就是個很完整的一個模式，因為模式都是動態的，是在完成一個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所以你可以講是重慶模式，但還不一定盡善盡美，還在逐步進行中。

“重慶模式”是否有可推廣性和可復制性

朱文暉：“重慶模式”的可復制性應該有很大的可能性，譬如從經濟角度看，重慶內陸開放平臺的搭建成功就有很強的連帶效應，大概比別的地方走快了大概半年左右，就把這個市場拿到了。再比如民生，在十年前，政府捉襟見肘，大家都沒有大力發展民生的條件，而現在我們看到全國一些主要城市，比如有的大都市一年賣地收入幾千億，投入民生的錢還不如重慶多，你能說因為重慶模式不能復制？我看關鍵是主政者有沒有這個政治意愿。

張燕生：重慶模式當然有在中西部地區推廣的價值。第一個值得推廣的就是它的混合發展戰略、混合的所有制形式：既養自己的孩子（國企），又養民營企業，又領別人的孩子（外資），形成的力量是無窮的。而且相互之間還不是一個壟斷的環境、也不是一個扭曲的環境，而是一個開放競爭的環境，這對中西部地區這樣做有很重要的學習和示范意義。 第二個就是兩江新區正嘗試在中西部地區通過擴大內需來完成城鎮化和經濟國際化。兩江新區正在嘗試一個只有在東部才有的這種人才的國際化、資本的國際化、產業的國際化、市場的國際化，而且是比較能夠平衡，然后在這個過程中還能實現低碳。第三個是以民生導向為經濟發展方向，就造福于百姓。重慶的民生導向實際上來講，我個人覺得能夠保障和惠及民生，這就是我們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就這三點而言，難道我們中西部不應該這么走嗎？

王紹光：這可以推廣啊，現在一些人談重慶模式都不是為了講重慶，而是借他人酒杯來裝自己的酒，方方面面的都有這種傾向。他們沒有注意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重慶的網民實際上很少在網上說重慶的壞話，其他地方的網民說本地的壞話那是很多的，我去重慶問過好幾個出租車司機，都說重慶好，唯一的不好就是出租車加氣的隊伍太長了。有這樣的民意基礎的模式不可以推廣，那我們現在應該推廣什么？

紀碩鳴：其實我發現很多提出批評的人都沒有去過重慶，都是看報紙、看媒體、看人家的批評來形成自己的批評觀點。我想講一個故事，有個長居上海的臺灣商人跑來參加在上海開的重慶模式研討會還主動要求發言，他發言說1949年，共產黨為什么可以打敗國民黨，他講的就是因為有唱紅有民生，是當年的立國立黨之本，現在卻在討論還要不要做這些，所以他就覺得這種社會爭議是沒意義的。

對重慶模式的期望

朱文暉：這個模式到最后你發現有些東西不夠了，比如現在還有幾個缺口，醫改我們能不能突破？還有農村土地的地票制？ 另外一個，怎么在民主和法制進程上多做文章？ 這個模式從經濟發展出發，然后擴展到民生，擴展到服務型政府，擴展到新的社會管理模式，還需要向一些體制和制度邁進了。

紀碩鳴：我認為重慶也在試點它的民主化進程，包括它的投入機制等。我是覺得重慶模式，第一是一個統籌概念，第二它從經濟發展的模式變成一個經濟社會，甚至于在探索民主化的進程，這在對干部的考評、考核、監督等方面都體現。

黃衛平：到2012年，中國的很多領導會面臨一個換屆的問題，換屆后如果重慶的領導層發生變化，那對現在這個模式會不會有相應的調整？還能不能保持重慶模式的發展方向？但我覺得，第一，重慶確定的目標符合共同富裕的民生之路、也符合經濟發展毫不動搖這條路，同時路徑也是符合客觀規律的，只是期望能持續下去。

揚帆：我認為重慶模式唯一的欠缺，或者說是還沒有完成的任務就是：這個模式主要靠薄熙來書記大力推動而取得的，他個人因素在其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這在創業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長期來看，還是要依靠民主法制，我建議重慶率先進行社會主義民主實驗，通過法律把重慶的經驗固定化，變為長期可依法實行的規則。我期望重慶能夠在社會主義民主方面，也能夠創造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經驗來。真能如此，重慶模式就更加具有普遍意義了。

“重慶模式＂核心是價值觀——紀碩鳴

　　“重慶模式＂的提出也就短短兩年時間，但網絡搜索該詞匯可以打出七千多萬條。不管對它的評價是正面還是負面，重慶在國內外受到的關注度是不爭的事實。重慶保持著經濟持續不斷的雙位數字增長；唱紅打黑建設五個重慶；注重民生干部大下訪；兩江新區的重慶速度、率先推出公租房；地票交易、城鄉統籌、戶籍改革等都成為媒體宣傳報導重點。一段時期以來，重慶這種特有的發展形式以致取得的成就，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形成的“重慶模式＂，越來越吸引眼球，受人追捧。
講到模式，一般的解讀，就是解決某一類問題的方法論，把解決某類問題的方法總結歸納到理論高度。因此，探討“重慶模式＂，人們往往會比較多的從操作層面去考慮其特點，尤其是中國經濟處于轉型時期，重慶的經濟增長方式和解決民生的措施都很有特點而被廣為傳頌。但是，重慶模式的核心價值并不僅在于此。重慶是在全球金融　　危機中，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發展進入新的轉折期脫穎而起，“重慶模式＂的價值，更是對三十年來不變的改革開放理念和價值觀的突破，“重慶模式＂的核心是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可以維護起社會的公平正義。
　　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是，中國成為一個很有效率的經濟體，高速增長的經濟，營造了社會追逐利益的價值觀，社會發展圍繞效益取向，利益成為整體精髓，成為社會的全部；很快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卻拉開了兩極分化；富裕的中國告別了貧困，市場熱錢滾滾，卻也遠離了公平和正義；中國沒有放棄社會主義，但以金錢為主導的價值觀，無論如何也不能支撐起這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精神。
　　此時出現的重慶模式，擺脫了改革開放之初要摸著石頭過河的無序，放下面向一部分人的傾斜，倡導的是科學發展和樹立公平正義的價值觀。不管什么時候，無任何種情況，重慶都不會涉其一面而不及其余，強調追尋公平正義，堅持統籌各方、平衡社會各階層是重慶始終不放棄的主旋律。
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重慶不僅取得經濟的持續增長，還獲得社會各方平衡的好成就。2010年，全重慶市經濟發展取得良好成績，地區生產總值達到7894.24億元，同比增長17.1%，是直轄以來發展最快的一年。經濟增速居全國第2，西部第1位，連續兩年居全國前3位。而全市財政收入突破1953.4億元，增長67.6%。“大下訪”兩年多來，20多萬干部下基層，投入79個億解決了信訪11萬件，其中90%是積案，500多萬群眾直接受益，保持了社會基本和諧。
這樣的理念，也讓重慶可以秉承“民生導向、共同富裕”。去年，重慶城市低保標準每月提高了50—55元，失業救濟金標準每月上調160元。推進農村低保，已有78萬人獲益。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參合率提高8.4個百分點，達到85%以上。對近50萬貧困住宿學生進行了春季生活補助，對200多萬受災困難群眾給予春荒和低溫雪災救助”。
這樣的理念支持重慶唱紅打黑樹立正氣。重慶近兩年打黑除惡摧毀了355個涉黑涉惡犯罪團伙，抓獲5047名犯罪嫌疑人，破獲了近10年來積累的刑事案件3.9萬起，其中命案600多起，還打掉了一批“保護傘”。 “唱讀講傳”滿足了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唱紅歌，參與市民超過7000萬人次。兩會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薄熙來說：“我們這　　一代人都曾讀過毛澤東主席寫的《紀念白求恩》這篇文章＂。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在當代也應該繼承、發揚光大。現在雖然物質財富比過去豐富得多，但一個城市不僅需要物質財富，還需要有精神，這樣才能有內涵和后勁。＂
重慶模式展示的核心內涵是一種價值觀念，倡導經濟高速發展的重慶，是讓更多的百姓受惠；物質生活改善的同時，也提升精神生活質量。薄熙來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偉大、光榮、正確，不是因為她能奪得政權，而是因為她能為廣大人民謀福利，能給中國帶來勃勃生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重慶以自身總結提煉的模式身體力行，重拾共產黨的創黨理念，這才是重慶模式最為重要的價值，是全中國都可以復制的價值。

真知源于實踐  創新來自地———胡鞍鋼

　　重慶是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我們對重慶未來發展的戰略定位是：經濟定位為西部的重要增長極和服務之都；城市定位為西部最大、最強的綠色城市群和基礎設施網絡；生態定位為長江中上游最大的生態安全保障區；開放定位為西部對內對外開放的重要高地；社會定位為全國統籌城鄉改革發展示范區。重慶“十二五”規劃提出三個“率先”的重要目標是：率先在西部地區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率先在西部地區轉變發展方式；率先在西部地區實現城鄉統籌。這就是“過河”的目的。然后就要解決“過河”所需要的“橋”和“船”的問題。那么重慶是如何創新科學發展的方法論呢？我們仍可從前述的三個方面來總結，顯示了“重慶經驗”的創新性和地方特色。
　　認識來源于本地實踐。“重慶經驗”的可貴之處在于，通過科學發展觀的方法論，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未來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聯系起來。通過“三項制度、三項活動”等方式實踐新形勢下黨的群眾路線，通過“唱讀講傳”等方式探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構與強化，通過“國民共進”、農村增收等探索社會主義社會更優的社會財富增長與分配機制。重慶對于科學發展觀方法論的不斷認識，來源于其不斷的本地實踐，“重慶經驗”為科學發展觀的方法論做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注釋，也拓展了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廣泛認同，成為各地區各部門學習、借鑒、分享的“公共知識”或“公共經驗”。
政策來源于群眾。“重慶經驗”的獨到之處在于，對于政策制定、政策實施的各個環節，始終堅持了“問計于民”、“問需于民”的基本原則，充分體現了“順應民心、符合民意”的總體要求，如“三項制度、三項活動”等。特別是在處理各類突出社會矛盾和歷史積案的時候，各級干部不再身居高墻之內，穩坐斗室之中，而是主動走出政府大門，走入人民群眾中進行大下訪，換位思維，千方百計解決碰到的一切問題。這些化解矛盾、處理積案的政策相當務實而靈活，一切都拿到群眾中檢驗，拿到實踐中檢驗，最終評價出什么是正確的政策，什么是錯誤的政策。而群眾是最為智慧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總是對正確與錯誤的政策具有最終的評價權和決定權。
　　創新來自于地方實踐。“重慶經驗”的創新之處在于，根據自身的基本發展條件、發展限制因素和發展比較優勢，結合黨中央提出的“五大統籌”基本思路，創新性地提出“五個重慶”戰略部署。由于全國各地情況不同，條件不一，“五大重慶”充分體現了本地科學發展的實踐，具有鮮明的獨特性、本地性和人民性。因此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成為廣大人民的實踐。面對多重的重大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無論是近期還是遠期，無論是當前突出問題還是深層次矛盾，以科學發展觀為靈魂“五大重慶”逐步取代了“GDP至上”的思路，同時進一步制定全面而詳細的實施規劃，并且形成可量化的指標，可操作的辦法，可評估的實施方案。我們把“五大重慶”稱之為地方實踐、創新科學發展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