凜然：中國全體勞動人民大眾必要發出時代的吼聲：還我河山！

凜然：中國全體勞動人民大眾必要發出時代的吼聲：還我河山！　　

經過28年的流血犧牲和艱苦奮戰，毛澤東和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終于取得了奪取國家政權的勝利，——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接著是1953-1956年，毛澤東和中共又領導了國家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任務完成之后，我國經濟基礎公有制的共產主義基本制度從此建立。　　

   本來， 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政治集團的國家政權革命，一開始都是提出為民的口號，而一旦政權勝利奪取之后，革命勝利的果實就往往都落在主要領導人及其少數人的政治集團手里。但是，從毛澤東和中共開始，中國政治的那個歷史傳統已經顛覆。——國家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國家經濟基礎公有制的共產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已經是事實的在證明了毛澤東和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完全的、徹底的、真正的在為人民大眾打江山的實質。毛澤東和中共也是因為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的做到了這一點，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革命事業才算達到了一個功德圓滿的境界；中國共產黨也因此真正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而從基層勞動人民大眾切身利益的立場角度觀察，也可以真真切切的看到，其實中國勞動人民大眾也只有走到這一步，——國家生產資料公有的制經濟基礎建立的這一步，使得全體新社會成員以后都能夠在自己所有的經濟基礎上從事日常的生產生活活動，那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翻身得解放，和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從此站立起來。什么叫做普世價值？這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人人利益和機會均等的生產資料經濟基礎公有制。除此之外，都是忽悠，即使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所以，1953-1956年的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和我們國家生產資料經濟基礎公有制的共產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這個中國社會曾經發生的翻天覆地般的經濟革命事件，對我國全體勞動人民大眾來說，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性變革，其意義遠遠不亞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全部歸于人民！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全部歸于人民,這本來也是天經地義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宮殿，就是建立在幾千萬革命烈士的白骨、鮮血和生命犧牲的基礎上。所以，這一點毛澤東不敢忘記，建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了人民英雄紀念碑；胡錦濤沒有忘記，在中國今天風雨交加的政治關口，今年國慶節帶著中央政治局常委們集體拜竭了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全部歸于人民,這本來也已經成為歷史的定格，尊嚴的國家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再清楚不過的雕刻著這么幾個歷史永遠不可磨滅的大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最重要的就是國家生產資料經濟基礎公有制的建立。——這個生產資料經濟基礎公有制，政治上標志著共產黨消滅私有制的政治宣言已經成為事實，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的理想目標已經達到，或者說中國古代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最高理想目標——大同社會，也已經夢想成真。而經濟上，這個經濟基礎公有制，標志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基礎屬于人民大眾自己的，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國家性質從此名至實歸，新中國從此正在實現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政治經濟地位的最大平等，中國全體勞動人民大眾從此也真正的成為了中國萬里河山的主人了！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全部歸于人民，特別是建立國家生產資料經濟基礎公有制，毛澤東這樣的主張領導，本來與中國共產黨的出發點和最高理想目標是一脈相承的完全一致，從而是一個天經地義的共產主義正道事業。中國全體人民的千秋萬代的雄基偉業，因此也就這樣的從此歷史的奠定。但是，一樣的共產黨人不一樣的思想道德，對毛澤東這個一心為公的國家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的社會主義革命領導，黨內有些人就是一直耿耿于懷的口服心不服。這些人既不甘心于天下打了以后，以后還要跟著毛澤東去為人民服務的繼續革命；更想不到是革命竟然革到自己頭上來。所以，在建國之后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上，他們就積極主張維護新民主主義秩序。而所謂維護新民主主義秩序，說白了，就是維護舊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國家經濟基礎，最后就是維護少數人利益的富貴天堂。——黨內有些人的政治私心，開始在政治主張上起作用。　　

而又由于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共產主義國家事業建設，畢竟是史無前例的新生事物，毛澤東和中共在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探索道路上，難免會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新問題，犯過這樣或者那樣的領導錯誤，所以，這就給黨內一些政見不同的人提供了一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指責機會。這些人因此更加堅定了自己政治主張正確性的自信心，乃至黨內一種有政治私心的政治力量，從此風生水起并且逐漸形成氣候。　　

但是，“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當時毛澤東的天威之下，任何人、任何敵對勢力都無可奈何于他領導的公有制經濟基礎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加上毛澤東晚年那個奮不顧身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致命一擊，幾乎把人類千秋萬代滔滔不絕的私有觀念的祖墳給挖了。從此，黨內離心離德的政治力量，再也一蹶不振、潰不成軍了。　　

不過，歷史老人是公平的。比如，不管怎樣，有政治私心的黨內政治力量既然現實存在，就總得給人家一個表現的機會。何況，公有制經濟基礎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如果走一條歷史發展的直線，這并不符合唯物主義歷史辯證法。我國公有制經濟基礎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其實也一定要有個實踐上的反面教員作用，才可能最終的更加基礎牢固或者更加完美完善。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那種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主義體制，的確還存在著許多不夠十分完善的地方，也根本不適應于沒有毛澤東的后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國家事業建設。因此，毛澤東逝世以后，歷史掀開了改革開放的新的一頁，使得黨內一些有政治私心和信仰私有制的人，終于獲得了一個自己政治才華及其政治路線表現的機會。　　

這些人也緊緊抓住了毛澤東逝世后的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會。首先，這些人走一條以經濟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道路，這是他們政治上右傾的開始。而這個右傾，后來的實踐證明，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健在的時候還好，一旦不在，就被后來的中國政治精英們演繹成為資本主義方向了。　　

后來的中國政治精英走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都是在解放思想的口號下干的。而那個所謂的解放思想，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解放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思想，解放剝削有理、賣國無罪的思想，然后讓中國人民大眾去接受，以保證他們的改革在政治上的合理合法性質；而對于人民民主、公有制、社會主義之類的本色政治思想，他們卻在實行著一個當代中國最黑暗的意識形態專制——取消憲法“四大自由”和不討論！　　

除此之外，他們的權力在國家政治思想領域還是這樣使用的：或把中國廣大人民大眾當做只要吃飯不要思想的經濟動物，因此國家政治上就是不讓大家說話；或引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機制，讓叢林法則在起我國人們社會的現實中起到游戲規則基礎規范的普遍性作用；或編造私有制神話，確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政治信條，從而教人以私，誘人向惡，千方百計的腐蝕著人的心靈，而不顧對國民精神道德基礎的嚴重破壞。　　

這樣，由于改革是在以否認中國人民大眾的國家主人政治地位和思想自由為前提，所以，那些指責毛澤東專制的人們，使用的“不討論”和取消憲法“四大自由”的政治手段，其實比毛澤東更加專制一千倍，一萬倍。不過，歷史沒有忘記，同樣是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毛澤東的專制只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民主專制，因此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基層人民大眾在國家政治方面享受有國內外舉世無雙的思想自由，——以憲法的“四大自由”規定為標志的人民大眾的政治思想自由。　　

而由于有了毛澤東時代這樣的人民大眾的政治思想自由，就沒有了掌握國家機器權力的官僚主義者和政治陰謀家們的政治思想自由，因此，改革一開始，政治精英就刪除了憲法的“四大自由”規定，從而剝奪了中國人民大眾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基本權利，和否定了人民大眾對政府權力監督的國家政治基本權利。　　

就這樣，人民大眾的國家政治民主權利被這個政治精英剝奪之后，國家廟堂上的權力野馬脫韁了，一個未末倒置的改革時代從此開始了，一個倒行逆施的改革序幕也從此拉開了——　　

首先，樹立人們自私自利品德的小崗村典型作為改革政治實踐上的立足點，進而在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借口下，一夜之間把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上集體主義特征的農村上層建筑或者生產關系——人民公社，強制性的廢了，取而代之的是鄉鎮政府的純粹的國家權力機關；　　

其次，在黨政分離和廠長責任制的借口下，把城鄉黨的經濟領導權給剝奪了，取而代之的黨國“一把手”官僚主義體制。從此，國家廟堂上以私心為主軸的政治派別力量，逐漸的全面掌控了國家經濟領域的領導權。　　

其三，設立深圳特區作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試點，從而在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大廈的整體建筑上，強行的打開了第一個缺口，直至后來特區的資本主義特點逐漸的成為全國普遍性事實的一般。　　

……　　

而且，他們這樣搞資本主義經濟的改革，為了在政治上說得過去，還來個名為與時俱進、實為離經叛道的政治思想理論創造：本來，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鐮刀錘子標志的紅色黨旗，有共產主義事業的目標方向，可是，這些人卻去舉黑白不分五味雜陳的雜色旗，以標桿他們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分庭抗禮的、在黨內搞政治分裂的政治方向；本來，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就是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初級階段，可是，這些人卻活生生的給杜撰了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初級階段，然后還說我國以后還要相當長的處在這個初級階段的初級階段；本來，改革應該是改革原來社會主義體制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缺點，總體上應該是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可是這些人卻矯枉過正的把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優點——公有制經濟基礎及其計劃經濟作為改革的對象，使得本來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后來變成為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全盤否定的、經濟基礎私有制復辟的改革；本來，國門開放之后，我們國家的確可以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領導下的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具有不可估量的無限生命力，可是，這些人卻是去在搞私有制資本原始積累的、一種比今天西歐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更濫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然后自作聰明的貼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標簽后就折騰開了。　　

特別是，這些人還創造了“冰棍”、“靚女先嫁”、“保姆上床”等荒唐透頂的所謂理論，和通過抓大放小、一股了之的政治權力操作，把許多地方的國有、集體資產化公為私的賣光、偷光、搶光了。以及這些人發展的明明是私有制經濟，他們卻在掩耳盜鈴的給貼上民營經濟的標簽，然后違反憲法的讓私有制經濟在今天中國鳩占鵲巢的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力量。更甚者，為了給資本家們的剝削所得在政治上有個合理的解釋，這些人還修改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創造了同時按照生產要素分配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理論……。真的是，人有萬物之靈！為了私有制經濟基礎在中國的的資本主義復辟事業，我國這些政治精英玩的一個個權術，竟然達到無所不用其極的瘋狂程度！　　

那么結果又如何呢？改革，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至今32年了。新中國后的毛澤東時代所用的時間是28年，因此改革前后所用時間差不多對等。就簡單的分為前后30年吧。一句話，歷史，已經給了黨內群眾路線和精英路線的兩種政治傾向力量在國家政治實踐上的平等機會。那么，改革，究竟取得了什么歷史的成就？改革前后的雙方交給中國人民的成績單到底是什么？　　

——不是實踐檢驗真理嗎？那么就讓實踐來檢驗吧！無論如何，畢竟60年時間過去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應該到了歷史經驗總結的時候了。而且一個歷史的實踐檢驗，也已經由不得人們自己愿意不愿意了。　　

為了節省筆墨，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成就，無需我贅述，請大家參見網友胡潘根文章：“毛澤東時代的起點和毛澤東時代的建設成就”，http://tieba.baidu.com/f?kz=743610764，客觀與否，事實自在。我這里只用1979年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中的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的評論作為總結：“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　　

而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濟發展成就呢？不好意思，連這些人自己都不敢去看。籠統、大概的表面文章可以做得一大堆，而具體、客觀的建設成就，至今也沒有什么可以拿得到臺面上來表揚、肯定的東西。　　

是的，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成又是巨大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記，這個唯一的經濟成就，卻是在以整個中國大地的環境污染、資源掠奪、生態破壞的巨大犧牲為代價，是寅吃卯糧的子孫飯嚴重透支，是農民工血淚和生命價值的最殘酷榨取，以及是毛澤東時代經濟基礎力量的財富轉移表現。至于那剩下的2萬億美元的外匯積累，在美國人的折騰下，又可能要成為一堆廢紙了，朝不保夕著。甚至那個本來足夠引人高傲的改革成果標志之一——城市建筑，也已經陷于中國式困局：只有30年的短命建筑！http://www.baotime.com/news/a/20101109/2637.html，真的太可憐了。　　

然后呢，就是那些虛榮現象的經濟成就，卻已經給中國人民整體利益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四個方面的致命硬傷：地方公有制經濟基礎破壞殆盡、社會經濟結構嚴重兩極分化、上上下下干部隊伍大面積腐敗、漢奸賣國賊勢力流行泛濫。至于整個中國社會層面，更是黃、賭、毒、黑、貪、瀆、賄、奸、淫、腐、亂、搶、坑、蒙、拐、騙等罪惡充斥的亂象叢生，就更不用說了。真的有道是：“妖為鬼蜮必成災”！私有制作為萬惡之源的負面，被這個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中國人民面前演繹得淋漓盡致！　　

   而最大煞改革開放政治風景的，是那些痛恨毛澤東搞階級斗爭的政治精英，卻在把我們國家搞成了今天兩極分化的新的社會階級結構：一極是占人口最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等勞動階級群體，另一極是少數人的依靠權力資本非法起家的剝削階級群體。我國基尼系數也已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而且近兩年還在不斷上升。于是，本來已經被毛澤東消滅的社會階級結構，竟然死灰復燃的回到中國人間。——中國社會也就這樣的終于補上了資本主義的一課。　　

   因此，對政治精英搞的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濟發展成就，我現在同樣參照鄧小平的話作為總結：“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因此，綜上所述，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前后30年的實踐檢驗，檢驗結果已經出來，事實也已經非常清楚：毛澤東時代公有制基礎的社會主義，走的是正道，總體上是成功的；改革開放時代私有制方向的所謂的社會主義，走的是邪路，總體上是失敗的。只是，中國的共產主義建設事業，因此獲得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歷史的反面教員作用。　　

再之，目前我國勞資矛盾、官民矛盾空前尖銳，社會結構目前處在階級矛盾即將總爆發的臨界點。“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所以，對那些摸著石頭過河的人來說，由于已經摸錯了路，如今身陷私有制深潭，水差不多已經淹到頭頂，再不回頭，就是必死無疑的前景了！　　

因此，就在我們國家政治形勢目前絕對不容樂觀、甚至處在亡黨亡國危險的關鍵時刻，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做出了一個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生死的國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決定。這個決定，最重要的是提出我們國家國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歷史上，紅軍在湘江之戰遭受慘重失敗之后，黨中央政治局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會議，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從而成為以遵義會議為偉大標志的系列會議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具體是：否定了原來的錯誤軍事路線，確立了當時紅軍長征戰略轉折的大政方針，從而決定了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以及堅定了信心。這次會議還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重大問題的嘗試，開創了我黨歷史上否定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國革命錯誤指導的先例，是我黨對共產國際從盲從到獨立思考，從逆來順受到自作主張的轉折點。　　

然而，我們現在也差不多在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身上看到當年黎平會議的影子：否定了原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錯誤路線，確立了國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大政方針，從而可能在決定了黨和國家的命運和未來，以及堅定了信心。這次會議也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自覺地解決自己政治路線錯誤的重大問題的嘗試，開創了我黨歷史上否定權威人物及其勢力對中國事業錯誤指導的先例，從而是我黨對我國共產主義建設事業從被動到主動，從左右傾向到人間正道的轉折點。　　

但是，如同黎平會議之后的黨和紅軍還要在漫長的中國革命征程上克服千難萬難一樣，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之后，我們的黨和人民還要在漫長的中國建設道路去克服千難萬難。　　

最重要的是克服政治路線上的轉變困難。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右傾政治的長期淫浸之后，現在國家廟堂上大家是權力老鼠愛資本大米，資本大米愛權力老鼠，權力與資本這一對江湖大盜早以勾肩搭背、形影不離和患難與共的綁在一個戰車上，而且它們賴以生存的又必須是私有制經濟基礎。與此同時，在此基礎上派生的今天國家各種政治游戲規則，大家也是早已玩得得心應手的慣性；包括在改革開放以來的那些所謂與時俱進創造的、華麗詞藻堆積的語境中，很多政客早就不知道什么政治上的東西南北方向了。所以，這些人如今可能不但不是“高處不勝寒”，而還是打死也不改變其權力與資本立場、角度的政治慣性，從而仍然高處盡飄然，乃至今后黨要在實踐上否定今天中國右傾政治的破冰之旅，必將舉步維艱。——只有政治上最無知的人，才以為閉上自己的眼睛，現實中的社會矛盾就不存在了；才認為不需要改革的反思和經驗總結，就可以讓改革中的存在問題通過深化改革去解決了；才認為中國政治的正本清源，大家只要在講臺上吹吹美麗的唾沫就可以了。　　

特別是，盡管私有制方向的國民經濟發展方式在中國敗相已露、氣數將盡，但是今天國家廟堂上的那些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作為中國私有制政治上的末代子孫，他們絕對不會自行退出中國政治的歷史舞臺，他們必然還要在中國繼續著私有制方向的國家經濟政策的涂屎，從而涂屎，失敗，再涂屎，再失敗，直至徹底失敗。因為，精英的自私本質，決定了他們以為偷到手的國家權力東西就是他們可以世襲下去的愚蠢世界觀，決定了他們只能在與中國人民大眾的長期斗爭中較量到底，最后才能徹底失敗下場的歷史規律。因此，現在大家就去看看，精英劉鶴們就已經在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身阻擋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巨輪的赤膊上陣了，把國家政治爾待正本清源恢復的最為重要的一條——群眾路線，攻擊為民粹主義道路；同時在改革總體設計已經徹底失敗的大局下，還在叫囂著什么“改革必須有頂層設計”，好像中國政治永遠是他們這些精英的專利，好像中國經濟永遠是他們這些精英可以隨心所欲下去的“和面團”。而實際上呢，這些人的政治本領又已經是一個個江郎才盡或者黔驢技窮了。所以，在中國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具體操縱下，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的未來政治效果如何，目前完全還是個未知數 ！　　

但是，否定了原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錯誤路線，確立了國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大政方針，這無論如何是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的一個正在牽引著今天我們國家政治經濟一切工作的政治精神重點。——中國人民國家的時代經濟列車，目前還是沿著資本主義方向，運行在改革以來精英們鋪設的私有制方向的基礎軌道上，但是其前方的萬丈深淵又已經依稀可辨的出現，于是，在這個非常時期的關鍵時刻，最重要的是列車運行方向的改變或者列車運行基礎軌道的轉折調整，這樣不但目前可以化險為夷，而且必將獲得又一個大發展的歷史機會。反之，只要大家堅持死不悔改的心態，讓列車運行方向和基礎軌道是繼續下去的不變，那么，歷史的辯證法就將是，不管今天列車上的管理人員再怎么折騰，和即使列車在手的司機們有通天本領，這趟列車的最后結局就是大家一起掉進萬丈深淵、一起車毀人亡的歷史必然！　　

于是，怎么辦呢？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政治精神重點確立之后，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現在幾乎命懸這一線；到底要走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基礎主導的共產主義道路，還是要走生產資料私有制經濟基礎主導的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政治道路的何去何從，差不多相當于回到了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原點。而歷史與現實，正在逼著今天中國政治家們必須再一次作出國家政治道路發展方向的選擇。中國的社會主義不可能永遠只是一個大家掛掛而己的廣告牌。在改革已經失敗的現實面前，和稀泥是沒有用的；在一個個主張私有制的政客都已經成為政治透明人的現實面前，也和稀泥不下去了。除非是不負責任的政治混蛋或者居心叵測的政治陰謀家，才愿意不計后果的不斷和稀泥下去，讓黨和人民國家或在私有制觀念的水煮青蛙中慢慢死去，或在社會階級結構矛盾的突然爆發中萬劫不復。所以，我們的黨和人民下一步究竟要怎么辦才好，這是一個時代必須回答的重大政治問題。　　

其實，解決這個時代政治問題的辦法也已經有了最好的答案。——“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思想正道昭然。而只要我們的黨政治上真正能夠按照胡錦濤說的，“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永遠和人民在一起”，我們中國政治很快走上共產主義人間正道就是肯定的；只要黨中央能夠堅持住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真心實意的走一條始終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誠心誠意為人民大眾謀利益，不斷的從人民群眾中汲取前進的不竭力量的政治根本路線——群眾路線，中國的事情就沒有什么解決不了的困難，我們中國人在當今世界上就沒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當然，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中國共產主義事業建設的勝利，需要全體中國人民大眾政治力量的興起與參與；中國今天政治正本清源的成功，需要全體中國人民大眾的政治力量與黨內健康力量的團結與互動。中國全體人民大眾自己也千萬不要忘記，公有制經濟基礎決定了大家整體性和根本性層次的國家政治經濟地位，沒有它就沒有大家共同利益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與此同時，大家又只有首先解決失竊的人民大眾國家主人的政治權利問題，才有可能最終去解決我們國家的一切經濟問題。所以，與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政治精神互動，今天中國全體勞動人民大眾的國家政治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必要對著劉鶴們及其所有的中國精英發出時代的吼聲：　　

還我河山！　　

2010.11.15.　　

思考題：　　

1、這篇文章在說了些什么？　　

2、這篇文章作者的立場是什么？　　

3、這篇文章哪些地方你認為寫得好？　　

4、這篇文章哪些地方你認為可以寫得更好？　　

5、這篇文章究竟是寫給誰看的？　　

6、這篇文章百讀之后可以治某些人的政治脊椎病，可能嗎？　　

7、為什么說中國政治目前差不多相當于回到建國初期的原點？　　

8、毛澤東一生中究竟做了幾件事？是他自己說的兩件嗎？　　

9、改革失敗的政治思想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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