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的新起點、新轉折與新模式--《重慶模式》序言

序論中國發展的新起點、新轉折與新模式1
一、對“重慶模式”概念的說明  2
二、“重慶模式”產生的歷史背景  4
三、“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  8
四、“重慶模式”的特點與意義  10
五、“重慶模式”的人格因素  12

 

第一章綱舉目張——以胡錦濤總書記的“314”總體部署為工作總綱
一、“314”總體部署是“高瞻遠矚的國家戰略”
二、“我來重慶的根本任務”
三、“成后來之上之事，須非同尋常之舉” 

 

第二章“打黑除惡”——以掃蕩黑社會為肅貪反腐、扭轉黨風和社會風氣的突破口
一、重慶“打黑”引發海內外關注
二、重慶“打黑”是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
三、雷霆萬鈞“打黑除惡”
三、重慶“打黑除惡”的影響和意義 

第三章“唱讀講傳”——以弘揚“紅色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抓手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根本性矛盾
二、“唱讀講傳”是精神文明領域中的“一整套建設方針”
三、“唱讀講傳”的重大意義 

第四章“三大洋戰略”——以建設內陸大開放戰略高地為最大動力
一、不開放是最大問題，擴大開放是最大動力——內陸大開放的指導思想
二、建立內陸大開放平臺
三、暢通周邊、暢通全國、暢通“三洋”——內陸大開放通道
四、一頭在外一頭在內——內陸大開放產業模式
五、“世界是可以重組的”——內陸大開放方法論
六、內陸大開放是突破性創新 

 

第五章“五個重慶”——以打造國家中心城市為戰略目標

一、“宜居重慶”
二、“暢通重慶”
三、“森林重慶”
四、“平安重慶”
五、“健康重慶”
六、建設“五個重慶”，打造國家中心城市
七、“五個重慶”建設——科學發展觀的重慶實踐 

第六章解“二元方程”——以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與發展為主線
一、統籌城鄉發展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關鍵
二、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對重慶絕對是一個挑戰”
三、“重慶城鄉統籌找到一條通途” 

第七章“三駕馬車”——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為最優組合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二、“渝富模式”——推動重慶國有企業大改革、大改組、大發展
三、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共同大發展
四、外資經濟突破式發展
五、重慶經濟發展模式意義深遠 

第八章民生導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一、薄熙來的民生觀
二、“民生導向”的“重慶模式”代表了中國發展新階段的發展路子
三、重慶要做好十件民生大事 

第九章“三項活動”——以創新黨的作風建設為靈魂
一、以“三進三同”為代表的創新型黨的作風建設是“重慶模式”的靈魂
二、黨風、政風不振——開展“三項活動”的重要背景
三、“三項活動”——重慶市作風建設的重大創新
四、“三項活動”有力促進了重慶統籌城鄉發展
五、“三項活動”的作風建設創新意義 

第十章中國戰略轉型對重慶的期盼

一、“唱紅打黑”不是文革模式，而是有效的法治模式
二、“重慶模式”對于未來改革具有典型意義
三、以民生為導向重整經濟發展戰略
四、處理好重化工業化與生態建設的關系
五、為全體人民，包括農民，建立社會保障
六、進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實驗 

附錄“重慶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蘇偉與西歐共產黨宣傳和媒體負責人聯合考察團座談紀要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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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的新起點、新轉折與新模式　　

——寫于中華人民共和國61周年國慶節

 

《重慶模式》序言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1-01-08 09:44:2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179tx.html

　　 

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全黨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帶領人民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由此可見，以十七大為標志，中國全國及其每一個地區，包括重慶，都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　　

這個新的歷史起點有什么特點，有什么意義呢？那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漸進式”改革也積累了不少矛盾；社會主義怎樣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仍是時代難題。因此，科學發展勢在必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需要繼續開辟。　　

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遭遇所謂的“特區困局”參見《深圳特區今日成立30周年，學者為“中國模式”把脈》，2010年8月26日《經濟參考報》。。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萬馬奔騰的中國大地上，迫切需要新的創造，需要在學習、繼承的基礎上，對“深圳模式”進行超越。正是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在改革開放尤其是重慶直轄以來改革發展的基礎上，重慶市委、市政府施行了一系列“新政”，搞得轟轟烈烈，取得明顯成效，引起海內外媒體高度關注。2009年，香港《亞洲周刊》第六期整版發表一組專題報導，提出金融危機下“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反攻新路徑”的新觀點，“重慶模式”開始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越來越多的海內外媒體將重慶做法稱為“重慶模式”（盡管它們所概括的層次和重點各不相同），重慶市的主要領導人乃至國務院的重要領導人，也都公開使用“重慶模式”概念，并對其作出重要評價參見《重慶市長：按照重慶模式西部可以打敗長三角》，2010年4月21日《經濟參考報》；《王岐山在重慶考察時盛贊：重慶模式值得好好研究》，2010年7月10日《重慶日報》。。對因“重慶模式”而超常規發展的重慶，有境外媒體評論說：“如果把中國比做一本雜志的話，那么這本雜志的封面會是北京，封底是上海，而重慶將是代表著未來發展的下期預告。”鳳凰網：《重慶公租房為百萬人而建，不是擺噱頭》，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7/03/1713021_0shtml。　　

“重慶模式”或稱“重慶經驗”，可以有三個層面上的意義，這就是地方發展模式、問題解決模式、全國轉型模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在書中把事實和觀點系統地擺出來，目的是通過對“重慶模式”的探討推進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　　

一、對“重慶模式”概念的說明　　

“重慶模式”從最初提出到現在，有很多人從不同層次上進行解讀。　　

率先宣傳“重慶模式”的香港《亞洲周刊》，以及相繼轉載的各主要報刊、網站講的“重慶模式”，是指重慶創造的一種與廣東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乃至浦東模式等不同的，“改變改革開放前期以投資及出口拉動經濟的粗放模式”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參見《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反攻新路徑》，香港《亞洲周刊》2009年第6期。；重慶市長黃奇帆和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講的“重慶模式”，指的是重慶創造的“一頭在內、一頭在外”（即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產，主要市場在海外）加工貿易類型的新模式，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對外開放的新模式參見《黃奇帆:按照重慶模式西部可以打敗長三角》，2010年4月21日《經濟參考報》；《王岐山在重慶考察》，2010年7月10日《重慶日報》。；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講的“重慶模式”，主要指的是重慶創造的“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得以攜手并進”的新模式，即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的國企改革發展新模式和所有制結構新模式參見《重慶模式、經濟民主與自由社會主義——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商務周刊》2009年第22期。；《南方周末》強調的“重慶模式”，重點指的是“政府投資基建新模式”，但它對重慶這種“政府主導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模式提出了強烈質疑參見《解讀重慶模式》，2009年4月29日《南方周末》。；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講的“重慶模式”，則是指他認為唯一能夠“拯救中國房地產”的重慶公租房建設模式參見《郎咸平：只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新華網（網頁：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8/03/c_12402260htm）。。此外，還有不少人將重慶的不少特殊做法——或“打黑”，或“唱紅”，或戶籍改革，或土地市場建設，甚至于大規模的植樹造林等，也都稱為“重慶模式”。這些都是狹義的“重慶模式”概念。　　

時隔一年后，率先宣傳“重慶模式”的香港《亞洲周刊》再次大篇幅地宣傳“重慶模式”：“在中國邁向共同富裕路途中，重慶正在探尋一條中國模式新路徑。”參見《重慶探尋中國共同富裕模式新路徑》，香港《亞洲周刊》2010年第12期。這是層次更高、內涵更廣的一個新的概括。它還認為“重慶模式”的實質和個性，是重提為人民服務、聯系群眾，等等。我們比較認同它的這一評價，認為它抓住了重慶模式的實質性內容。但是，盡管強調了政治建設的內容，《亞洲周刊》仍未能明確地從整個社會發展的層面，即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狹義）社會和生態等各個方面的廣義上，來講“重慶模式”。　　

而我們所講的“重慶模式”，則是廣義的“重慶模式”，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主政重慶后，重慶市委、市政府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重慶直轄以來發展的基礎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從而形成的一套經濟、政治、文化、（狹義）社會與生態發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發展路徑。我們認為，“重慶模式”不但是一種與沿海的外向型模式有別的內需型發展新模式，一種與沿海的“兩頭在外”模式有別的“一頭在外一頭在內”的、適合內陸大開放的加工貿易新模式，一種國企改革與發展乃至整個所有制結構優化的新模式，一種有效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的新模式，一種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模式，一種凈化人們的心靈、凈化社會環境、凈化生態環境的新模式，而且是以上所有這些“模式”的總體疊加、系統綜合。概括地說，這是一個很有成效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一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能實現有效結合的具體模式、一個很有成效的科學發展的具體模式。　　

二、“重慶模式”產生的歷史背景　　

要理解“重慶模式”的意義，必須了解其產生的歷史大背景。這一歷史大背景，就是改革開放30年后我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基本態勢。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積累了五大矛盾：　　

一是城鄉矛盾太大。“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國家與社會的二元結構嚴重阻礙發展，也極不公平。　　

二是地區矛盾太大。鄧小平講東部先發展起來，到世紀末再幫助中西部發展是對的，但政策執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使得城鄉、地區的差距進一步加大，從而埋下了極大的社會隱患。　　

三是經濟與社會的矛盾。這是“一手硬一手軟”的新發展——“軟”的方面從思想道德發展到民主政治、人民生活，等等——導致的。教育、養老和住房改革，由于都走了片面市場化的錯誤道路，成為三大嚴重問題，被群眾稱為“新三座大山”。分配上兩極分化嚴重，基尼系數逼近05。整個民族道德大滑坡、“黃賭毒”泛濫。在反腐力度不斷加大的同時腐敗行為仍不斷發生。　　

四是快速工業化與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　　

五是對外開放與國內發展、與國家安全的矛盾。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擴大，國際經濟周期與投機資本對中國經濟安全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產生上述五大矛盾的根源之一，在于我們不少地方把一個本來正確的重要思想和一個根本性的戰略，即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和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在貫徹執行中嚴重異化。就是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異化為“以GDP增長為中心”，進而把“發展才是硬道理”異化為“除GDP增長以外的一切發展都是軟道理”。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是政府主導的，是政府內化為市場機制的核心的特殊市場經濟，所以到目前為止，政府行為都在比市場行為更大程度地推動和左右經濟的發展。其好處，是全黨動手搞經濟，可以促進經濟更快、也可能更好地發展；其隱患，則在于指導思想一出偏差，則會波及全局。　　

較長時期的“以GDP增長為中心”，“GDP掛帥”，必然引發一系列問題。可以設想一下：我們的縣長、市長、省長，手里面都有數量不等的巨額資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在“以GDP增長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在以GDP的增速來衡量其業績的考核方式督促下，他們那些數量不等的巨額資金，是投入城市還是投入農村？是投入東部或者發達地區還是投入落后地區？是投入經濟領域還是投入民生等社會領域？是投入建設領域還是投入環保領域？是擴大出口還是供應內需？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結論很簡單：我們的縣長、市長、省長們，都會將其數量不等的巨額資金，盡可能多地投入城市而忽視農村、投入發達地區而忽視落后地區、投入經濟領域而忽視社會領域、投入建設方面而忽視環保方面、投入外需而忽視內需。所以，這樣的慣性發展，就加劇了我國原本就存在的上述五大矛盾。這五大矛盾的激化，就使得城市繁榮、農村凋敝，沿海富裕、內地貧窮，經濟發展、社會落后，建設飛快、污染嚴重，抑制內需、拼命出口這樣的發展方式，再也難以持續下去了。如果再不覺悟，或者再任由這種發展方式形成的利益集團繼續推動這種發展方式進行慣性運動，那么有可能到某一個時點，經濟、社會發展就會發生巨大的災難。這個危險性，黨中央看得清楚，所以提出科學發展觀，要求改變上述慣性發展的軌跡。　　

上述五大矛盾，除了第五個，在重慶都特別集中、特別突出。所以，“重慶模式”，都和這幾大矛盾的解決有直接關系。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上述五大矛盾的產生和解決，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否成功的關鍵，即“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息息相關。社會主義怎樣與市場經濟結合好，這是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都在探討、盡管已有重大突破與進展但仍需著重深入探討的一個重大問題。我們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經濟層面的五個問題：第一，公有制尤其是國有制怎樣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第二，按勞分配怎樣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第三，公平怎樣與效率相結合；第四，宏觀調控怎樣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第五，對外開放怎樣與經濟主權和安全相結合。第二方面，是政治和觀念層面的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共產黨怎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持自身的純潔性，從而保證對國家的領導，保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保證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和主導；第二，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怎樣與個人利益驅動的價值觀相結合。這兩方面的問題合成一個歷史性課題，就是怎樣既讓市場經濟使社會主義充滿活力，又讓市場經濟本身的“馬太效應”——一系列的兩極分化效應，包括貧富的兩極分化，包括城鄉、區域的兩極分化，包括利潤與民生的兩極分化，包括經濟發展與社會道德的兩極分化，包括經濟與生態的兩極分化，等等——都得到有效遏制與控制。　　

對于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我們可用德國偉大的文學家歌德筆下的人物浮士德作一比。浮士德一生追求書本知識，晚年后悔未能體驗人生和幸福，便與魔鬼打交道、作交易，愿以來生的靈魂去換取青春與活力，去體驗生活和幸福。浮士德自身有“善”、“惡”兩面性，魔鬼拼命引誘其“惡”的一面膨脹，使浮士德去追求庸俗的東西。但浮士德由于自身高尚的本性，在與魔鬼同行，去體驗人生、追求幸福的過程中，能夠本能地堅守其“善”的一面，不斷地戰勝自我，不被庸俗化，避免沉淪，堅持對高尚的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終于達到人生最高境界。我們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前，也犯了脫離實際、片面追求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忽視了人民群眾的現實需要的錯誤，后來醒悟，認識到必須與市場經濟打交道，來增強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的活力，于是破天荒地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本身并不是魔鬼，但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前，世界上的市場經濟都是在“魔鬼”的家中——資本主義社會——生長、生活的，所以它本身既有魔力，也有魔性。以前的共產黨人都以為市場經濟只能在“魔鬼”的家中生活，于是排斥市場經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領袖鄧小平提出：市場經濟還可以在“天使”的家中——社會主義社會——生長、生活，于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就做了一個當代的“浮士德”，開始與“魔鬼”——資本主義——打交道，引入了市場機制，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柄雙刃劍，它既可以使社會主義社會充滿活力，也有可能使社會主義社會庸俗化，使人們成為金錢的奴隸。可是只要我們共產黨人能夠像浮士德一樣保持自己高尚的本性，也就能像他一樣，戰勝魔鬼的誘惑，不為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所腐蝕。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能不能成為當代的浮士德，能不能堅守自身高尚的本性——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能不能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所固有的自我利益欲望，能不能戰勝“魔鬼”的誘惑，這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成功的根本性、決定性因素。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偉大，原因之一，正在于她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將西人常以為截然對立、國人也多以為如風馬牛的對立面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奇跡。她曾創造性地將工人階級的政黨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成功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她也曾創造性地將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對象與目的結合起來，成功地締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范式；她又曾創造性地同與之血戰了十年的國民黨聯合起來，組成抗日統一戰線，成功地解除了我們歷史上最為深重的一場民族災難；她還曾創造性將“革命”與“贖買”結合起來，和平地完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如今，中國共產黨又創造性地開始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統一起來。　　

“重慶模式”，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得比較好的一個模式，是共產黨組織將自己的本性保持、發揚得比較好，而社會活力也比較充分迸發的一個模式。　　

三、“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　　

“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我們概括為以下要點，它們構成本書各章：　　

1綱舉目張——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重慶確定的“314”總體部署為重慶各項工作的總綱　　

以“314”總體部署為綱，著眼于貫徹落實“314”總體部署，遵循“成后來居上之事，須非同尋常之舉”的要求，重慶為后來居上，果然做出了非同尋常之舉——探索、創造出了“重慶模式”。　　

2“打黑除惡”——以掃蕩黑社會為肅貪反腐、扭轉黨風和社會風氣的突破口　　

重慶“打黑除惡”是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運用國家強力，堅持依法辦事，廣泛動員群眾，集中進行打擊，堅決鏟除嚴重危害群眾安全和投資環境的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的人民民主專政行動。重慶的“打黑除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打黑除惡”,而是更深層意義上的肅貪反腐。　　

3”唱讀講傳“——以弘揚“紅色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抓手　　

就是把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兩大強項，也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形成重慶人民的終極價值觀，這樣既能發展市場經濟，又能駕馭市場經濟。　　

4“三大洋戰略”——以建設內陸大開放戰略高地為重慶發展的最大動力　　

重慶是在“要實現科學發展，跨越式發展，根本出路在擴大開放，最大動力也在擴大開放”薄熙來：《重慶要取得更大發展關鍵在解放思想核心是擴大開放》，2008年3月28日《重慶日報》。的認識高度上，建設直通“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內陸大開放戰略高地。　　

5“五個重慶”——以打造國家中心城市為戰略目標　　

“五個重慶”，就是重慶市委確定的“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目的是要實現重慶的科學發展，打造中國內地唯一的國家中心城市。　　

6解“二元方程”——以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與發展為主線　　

按照胡錦濤總書記“314”總體部署“加快建設統籌發展的直轄市”的要求，從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和少數民族聚集區并存的特殊市情出發，走出一條城鄉統籌發展的新路子。　　

7“三駕馬車”——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成分共存為最優組合　　

就是要以“三駕駿馬”——公有制經濟（這是“駕轅”的）、民營經濟、外資經濟，來拉動重慶這輛“大車”飛奔。在公有制經濟中，尤其注重國有投資公司的發展。　　

8民生導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重慶市委于2010年7月召開三屆七次全委會，明確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要求重慶走“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子”。　　

9“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創新黨的作風建設為靈魂　　

就是要求重慶的各級領導干部開展“三項活動”——“大下訪”（訪問群眾疾苦、幫助解決困難）， “三進三同”（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結窮親”（與困難家庭結成長期幫扶關系），這樣來推進黨的作風建設，為人民服務，以保證黨既能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能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永葆本色。　　

綜合起來講，以聯系群眾、“唱紅打黑”為實質和核心，動員群眾、全市上下一心來解放思想、擴大開放、建設內陸開放高地，來統籌城鄉發展，來鞭策公有經濟、民營經濟、三資經濟“三駕馬車”并駕齊驅，而以國有經濟“駕轅”，來建設“五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來切實改善民生，等等，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重慶模式”。　　

四、“重慶模式”的特點與意義　　

我們認為，從基本特點來看，“重慶模式”是具有重慶特色的科學發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續的片面發展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兩手抓，兩手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而不是經濟上坡、道德滑坡的發展模式；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而不是市場經濟排斥社會主義甚至“吃掉”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是越發展，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越穩固、人民群眾幸福指數和尊嚴指數越高的模式，而不是越發展，黨和國家“為他人作嫁衣”的危險性越高、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和尊嚴指數越低的發展模式。　　

“重慶模式”如旭日初升之時，正值深圳等中國最早一批經濟特區30歲“生日”。這些特區，尤其是深圳特區，曾被譽為“中國模式”的標志，但正陷入所謂的“特區困局”，“在輝煌成就背后的深圳卻彌漫著一股焦躁不安和憂心忡忡的情緒，這是來自北京、廣州和深圳的經濟專家的一致判斷”《深圳特區今日成立30周年，學者為“中國模式”把脈》，2010年8月26日《經濟參考報》。。其焦慮，主要在于“特區不特”了。其實，這正是特區值得驕傲、值得慶幸的地方——它們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帶頭改革開放，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可以說是中央當初創建特區的終極目的。現在，全國都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也就是說，全國都成了“特區”了，特區當然也就不“特”了。　　

特區不“特”了，但中國模式、中國道路還要繼續前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我們認為，從歷史意義來看，“重慶模式”這個“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的發展模式，是要求走“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子”《中共重慶市委關于做好當前民生工作的決定》。的新模式。“重慶模式”代表了一條新路子，是對30年來以“效率為導向”為代表的先行發展路子既有繼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進的一條路子。“效率導向模式”的本質特點，體現在最經典的“深圳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之中。在沒有金錢、沒有效率的時代，其革命意義是偉大的；“以金錢和效率為導向”的發展路子，就成為“效率導向模式”的根本內涵。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借這一模式，解決了效率問題，使中國的社會主義開始充滿活力。然而，30年后，民生問題取代效率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頭號問題。沒有效率，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因此，“效率導向模式”不能否定；然而，光靠效率，也是解決不了民生問題的。因此，“效率導向模式”必須超越，也必然被超越。“重慶模式”，就是在學習、繼承的基礎上，對“效率導向模式”超越。所以，它是一種新模式，展現了一條發展新路子。　　

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新階段，科學發展是前進的主題，轉變發展方式是前進的主線。而“重慶模式”體現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新路子，正是科學發展的實踐，是發展方式的真正轉變。　　

五、“重慶模式”的人格因素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但作為人民群眾的代表，杰出人物對歷史的發展也起著獨特的巨大作用——雖不能決定歷史本身，卻能決定歷史事件。因此，說到“重慶模式”，就不能不說到帶領重慶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和3200萬重慶人民創造出這一新模式的重慶主政人——薄熙來。　　

薄熙來是我們黨、我們國家很少的“個性官員”之一。為什么“個性官員”少？從歷史上看，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長期熏陶。儒家要求所有的官員都要遵禮教、守禮制，因此，官員的個性都被“吃”得干干凈凈，這是歷史基因，也影響著我們現在。從現實上看，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講究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這是共性。這本來是黨性的要求，但是這個共性與人的個性也形成一對矛盾，絕大多數官員的個性都被共性淹沒。薄熙來，則是把和共產黨人的共性和杰出人物的個性結合得比較好，并統一到較高黨性的我黨高官之一。個性突出，不管在何時、何地，自然都會有爭議。但人的個性的自由而充分發展，這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是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方向、一個本質、一個追求，又能與黨性統一起來，對黨，豈不是黨之大幸；對人，豈不是人之大幸！　　

在薄熙來與汪洋交接的重慶干部大會上，李源潮這樣評價薄熙來：　　

薄熙來同志政治上成熟，黨性原則、大局觀念強，自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策理論水平高，注意從政治上、全局上思考和把握問題，對事關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原則問題，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領導經驗豐富，從基層一步步成長起來，既擔任過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又做過國家部委一把手，組織領導和駕馭全局能力強，決策果斷，推動工作力度大，善于處理復雜問題。思維敏捷，思路開闊，開拓創新精神強。事業心、責任感強，工作熱情高、干勁大。學習刻苦，知識面寬。作風深入扎實，關心群眾生活。公道正派，堅持原則，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在干部群眾中威信高。《重慶市召開領導干部大會宣布中央關于市委主要領導調整決定》，2007年12月3日《重慶日報》。　　

這是中央組織部部長代表黨中央，在“重慶模式”出現之前對薄熙來的公開評價。　　

在“重慶模式”嶄露頭角之后，海內外媒體與專家學者對重慶發展和“重慶模式”的贊譽四起。2010年9月19日，本書作者之一蘇偉應邀參加了由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發起的“重慶實踐與新亞洲模式研討會”，并主持了會議最后一節的理論研討。茲用記錄的一些觀點，來介紹與會專家對重慶的一些評價。這些評價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重慶領導人的評價。　　

新華社原副社長兼常務副總編輯、“韜奮新聞獎”得主馬勝榮介紹了海外媒體對重慶的一些評介：頗具權威性的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早在“全球城市指數排名2008”中，就將重慶列在了封面專題報道中，稱重慶為“全球發展速度最快的城市”。在它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數排名2010”中，這家雜志破天荒地重點推介重慶，標題評語是：“中國的明日樂園，長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來。”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講座教授王紹光認為，中國正在進行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本的探索，這一版本的探索是自下而上的，重點是繼溫飽問題解決后，解決改善大多數人福利的公共服務問題，而“重慶模式”是這個版本中較成功的一個藍本。　　

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妖魔化中國的背后》的作者劉康認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后，分化取代了平等，與代表平等的原有意識形態產生了脫離甚至對立，重慶的實踐在嘗試解決這一矛盾。他呼吁“打造民生社會主義，重建意識形態合法性”。我們覺得，這既是他對中國的一個呼吁，也是他對“重慶經驗”的一個總結。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曾將“重慶模式”概括為“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攜手并進”的崔之元高度贊譽重慶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新路子，稱重慶的“民生10條”參見本書第八章：以切實改善民生為歸宿，探索一條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新路子。 “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創舉”，尤其是其中住房雙軌制的有效嘗試，“是全國目前最具挑戰性的嘗試”。　　

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紀碩鳴認為：比起中國其他地區的典型模式，“重慶模式”更具有可復制性，“重慶在城市發展中的實踐，給亞洲，甚至是世界各國都提供了經驗”。　　

美國卡爾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趙啟光對“五個重慶”尤其是“森林重慶”備加推崇，稱贊其符合老子“人法地，地法天”的理念。　　

韓國《民族21》編委鄭己烈教授這個來自“老亞洲模式”發源地之一的韓國學者充滿激情地講道：“一個和諧共生、相互尊重的人類未來前途光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可行性。正如全球許多專家學者所認可的那樣，這種未來源自何處，答案就是重慶，它將成為一種范例，并將會得到全國上下一致的支持與擁護。”　　

會議召集人李希光教授的總結，正好也可以作為本書序論的總結——“重慶實踐打破了‘華盛頓共識’，超越了日本與東亞模式，被國內外學界當成一個成功案例、一種嶄新的方法論。重慶正成為國強民富‘中國模式’的實踐范本，它使我們從一個新的視角和框架認識科學發展觀在中國的偉大實踐。”　　

本書并非對重慶新實踐的“半官方宣傳”，而是兩老一中三個熱愛重慶、熱愛中國、熱愛社會主義的學者，對重慶新實踐的客觀描述、主觀詮釋，純屬個人觀點。本書的緣由，起于2010年5月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邀請蘇偉到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給碩士生所作的學術報告。講稿錄音經學生整理，蘇偉作過文字修改，在楊帆的博客發表，被鳳凰網以“薄熙來新政與重慶模式”為題轉載，很多網站也相繼轉載，并引起一些討論。2010年7月，西歐共產黨宣傳和媒體負責人聯合考察團訪華蒞渝時，邀蘇偉介紹“重慶模式”的社會主義意義，并就此主題與考察團成員們進行了深入交流。此次座談會紀錄稿以“再論薄熙來新政與重慶模式”為題在楊帆的博客發表參見本書附錄二。，也有不少網站轉載（一些網站轉載時標題為“薄熙來新政、重慶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引起討論。　　

楊帆教授極力建議在此基礎上寫作一部關于“重慶模式”的專著。楊帆認為，蘇偉教授是第一個全面闡述廣義“重慶模式”的內容和意義的，他在中共重慶市委黨校的工作環境和思想學術特點，可以使本書具有客觀性和全面性；而蘇偉認為，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楊帆，可以從更深的根源挖掘“重慶模式”的內涵，從更高的層次分析“重慶模式”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這一想法，得到中國經濟出版社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出版中心王振嶺主任的積極支持和促進，于是才有了本書的出版。　　

這是中國第一本關于“重慶模式”及其意義的專著，鑒于“重慶模式”還處于發展之中，還有許多問題沒有來得及解決，許多問題沒有來得及提出，許多問題在一個地區的范圍內可以提出但無法解決，我們將在本書的修訂版中繼續探討。但我們相信，“重慶模式”已有原創性的開端，其意義是全國性的，在中國目前發展階段上是有普遍意義的。它的歷史意義，將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彰顯。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探索》雜志主編、教授 蘇偉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教授 楊帆　　

201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