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在1977年就以遏制跨國公司海外行賄為名出臺了《海外反腐敗法》（FCPA）。而后，通過對FCPA有選擇地使用，逐漸使其成為強權的新大棒：凡是與美國相關的經濟主體一旦被懷疑有腐敗行為，便可援此法律制裁，而裁量權掌握在美國手里。美國經常以“向腐敗開戰，要求良政”為借口，干涉他國內政。 9.11事件之后，美國對總部位于布魯塞爾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施以高壓，打破了國際金融界準則，做出了一個“嚴重違反行規的舉動”，即美國通過SWIFT監控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8000家金融機構的交易情況，這一秘密項目由美國財政部主管并由中央情報局操作。這是2006年6月由美國《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幾乎同時曝光的“驚天秘密”。鑒于多數國家的絕大多數銀行都加入了SWIFT系統，因此，全球任何一個個人、組織或公司的銀行交易情況，都有可能被美國情報機構“偷窺”。此外，冷戰時期建立的代號為“梯隊”的全球監視系統，如今被美國國家安全局用來搜尋關于武器擴散、洗錢和公司行賄等方面的情報。
長期以來，瑞士有著當今世界最嚴格的銀行保密制度，存放著世界1/4的個人財富。多年來，許多強國一直努力試圖得到瑞士銀行相關賬戶資料，都沒有成功。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以打擊避稅為名，通過提起司法調查等強硬手段，強行撬開了當今世界“最安全的保險柜”。2009年8月，瑞士銀行巨頭瑞銀集團同意向美國政府提交4000多個賬戶細節。2010年6月，瑞士議會通過了與銀行保密制度“說再見”的協議。如此，那些多年隱藏在瑞士銀行的賬戶，對美國而言就不再是秘密。而瑞士以外的其他“避稅天堂”，早就被美國逐一拿下，對美國已無密可保。
美國大公司與政府關系密切由來已久，大公司通常都會在華盛頓設立政府關系部，專門從事與聯邦政府以及立法機構的聯絡和溝通。冷戰結束后，美國很快將“維護美國經濟安全”作為政府情報工作的新重點。1993年，美國成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把情報支持擴大到商業組織。Google在互聯網搜索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其強大技術服務能力，一直是美國情報機構所倚重的。原先Google與政府的合作比較隱蔽，在中國市場遇挫后，Google干脆公開與政府聯手，為美國情報機構提供情報以及網絡安全保障。
腐敗于人是惡，于國是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官員的腐敗不僅使其喪盡民心，而且成為列強不斷對華進行訛詐的把柄。跨國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帶進中國的同時，也把很多新的、隱蔽的賄賂手段帶到了中國。往往是跨國公司商業行賄在前，美國情報人員則緊隨其后，有時甚至不分彼此，對中國官員實施“釣魚”腐敗。在貪腐官員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欣欣然接受跨國賄賂、在海外開設秘密賬戶的同時，這些官員的資料都進入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數據庫。
正因為如此，這些貪官被美國情報部門控制，成為推崇美國普世價值的漢奸。
外資企業在廣州、杭州等地開設聯誼機構，往往是融會議、休閑、娛樂與購物于一體，免費向相關部門（官員和家屬）提供服務與“紀念品”。用來加強聯絡，此后的出訪出游、子女海外讀書就業、境外賬戶等“洋賄賂”蜂擁而至，如此將一些部門整建制、成系列拖下水，讓其制定對跨國公司有利的政策甚至法律。
跨國公司輪番進入中國商業賄賂名單，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據南開大學調查，被調查的一半以上的跨國公司表示，為開拓市場，曾有過商業賄賂行為。國內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一直呈上升趨勢，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事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外企在中國行賄案件近幾年來一直在上升，而且這些“洋腐敗”案件查處難度更大。例如，通過多次關聯交易行賄，其復雜程度，即使專業律師或執法機構也會望而卻步。破獲、揭露“洋腐敗”在技術上本身就是一個高難度行為。洋賄賂在華大行其道，中方近乎束手無策。更令人不解的是，美國依據《海外反腐敗法》，“揭露”一個又一個跨國企業在華賄賂案件，個個鐵證如山，而中方竟然保持沉默；或由涉案當事方辯解“根本沒有此事”。一邊是積極布局，有序進攻，而另一邊則是閉目塞聽，保持沉默。無怪乎業內人士稱跨國公司的商業賄賂為“完美賄賂”。
多年來，跨國公司在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進一步開放就有進一步開放。民間流傳的解釋是，中國官員得了“愛資病”。隨著中國科技、管理以及居民儲蓄水平的提高，外資在中國布局越來越廣且越來越深，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大——控制中國越來越多的行業、壟斷核心技術與瓜分主要利潤、擠壓民族資本的發展空間、大肆進行商業賄賂與偷稅漏稅、侵犯中國的知識產權、遏制中國的自主創新、影響中國的決策立法，中國利用外資的戰略正越來越被外資所利用。一些官員對外資、特別是美資媚骨到無以復加地步。例如，2005年Google進入中國，沒有營業執照，沒有納稅證明，沒有銀行賬戶，就開始在中國收錢，逃了四五年的稅。對抗中國政府、無視中國法律、蔑視中國大眾等劣跡斑斑。但是，對于這樣一個與美國情報機構有著緊密合作的美國公司，中國相關部門卻以無比大度與無限熱情，想方設法，不惜犧牲法律與政策的威嚴，幫助它成功。與外商打交道，油水又多，風險又少。中國市場、也是國際市場一個重要的潛規則即項目回扣占總業務額的10%；交易額特別巨大，比如購買美國“兩房”債券，也有3%的回扣；等等，這都是國際市場“公開的秘密”。世界銀行的報告認為，每年發展中國家進口貿易總金額的5%流向了當地的腐敗官員。
2008年9月份，商務部條法司官員郭京毅因為在涉及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制訂和司法解釋時，收受外商賄賂，在法律上留“后門”偏幫外商在中國進行行業并購。香港有媒體評論道：“如果消息屬實，那麼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經濟漢奸案件，這也是中國經濟主權淪陷的一個重要標志。”從郭京毅開始，涉外經濟領域隨后有五六位漢奸官員被查。2006年，高盛集團并購中國最大的肉類加工企業雙匯集團引起爭議。關鍵時刻郭京毅對“外資并購威脅中國經濟安全”的觀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不是每個行業都涉及經濟安全，一家火腿腸生產企業的并購，與經濟安全的關系不大。因凱雷收購徐工案引發對外資收購國內龍頭企業的爭議，使得多家類似公司的股權轉讓審批工作遭遇反復論證，于是有部分業內人士猜測有關部門在立法導向上意在“對外資設限”。對此，郭京毅強調，商務部新出臺的相關規定，是為了完善相關法規，使得并購行為更加規范，不會以“對外資設限”為首要目的，吸收外資的積極性并沒有降低。郭京毅表示，“允許鼓勵外國投資者并購國內企業，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利用外資不動搖，這是我們的一個出發點。” 2007年1月26日，北京大學今天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戴爾與中國經濟增長》在由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北京大學和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聯合在京舉辦的“外商投資企業與構建中國和諧社會——經濟增長與社會責任”高層對話活動上正式發布。商務部服務貿易司司長胡景巖、條法司副司長郭京毅、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局長劉亞軍、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劉治本、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戴爾公司全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凱文.羅林斯、以及來自商務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科技部、信息產業部等政府部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世界大型跨國公司、部分外國駐華使領館、商協會等機構的高層代表出席。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郭京毅等一干漢奸買辦，以擁護改革開放為幌子，大肆活動，毫無顧忌。漢奸買辦勢力如此猖獗，中國經濟安全豈不危如累卵？
由于市場化過度泛濫，連教育、醫療、住房等都市場化了，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兩極分化嚴重，基尼系數已經與美國接軌，處于世界前列。由于內需不足，導致經濟增長依靠出口、房地產等泡沫拉動，經濟危機陰影籠罩。除了在產業領域攻城略地外，中國經濟心臟--金融領域也出現一個漢奸買辦集團。據香港《太陽報》報道：“中國金融界丑聞迭爆，早已被國人聲討。遠的有幾間大商業銀行海外上市，低價出讓，流失上萬億國有資產，近的有投資美國黑石公司失利、購買美國國債和兩房債券的幾千億美元因次貸危機而風雨飄搖。”于是，以下現象的出現就不足為怪了：有人高唱“在華外資企業就是中資企業”；以不到市場價1/10的價格就把銀行賣給外國人；一大批國有企業為跨國公司“定向破產”；不惜代價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把評級業交給穆迪”；讓美國會計師事務所來“補充審計”；剝離所有壞賬后，讓20%股份獲得100%的經營權；西方經濟危機時第一要求就是政府采購必須購買國貨，2008年中國政府投入四萬億元巨資刺激經濟，但很多部門在采購設備時，卻優先照顧外企而歧視國貨；等等，一系列在國際關系史、世界經濟史上聞所未聞的“開放事件”在中國持續上演。據《經濟參考報》 2005年6月4日 報道，中國每個對外開放產業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已控制了21個產業，占75%。
國外敵對勢力對中國經濟、金融的滲透，嚴重地威脅我國的經濟安全。據《環球財經》今年第十期刊登的中國建設銀行邵風高的文章《警惕國際熱錢戰略做空中國》說：關注國際熱錢唱空中國經濟的主體、依據、途徑、后果，尤其必要。不斷升級的“唱空中國”具體表現為“四大質變”：一是唱空的主體發生了質變，二是唱空力度發生了質變，三是做空思路發生了質變，四是做空發生階段性質變。例如英國對沖基金經理人休·亨德利（Hugh Hendry）宣稱押注中國信用泡沫將破滅，造成經濟萎縮，進而引發全球危機，其旗下資產管理公司已在國際市場買進20 家公司的選擇權。如果中國經濟增長崩潰，這些選擇權就能獲利近5 億美元。又如美國西北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他認為2004 年至2009 年底地方政府負債額達到11 萬億元，這比國內五、六萬億元的估計要高出一倍，并稱今年中國政府累計負債或許會達到GDP 的96%。最糟糕的情況是，會在2012 年左右爆發相當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唱空中國發生真正質變的標志，是國際投機資本之領袖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參與。《經濟學人》披露，2010年4 月高盛發表了一份關于如何對沖經濟下滑的報告，嘗試著曲線遠程做空中國。該雜志如此轉述其內容：“高盛關注購買以下金融產品：與中國關系緊密的香港和記黃埔電信公司的信用違約掉期、一項亞洲（不包括日本）信用違約掉期的指數、從澳元、高盛的大宗商品指數和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此指數由中國在港股上市的公司組成）下跌而獲利的組合期權。”這些都是高杠桿的衍生品，也都是高盛運用最嫻熟的看家本領。據《經濟學人》披露，摩根士丹利設計的盈利方案是：投資者應該買入互換和期權，從而在韓國和澳大利亞通過降息提振需求的過程中獲利，建議投資者買入原油、銅和大豆的虛值看跌期權，因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會導致對這些商品的需求降低。2010 年上半年，中國央行公布的信貸額度是4.6 萬億元，但惠譽認為還存在1.3 萬億元的表外信貸，這使得真實信貸規模被低估了28%，可見表外業務對中國構成的風險相當之大。 “曲線做空中國”是重要手段：一是韓元和澳元的衍生品。二是石油、銅和大豆的衍生品。三是五個股票指數衍生品。四是看跌澳大利亞和韓國的利率，五是做空中國經濟相關的CDS（信用違約掉期）。對可能的后果需格外警惕。有六大影響。一是中國持續吸引資本流入的趨勢可能發生逆轉。二是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會陷入深度破裂。三是大宗商品大幅回調。四是外匯儲備快速消耗，甚至可能出現兌換困難。五是人民幣貶值壓力急遽升高。央行貨幣政策委員周其仁近期已經反復表達了人民幣升值轉化為貶值的極大可能性。六是熱錢從股市和樓市的撤出。金融大鱷索羅斯，1992年金融戰攻擊英鎊，一天獲利10億美元，一夜世界聞名，1997年攻擊泰珠，是制造亞洲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現在還是這個臭名昭著的索羅斯，攜90億美元已經在香港安營扎寨。而就連歐美等國為了國家利益都在清算美國投資公司高盛的欺詐行為時，我們仍在容忍高盛在中國資本市場的翻云覆雨，興風作浪，變本加厲地攫取中國民眾的巨額財富。
美韓黃海軍演，明明是針對中國而來的，但國內有人卻高喊，中國不偏袒任何一方，對抗是沒有出路的。對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把原因歸結到朝鮮頭上，告訴人們美韓黃海軍演不關中國的事，中國還處在裁判的位置上，還是很有面子的。中國著名反腐研究專家、中央 黨校 教授林喆說，現在我國有118萬“裸官”，平均每個省區直轄市有3萬多名“裸官”。盡管網絡屢次盛傳美國政府要公布中國官員180萬子女在美檔案，但這就像航母來軍演一樣暫時還只是一種威懾。其實，單純的裸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為裸官往往就是貪官的代名詞，已經到了“沒有貪官不想成為裸官，沒有裸官不是貪官”的地步。而掌握裸官檔案已經成為美國威懾中國的“殺手锏”。今天，中國民眾辨別是非的能力再也不是過去的狀況了，即使有人往臉上涂上再厚的粉脂，民眾早已看清了粉脂后面那傷痕累累的丑臉：中國真要有面子，真正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不受損害，就必須放棄駝鳥思維，必須要重新高舉毛澤東戰略思想旗幟和采取必要的軍事抵抗行動。不抵抗政策，無論古今中外，結果只能是自行毀滅。今天的世界并沒有改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由于地球資源的過度開采，人類生存面對資源緊缺的困境，“叢林法則”在人類文明進步的遮蔽下更加激烈和殘酷。
反腐肅奸已刻不容緩。不遏制腐敗，黨將失去民心。不肅清漢奸，國無寧日。清除腐敗，要靠制度和法律，靠人民民主監督。對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漢奸，只要證據確鑿，不論他們亡命天涯，也要清除干凈，不受任何限制。
中國要想把美帝國主義強加給我們的戰爭拒于國門之外，就要抓住有利時機，宣布美國為邪惡的帝國主義國家，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挑釁行為針鋒相對地進行堅決的斗爭：嚴禁美國航母編隊在中國領海領空和專屬經濟區附近進行任何形式的軍事演習，絕不容忍武力侵犯朝鮮，否則堅決予以還擊。美國不是散布“中國軍力威脅論” ，非常關注中國海軍裝備航母嗎？我們就堅定不移地加快發展軍事力量，提高武器研制能力，加速發展遠洋軍事打擊力量，公布航母下海時間。美國媒體不是渲染中國加緊部署打擊航母導彈嗎？我們就對外宣稱加強國土領空領海防御，打開導彈發射井，戰機升空巡航，嚴陣以待。美國以及中國國內的媚美派不是高喊“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嗎？我們就拋售美國國債，撤銷對美國產品的采購定單，把美國在華的企業全部收歸國有。美國不是鼓動中國周邊的“友好鄰邦”挑釁中國嗎？我們就收緊貿易政策，取消已有的優惠待遇，把交流級別下降到司局一級，宣布廢除“擱置爭端，共同開發”的政策，堅決主張權利。再是遠交近伐，首先針對日本。中國要在經濟上擠壓日本并不難，因為中國是日本最重要的市場之一，無論是商品市場還是資本市場。日本的商品也不可能沒毛病，美國就在豐田汽車挑毛病上為我們做出了示范。而資本的本質就是逐利的、骯臟的，在中國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資本違法亂紀現象比比皆是。在經濟上打壓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擠壓日本在中國的市場，擠壓出的份額，一部分可以交給我們的民間資本，一部分則可以讓給歐盟，這樣一方面可以緩解國內的矛盾，一方面可以給歐盟以甜頭，減輕其對我們的壓力。同時。被擠壓出中國市場的日本商品和資本也必須去尋找新的市場，這必然會加劇日本與歐美之間的矛盾，這樣經濟問題就會演變為政治問題，那日本就會成為眾矢之的。我們再輔之以民眾抵制日貨，逐步清理日資企業在華的違法行為，就能讓日本徹底敗下陣來。三是在韓國認賊作父，死抱美日大腿時，中國要從經濟上制裁韓國。韓國經濟對中國的依存度很高，通過經濟制裁的軟手段迫其放棄制造半島緊張局勢，顛覆朝鮮的行動。在制裁的過程中，發動強大的宣傳攻勢，向韓國人民講清為什么制裁李明博反動集團的道理。通過爭取韓國民眾，鼓動韓國民眾起來反對李明博極右親美集團，要求美國退出韓國。同時我們保證美國退出后，支持韓國與朝鮮的和平統一，堅決反對任何一方采取武力手段統一。這么做還能有效防止朝鮮被巔覆，通過制裁韓國間接支援朝鮮。四是著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國際機構，開展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經濟互助。對古巴進行經濟支援，同時爭取建立中國海軍在古巴的補給基地。與朝鮮開展全方位的合作，中國組建朝鮮韓國維和部隊，進駐三八線，防止雙方任何一方的沖動行為。同時在南海開辟新的戰線，分化瓦解并收服越南，掌握南中國海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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