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處處故事多
——重慶、洛陽、西安之電視、網絡見聞
重慶、洛陽、西安都是我國的著名古城,都有著燦爛的歷史文化,都有著舉世聞名的歷史事件,都有著家喻戶曉的名人軼事;這些想必不用多說,人們自然會在腦海里浮現。然而,在今天的重慶、洛陽、西安,也在發生著一些頗令人深思的事,吸引和正在吸引著眾人的目光,有的讓人贊嘆,有的讓人疑惑,有的讓人憤慨……
一
當你打開重慶衛視電視臺,重慶“唱讀講傳”的資訊就會撲面而來,大中小學的學生、社區的居民、機關企事業的工作人員一個個精彩的演唱畫面令人感動……說到唱紅歌,重慶市可以說是星火燎原;市、縣、區、鄉都唱,而且還搞比賽,熱火朝天,盛況空前。市委提倡以后,各機關單位、學校、街道成立紅歌隊,有些單位統一發服裝,給演出經費,官辦約占30%,老百姓自由組合約占70%(樂器自買,服裝自備,官方沒有補助)。大家心甘情愿,自娛自樂。現在的重慶,滿城回蕩在《國際歌》、《共產黨人是種子》、《團結就是力量》等紅色歌曲的昂揚旋律中;紅歌已唱響蘊含著以“紅巖精神”為代表的革命歷史底蘊的蓬勃著現代化氣息的山城。
說到重慶唱紅歌,還得從薄熙來同志主政之前說起。早在薄熙來同志來重慶之前,底層群眾就自發地高唱紅歌了。比如有一個姓楊的下崗工人,下崗后抑郁難伸,想念毛主席,只要有空就到公園高唱歌頌共產黨、毛主席的紅歌,有人鼓掌叫好,個別的也有詛咒漫罵,還有人阻止不準唱。甚至有人作對在公園唱黃歌、散發“××功”的反共小冊子、傳播謝×、李×造謠誣蔑毛主席的言論;還有一個崇美迷,提了一個收音機公然在公園中收聽播放美國之音,誹謗毛澤東,咒罵共產黨,吸引一些年青人圍聽。姓楊同志的不怕個別人阻撓,仍然高唱不停,在江北唱、江南唱,在花卉園、石橋鋪、楊家坪……隨后參與唱歌的人越來越多。同時,有些老知青自發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城鄉宣傳演出,唱的都是毛澤東時代的紅歌,跳的是紅舞,頗受觀眾歡迊,連場火爆,臺上唱紅歌引起臺下共鳴,上下一齊唱,演出完了觀眾還舍不得離開,拉演員一起又唱又跳……
薄熙來同志到重慶后,察民情,順民意,“唱紅打黑”,首先鼓勵有組織地大唱紅歌。薄熙來同志尊重無名群眾的首創精神,走群眾路線,廣泛發動群眾,全面開展大唱紅歌的群眾活動,市區縣鄉、工廠農村部隊、大中小學校幾乎是總動員,各級領導齊參與,聲勢浩大,轟轟烈烈,不僅是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揚正氣、提升精氣神,拉近了干群關系。據統計,到2010年10月止重慶唱紅歌12萬多場(三三兩兩獨唱的場景沒有計算在內)參唱市民7000多萬人次。調查顯示,“唱讀講傳”活動開展以來,重慶市干部群眾的參與面達到了93.4%,滿意度達到94.7%。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洛陽的周王城廣場,有一群唱紅歌的群眾經歷的歷程讓人著實不安。
洛陽紅歌演唱團于2010年1月31日下午在洛陽市中心的周王城廣場成立。演出團由洛陽市及洛陽市轄縣的離退休老干部,軍轉干退伍老兵和文藝工作者,熱愛紅色歌曲、戲曲的人士組成,吸引了眾多的群眾參加。大會在雄壯的《東方紅》歌曲聲中開始,與會人員向毛澤東主席像三鞠躬,接著有籌備代表發言,指出;洛陽紅色演唱團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做為理論基礎,以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建團的行動指南,頌揚毛澤東主席,頌揚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頌揚共產主義的理想,頌揚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道路,唱響工、農、兵這個當代中國社會的主旋律,讓工農兵的形象占領文藝舞臺。緊接著由原洛陽市副市長竇祖皖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表示非常高興,并最熱烈的向大會表示祝賀。
洛陽紅歌演唱團的成立,使之周王城廣場成了一個紅色大舞臺,《歌唱祖國》、《國歌》、《國際歌》等紅色歌曲時時如潮涌般回蕩。時間如梭,洛陽紅歌隊已經成立幾個月了。2010年5月7日下午六點左右,紅歌團的同志與往日一樣帶著紅旗、隊旗、橫幅、宣傳圖片來到廣場,只聽到有四個高音喇叭不停的播放公園管理條例,同志們聽著對照,并沒有觸犯,但還是謹慎地繼續著紅歌演唱,部分同志組織群眾簽名《我愛毛澤東》。突然廣播播放“請群眾離開廣場,我們開始執行特殊任務。”緊接著幾十個便衣警察直奔同志們的簽名現場,搶劫簽名條幅,將領頭唱紅歌的劉三英等三位同志抓走了。瘋狂的警察揪著劉三英的頭發,撩起她的衣服露出了她的肚皮和胸罩,將她像扔東西一樣拋向汽車。劉三英被抓時大聲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5月21日 ,洛陽紅歌領唱者姓王的同志,個子不高,精干巴瘦,但紅歌唱得非常專業,一唱起歌來就一副精神抖擻,斗志昂揚,無堅不摧的模樣。下午6點鐘,他收拾完唱紅歌的東西剛走到中州路工商銀行的紅燈處(對面停了一輛110的警車),突然來了2位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一位到他跟前二話不說舉拳就打,在他頭上、肚子上打了十來拳,一位手拿鋼鞭就往他頭上杵;將他的下巴打落,鼻梁骨打傷,他舉手擋鋼鞭時手腕被抽傷,傷痕清晰可見。在他高聲求救時,這兩位打人者騎上電動車就跑了。第二天,周王城廣場上仍然有很多人唱起了紅歌,對于昨天的暴力行為,人們并沒有害怕。
5月28日 的下午3點多種,雨后的周王城廣場,空氣清新。休息的人們從四面八方來到了唱紅歌的地方。可是,唱紅歌的地方已被西工區幾個辦事處宣傳《信訪條例》的牌子占據了。洛陽紅歌隊員唱紅歌的地方又被搶占了。紅歌隊員們怎么也想不明白:為什么?紅歌真的不能唱嗎?一邊是強大的可以動用國家機器來進行抓、打、威脅的某指揮機關和指揮者,一邊是力量弱小,經濟無助的退休老人們,這是為什么?在這里,你隨便可以聽到人們在講著:某單位將她叫去談話了,說他是煽動;還有的講:警察和他說這是非法組織。唱紅歌的老人們怎么也想不清楚:休息了,唱唱過去的歌曲,回憶那個崢嶸的歲月,這有何違法?我們煽動了誰?煽動的目的是什么?唱紅歌是非法組織?國家那個法律有這樣的規定?那些機關和那些人到底是什么目的?他們為何要將我們這些老人們逼得走投無路而無限上綱呢?一位年輕的媽媽領著不到三歲的孩子牙牙學語,竟開口唱出幾首紅歌,童聲童音的“洪湖水、浪打浪”、“我愛北京天安門”令一圈人贊嘆不已。年輕的媽媽說孩子的奶奶不會唱其它的歌曲,就給孩子教了這些紅歌。眾人開玩笑對孩子的媽媽說:可不能到廣場來呀!小心給你的孩子也抓走。有位紅歌隊員說:“哎,真的弄不懂,我們從小就受到教育:國是家,黨是媽。可如今,有的人心甘情愿的不當媽了,非要當狼外婆不可,這是為什么?”
10月29日 晚八時左右,洛陽紅歌團的同志們結束一天的活動后,把音響器材拉回小區存放器材的庫房里,大伙就去吃晚飯了。可就在這個時候,庫房門前卻來了三輛警車,一些身著便衣的人趁庫房無人看守之際,撞開房門,將紅歌團的音響器材悉數搬到警車上;正待開走,卻被吃飯回來的紅歌隊員發現。警車上的人發現被人發現急忙開車逃跑。紅歌隊員們邊追趕邊用手機報警通知派出所攔截。最后在派出所干警的協助下,終于將這幫人截獲。然而,派出所將這幫人帶到派出所后,給紅歌隊員草草做了筆錄后了事。既不將器材還給紅歌隊,也不向紅歌隊員透露那幫人的身份。有紅歌隊員認出,盜音響器材的警車正是平日監視紅歌隊員活動的警車;而盜音響器材的那幫人也正是幾個月前抓捕劉三英同志的那幾個人。公安做賊,意欲何為呢?
11月11日 ,王仙峰、郭東民、時團正、司馬草、藏某某等五名紅歌主力隊員因到洛陽西工區委要求協助解決被收繳的宣傳器材,被洛陽公安西工分局以擾亂社會治安為由,實行了拘留十天的處罰。
11月16日 下午,紅歌隊員到達自己的陣地后,都是大吃一驚,除了大約一米左右的人行道外,臨近紅歌隊員陣地的地方全部被鋼架、鋼梁所占領。整整齊齊,排列有致,嚴實合縫,東西占滿,南北有幾十米遠。望著無可奈何的紅歌隊員們,這些鋼鐵的家伙仿佛在咧嘴嘲笑:奈何我也?看我的老板多牛逼呀!紅歌隊員們根本不在乎這些,劉三英大姐、志愿軍老兵楊風朝同志號召紅歌隊員就站在鋼架的中間放聲高唱《國際歌》;老杜同志就又開始演講反轉基因主糧的話題。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多,廣場上的人知道了這些鋼架鋼梁擺放在這里的目的竟是變化著手法阻止唱紅歌、宣傳毛澤東思想后,都是怒火中燒,罵不絕口。伙計們,咱們大家一起用力,將他們的東西推到一邊去。話音落地,廣場上歡呼聲響起來,掌聲直上云天,嚇的幾個在廣場上聽紅歌的麻雀撲撲楞楞的逃走了。 廣場上眾多的人民群眾仿佛是軍人聽到了期待已久的沖鋒號聲,擁擠著來到了鋼梁、鋼架前,人挨人,人擠人,老人、年輕人、工人、農民,跨步、探腰、手推鋼架,萬眾一心,喊聲雷動。 很多人則因為沒有了位置,站在花池子邊上的臺子上高呼助陣:“一、二、三!加油!一、二、三!加油!”陸陸續續廣場上聚集了四五千人。有位同志說:“古人曰:眾怒難犯呵。”
11月21日 ,史團正被判勞教3年,王仙峰被判勞教1年9個月,郭東民被判勞教1年6個月,臧某某被判勞教1年6個月。然而,洛陽周王城廣場上唱紅歌的人比原來更多了……
二
在西安,有個法律服務志愿者叫趙東民。他利用從中共中央黨校學到的法律知識,義務為工農群眾提供法律服務,在給西安一部分退休工人的依法維權活動當法律顧問時,因與陜西省總工會的領導發生了矛盾而被指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在網絡上引起網民極大關注。
他的事是從讀馬列毛的經典著作和“十七大”的經典文獻開始的。2008年8月,他組織成立了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同年9月,他作為工人維權的法律顧問,和工人們組成了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原則為指導,緊密聯系群眾,以捍衛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他和工人們一起根據《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的精神,召開了三次籌備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研討會,總結形成了《企業工人維權手冊》,并于2009年4月7日向陜西省委和陜西省總工會遞交了《籌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申請書》,申請的主要內容是根據《工會法》的原則和精神,改革企事業單位職代會,監督工會的工作,改善現行基層工會組織,真正發揮工會的職能,使工會真正起到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和連接黨群的橋梁作用,要求批準籌建在陜西省總工會領導下的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他作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臨時法律顧問,在《籌備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倡議書》中提出維權要堅持的三大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貪官污吏”。他指出要清醒地認識到:以貪官污吏為代表的黨內官僚資產階級粗暴踐踏《憲法》規定,違背工農當家做主的原則和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瘋狂盜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造成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基本權利無法保障的直接原因。所以工農的維權就是反腐,反腐就是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他提出維權的三大原則之二就是“捍衛《憲法》原則,確保勞動者的生存和平等權”。作為法律工作者的趙東民,他深刻懂得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他總是告誡大家,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行為,一再要求大家要“依法”維權。趙東民一再要求工人群眾按照憲法和工會章程以及全國總工會主席的講話精神辦事。他要求改善現行基層工會組織,真正發揮工會的職能,監督工會的工作,使工會真正發揮維護職工合法權利的作用。他提出維權的三大原則之三就是“工農的維權斗爭不是上訪,不是堵門堵路,更不是沖擊國家機關甚至打砸搶,”一再告誡維權工友們不堵門、不堵路,指引大家有困難找工會。他們的研討會最后形成初步共識:“抵制和反對容易引發社會混亂,給國內外敵對勢力顛覆國家政權的企圖創造客觀條件的堵門、堵路、沖擊黨政機關甚至打砸搶等錯誤的維權形式;而要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黨的十七大精神進行有理有據有節有效的維權斗爭”。
趙東民為民間維權法律服務志愿者,長期義務為廣大工人依法維權,曾獲2003年西安市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頒發的“市先進人民調解員”榮譽稱號。趙東民在其義務維權活動中,一貫堅持按照憲法、黨章、工會法及中央和全國總工會的精神,采取有理、有據、有節、有效的合法維權形式;反對采取任何容易引發社會混亂的過激行動。趙東民是一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仰者,是黨的“十七大”路線、方針、政策的踐行者。他作為一個共產主義思想堅定信仰者,出于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出于維護工農權益的本能天性,出于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的熱愛,出于對中國人民的熱愛,出于對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國家的熱愛,主動自覺盡己微力,替黨、人民、政府排憂解難,有效化解一些工人群眾長期上訪堵門堵路堵政府的這一社會問題。他成功勸說100多名有參與圍堵省政府等過激行動苗頭的上訪工人群眾,放棄了堵門、堵路、堵省政府這一過激方式,成功啟發這100多名極易參與圍堵省政府過激行動的多年上訪工人,確立了工人權益受害有權找工會反映監督這一理性有序新思路,成功協助引導這100多名極易參與圍堵省政府等過激行動的多年上訪工人轉而合法表達合理訴求,鼓勵這些工人群眾到省總工會與工會領導商量如何才能維護工人群眾自己的合法權益。6月15日下午,工人們到陜西省總工會遞交了《陜西離退休工人致陜西省總工會的公開信》,并要求及時答復后,陜西省總工會給工人出具了帶有工會公章的便簽收條一張:“十日之內,通報協調情況”。6月25日工人群眾按照收條約定時間再次來到省總工會的。工人們等了10天,也未見總工會的領導們協調什么情況,更未從省總工會得到什么通報。為此,工人們與省總工會領導發生了矛盾。陜西省總工會的領導不僅沒有替工人群眾解決問題,反而認為是趙東民組織策劃,指控當時并不在場的趙東民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
2009年8月18日 ,趙東民應邀到東方大酒店給三家正在改制的國有性質的東方大酒店、西安賓館和唐城賓館的職工提供法律咨詢,并未發生別的什么事情。但是當天晚上趙東民在住所被國保大隊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刑事拘留。后一直被西安市新城區司法機關羈押,也不讓親友看望。
趙東民的妻子鄧永霞從丈夫被抓以后背負起家庭的重擔,由于整夜失眠、積勞成疾,最后導致免疫力急劇下降,患上了紅斑狼瘡。鄧永霞生病后,曾向新城區司法部門提出書面保釋趙東民的要求,未見回音;過后再次病重,家屬書面請求保釋趙東民回家,再遭拒絕;病危之時,家屬緊急書面并當面交涉提出要求趙東民到醫院見見妻子,仍遭斷然拒絕。 2010年8月31日 ,才36歲的鄧永霞喊著丈夫的名字不幸逝世。鄧永霞暴病含冤辭世,家屬再次當面交涉、書面提出要趙東民回家看妻子最后一眼,仍然遭拒……鄧永霞死后,丟下了兩個只能由七十多歲的爺爺奶奶照顧的未成年孩子:一個今年剛升入高中,因父親被非法羈押、母親含冤離世,現在經常頭痛,精神恍惚無法正常學習,而之前,他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學生;一個還不到三歲,母親去世時還不知“走了”是什么意思,哭著鬧著叫“媽媽起來,別躺在那里……”。此情此景,知此情況者無不為之心酸難過,為下崗工人弱勢群體維權竟遭如此下場!
趙東民于2009年8月18日被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刑事拘留羈押一年多后,于2010年9月25日在新城區法院開庭審理, 2010年10月17日夜晚,西安市新城區人民法院秘密判處他有期徒刑三年。趙東民在獄中寫出了網絡廣為流傳的堪稱當代經典的,更讓人思緒萬千的如下“自白書”:
入獄七個月,橫跨零九年國慶,一零年兩會,
不知何種原因,不殺也不放,不訴也不判。
我不得不開始天天反復思考:
我到底為什么會有今天?
《中國共產黨章程》
申明黨員干部為人民服務的義務,
《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
規定了工農當家做主的權利,
改革政策的目的
是為了黨章的宗旨和憲法的原則能更好的實現。
我堅信,
這些都是真的,
因為這是千百萬革命前輩,
用鮮血和生命與歷史所作出的無悔的交換。
所以我以工農的名義
起草了《籌建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申請書》,
和工人代表一起
提交了這個改革職工代表大會的方案。
希望以此密切黨群關系,
鞏固工農聯盟,
維護工農的生存,平等,
尤其是在國家中當家做主之權。
然而我錯了,
錯誤之嚴重堪比一個十惡不赦的殺人碎尸犯。
這是新城國保人員
用手銬和苦役冷酷的告訴我的答案。
原來在他們的眼里,
工農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奴隸,
只有掌握黨政大權的官僚才配當他們的主人,
而不管這些官僚是否是忠于黨章和憲法的真正的共產黨員。
新城國保,
用心良苦遮遮掩掩的向我暗示:
認錯就能夠重獲自由,
周圍幾乎所有的人都勸我低頭。
我多么渴望自由,
天天想著妻子兒女,
夜夜掛念白發親娘。
誰不向往外面世界的精彩,
誰不迷戀大自然的無限風光?
我恨不能沖破牢門,
飛躍高墻,
馬上回到親人身旁。
可是我卻無法做到,
因為,我
在堅守著一個最偉大的紅色信仰。
國保和他們的指使者
一直都在想弄清我的真實目的。
我想,
我應該公開簡明的給他們明確的回答,
因為共產黨人從不將自已的真實意圖隱瞞。
我就是想做一根燃燒的火柴,
希望能燃燒自己犧牲自己。
來吧,
燎原的烈火點燃,
照亮這個世界每一個陰暗的角落,
讓人間的一切腐朽,
在烈火中化為云煙!
這就是我---
一名真正的共產黨人的自白,
為堅持共產主義真理
時刻準備現身的誓言!
趙東民的獄中“自白書”,讓人想起了重慶“唱讀講傳”活動中的讀經典,他們把讀《共產黨宣言》編排成了節目形式,由大學生在慶祝“七一”的聯歡會上用不同的語言進行宣講。他們在公園里,在廣場上,在大樹下,在烈士墓前,在居民社區,不同的人們化妝成烈士英勇的形象,聲情并茂地朗誦葉挺的《囚歌》、陳然的《我的“自白”書》、林基路的《囚徒歌》。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遭國民黨軍重兵包圍的嚴重情況下,葉挺指揮部隊奮起突圍,浴血奮戰8晝夜。在奉派與國民黨軍交涉時被扣押。面對蔣介石的威逼利誘,他堅貞不屈。他在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渣滓洞集中營樓下第二號牢房墻壁上。書寫下著名的《囚歌》以明志: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吧,給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在渣滓洞獄中,陳然受盡種種酷型,始終只承認《挺進報》從編輯、印刷到發行,全部是他一人所為——他決心犧牲自己,保護組織和同志們,特務們用威脅利誘的辦法要他寫自白書,他以浩然正氣,抒發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對無恥叛徒的蔑視,昭示著革命者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陳然拿起筆,寫下了驚天動地的詩篇——《我的“自白”書》:
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
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無法叫我開口!
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
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
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
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
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監獄時,陳然和難友們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親手縫制了一面五星紅旗。 1949年10月28日,陳然和其他戰友一起被從白公館、渣滓洞提出,在大坪被槍殺。當反動派罪惡的槍口對準他們時,陳然和戰友們高呼:“毛主席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陳然犧牲時只有26歲,他的生命雖很短暫,但他生得光榮,死得壯烈!
1943年,盛世才與國民黨沆瀣一氣,開始清除共產黨派來的干部, 同年2月將林基路逮捕入獄。在監獄中,林基路擔任了黨小組長,帶領不屈的共產黨員們與盛世才當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他寫下了一首《囚徒歌》,用以抒發壯志,鼓舞同獄難友:
囚徒,新的囚徒,堅定信念,貞守立場!
砍頭槍斃,告老還鄉;
嚴刑拷打,便飯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堅定信念,貞守立場!
擲我們的頭顱,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灑我們的鮮血,染成紅旗,萬載飄揚!
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與中共創始人之一陳潭秋、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同被盛世才殺害于新疆第二監獄。
三
重慶的“唱讀講傳”活動,不僅是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揚正氣、提升精氣神,樹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拉近了干群關系。重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在唱紅的同時,強有力地、毫不動搖地打擊黑惡勢力。事實上是唱紅和打黑相輔相成,唱紅促進了打黑,不打黑,唱紅也難以繼續下去。薄熙來同志在打黑除惡上,采取的方法還是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散發了20萬份公告,鼓勵市民檢舉揭發黑惡勢力,很抉就收到1.4萬余份檢舉材料(80%是真名實姓)。市公安局王立軍局長率領忠誠的公安干警和調來的部隊,以雷霆萬鈞之勢,日夜奮戰,挖出了14個黑團伙,抓捕涉黑成員犯罪打手2900多人(其中骨干160多人),搜出各種槍79支,子彈14825發,手雷4枚,鋼刀221把,黑錢17億元,依法逮捕了披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外衣橫行霸道、欺壓群眾、作惡多端的陳明亮、黎強等億萬富翁黑老大多人,還挖出了黑保護傘、市司法局長文強、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張弢……等高官和20多個縣處級涉黑干部,其中也不乏縣長、公安局長等之類的黨政要員……
打黑除惡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與邪惡勢力進行的一場嚴峻的政治斗爭,這種斗爭的復雜性和尖銳性是不容低估的。
在洛陽周王城廣場,紅歌團的隊伍在個別部門的打壓和不法之徒的破壞中仍在不斷壯大。他們在廣場上掛起了李長春同志視察重慶支持“唱讀講傳”的條幅和周永康同志要求在全國政法系統開展“唱讀講傳”的條幅。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給了他們巨大的鼓舞。
重慶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黨的“十七大”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上走在了前頭。胡錦濤總書記曾說過:“群眾在我們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們在群眾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一個政黨長期執政的關鍵就在于和人民群眾的關系”。 2010年3月以來,重慶全市廣泛開展“三項活動”,其中包括以機關干部“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為主要內容的“三進三同”;把貧困人群作為重點結對扶助對象的“結窮親”;區縣及以下各級干部要采取定點接訪、重點約訪等方式開展的“大下訪”。自“三項活動”開展以來,重慶已有20多萬干部下基層,察民情,解難題,共解決信訪個案11萬件次;與50萬戶“窮親”結對,并出資金、出技術、出點子,讓600萬群眾直接受益。
重慶在“唱”和“打”的同時,想法設法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聯系,給群眾辦實事,用“大下訪”的辦法解決信訪案件;而洛陽、西安卻把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擁護黨的“十七大”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人群眾上訪者關進監獄,但愿這不是在創作新的“紅色故事”和“紅色經典”.....
后記:在本文剛寫作完畢,媒體報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同志近日對重慶進行了考察,考察時對重慶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進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觀看了“唱讀講傳”節目演出。他參觀了重慶打黑除惡資料匯集處,視察了交巡警平臺,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和加強社會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重慶認真總結經驗,進一步形成構建平安重慶的長效機制。在重慶大學城,習近平與同學們熱情交流,勉勵他們珍惜寶貴年華,敏于求知、勤于實踐,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努力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張義于2010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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