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趙東民案判決中的三大硬傷
10月17日 ，趙東明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西安市新城區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細覽判決書，發現有如下三點硬傷：
一、 無視案由確系省總工會的不作為引起：
該判決書稱：“上述事實,有檢察機關提交并經庭審質證,認證的下列證據予以證實：
“1、陜西省總工會的報案材料及情況說明證明,2009年6月15日上午9時許,西安市原新華橡膠總廠、陜西省原第三印染廠、省建五公司等10多個單位的退休人員近150人,在劉高智、張興財的帶領下到省總工會集體上訪,遞交了他們所謂的《陜西離退休工人致陜西省總工會的公開信》,反映企業退休人員與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收入差距問題,要求省總工會簽字蓋章限期答復。”
誰都知道，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待遇差距是客觀存在的，這是極不合理的。至今也沒有哪個部門哪個領導敢認定合理。《公開信》把工人們受到的這種不合理待遇向總工會反映，不是強行要求總工會消除這種差距（總工會無此權力），只不過要求總工會站在工人利益立場向國家向政府為工人說一句話！
如果總工會認為這種差距合理，認為工人的要求是無理。那好，你們作為代表工人的社會組織，也按工人的退休待遇拿養老金好了。估計真要這樣，你們一定會比工人“鬧”得更厲害。
如果總工會認為這種差距不合理，你就有責任有義務為工人說句話，肯定這種差距的不合理！如今，你們拿著機關企事業單位的薪資卻把工人利益丟到了腦后。不是不作為又是什么呢？你們的不作為就是造成工人群訪的根本原因。
法院在審理此案中，完全回避了引發此案的案由。這是硬傷之一。
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卻沒有及時向派出所報案
公安派出所的職責就是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為省總工會的機關干部們，不會不知道這一點連小百姓都知道的普通常識吧：凡是發生了擾亂社會秩序的現象，就要及時向派出所報案，請派出所出面維持秩序。讓派出所來了解掌握現場。在機關先后兩天“社會秩序遭到嚴重擾亂”的情況下，總工會幾十個干部怎么就沒有一個想到報案呢！
唯一的理由是“擾亂社會秩序”不存在！
這個“不存在”，我們也可以從兩次上訪持續的時間得到證明。在這兩次上訪中，工人的要求并沒有得到具體答復，可是，在沒有派出所到場施壓的情況下，他們都在總工會下班以前自動退出了。真要來“擾亂”，有可能如此輕易“撤兵”嗎！
沒有派出所的現場勘察記錄為證，這是第二個硬傷。
三、有不具法律效用的“人證”而沒有物證
本案的關鍵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是，則構成犯罪，不是，則不構成犯罪。無論行為人是個人還是群體，無論行為是無組織的還是有組織的，只要沒有“嚴重擾亂社會秩序”，都不構成犯罪！
是否“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必須由證據說話！證據有“人證”和“物證”。一般說來，物證的價值更重于人證。因為，“人證”都有可能受到人的主觀因素影響。特別是利益關系人提供的“人證”，受主觀影響更大，所以，一般都不能當作有效證據。
此案判決書中羅列的16份證人證言，前六位是退休工人，都是說的自己參加上訪的過程，沒有提出任何“擾亂社會秩序”的證據，倒是提供了“趙東民和張興財給我們講上訪的注意事項，讓我們不要亂喊、亂跑、亂說”的證據。連亂喊亂說亂跑都不行，可見趙東明根本就沒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故意。分析起來，既然是趙東民為首，大家都聽他的。亂喊亂說亂跑的現象也就不可能出現。即有，也只能是個別的。
第七個證人是王豐闐（系小燕子藝術培訓學校值班員），他只證明了趙東明在這里租了兩次教室開會。會議并非密謀策劃暴亂或是打砸搶，肯定不是違法犯罪行為。所以，也與“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無關。
我們再來看看，證明趙東明“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接下來的7人分別是
1、王安朝（系陜西省總工會民主管理部部長）
2、張仲茜（系陜西省總工會副主席）
3、陳軍（陜西省總工會后勤部部長）
4、馮勇（陜西省總工會援助中心副主任）
5、王俊明（陜西省總工會組織部部長）
5、王春雷（陜西省總工會援助中心主任）
7、梁小民（陜西省總工會辦公室主任）
大家都看清楚了吧。七個人都是清一色的“長”字輩，連一個普通工作人員都沒有站出來作證！
還有兩個炊事員的證言是“大會議室開水供不上，（領導）要求我們停止做飯，用大鍋燒水，給會議室供開水”。停止做飯的原因是“要用大鍋燒開水”，而不是因為上訪工人的“擾亂”以至做不成飯。
最后兩個門衛的證言是“他們要找工會領導，我們也攔不住，就允許他們一大群人進了辦公大樓，兩次都有上百人。幾次大規模上訪時，機關都很亂，我們也管不下”。
他們證實了工人們不是砸門闖卡而是經過“允許”進入總工會的。至于機關里面具體的“很亂”，他們應該無權證明，因為他們履行職責之處僅限于大門口。
現在我們完全弄清楚了，趙東明在省總工會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罪”就是由總工會七個領導干部的“組合拳”證“實”的。這7個與總工會利益緊密相關的“長”，出于維護其所謂“正常秩序”的目的所作出證言，應該說，依法不具有任何法律效用。誰能擔保其間沒帶有個人的主觀傾向！誰又能擔保他們沒有串通作“組合證”！因為這些證據都不是由公安部門及時在現場隔開證人單獨取得的。
所以，本人建議趙東明的上訴律師在上訴辯護中干脆就以這7個人的證言是否具有法律效用為突破口！
究竟誰能證明趙東明嚴重擾亂了總工會的“社會秩序”？只能是現場提取的物證了。如今的普通手機都可以錄音錄象，60來人的總工會，為什么就沒有一個人拍錄出半點“擾亂”的現場呢？
退一萬步講，從6月15到25，其間有整整十天時間，既要告趙東民“擾亂社會秩序”，為什么不安裝錄相抓現場呢？
還有，前面已經說過，為什么不及時報案，讓派出所來抓現場？
拿不出“現場”，這是第三道硬傷，最大的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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