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左派：紀念毛主席誕辰117周年暨“重慶模式”座談
柳成湘
按：2010年12月18日，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17周年前夕，成渝兩地的左派朋友會聚一堂。大家在紀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時候，著重就社會廣泛關注的“重慶模式”問題，進行了坦率的交流。座談會由巫峽和柳成湘主持，下面是發言的錄音紀要。
l 巫峽：
首先請趙老師就“重慶模式”做主題發言。
l 趙磊：
在毛主席誕辰117周年之際，成渝兩地的朋友開這么一個紀念會，討論“重慶模式”，很有現實意義。我的發言是一個初步的想法，之前我已經把我的想法掛在《烏有》上了，所以這里我只做一個歸納，留下更多的時間讓大家互相交流。
我發言的題目是“重慶模式還能走多遠”。重慶模式越來越受到關注，左派和右派都在解讀這個模式。就目前來說，重慶模式之所以能引起廣泛的關注，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正在進入決策層的視野。下面談三點看法。
第一點，重慶模式的含義。重慶模式之所以能稱為一個模式，我認為不決能少了“唱紅打黑”這一條。為什么這樣講？如果單從經濟的含義上來看的話，重慶模式和其他自詡為“科學發展”的模式并沒有十分明顯的區別。這就有一個問題了，為什么重慶模式會讓有些人感到如此的不安？我認為，重慶模式之所以讓某些人感到坐臥不安，至少就目前來看，不在于它的“具體內容”上——比如“公租房建設”，比如“五大重慶”的提法，等等，而是在于它的“象征姿態”上。它向外界傳達出這樣一個信息：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一種揚棄“特色理論”的發展模式不僅是必須的，而且也是可能的。重慶模式讓人眼前一亮，讓有些人感到振奮，讓有些人感到不安，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不同。
第二點，重慶模式有什么意義。一般來說，我們討論它的意義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它理論的意義，另一個它在實踐中有什么意義。理論上的意義已經有人做了總結，我今天不多說了。關于實踐上的意義我這么想，如果重慶模式僅僅停留在理論的層面上，如果只談理論上有什么創新，有什么發展，我覺得這都是“茶杯里的風暴——說說而已”。重慶模式之所以有這么大的影響——而且它的影響實際上會越來越大（當然這個影響是不是會衰減，還要看一段時間），還不在于他理論上的意義，因為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看，他的理論意義還沒有超越改良主義的境界（當然，放在當前的歷史條件和現實環境來看，即便是改良也難能可貴了）。我認為，重慶模式在當下的意義主要還是集中在實踐的層面上。具體來說，重慶模式正在影響執政的理念、執政的決策，而且它以后會不會對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執政實踐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也是值得期待的。
習近平同志最近在重慶調研是個標志性的事件。別的人去不去“無所謂”，但習近平同志去了就“有所謂”。這是迄今為止中央高層對重慶模式一個最明確的肯定。這樣的“肯定”對中國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耐人尋味。
第三點，重慶模式的前景。如果說，重慶模式是中國共產黨回歸自己的階級性質和政治基礎，那么我們就有一個問題要面對：一個政黨的階級性質，一個政黨的政治基礎是由什么來支撐的？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歷史唯心主義的看法，一種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看法。歷史唯心主義的看法認為，一個政黨的階級性質和政治基礎就是由少數幾個精英的個人意志來支撐的。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包括毛澤東同志的看法認為，一個政黨的階級性質和政治基礎是由它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也就是生產關系、所有制的性質來支撐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我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我認為重慶模式的未來可能有以下四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在繼續強調私有化改革取向的前提下，來推進重慶模式的擴展，讓重慶模式逐漸在中國社會推行開來——我個人覺得這種選擇幾乎不可能行得通。如果在保證資本利益的前提下，重慶模式居然得到了發展壯大，我想此重慶模式就非彼重慶模式了，重慶模式就變味了。
第二種選擇，以重慶模式為契機，徹底糾正現在改革的方向，回歸到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這是某些左派的期望，不過從目前的客觀條件來看，我認為這個可能性不大。
第三種選擇，維持原有的改革路徑不變，在繼續夯實私有制的基礎上，否定重慶模式，閹割重慶模式，把它修正了——這種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其實，有些右派已經在唱衰重慶模式，說重慶模式不可持續、不可復制。
第四種選擇，適當調整原有改革方向，逼迫資本做出某種讓步——可以預料，這會遭到資本利益集團強烈的反抗。調整的力度越大，反抗的程度也會越厲害。
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四種選擇，也可能會有第五種、第N種選擇。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這個選擇也會不同的。從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立場來看，我覺得，第四種選擇可能會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和諧”選擇。當然，這個“和諧”選擇可能會遭到資本集團強烈的反抗，甚至不惜動用極端的手段。所以，這種選擇能不能“和諧”，其實也還是個未知數。
即便做出第四種選擇，中國共產黨也將面臨一個兩難選擇：其一，既要確保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變，同時又要讓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可持續”下去。要讓大家確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必要性并不難，因為中國這么大，人口這么多，還是要有一個黨來凝聚全國人民的意志，帶領全國人民往前走。問題在于：在經濟基礎日趨多元化的今天，如何確保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共的政權是由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來支撐的，中共的執政地位也是由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來保證的。如果離開了公有制的經濟基礎，都變成了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然右派會說：“不要共產黨，多黨執政不就OK了嘛”。那是他們追求的目的，左派不能跟著起哄。又想確保共產黨執政，卻又沒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你如何保證共產黨可持續執政？當然，公有制經濟要占多大比重才能維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從量上來考察，這是另外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關于重慶模式我們面臨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它的前景還是一個不能確定的事件。正因為“不確定”，我對薄熙來書記和重慶模式充滿了期待。重慶模式的未來可能還會經歷很多艱難和險阻，但是從歷史長河來看，重慶模式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積小善為大德”。哪怕未來重慶模式失敗了，歷史也將證明：今天的一切努力都決不會是白費的，都是有意義的！
順便說一句，我很喜歡重慶衛視臺，它有一股浩然正氣，比起其那些風花雪月、低俗不堪、亂七八糟的電視臺，其境界真是有天壤之別！我的發言就到這里，很膚淺，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謝謝！
l 巫峽：
感謝趙老師為我們做了一個精彩的發言，下面請朱老師發言，大家歡迎！
l 朱明熙：
剛才趙老師對重慶模式未來的發展，以及它的前景，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重慶模式如果要作為一種模式推廣和發展的話，還需要解決相當多的問題，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那么我就沒有趙老師看的那么遠了，我是從當前中國所處的大背景談起。中國當前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走的好，中國可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包括實現共同富裕，國富民強，百姓安居樂業；但是如果走的不好，或者按照現在的路走下去，那可能就非常危險，很可能是拉美化，印度化，南斯拉夫化。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三十年來，我們的GDP是增長了，三十年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長。但問題是，如果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使廣大的老百姓生活幸福起來，三十年在民生的改善上，共同富裕的目標與我們經濟發展的目的形成一個很大的二元對立。李希光總結為“人格分裂化”。其實類似的情況，我們可以看狄更斯的《雙城記》，他描述了19世紀60年代英國的情況，他說道，“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充滿理想的時代，同時也是使人希望幻滅的時代；這是一個充滿光明的時代，同時也是個充滿黑暗的時代。”狄更斯把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時代描寫的非常真實。我們今天狀況就和這個描述很相似。比如說，新三座大山，官僚腐敗，廣大民眾遭受資本、官僚、跨國公司的幾重剝削。
現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和公信力，簡單說就是民心，已經大量喪失。面對這個狀況怎么辦？右派提出，“市場化帶來的問題要通過深化市場改革來解決”，無非就是市場化、私有化、憲政化，政府完全退出，呼吁進行憲政改革，實際就是沉船派。20世紀以來，從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來看，這條路最終是一條死路。因為它最終導致大資本、大官僚、大買辦統治和剝削大多數人，最后的結果肯定是貧富懸殊，整個經濟命脈被外國資本所控制，甚至連民族資本家都很難生存。帝國主義是不會讓你安然無恙的。這樣下去城鄉差距的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和腐敗問題不但不能解決，反而會越來越嚴重。到最后，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地區矛盾都會爆發，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很可能分裂。所以我說，很可能是南斯拉夫化。
現在有很多人看到這種情況也很憤恨，也很不滿，但是想“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他說我們也管不了，說了也沒有用，不說也沒有用，干脆我就不說。但是這個問題不是你管不管的問題，是它要管你啊！為什么這么說？因為你就不了業，買不起房，農田大量被占，如果出現糧食危機，開始餓肚子的時候你能躲得掉嗎？都跑不掉。所以，最終必然是一場災難。現在全國很多人都在游離，也很郁悶和無奈，所以很希望我們的共產黨能回歸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重慶模式的意義也就在這里！
當然，薄熙來在重慶才短短三年，也就是所謂的“千日維新”，在現在的條件下你要讓他解決所有問題，很難。三十年都是溫水煮青蛙，在這個時候才意識到改變，需要一步一步走，而且還有可能遇到反復、波折。但是，它使全國人民看到希望，看到了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回歸。何以見得呢？比如說，香港媒體總結重慶模式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的回歸，這是第一；第二個是重慶模式是重慶版的科學發展觀，它的公租房，十大工程，城鄉統籌等等，實際上貫穿了一個思路，就是回歸毛主席為我們確立的怎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要回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首先就要“唱紅打黑”、“反腐敗”，要弘揚正氣，要高揚過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必然要打擊邪氣，要打擊黑惡勢力。所以“唱讀講傳”和干部的“三進三同”就應運而生了。
當然，這些制度不可避免的也可能多少有形式主義的問題，還有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它“有比沒有好”。難道我們不宣揚社會主義的、革命英雄主義的、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反而要宣揚人人自私的、理性“經濟人”的那套理念嗎？所以，為什么大家現在愿意看重慶衛視呢，就是這個原因。
具體到經濟領域，過去我們講“發展就是硬道理”，現在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發展就是硬道理后來變成了追求GDP和政績，其實也就是追求資本。因為老百姓哪里有錢去投資促進GDP增長？現在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也是為人民服務的具體體現。另外一個是“公平也是生產力”，這比過去只講效率不講公平也是個重要突破。舉個例子，我們搞財政的就知道，過去一講到財政投資就是項目，但現在重慶財政連續三年50%的投入領域是民生，今年達到51%。這在全國也是首屈一指的，這說明民生也是能推動經濟發展的。通過民生來促進經濟發展，而不是只看GDP的數字。民生就要以老百姓的安危冷暖為出發點。這也是回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
為什么重慶的“千日維新”不僅引起了國內的熱烈討論，甚至引起了世界的關注。我想就在于它是黨內進步力量在新形勢下如何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探索。重慶模式不可能一步到位解決所有問題，這個我剛才也說過了。那么重慶模式到底還能走多遠，能不能最終成功，這個還需要進一步觀察。總之，重慶模式需要支持，需要鼓舞，需要期待。我們期望重慶模式走的更遠更深，也希望中央下一步能給予重慶模式更多的肯定。
我也同意趙老師的觀點，重慶模式發展過程中會有挫折和反復，反抗它的力量也很強大，盡管現在有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貧富差距，拉美化等諸多問題，但最后還是要回到正軌上來，還會回到計劃經濟上來。當然，是什么樣的計劃經濟，怎樣搞計劃經濟，可以討論，不過肯定是按比例協調發展的計劃經濟。
l 巫峽：
謝謝朱老師和趙老師為我們做的關于重慶模式的深刻解讀和展望。下面，請重慶和成都兩地的朋友談一下對重慶模式的看法。
l 田嘉力：
剛才兩位老師都談了對重慶模式的認識，我感覺很有深度，對我們很有啟發。從我的角度來看，對重慶模式既有擔憂，也有期望。擔憂，是怕它受到干擾和破壞，最終走不下去。當然我們從內心深處來說，是很希望它能不斷發揚光大的。
談到對重慶模式的理解，我認為它的精髓在于“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小平同志說“發展才是硬道理”，重慶模式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我是很認同這個提法的。因為發展只是手段，民生才是目標。民生是我們的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現在那些強制拆遷、追求GDP等不良現象的產生，說白了，就是借著發展生產力的說法搞出來的。所以，“民生才是硬道理”的提出是帶有顛覆性的意義的。我不知道，有些人感到不安是不是也是看到了這一點？
站在老百姓的立場，重慶模式是很值得期待的，但是它的阻力也非常大。那些大資本和大官僚肯定是不愿意它推廣的。在我們中國共產黨7000多萬黨員中，有多少人擁護重慶模式呢？我看過一個報道，說是山西洪洞縣有一對夫婦，男的是交警，女的在信訪局工作，竟然有上億元資產；而且據披露，洪洞縣有一個派出所所長竟然有存款3.7億元！這很可怕，一個普通警察，一個派出所所長就有這么多財產，那你說公安局局長，縣長，省長該有多少錢呢？他們還會擁護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路線嗎？我們能指望這些人衷心擁護重慶模式嗎？
所以說，在這個意義上，我對重慶模式有擔憂。中國的事情很多都是這樣，盡管有很好的群眾基礎，但是群眾畢竟處于弱勢地位。那些官員有多少人支持呢，習近平同志也好，薄熙來同志也好，面臨這么大的阻力，是否有決心堅持下去呢？
我們是衷心期望重慶模式能夠發展下去的。剛才兩位老師也講了公平正義永遠是人類的追求，這個趨勢是不能阻擋的。隨著黨內圍繞著發展道路的爭論加劇，重慶模式可能會成為一個焦點。我們總體來說是期望大于擔憂，希望大于擔憂，相信重慶模式能在重慶站住腳，并向全國發揚光大。
我是一個企業職工，站在一個普通退休職工的角度，重慶模式能給我們帶來哪些真正的好處，這還需要觀察。在座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退休職工雙軌制的？我的意思是說，政府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退休待遇，與企業職工退休待遇相差三倍！其實，政府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退休也有差距。對于企業職工來說，他們感覺很不公平。這個問題不僅是重慶，全國都是如此。所以今年兩會的時候，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媒體都參與到這個問題的討論當中。我們期望著，重慶模式對于這個問題是如何解決的，也想通過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來檢驗一下重慶模式為人民服務的決心。我們希望重慶可以像山西某些地區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一樣，為退休雙軌制做出一個破冰之舉，為其他地區起到一個示范帶頭作用。
為什么希望重慶率先做出突破？因為重慶有幾個條件其他地方不具備：（1）重慶是“紅巖精神”發源地，重慶人民世世代代受紅巖精神的熏陶，有著很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2）重慶是一個老工業基地，產業工人非常集中，工人覺悟高。（3）重慶“唱紅打黑”，關注民生，在全國獨樹一幟。
“天時地利人和”，重慶都具備了。所以希望重慶能在破解退休雙規制的問題上做出一個表率。當然，重慶作為一個城市要根本解決退休雙軌制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我們只是希望重慶能盡量的在這個問題上做出突破。前段時間重慶市長黃奇帆提出，要在今年年底以前提高養老金比例，我們特意看了一下全國其他城市，好像還沒有類似的提法。而且做出這個承諾也不像以往都是國務院定個調子，各地方再根據自己情況相應提出政策。這說明，重慶在關注民生上是值得期待的。作為一個普通重慶人，這是我為大家介紹的一點情況，謝謝大家！
l 任翔：
重慶模式現在是一個熱點話題，圍繞重慶模式有很多討論，大家也都注意到了重慶模式下產生的一些名詞概念，但是我發現，大家好像都忽略了重慶模式發展過程中的時間順序，我作為一個親身感受的重慶人，試著幫大家梳理一下這個時間順序，這樣可以讓外地的朋友盡量能夠跟我們本地人獲得一致的感受，同時又能避免我們身在廬山的局限。
薄熙來到重慶是2007年底，到重慶來之初一直比較低調。2008年地震，重慶也是災區，離主災區四川最近，所以一直忙于救災，給大家的印象也不多。真正開始在重慶鬧出大動靜，應該是從2009年算起。先是開始打黑，清理公安、法院系統。到八月份，我當時偶然在網上統計了一下，發現自從薄熙來到重慶后，重慶的主流媒體上，包括報紙電視，報道出來的薄熙來在公開場合的講話中，有34次引用毛主席的話。大家也知道，唱紅歌并不是從重慶開始的，而是從江西開始的，所以重慶的“唱紅”準確一點來說，是唱毛主席。然后呢，隨著一些關鍵部門的貪腐領導在打黑中落馬，包括文強這些人，“唱紅”或者說“唱毛”也開始推廣，不光在機關、國企唱，民間老百姓也開始唱。
到2009年底的時候，重慶又發生了一個標志性的事件,這就是“李莊案”。因為在李莊這個案子以前，各方面輿論對“打黑”基本都沒有什么反對意見，最多是有些人觀望，態度消極，但對打黑反腐總的來說都支持。但是出了李莊這個案子以后，輿論上就出現了對重慶“打黑”的攻擊，尤其是“南方系”媒體作的大量負面報道，應該說，李莊案比文強案引起的關注和影響還要大。我后來猜測，這可能涉及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和資本主義法治沖突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南方系”是用資本主義法治的觀點來解釋中國的政治和法律的。所以，一直到今年（2010年）李莊案的二審塵埃落定，“唱紅打黑”就進入到了一個制度化的階段。在這個時期，大致也就是2010年四五月份的時候吧，很多紅歌隊都大張旗鼓的組織起來，活躍起來了。
按照我自己的總結，第三個階段的標志性事件是重慶市委提出的十大民生工程。十大民生工程我是這么理解的。毛主席曾經說過抓革命、促生產。我們是否可以把前邊的“唱紅打黑”理解為“抓革命”，到了十大民心工程的時候就是“促生產”的階段了。但是，十大工程畢竟是7月份提出的，時間還很短，目前還看不出什么效果。但是，有兩個事情可以作為我們觀察重慶模式的參考。
一個是“三進三同”制度。我跟一些參加“三進三同”的朋友聊了聊，機關里一些中青年官員，大概在30歲到40歲左右的，一般都不反對這個制度，也有擁護的。但是這些人到一個邊遠地區之后，大約一個多星期也就回來了。本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可以很好的體會到貧困百姓的艱辛生活，但是一個星期的時間可能還是不夠。而且回來后，工作和生活又和以前一樣，該打牌打牌，該腐敗腐敗。當然，我認為把干部趕下去也是有好處的，畢竟下去了對真實情況還是有點了解，即便鍛煉身體也有好處嘛。所以說，這個事情還只能說是個“試水”。
另外一個事情是公租房。它的作用是提供給中低收入的群體租住。我注意到，最近開始有學者關注這個問題了，劉仰前兩天寫了一篇文章。其實在重慶之前，天津、青島、深圳也搞過公租房，但青島和天津的方式是發租房補貼，讓低收入者拿著補貼自己去租房，這其實最后還是補貼給了開發商，是政府補貼資本。而重慶公租房則是讓政府的兩家投資公司親自直接找施工設計單位，自己去建設，這就繞過了開發商，就是說，沒有開發商這個群體，政府也可以修房子給老百姓住。所以薄熙來說，政府的責任就是給老百姓造房子。這個話其實是很厲害的。重慶的兩個大房產開發商“龍湖”和“金科”，在公租房政策出臺期間先后上市，而且干脆把總部和資本逐漸轉移到其他城市去了，這就能看出來是對開發商利益集團一個比較大的觸動。而且，重慶公租房還有個特點是規模大，3000萬平方米的住房面積基本可以解決幾百萬人口的住房問題了，而其他城市搞的幾十萬平方米，基本上不解決問題。重慶的公租房可以說，是一個具革命性意義的動作。
當然，這種建設模式也會存在很多問題，比如，政府公司里存在的腐敗問題等等。還有，公布出來的公租房租金10塊錢一個平方，60平米就是600塊，對中低收入群體來說，也不便宜。而且，大都建設在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諸如此類的細節問題，還是需要充分考慮并加以解決的。但是我感覺，重慶模式的方向是要切實解決包括退休制度改革在內的民生問題的。十七大就已經提出要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視民生等等，可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但是，重慶確實還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
剛才朱老師也提到，重慶財政投入到民生領域的比例已經超過了50%。重慶模式還是由政府來主導的，這對限制外資和其他私有資本是有好處的，不過，恐怕也要警惕官僚和資本的結合。
關于重慶模式的未來，我想說歷史是螺旋上升的。重慶模式現在還不完善，今后是否會被曲解和閹割，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觀察。最后，我想提出一個問題，重慶模式對我們有什么意義呢？我想，至少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的學者可以宣傳、介紹、研究和闡釋重慶模式，使得重慶模式不斷完善和發展下去。
l 樂松：
薄熙來到重慶來推出的重慶模式，雖然不一定能夠把中國從資本主導的發展路線上拉回來，但這畢竟是30年來邁出的反潮流的第一步。中國走到今天，在很多人眼里都是積重難返了，但是通過薄熙來到重慶來之后“打黑”，提紅巖精神，包括薄熙來在重慶大學建校80周年對青年的講話，表現出來對青年的期望和渴盼。盡管壓力很大，但看得出來，薄熙來的很多舉措在全國是開了先河的！要想把這些好的政策真正貫徹下去，還需要對官員的作風提出要求，治國先治吏，只有把官員治理好了，重慶模式也就能扎根了，所以希望薄熙來能從廣大工農的立場上來考慮，把重慶模式真正推行下去。
l 嘉惠明：
大家都很關注重慶模式，我想這是因為大家都在關注未來中國向何處去。薄熙來當初到重慶的時候，有傳言說是中央在冷落他。他在重慶開始提出重慶模式的時候，我只是感覺有點敏感，但是沒有很關心。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我們成都大學有個法學院教授，他發表文章說，重慶發生的事情提醒我們：“毛澤東那一套完全有可能死灰復燃”。從那以后，我就開始認真關注重慶模式了。
剛才田老師說到對重慶模式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可以說已經形成了相當頑固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有哪個紅二代想要推行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路線，可以說，面對的壓力不會比當年毛主席面對的壓力小。這就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了。當年毛主席在世的時候，那些官僚主義跟他搞“太極推手”，現在的官僚主義對新的領導人會采取更為激烈的反對手段。雖然毛主席時代的官僚主義不敢扯起旗幟和毛主席公開對抗，但是，對于薄熙來和習近平這樣的新生代的領導人，我覺得他們是敢于這樣做的。我把這個情況設想的比較極端，但愿我的擔心是多余的。
重慶模式提醒我們，在今天轉到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路線上來是可能的，不是完全轉不回來。只要照著毛主席的辦法來，群眾基礎是有的，而且即使在高層和中層的干部中間，毛澤東思想也是有基礎的。很多人都對多年來經濟發展中出現的違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做法，提出了反思。其實，過去有人想完全否定毛主席就沒有能辦到，甚至有些老干部因為當年對毛主席不理解，最后還是感到后悔。回過頭來看，薄熙來和習近平他們的經歷豐富，年富力強，而且意志也很堅毅，相信他們在政治上會有積極的作為。
l 李節：
有的人把重慶模式也稱作“薄熙來新政”。我今天發言的題目是“非常之勢與非常之人”。非常之勢和非常之人歷史出現過一個，就是1840以后的中國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毛主席又是非常之人當中的非常之人。張大千曾經說過一句話，我想用他的話類比我今天的一個看法，叫“人到萬難須放膽，事當兩可平常心”。
當今中國的矛盾錯綜復雜，官民對立尖銳，民族矛盾加劇，面臨的問題和歷史上晚清、民國有相似之處，當然社會性質不同。所以我想，薄熙來到重慶去，有點“人到萬難須放膽”的意味。但我想，重慶模式到底向什么方向發展呢，還要根據實際情況再審視一下。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事當兩可平常心”。下面我想在趙老師的框架下，分析一下“萬難放膽”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
薄熙來推行的重慶模式是形勢的使然，也是個性的使然。我們看到薄氏父子兩代都經歷過很多磨難，習近平也有在農村下鄉的豐富經歷。這些接觸底層的經歷，使得他們對民生的理解要更深刻一些。重慶模式是一個系統工程，當然也有兩點是它無法涉及的，這就是國防和外交。這也是最能體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特點的地方。
第二個是經濟方面的意義。重慶模式的財政投入是一個“二次分配”的東西。二次分配可以解決一些局部上的問題。重慶模式還要面臨一個超脫重慶本身而不能掌控因素的影響，比如說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來了就不僅僅是重慶的事情，而是全國性的了。通貨膨脹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中美之間的外匯占款和匯率。在這個問題上，薄熙來不可能干預到奧巴馬或伯南克是否增發美元。而通貨膨脹更多的是在沖擊民生和老百姓。所以在局部上合理的，在全局上未必合理。
重慶模式的內容更多的是“二次分配”，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初次分配”。現在的初次分配是“按要素分配”，如果可以把初次分配的問題解決好了，那就可以下結論了。但是我想，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好的，我就談這么多。
l 戴文斌：
作為一個普通工人，我也比較關心重慶模式，因為我想，它有可能關系到中國下一步的變革。我說話比較直接，我想，可以把工人階級稱為雇傭勞動力，無論白領還是流水線上的工人，都是被雇傭的，都是資本雇傭的對象。所以，我更關心的是我們工人階級長遠的利益。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才是我們黨的階級基礎和執政基礎。不僅我們下崗工人，還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工人和80后90后進入社會的勞動力，都應當是我們黨的階級基礎和執政基礎。這是個龐大的群體，遠遠超出黨員的數量，那么重慶模式對這個群體有沒有什么考慮呢？對我們中央今后的政策有沒有什么影響呢？
重慶模式在所有制關系上，我沒看出有什么較大的調整。作為普通百姓，當然希望能解決我們的生存問題。三十年來，資本主導的改革要想調整，也是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的。如果想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擁護，恐怕還要從群眾的根本利益上多考慮。從整體上來說，改總比不改好，動總比不動強。歷史上也有不少“新政”，但是最后發現，很多實際是一個騙局。所以說，即使文強被處理，甚至更多的文強被處理，也不一定就有實質上的意義。關鍵還是要像趙老師說的，看生產關系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看所有制關系發生了什么改變。
l 易淼：
一個人只要沒有死就會活過來。有人說，所有制的變化是發生了質變，但是質變也是量變發展的結果，要看它質變到什么程度。如果已經死了，那就無能為力；如果還沒有死，就可能活過來。重慶模式就是做的這個嘗試。重慶模式也有約束條件，比如科學發展觀中提出的五個矛盾，這五個矛盾在中國存在，也在重慶存在。第二個約束條件就是任何人在重慶主政，都必須有政績，如果GDP增長速度不高，按時下的標準，就不能說重慶的發展是成功的。
剛才提到城鄉統籌，我認為城鄉統籌是要拆掉農村和城市的一堵墻，不完全是伸手到農村剝削農民。因為重慶有很多農村很落后。我所理解的重慶模式，是進步的，是取得了成績的。它推行了很多惠民政策，也是迄今為止把科學發展觀落到實處最好的一個模式。之前的所有模式都是以經濟為主的，但是，重慶模式不只是一種經濟模式，它更重視民生，重視以人為本。
l 何志東：
我想和大家探討一下重慶模式的時代背景，這就是全球范圍的經濟危機。總書記在學習會上也說到，中國不能再這樣下去。對外依存度那么高，貧富差距這么大，從國家安全角度考慮，從社會穩定角度等各個層面考慮，都不能維持下去了。所以，才有各種模式的探索。我們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末端，要把中國放在整個世界的體系中來觀察。
l 朱明熙：
剛才有人提到“八大投”，八大投可能也有腐敗的問題，但是，不能否認它把重慶若干國有企業的爛賬和虧損一下子剝離了，而且盤活了資產，并且通過八大投公司，把土地拿到手里。所以，重慶搞公租房就有了經濟基礎。八大投把錢往民生的項目上投入，這就很好。
以前國有企業也上繳利潤，說起來，工人的剩余價值也上繳了。但是，這個剩余價值用到什么地方去了，還是用到老百姓身上了，如果用到官僚和資本上，那性質就變了。所以，八大投公司最后的利潤是怎么分配的，才是關鍵。這里也有一個危機，現在的干部很多都在應付。所以，薄熙來通過重慶模式來改造干部，然后轉變干部的作風。如果不能轉變，就和咱們以往的運動一樣，最終可能流于形式。
l 任翔：
說到這里我補充一下，在薄熙來來重慶之前，八大投就存在了。但那時八大投在重慶名聲并不好。雖然也號稱是處理國有企業呆壞賬問題，但是，不良資產的代價被國企工人承擔了，他們又拿那些優良資產肥了一些官員的腰包。但是現在經過一些清理和改組，八大投開始把錢用到民生上，這是好事，只是這個好事目前剛剛開始，還沒有見到更大的實效。
上海研討會上，張宏良提出重慶模式說明“中國共產黨還是有自我糾錯的能力”，畢竟這個黨，是經歷很多殘酷的斗爭才建立發展起來的一個偉大的黨。由于她的指導思想和組織制度，決定了她有很多東西，還是有健康力量的。重慶模式的方向是好的，但是在操作層面也確實存在問題。如果說，中央決策層在考慮向全國推廣重慶模式的問題，那么具體推廣什么？是唱紅，唱毛，或者打黑？我們認為，有分量的打黑，就是要打官商勾結，這些東西就需要認真分析研究。另外就目前來說，重慶模式對工人階級的利益還沒有顯著的改善，更多的還是精神上的鼓舞。
l 趙磊：
大家講了很多，對我很有啟發。田嘉力老師說到重慶模式的阻力和推力，值得深思。阻力肯定是有的，比如文強這類腐敗份子，比如在兩極分化中成長起來的既得利益者，比如那些大資本家，他們對重慶模式是個什么態度呢？肯定是抵觸，甚至是恨之入骨。但是也有推力，最可靠、最強大的推力就是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重慶模式的將來就是這兩個力量的博弈和較量。那么，博弈的焦點是什么呢？焦點就是利益，不僅僅是單個人的利益，準確的說是“階級利益”。
剛才任翔講到公租房的問題，有個細節很重要，就是公租房的建設繞開了開發商，這個做法改變了很多，和以前的搞法很不一樣了，這就是進步。當然，它還沒有能夠觸動生產關系，不過這個觸動需要有個過程。還有，剛才有人提到政府主導的投資開發，朱老師提到的新加坡模式，我引申一下：在目前的約束條件下，新加坡的“淡馬錫”是否值得重慶模式借鑒？這里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東西，雖然有很多問題我還沒想透，但大家給了我很多啟發。
說到這里，大家可能有個困惑：重慶模式的出現，到底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呢？我認為，重慶模式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薄熙來到重慶當書記當然是個偶然事件，他的個性和魄力在重慶得以展現，也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他面臨的形勢和客觀環境卻具有客觀必然性。因為30年的改革走到這一步，出現了很多矛盾和問題需要解決；實踐正在證明，我們原來的模式越來越走不通了，現實逼迫我們必須做出回應，必須做出改變，必須嘗試其他模式。在這個形勢下，在這個節骨眼上，薄熙來走到了前臺，于是，客觀形勢賦予他來完成這個任務，這就叫“時勢造英雄”。如果沒有這個客觀形勢，沒有客觀環境的倒逼和壓力，沒有民眾對原有發展模式的抵觸和反思，就不可能有重慶模式。比如倒回去二十年，無論薄熙來的主觀能動性如何強大，無論薄熙來再怎么呼吁，也弄不出來一個“重慶模式”。因為，那時的問題還沒有充分暴露，人們的認識還達不到能夠反思的程度，客觀形勢還沒有提出“撥亂反正”的迫切要求——這就是“形勢比人強”。
重慶模式管不管用，能不能走下去，關鍵要看老百姓擁護不擁護，擁護就管用，最終就能戰勝一切阻力，就能走下去。如果不能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不會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就不管用，最終必然遭到失敗。所以，馬克思主義堅信“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道理就在這里。
在阻力不小的現實環境下，重慶模式在推進的過程中，也應該是“摸著石頭過河”，要搞“漸進式”的發展，不宜搞“激進式”的突擊。不要輕視微小的進展，在當下，“持久戰”應當是基本的戰略思想，“積小勝為大勝”應當是基本的戰術原則。所以，今后我們的討論還應當進一步深入：就是如何從輿論上和行動上“給力”重慶模式，促進重慶模式向著廣大人民群眾期待的方向，走得更穩、更好、更遠！
注：座談會結束后，成渝兩地的朋友仍然意猶未盡，許多同志圍繞“重慶模式”推力阻力的問題，重溫了毛澤東同志關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教導，就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群眾路線問題各抒己見，在關注現實的熱烈討論中結束了這次頗有意義的紀念活動。
（ 2010-1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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