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威尼斯看老北京之死
在一個雨雪交加的夜晚，我乘著一條木船，駛離我居住的圣.賽沃勒島，駛向威尼斯城。在夜幕和霧氣中，依稀可以望見準備入睡的威尼斯城的輪廓。
深夜，打著雨傘，走在威尼斯圣.馬可廣場附近的小巷子里，聽著在光滑的青石板地面上自己的腳步聲。透過沒有遮窗簾的一扇窗戶，看見一位老太太坐在廚房里，一遍打毛衣、一遍看電視。在街燈下，仔細觀察巷子兩邊的建筑和墻壁，你會發現，正在被拆除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比威尼斯竭盡全力保留的舊建筑要完好得多。按照新北京的標準，威尼斯整個城市都應該拆遷。
一個喜歡革命、劇變、破壞的人和一個暴富者是不會喜歡威尼斯的。 一個革命者、變革者和暴富者只會喜歡北京。只有一個自戀的、祖祖輩輩生存在古老的、破落的、正在被拆遷的胡同里、四合院里的人、受傷的人，才會永遠地留戀舊北京。舊北京給你留下的是傷感、幸福和痛苦的記憶。《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Erik Eckholm四年前寫過一篇特稿《回到舊北京時代》：“在這座城市的高樓大廈不遠處，傳統的胡同街區顯露了這座城市幾百年來的殘余。”
歷史上的文人和中外旅行家，如老舍，更不用說馬可.波羅對北京城都有過細膩而美好的記述。但是，北京城和北京人對這些贊美的回報是讓這些文字永遠地保存在紙上，而不是印在古老的墻壁上和路面上。北京的牌樓和運糧的船只把南方的大米通過大運河拉到德勝門內大街的后海碼頭，這樣的景色和場面，你只能到古代和近代旅行家、小說家和散文家的作品里去尋找。
北京的神話寫在書本里，而威尼斯的神話寫在石頭上。在威尼斯，要了解馬可.波羅的故事，可以到他出生的老房子尋找他成長的足跡；在北京，要了解馬可.波羅的故事，必須到圖書館的故紙堆里去尋找。我們今天只能在馬可.波羅和老舍的小說里，看到的是新北京對舊建筑的冷漠。《馬可.波羅游記》記載，北京城有12座城門、每一座城門有1000士兵駐守。 北京城大街筆直寬敞，你可以從街的一頭，一直望到街的另一頭。一位馬可.波羅研究者說，馬可.波羅的北京城墻可以跟古巴比倫城墻媲美。這些宏大的建筑早已不見蹤影，更不用說馬可.波羅在汗巴里（元代的北京城）的住宅了。
如果馬可.波羅今天離開北京，700年后返回威尼斯老家，乘坐平地木船，憑著模糊的記憶，沿著大運河行駛來到威尼斯城北老家的那個庭院。眼前的景色會讓他驚訝：他出生的那座老房子至今仍完整地豎立在那里，好像他昨天剛剛乘船離開威尼斯。這種感覺是多么溫暖和甜美。威尼斯整座城凍結在時間的冰柱里了。無論是維多利亞的詩人，還是近現代的小說家，如拜倫、D.H. 勞倫斯、布朗寧、雪萊、Thomas Mann、海明威，他們有關威尼斯的作品中描繪的每一座橋、每一座房屋，甚至咖啡館都會在現實的威尼斯城里找到。威尼斯會令那些期待新鮮和變革的記者失望。關于威尼斯的故事是無法更新的，看不到變化，看到得是對現代化的傲視，一派田園，就連細節也改變不了。
如果馬可. 波羅今天離開威尼斯，重返北京，他會感到失望，他發現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他再也見不到他每天溜達過的胡同、踏過的青石板、他跨馬進出的城門、居住過的四合院、飲用過的水井。 汗巴里消失了，再也看不到馬可.波羅的城市了。
1999年12月9日，北京市政府召集一群專家在國務院二招舉行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的申辦口號研討會。在這次會上，我極力鼓動政府和專家們接受“新北京 新奧運”這個理念。我當時對“新北京”的解釋是，北京人煥發一種新的人文精神和面貌迎接奧運會。
而今天，這座城市已經從字面上理解和實施當年我提出的 北京奧運申辦口號：拆舊房、蓋新樓。北京的一家報紙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記者采寫的兩會代表對新北京的感受：“北京高樓有個性了，色彩豐富了， 夜景更靚了”； “北京的道路越來越寬，建筑越來越高，車越來越多”； “每一次來， 許多原來熟悉的地方都變了模樣， 認不清了”；“北京變化得讓我都跟不上了， 真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感覺”；“在全世界各個首都當中，北京是變化最快的了”。這些單調乏味、沉悶的描述只會令讀者讀古老的北京城和北京人失去想象力。
工業化、現代化、全球化沒有給威尼斯帶來變化。多少世紀以來，她一直像一位美麗的少女一樣，任憑狂風海嘯的吹打，她那美妙的身軀永遠透露著夢幻般的誘惑。在現代化、全球化和2008年奧運會后，北京看來是準備把她那美妙姑娘的身軀廉價地交給了房地產開發商了。干燥的空氣、擁擠的交通、塵土飛揚的建筑工地、正在外裝修的高樓，這是北京城嗎？
游客來北京看什么？擁擠的汽車交通、水泥建筑、玻璃大廈、高速公路？不。人們來北京看的是北京的神秘、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茶館。漫步在東西單的胡同里、德勝門內大街和鼓樓大街附近的老北京宅院，那種淳厚的人文精神是你在故宮、天壇、八達嶺長城、琉璃廠那些叫賣旅游產品的小販身上是找不見的。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講授紐約殖民史的教授，把這座城市當成學生的歷史課堂。每次上課，把學生帶到那些保存完好的殖民時期的建筑物跟前，現場回顧、講解和討論歷史。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讀書的時候，我的新聞學教授是一位美國記者。他有一天給我們布置了一個作業，采訪北京的胡同。我和幾位同學結伴來到西市南大街的磚塔胡同采訪。熟悉元雜劇的朋友可能記得《沙門島張生煮海》戲中的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這磚塔胡同看來已有700多年歷史。胡同得名的那座青磚塔，依然站在路口，成了熙攘街頭的一景。在那次采訪中，我留下印象的是圍坐在一起下棋的大爺們、扎堆聊天的老太太，還有端著大碗，坐在庭院當中香噴噴吃面條的人家。
一個記者逛威尼斯，不寫一篇關于威尼斯破敗的墻壁、房屋和老房子里的故事和傳奇，是不可思議的。威尼斯的姑娘黑頭發、黑眼睛，像希臘人、巴比倫人、大馬士革人。你會把威尼斯城當成美麗的威尼斯姑娘，給你無盡的想象力。新北京的想象力和個性在哪里？今天，當一個記者來到北京，他來看什么？ 寫什么？全球化留給北京的紀念碑是什么？面對新北京的一座座夸張和招搖的高樓大廈，他如果能寫出故事和傳奇來，更是不可思議的。威尼斯的傳說寫在它的紅磚、青石板地面上和狹小的街巷里。北京的傳說和故事寫在哪里呢？北京的魅力、文化、歷史、故事在哪里？
圣.馬可廣場是威尼斯的心臟和明珠，正如天安門是北京的心臟和明珠一樣。望著不同膚色、操著不同語言的游人在燦爛的陽光下圍坐在廣場上的小圓桌周圍，談天說地，品嘗咖啡，或與一群群鴿子的嬉戲游樂，北京毫無疑問已經成為各種人種、語言會聚的城市。但我更期望有那么一天，天安門廣場能像圣.馬可廣場一樣，變成世界另一個巨大的花園廣場和會客廳。游人、家人、朋友圍坐在廣場上小桌子上，望著飛來飛去的群群鴿子，品嘗咖啡或茶水，在落日的時候，望著大會堂屋頂上余暉，聽著天安門國旗班腳步的回聲。當夜幕降臨后，廣場上出現了音樂茶座，情侶們坐在星空下，甜蜜地說著悄悄話。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讀書時，夜里雖然聽不到來自地安門大街傳來的鐘鼓聲和胡同里手藝人的叫賣聲，但是，每周騎著自行車上學校，或者穿胡同，看胡同里老北京人的扎堆、聊天、打撲克；或者沿著北三環路，一邊騎車，一邊望著路兩旁的農田和果園，心中一片恬靜，就跟馬可.波羅在草原上游牧一樣悠閑自得。
2004年，我到劍橋大學開會。劍橋小鎮上有一個很小的古舊書店。我在書店里意外地發現了一本1927年出版的《消失的中國素描》（Sketches of Vanishing China）。作者是一位西方旅行者，他在書的前言中寫道：“革命和時代的巨手將鏟平這些可愛的廟宇、佛塔、古橋。 你要趕快到這里來，否則，你可能再也看不見它們了。”今天北京人面臨的現實是，那些凝聚了老北京傳說、故事、文化和身份的舊宅院和破胡同看來注定要被貪婪的房地產開發商們以種種借口破壞掉的。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唯一能做到的是，在舊北京行將消亡、新北京噴薄而出之際，讓年輕的學生最后瞥一眼正在消失的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收集尚存的胡同故事。為此，在過去11年里，我嘗試著利用周末把新聞學課堂搬到了胡同和四合院里。我先是帶著學生在國子監街周圍的四合院、德勝門內大街東側北京城最古老的居民區和柳樹成蔭的什剎海畔慢步、采訪，最后走進古樓大街的一家號稱是百年老店的羊肉泡饃館，請學生們飽吃一頓3元錢一碗的羊肉泡饃，結束這一天對老北京的尋訪。
離開威尼斯城，我又登上小船，返回我居住的圣.賽沃勒島。100年前，歐洲的貴族在島上建立了一個瘋人院，把家族中由于近親結婚帶來的神經病者和傻子關在這個島上。英國詩人拜倫是這樣描寫這個島嶼的：“這是痛苦的島嶼，人類飽受精神折磨的感情被封閉在內心深處。”當拜倫第一次看見這座海島和瘋人院的時候，他是這樣寫的：“在我們與太陽之間，我望見了島上的一座建筑……那是一座沒有窗戶、變了形的、沉悶的高大建筑。”走進這座高大建筑物那冰冷和毫無個性化的長長而空洞的長廊，我感覺到的是現代化和全球化帶給人類無邊的陷阱和人類文明的淪喪。我希望，若干年后，我們的北京城不會變成這樣一座巨大、冰冷、沒有個性的全球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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