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曉為何讓魏京生歡欣鼓舞興奮不已?
何雪飛
一、秦曉—體制內的“中國新右翼”代表?
2010年1月12日,法國國際廣播網站有這樣一則報道《中國新右翼——體制內的"普世派"》,作者為紐約特約記者倪安,文章開頭寫道:
【新年伊始紐約民運人士舉行新年聯歡。近年來很少現身此類活動的老資格民運人士魏京生,從華盛頓開車數小時趕來與會。他興致勃勃地發表了即席演講,告訴大家一則新聞,去年在中共體制內出現了一個新的派別,叫“中國新右翼”, “他們的綱領是中國必須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他說:“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也知道共產黨那一套玩不下去了。這透露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共產黨內部有很多人也已經知道,這個政權已經維持不下去了”。魏京生告訴民運人士,“機會快要來了。”“我們應該加把勁。在紐約我們重新聚在一起,重新把氣氛搞起來。”】
魏京生為何如此興奮不已?他所說的“中國新右翼”(體制內出現了一個新的派別,綱領是中國必須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究竟指的是誰?
讓魏京生引以同類歡欣鼓舞并興奮不已的正是秦曉。
法國國際廣播的記者是這樣報道的:
【(魏京生的)消息可能出自《多維月刊》去年8月的一篇報道。報道說,2009年7月1日下午,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與博源基金會在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主辦了題為《中國未來30年向何處去?》的研討會。與會200多位嘉賓大部分為商人,發表主旨演說的是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會主席秦曉。他對會議主題給出的答案是:中國的崛起,除經濟增長外,還必須有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變革的方向就是個人權利保障、自由和理性、民主政體等。
報道說,中國新右翼正積極尋求思想共識,正有力興起并將影響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報道指出,他們主要是中國商人的公共組織,如中國企業家論壇、中國企業家俱樂部、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等。
巧的是,新年元月7日,我們有機會在紐約聽到秦曉的發言。他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北大經濟研究所在紐約證券交所舉行“2010年中國經濟”研討會與林毅夫同臺演講。全部用英文發言的研討會在國營中文媒體的視野里最后只剩了林毅夫關于美中貿易和人民幣匯率的熱門話題的標準簡單回答。而真正精彩的則是秦曉發言。
他挑戰官方的“中國模式”,說,“有人認為經濟危機過去20年,顯示中國模式是全世界最佳模式。我不同意,我不認為有個真正的中國模式,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特點,但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改革只有一種模式。所謂的中國模式其實是要發展出一個高于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場活動,并擁有巨大經濟資產。這一模式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如圈地和腐敗,效率和獲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減,轉型代價巨大,公平競爭規則由于政府直接控制資源和參與市場而遭破壞,削弱公共產品的提供。”
他調侃中國特色——“我們總是在說‘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也就是中國的顏色。我認為那一定存在著某種基本色,如果沒有基本色,我不知道怎么翻譯‘特色’?如果沒有基本色,中國特色又有什么意義?”
秦曉挑明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并推崇發源于西方的普世價值。他說:“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問題是合法性問題。中國政府將其合法性依附于經濟表現,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如果經濟表現好就沒有動力進行改革;那改革出現麻煩呢?所以我們應該將合法性依附在現代體系之上,我們需要承認普世價值。它從歐洲啟蒙運動時代開始,對此也許有不同理解,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中國因素,如‘和諧’,或亞洲文化,但一般來說來,理性、自由、個人權利是一些基本價值。在中國有關于是否存在普世價值觀的辯論,我同意存在這種普世價值,但可以有不同特點。”
秦曉是北京老三屆高中畢業生,50歲時獲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從2001年開始任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至今。本身是國企老總的他卻認為國企從長遠來看不需要存在,他說:“從宏觀層面看,應當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會和民眾手里去。” 秦曉指出,政府不應該控制國有企業的巨大資產,而是應該將其轉移到社會網絡,如退休基金,或投入股市管理。政府的功能應簡化到集中提供公共產品。
有與會者問他,他的改革主張同最近被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1年的異議人士劉曉波有什么不一樣時,他解釋道:“我是體制內的,主張在體制內改革。”
秦曉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曾說,“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轉型的問題。這個轉型一定要有現代性的一些核心價值觀和制度來作支撐。” 他認為,對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的追求,不只適用于西方,而具有普世意義。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了本文開頭提到的老資格民運人士魏京生,他在1978年就提出了中國要有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30多年后,當中國已經崛起為一個經濟大國的時候,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的原點。
】
最讓人震驚的是,當與會者問秦曉,他的改革主張同最近被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1年的劉曉波有什么不一樣時,秦曉的回答竟然是“我是體制內的,主張在體制內改革。”這等于是說,秦曉自己承認,他的改革主張與劉曉波完全一致,這就是自由主義、普世價值、零*八憲章。而體現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的零*八憲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的一切黨章憲法都是徹底對立的,采用任何方式在中國實現劉曉波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零八憲章主張,都是在“顛覆國家政權”。不同的是,劉曉波在體制外,通過體制外的方式“顛覆國家政權”;而秦曉在體制內,通過“體制內改革”的方式“顛覆國家政權”。借用《西游記》的故事做個不恰當的比喻,劉曉波顛覆國家政權,恰如孫悟空拿金箍棒打鐵扇公主,結果被鐵扇公主的芭蕉扇一扇子扇出萬里之外;而秦曉比劉曉波厲害多了,他們的方式則是鉆進鐵扇公主的肚子里,徹底制服鐵扇公主,達到最終目的。
另外,秦曉在國外竟然如此肆無忌憚。要是一般的副部級干部、國企董事長在海外發表這樣的言論,恐怕早就惹禍上身了。可見秦曉的背景實在不一般。
二、自由主義為何成為婊子的牌坊?
信仰自由主義、現代性、普世價值的秦曉果然對自由主義的真諦領會的十分深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所能享受的實質自由是遠遠高于工人的,因為資本家階級獨自享有對企業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即壟斷權),而工人除了勞動力外幾乎一無所有。工人和資本家表面上擁有同樣的自由(比如一人一票),實際上自由的大小卻十分懸殊(比如資本家控制了主流媒體,也就控制了許多工人的思想)。基于類似的原因,秦曉所享受的自由也是遠遠高于普通官員普通民眾的,因為他掌控了巨額的經濟財富和深厚的權力資源。這恐怕也是秦曉等自由派為何主張個人主義為內核的自由主義而反對平等理念為內核的社會主義。
一個基本的道理是,平等是自由之母,沒有平等便沒有自由。看看秦曉的那些主張,國企徹底私有化、徹底的市場經濟,政府當守夜人,在這樣的社會中必然是貧富兩極分化,富人自由地剝削壓迫窮人,窮人自由地接受契約接受剝削,而政府卻無所作為——連封建社會還不如,封建社會的政權還有很多扶弱抑強、減少兩極分化的功能。秦曉之所以主張“政府不應該控制國有企業的巨大資產”,其理由是秦曉認為政府和共產黨根本不可能代表人民。事實上,如果政府和共產黨都不可能代表人民,那么沒有任何其他的組織可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由主義理念認為,根本不存在集體利益、集體主義,甚至根本不存在人民、階級等概念,存在的僅僅是一個個個體,存在是自私自利的個人利益、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個人主義。因此,在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所主導的社會中,廣大勞動者必然是一盤散沙。于是,秦曉等資本權貴們的金權統治,便可以千秋萬代,一統江湖了。
這就是為什么惡行累累的秦曉們會選擇自由主義作為其牌坊以掩飾其丑陋面目。只有自由主義才符合秦曉們自私自利的價值觀,才符合秦曉們的階級利益。秦曉們選擇自由主義而放棄特色社會主義,證明特色社會主義理念及當前的黨章憲法,已經成為秦曉們進一步掠奪民眾的障礙。
2010年,秦曉成為自由派的先鋒,同時也將自由派那古老而破舊的道德面紗徹底褪去。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一切貪官污吏、吸血資本家、流氓知識分子的牌坊。
恐怖的是,在當今中國,這種丑陋的牌坊很可能變成廟堂。也許這樣一種恐怖的場景不久就會在中國實現。魏京生等民運集團已經高度興奮起來,“重新聚在一起”,等待自由派的急先鋒、大將秦曉吹出的沖鋒號,瓦解共產黨與共和國,徹底取消當前黨章憲法中的社會主義內核,那么秦曉們掠奪人民的巨額財富就徹底漂白了。唯一的疑問是,到那個時候,秦曉們有沒有雅量讓魏京生們分一杯羹?
三、秦曉為何讓魏京生歡欣鼓舞興奮不已?
魏京生之所以如此興奮,是因為秦曉們,這個體制內出現的新派別-“中國新右翼”,能量實在是太大了。
1、2002年,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將招商局集團培育了14年的民族保險業“先驅”平安保險的股權14.43%以18.55億人民幣的價格低價出售。而當時匯豐卻用約6億美元(約合人民幣50億元)買了平安10%的股份。秦曉賤賣的這部分股份在中國平安H股上市、A股上市后,價值已經迅速膨脹到幾百億。傻子都能看出此中的貓膩。秦曉將幾百億巨額國有資產賤賣給誰呢?是兩家由自然人控制的兩家投資公司——寶華投資和源信行投資。據郎咸平揭露,源信行與寶華投資的真正控制者是神秘富豪鄭建源。2004年《21世紀經濟報》根據來自多方渠道的消息,對最終掌控者鄭建源的披露是:
【30來歲,常住北京,在美國留學歸來后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公司,一直從事IT方面的工作,曾經幫助平安保險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從事IT項目的建設與咨詢。】
2、2009年左右,中國平安高管馬明哲6000多萬年薪、招商銀行高管馬蔚華近900多萬年薪引發公眾質疑。事實上,中國平安的馬明哲和招商銀行的馬蔚華都是招商局集團秦曉的部下、馬仔。面對公眾的質疑,秦曉力挺二位高管的巨額年薪。秦曉聲稱,“馬蔚華的薪水是董事會的決定”,換句話說,就是由在招商局集團內一手遮天、說一不二的秦曉定的。
中國當前有幾大問題:一是國有資產被賤賣給私人;二是國企官員高管獨裁,并且拿巨額高薪,變相蛀空國企;三是民營資本即新生資產階級得不到政府和民眾的有效約束,猖狂無比,他們控制政府權力,殘酷剝削工人;四是外資泛濫,影響中國經濟安全。五是政府官員普遍被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洗腦,無比腐敗。這幾大要命的問題,是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瀕于崩潰的根源。可以說,這些問題的泛濫,都與秦曉及其主張密切相關。正如閑言所評論的,背景深厚的魯能國資流失案會被糾正,而秦曉則紋絲不動;正如顧雛軍所埋怨的,“他(秦曉)比我還露骨囂張,但是他(由于有權力庇護)沒事,我出了事。這就是中國法律。”所謂上行下效,上上下下都在看著秦曉,秦曉所起到的正是標志性作用。
3、不要小看秦曉們的能量,也不要低估秦曉們的手段。
2007年,《讀書》主編汪暉突然遭到解職。正在此前后,秦曉運作的博源基金會正式成立。從此,《讀書》雜志多次與博源基金會合作舉辦一系列宣揚劉曉波式自由主義的研討會,對于研討會,《讀書》雜志內部知情者披露:
“博源基金聯合《讀書》雜志開會,除了賈寶蘭和樊希安外竟然沒有一個編輯知道會議內情,會議開完才做通告。我的天,一貫號稱民主自由的《讀書》雜志也有今天。”
而惜墨如金的《讀書》雜志多次大規模刊登秦曉和他的博源基金會那些自由主義陳詞濫調。
2010年,秦曉從招商局集團董事長位置退位,為了通過“體制內改革”實現劉曉波的改革主張—顛覆社會主義共和國落實零*八憲章,秦曉開始專心致志地搞他的博源基金會。
而在這一年,汪暉被《南方周末》等自由派媒體以誣陷的方式攻擊為一個文抄公。三聯舒煒為汪暉辯護的文章《南方周末》拒絕刊登,《北京青年報》刊登舒煒文章的一部分后再也不敢刊登后半部分,因為他們擔心得罪南方系。而李陀劉禾組織的國外著名學者的聲援汪暉的簽名信則沒有一家主流媒體刊登。國內所有的主流媒體對支持汪暉的聲音都是全面封殺。汪暉被逼無奈只得選擇稍微公正的新加坡媒體《聯合早報》,雖然該媒體也是南方系立場,但至少沒有曲解汪暉原意。最后,真相大白,真正稱得上抄襲的是自由派代表人物朱學勤。對比汪暉與朱學勤的著作,明顯可以看出的是,汪暉的問題至多稱作不規范,而朱學勤則是徹徹底底的抄襲。然而,網友揭露朱學勤大量抄襲的文章主流媒體報道的卻很少,這與汪暉形成鮮明對比,知道汪暉抄襲的普通民眾人數遠遠高于知道朱學勤抄襲的民眾。最終,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鑒定朱學勤沒有抄襲,這一結論卻被主流媒體大肆傳播。(葛劍雄是朱學勤的好友,與朱學勤同屬自由派陣營。葛劍雄因為侮辱中華民族曾登上網民推選出的中國漢奸榜。而葛劍雄、徐友漁、朱學勤等自由派文人曾一起策劃在南方系媒體傳播海外民運編造的給毛澤東潑污水的謠言,葛劍雄、徐友漁還親自就稿費問題撰寫文章攻擊毛澤東并在南方都市報發表。)讓葛劍雄審查朱學勤,等于讓朱學勤審查朱學勤,即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就是丑陋的自由派頭面人物。
另外,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觀濤是秦曉博源基金會的骨干,學術委員會成員。秦曉也對金觀濤十分欣賞。博源基金會還資助金觀濤、嚴博非等人發起成立了歸來書院。金觀濤、嚴博非等人都是是倒汪骨干,而參加歸來書院學術活動的知識分子們也大多是倒汪的積極分子。
總而言之,通過以上簡單跡象我們可以分析出,對汪暉的迫害,顯然是自由派發動的一場有預謀的有組織化的行為。而秦曉的博源基金會,則是將自由派權貴、資本家、知識分子,將國內漢奸和國外壟斷資本組織起來的重要機構。
汪暉得罪自由派,大概是因為當《讀書》主編時,為了追求真相而發的兩篇文章,一篇是高默波的《書寫歷史—<高家村>序言》,此文從一個個例出發公正評價毛時代農村的經濟成就,一篇是王紹光的《中情局與文化冷戰》,揭露美帝通過各種巧妙手段進行意識形態控制、給對立國家知識分子和民眾洗腦的真相。這些文章自然讓自由派十分頭痛、害怕——既然辯論不過新左派,那么只好用權力進行鎮壓。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自由主義秦曉學術斗爭(其實是政治斗爭)的手腕,哪怕是對汪暉這樣的溫和新左派,一個純正的醉心于學術的知識分子,一個曾經和眾多自由派交情不淺的知識分子,仍然是精心策劃,調動大量的權力,壟斷控制主流媒體,剝奪左派知識分子手中有價值的資源(如《讀書》雜志),通過在主流媒體上廣泛造謠、傳謠的方式對其丑化,進行一系列大規模的圍剿、迫害。
從汪暉事件可以看出,自由派,從體制內高層到體制外民間,從權力到資本到知識分子,從國外壟斷資本到國內漢奸買辦,都已經全面的組織起來了。秦曉及其博源基金會,就是這種組織化的標志。他們正有計劃有步驟地采取一系列行動,他們正逐漸接近他們的目的地。而左派們,還是一盤散沙。尤其是體制內的左派們,不敢像右派那樣冒險,不敢孤注一擲,所以基本上無法發揮作用。而體制內的右派們早就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而高度活躍,這是右派猖獗的重要原因。
對此,魏京生怎能不歡欣鼓舞興奮不已?魏京生們的春秋大夢會美夢成真嗎?
四、中國的三大政治派別及其關系
最后,想給那些試圖與自由派搞左右聯合的幼稚極左派們幾句警告。你們夢想自由派上臺后會搞民主自由的大選,進而左派會獲得比當前更大的空間。從汪暉事件來看,那是癡心妄想,自由派們上臺,對你們只有迫害、鎮壓。把真正對手鎮壓干凈后,才會給民眾所謂的“自由”,蘇聯解體后是這樣,東歐劇變后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去了解下卓別林和愛因斯坦是如何遭受美國自由主義衛士(聯邦調查局)長達幾十年的迫害的吧。
幼稚極左派醉心于批判“修正主義”、“特色社會主義”,將主張特色社會主義的人當做主要敵人。其實喊特色社會主義口號的,是分左中右不同色彩的。高舉“特色”旗幟的,既有堅持馬列毛社會主義的左派(如薄熙來、劉國光等),也有中間派和右派(其右派大多是政治色彩不清晰的官僚分子)。秦曉和博源基金會出現,標志著體制內那些最反動、最強大的官僚買辦資本勢力已經徹底拋棄了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而扛起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的大旗。特色派,已經不是左派的主要敵人,而是左派的聯合對象。正是由于特色派的存在,黨章憲法中才有馬列毛、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人民民主等社會主義信條,左派當前的存在才有相當的合法性。從汪暉遭遇我們可以預知,一旦自由派上臺,必然大搞“殺左族毛”,毛澤東將被自由派通過立法手段定性為希特勒,馬列毛左派社會主義因為要推翻資本主義政權,必然變成徹底的地下秘密狀態。在美國,不要說毛派的遭遇,也不要說同情社會主義的卓別林的遭遇,去看看美國公開反孟山都反轉基因的科學家有沒有飯吃吧。
特色派要么向左滑向馬列毛社會主義,要么向右滑向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眼下,有沒有即主張資本主義、徹底親美反毛,同時又堅定地堅持特色旗幟的?幾乎沒有。一般在政治高層,表面上都不得不舉特色旗幟,但那些醉心資本主義的實際上通過自己的言行已經選擇了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而內心真正高舉特色旗幟的,實際上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四項基本原則,反對美國對我們的西化、分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自主創新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更何況特色派中許多人如薄熙來等雖然高舉特色旗幟,但同時又是傾向于毛澤東思想的。總而言之,特色派中的左派和中間派是馬列毛左派需要聯合和團結的力量。中國的未來,也取決于左派的抉擇。
附文1:【10.1.12 法國國際廣播:】中國新右翼——體制內的"普世派"
原文:http://bbs.anti-cnn.com/viewthread.php?tid=217212&extra=&page=1
作者 紐約特約記者 倪安
發表日期 12/01/2010 更新日期 12/01/2010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1/article_18741.asp
新年伊始紐約民運人士舉行新年聯歡。近年來很少現身此類活動的老資格民運人士魏京生,從華盛頓開車數小時趕來與會。他興致勃勃地發表了即席演講,告訴大家一則新聞,去年在中共體制內出現了一個新的派別,叫“中國新右翼”, “他們的綱領是中國必須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他說:“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也知道共產黨那一套玩不下去了。這透露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共產黨內部有很多人也已經知道,這個政權已經維持不下去了”。魏京生告訴民運人士,“機會快要來了。”“我們應該加把勁。在紐約我們重新聚在一起,重新把氣氛搞起來。”
消息可能出自《多維月刊》去年8月的一篇報道。報道說,2009年7月1日下午,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與博源基金會在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主辦了題為《中國未來30年向何處去?》的研討會。與會200多位嘉賓大部分為商人,發表主旨演說的是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會主席秦曉。他對會議主題給出的答案是:中國的崛起,除經濟增長外,還必須有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變革的方向就是個人權利保障、自由和理性、民主政體等。
報道說,中國新右翼正積極尋求思想共識,正有力興起并將影響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報道指出,他們主要是中國商人的公共組織,如中國企業家論壇、中國企業家俱樂部、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等。
巧的是,新年元月7日,我們有機會在紐約聽到秦曉的發言。他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北大經濟研究所在紐約證券交所舉行“2010年中國經濟”研討會與林毅夫同臺演講。全部用英文發言的研討會在國營中文媒體的視野里最后只剩了林毅夫關于美中貿易和人民幣匯率的熱門話題的標準簡單回答。而真正精彩的則是秦曉發言。
他挑戰官方的“中國模式”,說,“有人認為經濟危機過去20年,顯示中國模式是全世界最佳模式。我不同意,我不認為有個真正的中國模式,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特點,但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改革只有一種模式。所謂的中國模式其實是要發展出一個高于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場活動,并擁有巨大經濟資產。這一模式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如圈地和腐敗,效率和獲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減,轉型代價巨大,公平競爭規則由于政府直接控制資源和參與市場而遭破壞,削弱公共產品的提供。”
他調侃中國特色——“我們總是在說‘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也就是中國的顏色。我認為那一定存在著某種基本色,如果沒有基本色,我不知道怎么翻譯‘特色’?如果沒有基本色,中國特色又有什么意義?”
秦曉挑明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并推崇發源于西方的普世價值。他說:“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問題是合法性問題。中國政府將其合法性依附于經濟表現,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如果經濟表現好就沒有動力進行改革;那改革出現麻煩呢?所以我們應該將合法性依附在現代體系之上,我們需要承認普世價值。它從歐洲啟蒙運動時代開始,對此也許有不同理解,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中國因素,如‘和諧’,或亞洲文化,但一般來說來,理性、自由、個人權利是一些基本價值。在中國有關于是否存在普世價值觀的辯論,我同意存在這種普世價值,但可以有不同特點。”
秦曉是北京老三屆高中畢業生,50歲時獲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從2001年開始任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至今。本身是國企老總的他卻認為國企從長遠來看不需要存在,他說:“從宏觀層面看,應當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會和民眾手里去。” 秦曉指出,政府不應該控制國有企業的巨大資產,而是應該將其轉移到社會網絡,如退休基金,或投入股市管理。政府的功能應簡化到集中提供公共產品。
有與會者問他,他的改革主張同最近被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1年的異議人士劉曉波有什么不一樣時,他解釋道:“我是體制內的,主張在體制內改革。”
秦曉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曾說,“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轉型的問題。這個轉型一定要有現代性的一些核心價值觀和制度來作支撐。” 他認為,對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的追求,不只適用于西方,而具有普世意義。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了本文開頭提到的老資格民運人士魏京生,他在1978年就提出了中國要有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30多年后,當中國已經崛起為一個經濟大國的時候,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的原點。
附文2:中國新右翼正在興起
作者:艾理
原載:chinesenewsnet.com
http://www.chinazhiqing.org/bbs/dispbbs.asp?boardid=53&Id=24964
最近中國,學術界的學術討論會減少了,商界的學術討論會增加了,中國商人的公共組織如中國企業家論壇、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等都組織各式與商業無關的學術討論會。分析這些組織關於國家命運及中國未來的討論,會使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中國新右翼正在興起
艾理
2009年7月1日下午,中共建黨節,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宴會廳,二百多人濟濟一堂,多數為商人,少數學者,他們聚在一起聆聽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的講座并展開討論。會議是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組織的。商人聚會不討論生意,討論的題目是“中國未來30年向何處去?”
商界的學術討論會多了
秦曉從分析“現代化”與“現代性”這兩個概念開始,認為“現代性是指自歐洲啟蒙運動以來所倡導的價值觀,這_?悼D要包括個人權利、自由和理性,及相應的市場經濟、民主政體、民族國家的制度安排。現代性主要指它的價值層面,一個現代性的社會包括價值層面和為了保障這些價值的制度層面。現代化理論與現代性相關,但在中國的語境中,‘現代化’一詞的內涵主要是經濟和物質指標,而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則被抽離。??近百年來的中國和未來中國,在前后跨越的三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始終離不開這樣一個命題,即現代性轉型。”秦曉強調,中國的崛起,除經濟增長外,還必須有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和示?性。這些充滿學術氣息的話語,表達了一個簡單的意思,已經擁有30多年經濟持續增長奇跡的中國,要進入價值和制度變革的準備時期了,變革的方向就是個人權利保障、自由和理性、民主政體等等。
最近中國,學術界的學術討論會減少了,商界的學術討論會增加了,中國商人的公共組織如中國企業家論壇、中國企業家俱樂部、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等都組織各式與商業無關的學術討論會。上這些組織的網站,研究分析這些組織關於國家命運及中國未來的討論,會使我們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新右翼正積極尋求思想共識,中國新右翼正在有力興起并將影響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中國改革以來30多年,在政治思想上大體有三種派別,一是官方實際奉行的新權威主義,以開明集權來推進市場經濟和經濟增長,政治上保守,經濟上開明。二是自由派,又被稱為右派,追求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轉型,力量主要表現在經濟學、法學、媒體領域,已演化為中國學術和輿論事實上的主流。三是新左派,新左派與迷戀馬列毛的老左派有內在淵源,但話語表達另有新意,追求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強權政府、國有經濟。在思想理論上,政府搖擺在自由派與新左派之間。政府的重要文件,常常是自由派、新左派話語的雜揉。
新右翼如何定位?
7月1日,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2005委員會與博源基金會主辦“中國未來30年向何處去??中國現代性方案求解內部研討會”,20多位知名學者,60多位理事等近200位嘉賓與會。(資料圖片)
國內學界常常把新老左派都稱為政權派,因為它們在骨子_?ㄛO站在政權角度講話,而政府內部則習慣把自由派視為反對派。自由派之所以被視為反對派,也并非空穴來風,××學潮、08憲章簽名都與自由派關系密切。一旦發生民眾與政府的沖突,一般來說自由派會站在民眾一邊,而新老左派都會回到政府身邊。有新權威主義、自由派與新左派這些參照系,我們可以為新右翼做一個定位。
我們先將新右翼與新老左派做一個比較。新右翼重視個人權利、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國家,在這一點上,新右翼國家目標與新老左派不同甚至是對立的。但是,新右翼極端重視秩序維護,認為制度變革應當是漸進的平穩的,不允許社會動亂打斷經濟增長的進程,正如秦曉所說的“沒有秩序的自由是不行的”。而且,在對外關系上,新右翼會十分重視國家利益的維護(轉載者注:此文的很多解讀都是別有用心的。新右派只是不敢像自由派那樣明目張膽地無理性賣國罷了。新右派其實是體制內最賣國的勢力,民間自由派只是嘴上說說而已。真正實施賣國的正是秦曉、馬明哲等新右派,看看博源基金會就清楚了。秦曉已經公開批判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宣稱不應把愛國主義放的太高。)。新右翼與新老左派雖然價值和制度目標不同,在維持秩序穩定及對外爭取國家利益這點上也有共通之處。
將新右翼與自由派(或右派)相比,我們會發現新右翼與自由派在國家改革目標上是共通的,它們都希望建立一個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中國。但是,兩者又有很大差別,總體來說,自由派會將共產黨視為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和中國歷史進步的阻礙者,而新右翼則致力上下互動,推著共產黨一起走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之路。自由派在價值上認同西方從而親西方,新右翼雖然在價值上認同西方但認為中國與西方的關系應當建立在利益競爭而非抽象的價值認同上面。自由派的基礎主要是學者、記者、編輯等知識分子,而新右翼的基礎主要是有想法的工商業者。可以說,自由派(右派)與新右翼是同一目標下的不同策略群體。
對自由派來說,新右翼是右派的一部分,它們的根本價值與制度取向相同,它們之間的差別是激進與漸進、革命與改革、斗爭與合作的差別,在未來幾年之內,自由派與新右翼不會成為敵人。對政府來說,新右翼對現政權沒有任何厭惡與敵意,他們更像政權體系內出來的開明派,對政權還有親緣情感關系,由於他們進入了市場和世界,他們不愿意這個政權龜縮在龜殼_媯它滿A他們不愿意共產黨被社會發展所拋棄而引來動蕩和破壞。對新老左派來說,自由派是共產黨外來的敵人,新右翼不會容忍社會動亂,更不會允許社會對共產黨人采取報復手段。如果讓新老左派來選擇,他們情愿選擇新右翼而不會選擇自由派。
改革之初的“新權威主義”隨著“××學潮”的鎮壓失去了道德感召力,馬列毛老左派已因毛的實踐而失去了對現實的真實影響力,新左派則由於內部分歧過大尚未形成共識處在混亂之中,自由派則因08憲章而引起政府緊張而處於被控制和壓縮狀態,唯有新右翼最有可能與政府、自由派、新左派達成妥協與共識,而且與自由派與新左派不同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不同的是,新右翼主要由有思想的工商人士組成,他們受過工商洗禮,掌握著大量財富,新右翼將有可能在未來幾年成長為中國政治思想新主流,領導中國政治的未來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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