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重慶“十大民生工程”的政治經濟學

重慶“十大民生工程”的政治經濟學

崔之元

（ 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北京  海淀  100084 ）

[摘要]  最近，重慶市實施的“十大民生工程”吸引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議。特別是，重慶市啟動了目前全國最大規模的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設。重慶“十大民生工程”中的各個部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重慶實施“十大民生工程”的制度基礎是我所謂“重慶經驗進行時”——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地票交易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其政治保障是干部“三進三同”，“三項制度”。

[關鍵詞] 重慶；“十大民生工程”；國資增值；地票交易

[收稿日期]　2010-09-16

[作者簡介]  崔之元（1963-），男，北京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現任重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助理（掛職）。

    2010年6月，重慶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審議通過了“中共重慶市委關于做好當前民生工作的決定”，涉及3 000萬平米公租房、1 000萬農民工轉戶、6萬微型企業等“十大民生工程”，涉及金額數千億元。特別是，重慶市啟動了目前全國最大規模的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設，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和熱議。

重慶自1997年起中央直轄。重慶人口3 300多萬，且70%—80%為農村人口，基本上可以視為中國的一個縮影，重慶經驗可以作為全國發展的一面鏡子。“正在進行中的重慶經驗”可以初步概括為兩個方面。重慶經驗的第一個方面是“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重慶經驗的第二個方面是“地票交易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一、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

    重慶的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具體是如何體現的呢？從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慶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從1 700億增長到7 000億，增加了4倍，實際上到2009年，已經突破了9 000億元，今年超過萬億元。2002年至2008年間，全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工業產值增長率是3.7%，而重慶的增長率是19%。然而，重慶的國資增長并沒有像人們所擔心的那樣與民爭利，或者擠出民間投資，恰恰相反，重慶的民營企業實際上以比國有企業更快的速度增長。

重慶經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豐富內涵。2000年時，中央對西部大開發有一條優惠政策，允許西部12省市對所有工業企業，凡是符合西部大開發產業條例的，只征15%的所得稅。在2008年1月1日以前，工業企業的所得稅率全國統一是33%，之后降低為25%。西部其他省份也執行了15%的優惠稅率，但不少省兩三年后發現，由于稅率太低，稅收收入大幅減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會職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動放棄了優惠政策，繼續執行33%的企業所得稅率。而只有重慶將此優惠政策堅持至今，一直使用15%的稅率。

    那么以15%作為工業企業普適所得稅率的意義何在呢？大家知道，工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率是10%，如果所得稅率是33%，那么企業最終所得只是6.7%，銀行存款利率可達5%左右，所以搞工業企業實際上比銀行存款稍微好一點，但需要承擔風險。重慶將所得稅率降為15%，使得工業企業有了相對較大的盈利空間，使收益大大超過銀行存款，從而重慶的投資吸引力增大。

這里引出一個核心的問題是，為什么重慶敢于長期堅持15%工業企業所得稅率，而其他省份不能長期堅持使用這種優惠政策呢？原因就是上文提到的，重慶政府的國有資產增值了4倍，使得政府的財政能力底氣很足，不依賴于對企業（主要指民營企業）的高稅收。對此，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提出了一個概念，他認為重慶由于國資增值，形成了第三財政收入。按照通俗的叫法，第一財政收入是一般性的稅收，我國最主要的稅種是17%的增值稅，當然也包括所得稅等。第二財政指的是基金收入，比如能源建設基金。第三財政收入指的是國資在市場競爭中的增值。國資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稅率，民營企業和老百姓可以繳納較少的所得稅，投資有利可圖，這是“藏富于民”的主要機制。“藏富于民”的另一個表現是重慶市居民第一次買房時，貸款可以抵扣地方所得稅。

    有人擔心這是不是幫助富人的一個政策。但從統計數據來看，并不是幫助富人，而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2009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重慶主城區買房的人當中，42.5%購房者來自重慶四十郊區縣，即農村地區。富人買房一般不需要貸款，因此總體效果還是藏富于平民的。更重要的一點，按中央對教育事業的總體規劃，經過“十一五”和“十二五”后，教育投資要占到GDP的4%，重慶市的教育投資已經達到這個比例。

    還有一種形式，我稱之為間接藏富于民的形式。重慶市很多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投入，都是來自重慶八大國投國資經營所產生的利潤，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財政收入。試想，如果用一般財政收入修建重慶大劇院，還是要從企業和個人中征收，而用國資增值來支持的話，實際上就等于減輕了老百姓和企業的稅收負擔。其他包括重慶大學城的建設，主要投資也來自于重慶八大國有投資集團，特別是重慶地產集團，占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一般財政撥款的比例較小，僅占不到5%。更說明問題的是，重慶藏富于民的重要措施是突破短期“土地財政”。現在房價太高，其中一個批評是認為地方政府搞土地財政，搞天價地王，使地價高得不可思議。重慶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財政，這是藏富于民的關鍵。

重慶市國有資本在市場競爭中的全面增值，與土地規劃、土地儲備有機結合起來，使得重慶市政府并不依賴于短期的土地財政，并不依賴于在某個項目中一定要產生地王。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說，必須嚴格控制國有土地出讓價格，降低商品房成本，藏富于民。具體做法是，經濟適用房土地出讓價不超過房價的1/6，中低檔商品房地價不超過房價的1/5，高級商品房地價不得高于房價的1/3，即嚴格限制地價不能超過房價的1/3。因此目前，重慶的房價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城市。降低商品房房價，不搞短期土地財政，是通過國資增值，使得重慶市政府有底氣、有能力實現藏富于民的重要方面。

二、地票交易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2008年12月，重慶市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土地交易所。理解重慶土地交易所的重要意義，要從我國兩個基本國策開始。一是我國要加快城鄉統籌，特別是加快中國城市化建設的進程。二是從國際戰略和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必須保證有18億畝耕地紅線不能突破。就是說，我國的糧食不能主要依賴于進口，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所以要保證耕地不少于18億畝。顯然，這兩個基本國策之間存在沖突和緊張的關系，要加快城市化進程，不占用耕地如何可能呢？

    2005年10月，國土資源部發布了“關于規范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減少相掛鉤試點工作的意見”，這是近年來我國解決加快城市化和保護耕地之間矛盾最重要的政策。

    增減掛鉤的核心在于，在增加城市建設用地的同時，要把農村建設用地數量減下來。農村建設用地減下來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農民的宅基地，二是鄉鎮企業等廢棄的廠房，將這些農村建設用地復耕為耕地，就可以減少建設用地數量，增加耕地數量。在這個基本的政策目標約束下，中央允許地方進行自主的政策改革試驗。實現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是保障國家18億畝耕地不減少的戰略性措施。但具體如何實現掛鉤，各地政策很不一樣。和全國其他一些地區相比，重慶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試驗比較有特色。

    汶川地震后，通過“請農民上樓”，都江堰就在重建工作中開展抗震救災與土地增減掛鉤試點工作相結合的試點。這是賑災救濟與增加掛鉤相結合的一種模式。農村房屋已經在地震中全部毀壞，政府就說服村委會和農民，災后重建直接新建樓房，讓農民免費居住，因此不動用任何救災款。但這并不是政府提供的福利，農民“上樓”后，就節約了農村建設用地指標，增加了城市建設用地指標，這種指標貢獻是免費獲得住房的基礎。天津是國土資源部增減掛鉤第一批試點地區之一，天津的主要做法是“宅基地換房示范小城鎮”。宅基地換房示范小城鎮項目開工后，實際上先用了城市建設用地指標。

    重慶的做法與天津有以下兩點不同。第一，重慶模式是“先補后占”，因此無需使用周轉指標。“先占后補”容易出現不補，或者補的耕地質量很差等問題。重慶以“先補后占”替代其他地方“先占后補”的用地模式，“先造地后用地”，先把農村建設用地轉化成耕地之后，并通過驗收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設用地，這樣對耕地的保護力度更大、保護效果更好。第二，重慶土地交易所的地票交易，有利于城市反哺農村。天津的宅基地換房示范小城鎮，是在天津的郊區，離城郊很遠的地方不能進入項目區。而重慶的土地復耕，需要經過2/3的村民同意，復耕之后釋放的指標屬于村集體和村民，他們把該指標拿到重慶土地交易所進行交易。因此，嚴格說來，土地交易所并不是進行的并不是土地交易，而是地票交易，是土地利用指標的交易。從2008年12月5日，已經進行了5次拍賣，地票交易價格每畝在10萬左右，遠遠高于一般的征地補償。如果重慶一年有1萬畝農村閑置建設用地復墾后取得地票進行交易，以目前每畝交易價格10萬元左右計，每年將有10億元從城市流向農村。

在城市化進程中，往往是近郊農村才能更多的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而偏遠農村的農民則難以享受到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土地增值。地票交易使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城市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能夠遠距離、大范圍的轉換，大幅度提升偏遠地區的農村土地價值，實現了城市反哺農村、發達地區支持落后地區發展。

三、重慶國資為什么能增值？

    一般認為，國有企業代理問題嚴重，難以搞好，國資如何能實現增值呢？我初步總結重慶的國資增值得益于以下三個基本機制：

    第一個機制，重慶市成立的市級國有企業渝富公司，是重慶市國資經營和重組的“啜木鳥”。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在20世紀90年代末，重慶國有企業同樣虧損嚴重，但渝富公司進行的重組和改造非常成功，實現了重組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增值。金融危機后，美國的國有化規模非常大。為什么國有化成為美國救市的主要措施？擔任18年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的解釋最有意思。美國很多銀行的有毒資產不能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不能剝離的原因在于，私人股東認為“有毒資產”的目前市場價格太低，不愿賣出，要求政府以模型價格購買，而政府認為正是由于模型價格出了問題才導致金融危機，所以不愿意用太高于市場價格來購買銀行壞賬。格林斯潘說，如果銀行本身國有化或部分國有化了，“有毒資產”定價難題就可以被繞開了：這就像錢從一個人的左口袋轉到右口袋，初始定價并不像私有那么重要。通過格林斯潘對有毒資產（可以簡單理解為壞賬）定價問題的解釋，可以理解渝富公司接手壞賬，并成功重組與改造國有企業的原因。

    2002年底重慶有1 000多家國有企業，欠工商銀行157億貸款。2004年，黃奇帆牽頭組織渝富公司與工商銀行協商，重慶市屬國有企業渝富公司以賬面價值的20%一次性買下壞賬，渝富公司接手重慶國有企業的壞賬。經過五六年后，重慶國資增值四倍，工行可能想20%或許有點低，當時若要40%的賬面價格更好。但不論工行還是重慶渝富公司，都是中央或地方的國有企業，因此初始定價問題的敏感度沒有那么強烈，當年的談判并沒有那么困難。因此，重慶市國有企業能夠迅速剝離壞賬，能夠重振旗鼓，實現市場競爭中的增值。 

    第二個機制是重慶市八大國投（“八朵金花”）在市場經濟中的成功運作。重慶市不搞土地財政，不搞地王，比較成功地把土地規劃和土地儲備有機結合起來，把BOT（建設、運營、轉讓）變為BT（建設、轉讓）。重慶為什么要做這種轉變呢？重慶是一個橋都，全市有40多座橋。BT模式取消運營階段，政府一兩年內就可以全部買下來，這樣也加速了建設企業的資金流轉，政府也能夠獲得土地增值收益。

    現實中，政府經常拿不到土地增值收益，而被少數開發商拿了大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項目換土地，政府要開發一個項目，請開發商投資，并把土地轉讓開發商，這樣土地增值的收益全部歸了開發商。好一點的是期價方式，政府和開發商達成一個協議，項目建成之后，地價肯定要上升，政府與開發商之間要有一個分成。這比“項目換土地”方式要好，但政府拿到的比例還是少。更好一點的方式用政府的土地儲備抵押貸款來建，這樣政府能夠代表人民更多地獲得土地增值的收益。重慶市政府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基礎設施建好后，周邊土地將升值，政府有可能會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將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的關鍵是要把規劃和土地儲備有機結合起來。這是一門大學問，涉及制度與政策創新的潛在可能性與實現機制。這里涉及一個具體的操作工具是五大注資。五大注資分別是：第一是，國債注入，中央分給重慶的國債不再分給40個區縣；第二規費注入；第三是土地儲備收益權注入；第四是存量資產注入，將過去幾十年形成的上百億元存量資產，比如路橋、隧道、水廠等等，劃撥給各有關投資集團，成為投資集團的固定資產；第五是稅收返還。

    BOT變BT的關鍵是土地儲備收益權注入，主要是注入八大國投中的地產集團。基本思路是土地儲備收益權注入地產集團形成資本金，不靠政府行政命令，不靠政府財政擔保，而是通過政策增加國有企業的資本金，加大它們到金融市場的融資能力，從而形成五大注資帶動社會資本，進行周邊地塊的滾動開發，這是重慶經驗值得其他省市關注的重要方面。

    重慶堅持國資經營與政府行為脫鉤，保證國資經營不靠政府行政命令，不靠政府財政擔保，主要是通過“三個不”和“三平衡”原則，建立了極為嚴格的風險控制體系，形成嚴密的防火墻。“三個不”是指“市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把為八大集團提供擔保放到首位”、“八大投資集團之間不得相互提供擔保”、“八大集團自己的專項資金也不能用于擔保”。“三平衡”是指“長期資產與負債之間的平衡”，即重慶市國資委要求八大投資集團保持約50％的長期資產負債比率；“現金流入與流出之間的平衡”、“投入產出之間的平衡”。

    2009年的刺激計劃中，重慶市把這種思路用于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今年刺激計劃引起輿論對中國信貸激增的擔心，怕政府擔保使得壞賬大增。據江蘇銀監局統計，江蘇大型銀行對各級政府融資平臺發放的貸款中，57.27%靠財政還款，49.13%由地方政府出具財政承諾函。這里重慶經驗又值得關注。重慶從國家2009年1—5月5萬億元新增貸款的“盤子”里拿到了1 500億元。重慶市不用政府財政擔保，而是通過政策增加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資本金，提高它們向銀行的融資能力。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講得很到位，“中小企業資本金不足，是貸款難的要害所在，一般的做法是請政府官員出面要求銀行支持，但這是人治，我們要講法治。還有一個常見的說法是中小企業貸款，不看“三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資產負債表）看“三表”（電表，水表、報關單表）。這都是在某些場合下的說辭，講到底還是要解決中小企業的資本金問題”。

重慶正在準備出臺解決“微型企業”（“大學生”、“殘疾人”和“下崗職工”的創業）的資本金問題的重大政策：如果原始創業者投入的資本金是10萬元，政府就給予10萬元的稅賦補助；如果投入的資本金是100萬元，就給予100萬元的稅賦補助；上限為500萬元。同時，重慶采取措施發展6種非銀行信貸業務，包括擔保公司、小額貸款、私募股權基金（PE）、信托、風險投資和金融租賃。今年1到4月底，重慶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增長了80多億元，在全國增長率是比較高的。即便如此，政府財政與扶持政策仍然是嚴格隔離的。

    第三個機制是接下私營企業“自身掏空”的爛攤子，例如重組“西南證券”。例如，西南證券是西部最大的一家證券公司，原來是一家民營公司，但是它被內部人掏空了。當時西南證券已經被證監會停牌了，重慶市政府認為，重慶市好不容易有一家上市的證券公司，如果退出資本市場，對重慶的長遠發展不利。重慶市政府主動接手西南證券，注資并上市。西南證券上市是2009年上半年最成功的上市事件，通過重慶市國資委注資已經被民營企業老板自己搞垮的企業，并重組上市，參與重組的國資和民營資本都實現了增值。

    這一點很重要，也是很多人討論“國進民退”關系時沒有注意的問題。為什么不容易注意到？主要是大家感到難以理解，國有企業容易搞垮是因為國有企業不是自己的，存在委托代理問題，為什么私有企業的老板在一定條件下也會搞垮自己的企業？

    這里有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2001年與斯蒂格利茨同時獲得諾貝經濟學獎的阿克洛夫，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教授，他與新增長理論的創始人保羅·羅默提出所有者掠奪的一般模型：在一定條件下，所有者也會掠奪本企業的總資產。其實原因很簡單，在企業資產的會計恒等式中，“總資產=所有者權益+負債=凈資產+負債”，因此企業總資產中只有一部分是所有者權益，另一部分是負債，包括貸款、債券等。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定義是有限責任制，投資者以出資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這樣大股東即便占有60%的股份，出現虧損他會承擔60%的損失，但如果他能夠將企業資產轉移到自己另外的公司，只要轉移部分大于他所投入的凈資產部分，那么他就有動機把自己的企業搞垮。這在實際生活中非常普遍。例如2004年的“郎顧之爭”，中國證監會判定，顧雛軍永遠不能進入資本市場。顧雛軍通過收購在廣東的科龍電冰箱，成為大股東，通過制冷劑關聯交易，將科龍的資產轉移到以其父親名義注冊的天津格林格爾工廠，從而將自己是大股東的科龍搞垮，自己損失了60%的股份。但他所轉移的資產仍然大于他損失的部分，因此，他仍有很強的動機去這樣做。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企業老板都這樣做，只是在一定條件下，存在這樣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國資委是被迫接手破產的民營企業。美國的救市，可以說是國家不得不接手被私營企業自己搞垮的爛攤子。

四、如何理解重慶經驗的普遍意義

    很多人強調，重慶經驗有它自身特定的前提條件，其他地區不可能學習。重慶的確有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一些條件。但核心問題是什么是學？如何理解重慶經驗前提條件的意義呢？學不是照搬。

    核心問題在于如何理解重慶經驗的普遍意義，我把它稱之為“制度與政策創新的潛在可能性與實現機制”。社會主義優越性如何具體落實到實踐中去？這不是一句空話，重慶經驗都是在既定制度下形成和發展的。例如，土地公有制并不一定能保證土地增值一定歸公，項目換土地不能做到，期價也不能完全做到，必須做好土地規劃和土地儲備才能做到。但這的確是在土地公有制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的。印度、巴西沒有公有土地，所以印度、巴西不可能想象像中國那樣快速發展。

    孫中山的“漲價歸公理論”是基于土地國有化。孫中山注意到亨利·喬治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土地改革理論的最重要的一個人，我們現在討論的物業稅，在西方稱為財產稅，就是根據亨利·喬治的理論興起的。

    現在的征地過程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對農民的補償是低的，對農民的權利認識也是不足的。中國人民大學周誠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漲價歸公”還是“漲價歸農”？根據“漲價歸公”理論（英國的穆勒與美國的亨利·喬治），英國工黨政府曾經于１９４７年—１９５３年實行土地開發權國有化，即政府通過征收土地開發捐（Development Charge）將土地增值全部收歸國有。但是，此種舉措未能長期堅持，不得不恢復“漲價歸私”制，根本的原因是此種政策造成了地產市場萎縮而不得不放棄。英國經驗表明，極端的“漲價歸公”——完全否定土地所有者的開發權，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從而使其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在實踐中碰壁而歸于失敗。在我國的現實經濟生活中，過去長期對于失地農民實行低補償政策的實踐表明，“漲價歸公”曾經是我國農地征收補償中實際上遵循的不成文的政策原則。實行“漲價歸公”制的出發點為維護公共利益，但實行“漲價歸公”制也具有嚴重的副作用——據估算，大約有近半數的失地農民的生產與生活存在明顯的困難。有鑒于此，部分學者極力呼吁實行“漲價歸農”制。從亨利·喬治定理比較容易理解這個問題。目前，對農民的征地補償標準很低，但經過“招、拍、掛”之后，可能實現了數十倍的土地增值。很多人認為，這是對農民的剝奪，但實際上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不論是根據孫中山，還是亨利·喬治，或者斯蒂格利茨都認為，土地增值不是私人導致的，而是社會集聚效應產生的，主要的漲價確實要歸公①。因為城市土地開發要經過四通一平，由生地變為熟地，這并不是通過農民的努力，而是通過政府、社會投資、企業和個人加在一起形成的集聚效應實現的土地增值，所以，漲價要歸公，而不是歸農或歸私。

    但現在農民得到的補償確實比較低，那么補償機制的基礎應該是什么？現在一般的理解，補償被認為是對農民的救濟，是一種福利。這里，我們忽視了一個概念：開發權。農民土地被國家征收開發后，實際上剝奪了農民自己開發土地的權力，補償是針對這種開發權的補償，因此，這種補償不是救濟農民，而是對農民基本權力的認可，即農民本身有開發土地的權力，這是亨利喬治思想的來源。

    開發權是什么呢？美國一些州實行土地“開發權轉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ＴＤＲs）：在一個社區內，按照規劃進行開發的土地所有者，必須從按照規劃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購買足夠“份額”的土地開發權，方可進行土地開發。農民將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時，實際上把開發權轉讓出去了，如果不復墾，農民本身就會有一個開發權。而現在的補償是根據青苗費為基礎的，這完全忽略了農民自身也可以進行工業化、城市化開發的權力。我認為，重慶地票交易所是“開發權轉移制”的創新，兼顧了“漲價歸公”和“漲價歸農”。這種開發權的市場價值，要通過土地交易所的拍賣來發現和實現，因此拍賣地票的價格實際上農民所放棄的土地開發權的價格。西方也沒有出現土地開發權的交易所，只有在某些地方如美國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因此，重慶的土地交易所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也是一項重大的制度創新。

    關于重慶經驗的思考，啟發最大的是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米德，他認為公有資產的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經濟的整體效率②。企業除了債務以外，還有自有資本。而作為一個國家，只有國債，而公有資產很少，這是米德認為西方國家最不正常的一個現象。比如，美國有大量國債，只有少量的國有資本。如果中國不買美國國債，而是美國人自己買，那么美國的利率要比現在高很多，而利率高容易擠出私人投資，不利于全民創業。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行國債。但國債過高后又會抬高利率，不利于生產性投資。

    我們可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關于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鼓勵人們創業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們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是因為香港政府有一大塊公有資產——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理論貢獻，而重慶經驗探索與創造了制度與政策創新的實現機制，豐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內涵。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重慶實施“十大民生工程”的經濟制度基礎是國資增值與地票交易。但是，我最后要強調，重慶實施“十大民生工程”的還有一條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基礎，即通過黨員干部“三進三同”，“結窮親”等活動，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發揚光大黨的“群眾路線”，這是“十大民生工程”的靈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