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實踐為“十二五”規劃探路

五年一規劃，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安排和時間節律。內外部環境的復雜多變，急迫的經濟轉型問題，讓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更非同往常，也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如何建立中國與世界的新經濟關系，如何協調城鄉發展，如何藏富于民，都處處涉及到改革的‘深水區’，而重慶在諸多方面已經開題探路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崔之元，從中共中央剛公布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讀出了重慶的重要角色和實踐貢獻。

作為中歐政府共同邀請的專家、在比利時參加完一高層論壇剛回國的崔之元，昨日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談到重慶發展與中國未來改革，處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的交界處，他又找到了新的興奮課題。

談改革探路 重慶實踐終結“中美國”模式

重慶商報：在中共中央10月28日公布“十二五”規劃建議后，媒體和學術界紛紛作了大量解讀。值得一提的是，“重慶經驗”、“重慶模式”近來也頻繁見諸國內外主流媒體，你認為兩者間有什么樣的聯系？在新一輪改革中，重慶又會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崔之元：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別是在經濟體制領域內的改革和積累，但正所謂行百步者半九十，改革步入了“深水區”，如何尋找改革的動力源是一個大問題。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內外經濟形勢復雜多變，更使得這個五年規劃非同以往。

過去，出口和外需拉動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貢獻巨大，但這樣的時代將一去不返。如何通過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是“十二五”規劃時期的核心命題，重慶發展之所以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就在于已率先開題探路。我相信，重慶將成為未來改革的主角之一，重慶的經驗與浦東經驗、濱海經驗、深圳經驗等有機組合在一起，共同實踐并創造“中國模式”。

重慶商報：為什么這樣說？

崔之元：你看看最近的貿易戰、貨幣戰等，現在中國經濟面臨很大的外部壓力。說一個與重慶相關的例子：早在2007年，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就提出過“Chimerica”概念，意思是“中美國”，這不是兩個國家，而是一個聯姻的國家。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中國人儲蓄，美國人來投資。

這是我國低水平參加國際分工的形象比喻，過去幾十年都差不多是這樣。但尼爾·弗格森在2009年來到重慶，看到五座大橋同時在長江上修建，蓬勃的發展讓他作出“中美國”不再成立的結論。為什么會這樣？這是因為，尼爾·弗格森強烈感受到中國經濟發展是可以轉變為以內需為基礎的，而且作為內陸城市，重慶已經開了頭。重慶建設內陸開放高地形成了和沿海加工貿易“兩頭在外”不同的“一頭在外，一頭在內”的新模式。

我想，如果尼爾·弗格森再到重慶訪問，看到兩江新區的建設、戶籍制度的改革等，了解了重慶目前經濟的增速，他一定會認為重慶的實踐已經在開始終結“中美國”模式。應該說，這也是我國“十二五”規劃時期發展所期待的。

談改革破題 重慶實踐提供了成功范本

重慶商報：“十二五”規劃建議已經比較清晰地勾勒了我國未來五年的改革思路，你認為重慶在哪些方面能率先破題？

崔之元：“十二五”規劃建議第一要點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中談到制定規劃的指導思想，就是必須“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事實上，以民生改善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今年6月重慶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以來，已經成為重慶正在進行的科學發展之路，“十大民生工程”的實施，就是最生動的體現，特別是各個部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在制度創新和力度方面在全國絕無僅有。

我認為，重慶的發展更加注重全面提升國民的幸福感。如打黑除惡、城鄉統籌、戶籍改革、“兩翼”農民萬元增收等，無不與民生息息相關。

另外，對“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要“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重慶探索的“一頭在外，一頭在內”的新加工貿易模式，提供了一個新的思維。

重慶商報：說到民生，老百姓會關心自己的腰包鼓不鼓，“十二五”規劃的一條主線也是“國強民富”，你認為重慶的何種做法是值得推廣的？

崔之元：確實，“十二五”規劃建議也重點關注了收入分配關系的調整。我認為，重慶在給民眾進行國有資產“社會分紅”方面，目前不僅在全國是做得最好的，而且具有開創性的理念。

比如重慶的企業所得稅非常低，只有15%，是全國最優惠的，這對民營企業的發展很有利；又如，政府還準備在未來5年內，每年拿出1億元的國資收益，對微型企業發展的資本金進行補充；再如政府投資進行大規模的公租房建設，保障30%左右人群的住房問題。這些都是政府給民眾進行“間接社會分紅”的有效形式，在全國其他城市都是沒有的。其重大意義在于，落實了國有企業收益是全體市民資產的本質。

我注意到，“十二五”規劃建議中專門提到，要“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配制度”。國企多年來廣受詬病，就是因為沒有讓社會分到應有的收益。如何“藏富于民”，掌握大量資源的國企所起作用將十分重要，我認為，在未來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重慶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本。

人物介紹

崔之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歷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高級訪問研究員、柏林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兼任西南政法大學世界與中國議程研究院聯席院長。

談改革動力 戶籍制度改革提供新動力源

重慶商報：“十二五”規劃期內，如何尋找下一輪改革發展的新動力源，是從中央到地方都面臨的一大難題，你對此有何看法？

崔之元：促進未來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動力，一樣少不了投資和出口，但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通過城市化激活和拉動內需才是最大動力，也才是經濟發展方式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

我想，機遇和挑戰是并存的。一方面，經過“十一五”，經濟發展和國力都走上了更高水平，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為培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空間。但是，要破解的難題不少，如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就不是一盤好下的棋，這是改革的一個“深水區”。

重慶商報：如何才能做到？

崔之元：戶籍制度的改革是突破口，要是把農民變成市民，他的消費能力可能一下就提高四五倍。別看只是簡單的身份證，它跟每一個人的消費能力有很大的關系。你有一個城市戶口就可能有了醫療保險、住房、教育、就業福利、養老基金等。戶口解決不了，即使在城市安身多年的農民工也不敢放手消費。

所以我認為重慶目前進行的戶籍制度改革，是中國目前最大的改革項目，意義深遠。很多人認為這是簡單的土地換戶籍，是一種極大的誤解。政府不是為了獲得農民土地，目前明確宣布三年后轉戶農民也不必退出土地，目的就是改善民生、擴大內需。

重慶商報：為什么說這盤棋不好下，是改革的“深水區”？

崔之元：因為在城市化進程中，往往是近郊農村才能更多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而偏遠農村的農民，則難以享受到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土地增值。一旦戶籍改不了，工業化城市化用地緊張局面就無法解決，農村則有大量住房空置，大量土地撂荒。

在重慶有了地票交易，就使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城市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能夠遠距離、大范圍的轉換，大幅度提升偏遠地區的農村土地價值，這個價值也就能激勵農民自愿有償退出農村資源。

我注意到，重慶市人大正在立法，明確已轉為城鎮戶籍仍享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居民，仍然可以農民身份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這可以說是歷史性的突破，將為我國下一輪的改革提供新的模式。

談改革趨勢 兩江新區應進“十二五”規劃

重慶商報：區域發展目標是每一個五年規劃的重心之一，相關區域規劃也會成為未來資源項目集聚的風向標，你從“十二五”規劃建議中看出了何種趨勢？

崔之元：建議中明確提出，要把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優先位置，給予特殊政策支持，這是西部發展的機遇，也在情理之中。

但對于重點開發開放區域，建議只提及經濟特區、浦東新區、濱海新區，而沒有兩江新區。我認為這是建議稿中的一個缺失，應該補上，這既是對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補充，也是未來我國區域開發中增長極帶動發展的重要實踐。

本組稿件由記者　胡順濤　采寫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