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民工調查

大學生民工調查：論知識是大學生，講身份是農民工  　　

2011年02月14日 08:12:50 　來源： 半月談網 　　

　　編者按：這是一個令人關注的群體：他們出身農村、考上大學、進入城市，畢業后與進城打工的父兄匯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他們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混同，工資相差無幾，生活境遇同樣是在城鄉之間漂浮。對這樣一個近幾年涌現的年輕人群體，我們稱之為“大學生農民工”。　　

　　曾經的“天之驕子”，曾經的跳龍門的“金鯉”，如今的農民工樣的打工者，城市中生存艱難的“漂”一族。背負著時代變遷、身份轉換重負的這樣一個人數越來越龐大的新群體，他們的生存狀況、心理狀態，他們發自心底的吶喊與訴求，都是我們這個社會不該漠視，而必須認真傾聽、嚴肅對待的。　　

　　這不僅關乎社會的公平，更關乎國家的未來。

　　保安員、保潔工、快遞員、賣串串香的小販、建筑工地綠化員、街頭兜售手機的游商、做涼皮和刨冰的店員、汽車貼膜小工、胡辣湯小攤攤主……　　

　　看到以上打著“農民工”烙印的職業時，你可能無法想象，他們正是記者在重慶、河南、浙江三省（市）所調查的一批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職業。他們被賦予這樣的稱謂：“大學生農民工”。　　

　　——與老一輩農民工相比，他們有大專以上學歷，同時他們也擁有農村戶籍、農村土地（或來自失地農民家庭），過著城鄉兩棲的生活。　　

　　——崗位不穩定、領取微薄的薪水，他們“漂”在一個個更需要體力的工作中，漸漸淡忘了所學專業知識。　　

　　——帶著厚實的夢想，他們離開農村進入大學，畢業后發現，自己走出了校門卻走不進城市。　　

　　因為擔心傷害這些年輕人的自尊心，記者在采訪時曾小心翼翼問他們：“可不可以稱你們為大學生農民工？”絕大多數人的回答直截了當：“現在的我們就是農民工啊。”　　

　　一個龐大的群體：“論知識是大學生，講身份是農民工”　　

　　大學生農民工，一個正在變得龐大的社會新群體。　　

　　在重慶市白馬凼公交車站附近，有一個隱沒在高樓大廈中的城中村。這里的路面裸露著拳頭般大小的石頭，坑坑洼洼的街道污水橫流。農民工和大學生農民工混居在一起，達數千人。　　

　　冬季的重慶陰冷潮濕。24歲的姚明和5名室友，擠在城中村一間只有十幾平方米的民房中，高低床、水泥地，襪子的臭味彌漫著，隔壁居住著一對農民工夫婦。來自陜西省高陵縣藥惠鄉麥張村的姚明，2010年畢業于西安科技大學電控學院，在重慶頤洋企業發展有限公司找到了一份超純水機售后服務的工作，月收入1500元。“抽煙6元、早餐1.5元、車費4元、午餐6元、晚餐5元，我一個月至少需要700元生活費，剩不下多少錢”。　　

　　姚明的戶籍還在農村老家，他告訴記者：“沒有房子沒有家，遷戶入城有什么用？還不如在農村有塊地。”究竟有多少大學生農民工居住在這里？姚明形象地比喻說：“我們像上千顆沙粒，滲透在農民工聚居區，漸漸地和農民工融為一體。僅從外表，難以分辨。”　　

　　每一座大城市里，都有類似的農民工和大學生農民工混居區，比如在鄭州，他們就主要聚集在北環柳林、廟李、城北一帶的城鄉接合部。　　

　　大學生農民工這個新群體人數究竟有多少，至今尚沒有來自勞動、農業、教育等部門的統計。重慶市團委最近的一次500份新生代農民工抽樣調查顯示，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占比為24.2%。　　

　　記者選取村莊、企業、大學班級三個與農村大學畢業生關系密切的點進行統計分析，表明大學生農民工是隨著大學擴招、就業難加劇后，正在迅速長大的新社會群體。　　

　　——村莊。接受調查的大學生農民工向記者介紹了西安市高陵縣藥惠鄉麥張村、重慶市榮昌縣雙河鎮雙河村四組、重慶市巫山縣建坪鄉中伙村等三地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情況。近三年，這三地大約有22人大學畢業，目前至少有10人的生活狀態使其可以被視為典型的大學生農民工。　　

　　——企業。重慶新龍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楊杰告訴記者，以前都是從云、貴、川有初、高中學歷的農民工中招收保安，去年公司開始嘗試從大學生中招收保安和綠化工人，沒想到應聘者很多。為了體現對知識的尊重，公司將有大學學歷的綠化工稱為綠化員，有大學學歷的保安稱為客戶服務專員。現在，這家公司中有農民工1047人，其中大專以上學歷的有117人。　　

　　——大學班級。來自河南省葉縣下里鄉的李太白，2008年畢業于河南省科技學院。畢業以來，先后干過屠宰等體力活。他做了一個統計，大學同班有19名男生來自農村，除3人考上研究生、4人在企業上班外，其他12名男生都在鄭州“漂著”。他說：“現在同學聚會都不敢打牌小賭了，改為下棋，因為手里沒有余錢。”　　

　　半個月來，記者采訪大學生農民工，與他們交談、吃飯，走入他們的生活、情感，不時心生酸楚和無奈——如果說改革開放的頭30年，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造就了2億多城鄉兩棲的農民工大軍，形成同工不同酬、貧富分化、留守兒童等諸多社會問題，那么今天值得深刻警醒的是，社會還在以同樣的軌跡，造就出一個隊伍正在逐步變得龐大的新群體——大學生農民工！　　

　　這道軌跡是那么明晰、深刻地劃過時代的天際，正如一名大學生農民工所說：“城里人在城市有背景，我們在城市里只有背影！”　　

兩棲的生存方式：“崗位在城市，保障在農村”　　

　　周勇是重慶龍湖南苑小區的一名服務專員，居民在請他刷卡開門時，習慣稱他“保安”。當記者得知這名保安畢業于一所211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本科，擁有大學英語六級證書，還能夠用日語讀寫、對話時，驚訝之余深感知識與職業的錯位。　　

　　周勇563分的高考成績，曾在家鄉重慶巫山縣建坪鄉中伙村引起轟動。四年后，得知周勇畢業后只找到一份月收入一千多元的保安工作，他60多歲的父親走出家門，砌墻、修水塘，掙了上萬元，幫他償還了助學貸款。　　

　　“父親給我還貸款時，怕我傷心，扯謊說是借的。那一刻，我真感到自己太沒用了。”周勇說這話時，努力保持表情平靜，“天冷了，我連一副手套都不舍得買。農村大學生背著助學貸款走出校門，在城里打拼是從負數開始的！可能夠成功嗎？我家幸虧在農村還有地，最近我與一位大學同學正合計著回家鄉辦一個養雞場。那份以前看不上眼的土地，也許是我以后的保障。”　　

　　記者在重慶、河南、浙江等地調查采訪的近百名大學生農民工，90%是農民工的后代。他們的父兄多為建筑工、粉刷工、爆破工、木工、石匠，母親多為家政、餐飲服務人員；他們年少時是留守兒童，長大后懷揣“跳出農門”的燦爛夢想走進大學，可走出校門時，發現那夢想不過是一串五顏六色的肥皂泡——自己的收入與新生代農民工相差無幾，甚至還比不上仍在打工的父母、兄弟。　　

　　楊晏瓊畢業于三峽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專業，畢業后被父親要求跟他在建筑工地學習墻體粉刷——這個故事真實得有些殘酷，但在收入對比面前卻很現實。楊晏瓊對記者說，她和父親同在重慶的建筑工地打工，她月收入1500元，而且今后漲幅有限，父親日薪150元，是她的三倍。　　

　　記者在河南、重慶調查發現，大學生農民工的月薪在1200元至2500元之間，浙江稍高一些。在重慶市西永工業園區安置房二區工地與4位大學生農民工座談，他們從事的都是工地苗木栽植等典型的農民工工作。2010年畢業于西南大學的本科生馮青青說：“前兩天與大家討論大學生和農民工有什么區別，結論是，許多時候大學生不如有一定技能的農民工。”記者了解到，在這個建筑工地，一線技術工人，如木匠，一天收入至少200元；挖基樁的工人，最多的一天可以掙到500元；而馮青青，一個月只能掙到1500元。　　

　　曾幾何時，“考上大學，跳出農門”是農家孩子的最大夢想。但在農村大學生于城市落腳越來越難的社會背景下，與普通新生代農民工相類比的另一個共同點在于，絕大部分大學生農民工不再愿意遷出農村戶口，放棄農村土地權益，這被他們視為最后一道保障線。　　

　　畢業于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的唐世偉在重慶一家小區從事綠化工作，戶籍仍在重慶榮昌縣雙河鎮雙河村四組。他說：“在城里沒有房子，遷過來還不如在農村，可以繼承父母的土地。有地比沒地好，更有安全感。”　　

　　在重慶白馬凼生活的農民工大學生陳顯平，戶籍在四川廣安市華鎣市祿市鎮十村，他一一列出農村戶口的優越性：“糧食直補、農機直補，退耕還林、家電下鄉、改水改廁、地災搬遷等補助也不少，回去當農民，我都可以享受到。”　　

　　在鄭州當戶外運動自由教練的李興華，戶口就在河南澠池農村老家，他說：“農村戶口不光有塊地，還有一些社會福利。比如我2009年添了孩子，生小孩時花了1700多元，新農合報銷了900多元。還有，給小孩買藥，能省出一大半錢。將來，我即使有錢在鄭州買房，戶口也不一定改。因為漂在城市里，我什么福利也沒有。”　　

　　大學生農民工群體過著“崗位在城市，保障在農村”“平時在城市，過年回農村”的生活，游蕩在城鄉之間的生存狀態，與普通農民工顯現出趨同性。每一次面對他們青春的面孔，都讓人感到他們對未來充滿迷茫：我們到底屬于城市，還是屬于農村？　　

　　那么，與新生代農民工相比，大學生農民工有什么不同呢？重慶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農村勞務開發管理處處長唐繼邦分析說，第一點，由于學歷不同，大學生農民工對城市的期望值更高，不僅為了生存，更為了發展；第二點，知識水平更高，發展空間更廣闊，維權意識更強，精神需求更高。但現實是，由于體力勞動者稀缺，大學生農民工就業初期整體工資水平偏低，甚至低于新生代農民工。　　

現實雖殘酷 未來卻美好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要給大學生農民工描摹一個準確的畫像、歸納一個統一的看法很困難，因為在城市市民、農民工、企業家等人群眼中，他們有著不同的側面。但有一點，人們的認識是共同的——他們有著美好的未來，也面對著殘酷的現實。　　

　　在大多數人看來，大學生農民工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浙江省農業廳經濟管理處處長童日暉說，大學擴招之后，大學生從“天之驕子”和社會精英變為普通勞動者，社會稱他們為“收費精英化，就業普通化”。而在這一過程中，更讓社會困惑、讓大學生農民工感到不公的是，現在除名校研究生和博士生外，大學生就業存在著身份決定命運的現象，農村身份決定了這些年輕人在城市的農民工身份。　　

　　在重慶嘉軒汽車密封件有限公司，記者給重慶市工商大學本科畢業生晏遠剛和他初中畢業的工友李林照了合影，兩人最大的差別是晏遠剛臉上的那副眼鏡。　　

　　晏遠剛在車間從事“接角”工作，這是一種全額計件的工作，平均60秒要做一個產品。他說：“一個人負責操作兩臺設備，每天8小時，我時時刻刻都在和時間賽跑。”　　

　　晏遠剛十分感慨，大學同學中凡是家里有關系的，都能找到不錯的工作，有的到事業單位做文員，有的到效益好的國企。“我本來已經農轉非，現在又變成了農民工，沒有關系就只能從頭開始。”　　

　　盡管就業遭遇不公，盡管目前處境艱難，大部分大學生農民工依然覺得未來值得期待。實際上，社會公眾中的大部分人也持同樣觀點。　　

　　重慶從磚工逐漸成長為公司高管的黃玉健說，大學生農民工心態一定要穩定，看事情眼光要長遠，實際上許多事情只要認真去干，憑他們的學識水平一定能干好。比如說建筑工地上的工程預算員，如果取得了造價員證、造價工程師證，再有7年到8年的工作經驗，年薪就能達到十幾萬元。　　

　　他說：“我1970年初中畢業，16歲當磚工，最初收入一個月只有14元，40年間我一步步干到施工員、項目經理，現在做到副總經理，和我一起的不少農民工現在都成了項目經理，有了車和房子。路在腳下，看你怎么走，關鍵是腳踏實地。”　　

　　讓人欣慰的是，很多企業家也看到了大學生農民工的價值，在他們眼中，大學生農民工未來大有希望。　　

　　重慶新龍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楊杰告訴記者，公司招收的100多個大學生農民工現在剛剛走上綠化員、客戶服務專員等工作崗位。表面上和農民工相似，但是他們的學習能力強，工作中表現出了智商高和情商高的特點，經常提出優化物業管理流程的好建議。更讓人看重的是，他們有很強的管理能力，這是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所沒有的。　　

大學生農民工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生產一線，讓企業管理者看到了“中國制造的希望”。重慶嘉軒汽車密封件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勇說，國外很多著名的大企業，有兩個寶貝，一個是技術創新帶頭人，另一個就是大批成熟的高素質產業工人。大學生農民工走到生產一線去，將大大提升中國產業工人的整體素質，提升“中國制造”的水平。他強調說：“只要這些年輕人與企業一起同心同力地進步，他們的未來肯定很美好！”　　

（《半月談》2011年第2期，記者 劉健 茆琛 林嵬 李亞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