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重慶模式”還能走多遠

“重慶模式”還能走多遠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按：“重慶模式”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左派和右派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加以解讀，“六經注我”，展開交鋒。值得注意的是，“重慶模式”正在進入決策層的視野，而且很有可能對中國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重慶模式”還能走多遠，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下面是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掛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所 指　　

何謂“重慶模式”？我查了一下有關的討論，除了《烏有之鄉》等少數網站，很多解讀尤其是主流的解讀，都在刻意回避“唱紅打黑”這一條內容。我覺得，重慶之所以能夠“模式”，還真不能少了“唱紅打黑”這一條。為什么這樣說呢？　　

如果“重慶模式”僅僅是主流歸納的那么幾條，比如：“加大保障房的建設”，完成“城市化、工業化、城鄉統籌一體的城市化系統工程”，建設“五大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那么我覺得，重慶模式好象也并沒有什么驚世駭俗的地方，而它真正的棱角，也就被這種解讀蒸發于無形之中了。　　

所以，有個問題必須搞清楚：除了“唱紅打黑”，重慶模式的特點到底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說，它與我們大家熟知的發展模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從經濟含義來看，重慶模式與其他強調“科學發展”的模式并沒有明顯區別。然而，為什么重慶模式會讓有些人感到如此不安呢？我認為，重慶模式最顯著的特征，至少目前來看，其實并不在于它的“具體內容”上，而是在于它的“象征姿態”上。換言之，它向外界傳達出這樣一個信息：改革開放30年來，一種不同于主流路徑的模式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重慶模式之所以讓有些人感到坐立不安，而有些人感到為之振奮，原因恐怕就在這里。　　

借用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語言學概念來表示：重慶模式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是等價的，也就是說，重慶模式的表面含義與它要傳達出來的信息，并不是嚴格對應的。　　

具體說，重慶模式讓人們期待的，目前還不是它的“能指”（外在的表象），而是它的“所指”（試圖表達出來的東西）。而這個“所指”除了“唱紅打黑”，到底還有什么更值得期待的東西，目前還不是十分清晰，還不能十分肯定，所以，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二、意 義　　

除了右派，任何人都能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看到重慶模式的積極意義。關于理論意義，已經有人做了總結，不贅述。當然，進一步討論的空間還很大。我認為，不論怎么總結，都必須站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高度，才能對“重慶模式”的理論意義做出準確的把握。　　

關于實踐意義。如果重慶模式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上，那就只是“茶杯里的風暴——說說而已”，而重慶模式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響，其實，主要還不在于它的理論意義。要說理論意義，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高度來看，我認為至少目前來看，重慶模式的理論意義尚沒有超越“改良”的境界（當然，放到歷史關系和現實環境來理解，這種“改良”已經難能可貴了）。我認為，“重慶模式”的意義，當下主要集中在它的實踐層面上。具體來講，就是“重慶模式”正在影響執政的決策，或許對執政觀念和執政實踐還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一點，習近平最近在重慶調研就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按官方的報道：“習近平同志這次用了三天時間在重慶調研。其間，特別對重慶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進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還觀看了‘唱讀講傳’節目演出，參觀了重慶打黑除惡資料匯集處，視察了交巡警平臺，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和加強社會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并希望重慶認真總結經驗，進一步形成構建平安重慶的長效機制。”　　

這是迄今為止，中央高層對重慶模式“最明確”的肯定。在實踐的意義上，這種肯定將對中國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值得關注。　　

三、未 來　　

人們對于重慶模式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有人把期望鎖定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共產黨又回來了”），有人則把期望鎖定在經濟上（“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才是生產力”）。最近，《上海“重慶模式”高層研討會》召開了，這既是官方和學界對這個模式的一種承認，也是對這個模式的一種期望。　　

我在想，如果說，重慶模式是中國共產黨“回歸自己的階級性質和政治基礎”的一次努力，那么，我們就必須正視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政黨的階級性質和政治基礎是由什么決定的？唯心主義右派認為，是由少數幾個精英的意志決定的；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所以，重慶模式未來的前途，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從理論上分析，重慶模式的未來可能有以下幾種選擇：　　

第一，在保證原有改革方向不變，并強化資本利益的前提下，推進重慶模式的擴展——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這樣的前提下，重慶模式居然得到了擴展，那么，此“重慶模式”也就非彼“重慶模式”了。　　

第二，以重慶模式為契機，完全顛覆原有改革方向，回歸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這是一些左派的期望，但從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來看，我覺得目前這個可能性并不大。　　

第三，維持原有改革路徑，在繼續夯實私有化的基礎上，否定或閹割重慶模式——這種可能性并非不存在，所以右派最近頻頻寫文章，唱衰重慶模式“不可持續”、“不可復制”。　　

第四，適當調整原有改革方向，逼迫資本作出某種讓步，從而推進重慶模式的擴展——可以預料，這必將遭到資本利益集團的激烈反對。　　

毫無疑問，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將會有不同的選擇。從維護中共執政地位的立場來看，第四種前景可能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和諧選擇”（當然，考慮到資本集團的激烈反對，這個選擇恐怕也未必能夠保證“和諧”），或許也是一個比較符合大多數中國人民利益的“現實選擇”。　　

問題是，若要實現這個目標選擇，中共就必須在這樣的邏輯下展開自己的努力：既要確保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變，又要讓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可持續”——這個邏輯顯然是一個“兩難”。之所以說這個“既要”加“又要”是一個“兩難”，其原因在于，這種選擇的困難并不在于對中共執政地位的確認上，而是在于：　　

在經濟基礎日趨“多元化”的現實背景下，如何才能確保公有經濟的必要存在和有效發展？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離開了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就是說，離開了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你如何確保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可持續”？——至于這個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應當占多大比重，則是另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了。　　

關于重慶模式，我們面臨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雖然重慶模式的未來還是一個相當不確定的事件，可我仍然對它充滿了期待。因為不論重慶模式的前景將經歷怎樣的困難和艱險，從歷史長河的大視野來看，它都是在“積小善為大德”。　　

當我們面臨“重慶模式還能走多遠”的問題時，我相信，在真正的共產黨人和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的內心中，一定會激蕩起這樣的呼喊：重慶模式，我們期待著！　　

（　2010-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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