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勁松：從證據角度看對趙東民指控的不成立

從證據角度看對趙東民指控的不成立　　

葉勁松　　

司法要求“以事實為根據”。但法庭上，訴訟雙方對案件事實常有爭議，這時，證據是查明案件事實的基本依據。因此，以事實為根據，就是以證據為根據。所以最高人民法院領導說：“ 證據是全部刑事訴訟活動的核心”。而證據也應是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的根據。　　

西安的檢察機關對趙東民提起公訴，指控趙東民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但是，從現有資料看，該檢察機關未能出示能證明其指控成立的有力證據。　　

據說，在對趙東民的第一次審判中，能證明趙東民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證據，是陜西省總工會副主席張仲茜、陜西省總工會辦公室主任梁小民、陜西省總工會困難職工援助中心馮勇、陜西省總工會民管部某某、后勤部某某某等人的“證言”。但是，這些人不能做為證人出現，因而把他們所說作為證人證言是不成立的。　　

因為按證據法學的觀點，“證人是與案件的審理結果沒有法津上的利害關系的第三人 這是證人區別于當事人的本質特征……是‘自己不能給自己作證’這一普遍證明要求的體現。……就訴訟職能而言，證人是一種中立的角色……證人證言就可能比被害人陳述……更客觀”（田承春等《筒明證據法學》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66頁）。省總工會向國家機關報案，說趙東民聚眾擾亂省總工會，省總工會在案件作為當事一方（即所謂“被害一方”）出現，它的工作人員不能作為超脫于利害關系之外的、中立的證人出庭，它的工作人員講述只能是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一方的陳述，其陳述極可能為虛偽陳述。省總工會的工作人員的身份決定他們不能作為證人，他們所說不能作為證人證言。因為“自己不能給自己作證”。 也就是說，省總工會的工作人員所講，只能作為證據效力較低的所謂“被害人陳述”。法庭如果將省總工會工作人員陳述作為證據效力較高的證人證言對待，是完全錯誤的。　　

另外，起訴書講，趙東民聚眾使省總工會“長達7個小時左右不能正常辦公”。在這么長的時間使省總工會“不能正常辦公”，省總工會當時能不報警？能不尋找警方來省總工會制止這“嚴重的”、“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發生了長期的、嚴重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狀況卻不報警，這從邏輯上講得通嗎？如報警后，警方記錄的現場情況，也可作為證據。但2009年6月15日、6月25日這兩天，并未有警方來省工會制止趙東民“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從反面證明省總工會當時也未認為趙東民等人有嚴重的“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行為。這從反面證明，起訴書講趙東民聚眾使省總工會“長達7個小時左右不能正常辦公”是不成立的。　　

還有，省工會有60多個工作人員，如果趙東民聚眾使省工會“長達7個小時左右不能正常辦公”， 省工會的一些工作人員，完全有充足的時間用相機、攝相機拍下趙東民等人的視聽資料作為證據，以證明趙東民等人到底是在省工會院內大肆喧囂吵鬧使省工會“長達7個小時左右不能正常辦公”，還是封鎖省工會大門（或通道），使省工會“長達7個小時左右不能正常辦公”，或是不顧勸阻強占辦公室使省工會“長達7個小時左右不能正常辦公”。而從現有資料看，省工會未能提供能表明趙東民聚眾使省工會“長達7個小時左右不能正常辦公”的視聽資料證據。我們網友都知道，有些人如偶然遇到異常之事，就會用手機或相機等拍下來。省工會有60多個工作人員，卻無人提供能表現當時嚴重不正常狀況的視聽資料證據。我們由此能夠反推出，省工會的眾多工作人員覺得當時狀況正常，與平時省工會的狀況沒有多大差別（即沒有使省工會“長達7個小時左右不能正常辦公”的嚴重不正常狀況），沒有必要手機或相機等進行拍攝。這也從反面證明，起訴書講趙東民聚眾使省工會“長達7個小時左右不能正常辦公”是不成立的。　　

司法訴訟要求“誰主張，誰舉證”。應用到趙東民案，公訴方主張趙東民犯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就應舉出支持其主張的有力證據。但從現有資料看，公訴方并不能拿出趙東民犯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的有力證據，公訴方拿出省總工會工作人員的、證據效力較低的所謂“被害人陳述”來指控趙東民是不對的、無力的，因為省總工會“自己不能給自己作證”。因此，檢察院應該由于自己指控趙東民的證據不足而撤回起訴。人民法院應該就公訴方舉證不能，不能證實趙東民犯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狀況，作出趙東民無罪的判決。　　

另外，2009年6月15日，去省總工會的職工，收到省總工會出具帶有工會公章并寫有“十日之內，通報協調情況” 的便條一張。這便條是書證，證明總工會與來訪職工有交談，并且總工會承諾就來訪職工的要求去有關方面進行“協調”。因此，省總工會出具的 “十日之內，通報協調情況” 的便條，能證明2009年6月15日職工到省總工會是反映情況，提出要求，不能證明來訪者是以“ 聚眾擾亂” 的故意來省總工會的。反過來講，如果趙東民等來訪職工是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使省總工會“不能正常辦公”的故意來的（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由于本罪是聚眾性犯罪，因而進行擾亂活動必須基于眾多行為人的共同故意），并有使省工會大半天“不能正常辦公”的行為，省總工會能向趙東民等出具 “十日之內，通報協調情況” 的、意圖要解決某些問題便條嗎？　　

6月25日，工人群眾按照便條約定的“十日內通報協調情況”的時間，再次來到省工會。此次時間上依省工會約定而行，內容是來聽省工會所承諾的“通報協調情況”，目的看所反映的問題能解決到什么狀況。因此可以說，是省工會邀請這些職工來省工會的，應邀而來的職工的目的也是正常的，與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根本不粘邊。　　

6月25日，工會困難職工援助中心副主任在二樓會議室登臺說：“再歡迎各位大叔、大媽……來到省總工會…….我們表示歡迎!”臺下掌聲四起。省工會干部這講話和臺下來訪職工的回應，都表明趙東民等來訪職工是守正常秩序的，雙方關系也是較融洽、正常的。因為如果趙東民等來訪職工是來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使省工會“不能正常辦公”了，省工會困難職工援助中心副主任會對趙東民等講：“再歡迎……來到省總工會…….我們表示歡迎”？ 趙東民等會對此講話報以掌聲而不是喧鬧聲？　　

另外，6月15日、6月25日兩天，省總工會都給來訪的職工們提供了午餐盒飯。這也表明在這兩天中午時分，省總工會里狀況正常，來訪的職工們與工會干部方并未有較嚴重沖突。因為如趙東民等來訪職工是來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使省工會處于“不能正常辦公”狀態，省總工會不會以提供午餐盒飯來鼓勵這些鬧事者。另外，如省總工會處于鬧事者造成的不正常的混亂下，盒飯的分發也困難，并且這些盆飯極可能被鬧事者四處亂擲，搞得省工會墻壁、地面一片狼藉。即處于混亂狀況下，省總工會是不會給來訪的職工們發放午餐盒飯。　　

當然，在6月25日“下午，因為一些問題工會和工人發生了一些意見分歧和爭執”。但趙東民還對此“勸阻說：‘這樣下去解決不了問題，我們應該選出代表。’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建議，形成了代表名單后，大家有序地離去”。　　

對此，公訴方可能會說，趙東民這“勸阻”之說，也只是當事方的、“自己不能給自己作證”的說詞，不能做為證據。是的，這種陳述證據效力很低。但是，即使趙東民當時未進行這“勸阻”，也不能就此說趙東民犯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另外，“因為一些問題工會和工人發生了一些意見分歧和爭執”，也只是雙方對問題看法不同并引發爭執，遠遠夠不上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綜上所述，從現有資料看，公訴方并不能拿出趙東民犯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有力證據。省總工會出具的便條、提供的盒飯等等都間接表明，趙東民等人去總工會是尋求反映問題、解決問題并且整個過程是正常的。根據以上情況，，檢察院應該由于自己指控趙東民的證據不足而撤回起訴。或者人民法院應該就公訴方舉證不能，不能證實趙東民犯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狀況，作出趙東民無罪的判決。　　

附文：

尊敬的陜西省委并趙樂際同志：　　

尊敬的西安市委并孫清云同志：　　

我是一個76歲近60年黨齡的老黨員,毛主席共產黨對我有山高海深之恩情.自從1949年9月參加工作,以后陸續入團、入黨，即堅定了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決心。時間真快，幾十年過去了，因年齡和健康的原因不能再為黨做更多的工作了。但我要求自己的兒孫世代相傳、生生不息地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現而奮斗。　　

兒女們表現最為突出的是三兒子趙東民，他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地從思想上、組織上做一名真正合格的共產黨員。他在中央黨校法律本科（函授）以優秀學員的稱號畢業后從事法律工作，2003年獲得了西安市綜合治理委員會授予的“市先進人民調解員”榮譽。從思想到行為，他都堅持是社會主義道路、維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踐行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響應黨中央號召，反腐倡廉、光明磊落，以大局為重、遵紀守法、不謀私利。并贏得當地群眾和大多數熱愛社會主義事業、擁護共產黨、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同胞、同志的高度贊譽。他對不法分子竊奪公共財產痛心疾首，對公民的社會主義民主權利以法據爭，對憲法賦于的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之權被弱化、和下崗、失業工人的處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用自己學到的法律知識積極主動地義務為他們依法維權。西安的很多群眾說“趙東民維權中被一些工人當作救星一樣看待，有些工人直言找到了真正的共產黨”。然而，在我看來，趙東民本人只不過是荒原上的一個不知名的小草而已。　　

趙東民為工人群眾提供法律援助的實踐中，深知個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他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認為，國營經濟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命脈。但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國營（公有）和集體企業紛紛虧損、倒閉或者破產，這究竟是為什么？他指出，這個原因首先是工會會基礎委員會，即在企事業單位的工會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為現行企事業職工代表大會的形式，滯后于歷史的發展。他的研究以及事實證明“現行落后的職代會形式，不能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實現對工會工作人員的監督。進而不能保證工會“遵守和維護憲法，以憲法為根本的的活動準則，依照工會章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因此，我們無法通過工會對廠長（經理）進行監督，實現我們依法在企業當家作主的權利。所以盡管我們有的工友們，曾經不分晝夜、加班加點、而且不計報酬的在工廠埋頭苦干，仍然無法根本根本扭轉企業和我們自身的經濟困境。還有，盡管我們有的工友們曾經毫不猶豫地拿出自己極有限的積蓄，為資金匱乏的企業集資輸血，最后仍沒能挽救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國營（公有）和集體企業。”　　

所以，他提出了“根據《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的精神，向陜西省委和陜西省總工會提出如下申請：改革企事業職代會，批準籌建陜西企事業職工維權代表大會。為了強調這個組織，仍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旗幟下的工人代表組織。暫定“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　　

然而，向省委、省總工會所倡議的“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　申請書面材料還未得到任何公開的書面回復,申請尚在進行之中,卻被市民政部門判定為非法,把堅持憲法原則、黨的宗旨、胡錦濤十七大報告精神的行動視為非法，何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相信上級黨組織會有公斷。　　

   趙東民在接受因非法改制權益受到損害的下崗職工、離退休職工的委托時一再向他們強調，“抵制和反對容易引發社會混亂，給國內外敵對勢力顛覆國家政權的企圖創造客觀條件的堵門、堵路、沖擊黨政機關甚至打砸搶等錯誤的維權形式；而要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黨的十七大精神進行有理、有據、有節、有效的維權斗爭》”工人有困難應該找工會,工會章程規定,工會是工人的群眾組織,他的首要職責就是替職工維權.他們引導工人找工會,有什么罪?　　

以下,西安新城公、檢、法和陜西省總工會的某些領導聯手密謀加害趙東民的情況向你們作簡要陳述：　　

一、在2009年6月15日，陜西十余家企業離退休工人代表以及在企業破產改制中存在違規，使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的工人代表一百六十余人，集體向陜西省總工會遞交了由趙東民幫助起草的《陜西離退休工人致陜西省總工會的公開信》，愛到了工會辦公室主任梁小民在內的五位工會工作人員在二樓會議室有秩序的接待。期間，工會作為工人之家，還給老同志們提供了便餐盒飯，老職工們感到了工會作為群眾組織職工之家的溫暖。下午，職工收到省總工會收到的公開信。出具的帶有工會公章的便簽收條一張：“十日之內，通報協調情況“。15：30時到16時之間。工會副主席張仲茜到會議室還與工人促膝長談。事后，全總的老干部還公開發文章指出。趙東民的作法不僅不違法，而且還輸通了工人和工會組織的渠道，密切了工人和工會組織及工人階級和黨的聯糸。　　

但是過后，工會的某些領導卻在編造謊言，誣陷趙東民“煸動、策劃”工人和“社會閑散人員”沖擊他們的黨政機關、組織，造成工作癱瘓。而曾經參加遞交公開信的工人群眾說，其中根本沒有閑散人員，都是職工；也沒有造成所謂的癱瘓，工會只有5個人分別在會議室登臺發言接待。負責接待的總人數不及總工會60多名的十分之一，何來癱瘓一說？？？　　

6月25日 工人群眾按照收條上約定的時間“十日內通報協調情況”再次來到工會，并且秩序井然，工會困難職工援助中心副主任在二樓會議室登臺，公開說：“再歡迎各位大叔、大媽……來到省總工會…….我們表示歡迎!”臺下掌聲四起.午間,工會仍然為離退休職工準備了午餐,大家還將吃過飯的飯盒、水瓶雜物一并撿走，清理干凈，下午，因為一些問題工會和工人發生了一些意見分歧和爭執，趙東民及時制止勸阻，聲明自己作為一個“市先進人民調解員”和曾經的法律工作者有資格在這里講幾句話，經過省總工會工作人員允許后登臺，說：“這樣解決不了問題，大家應該選出代表，每個企業有沒有一個人站出來 ？”大家同意，并形成了代表名單。之后大家有序地離去。　　

然而，過后發生的事情令人吃驚：新城國保大隊在8月19日秘密誘捕了趙東民，并秘密關押400多天，期間，東民的妻子因東民被冤，精神抑郁，長期睡眠不足，情致重病在身膝下又有兩歲的孩子，上有我們行動不便的老人，向新城司法提出書面保釋，未見回音；過后，東民之妻再次病重，我們家屬書面請求保釋東民回家，再遭遇拒絕；東民妻子病危之時，我們家屬緊急書面并當面交涉提出要求東民到醫院見見妻子，仍遭斷然拒絕；一天過后，東民妻子暴病含冤辭世，我們家屬再次當面交涉、書面提出要東民回家見妻子最后一面，仍然遭拒……　　

請問,人性尚無的執法者,何談司法機關的人民性???又有何資格談黨性???越東民不僅是合法公民,他還是站在黨和國家的立場上,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是誰肆意剝奪了他的人身基本權利？　　

二、自從2009年8月19日，兒子趙東民被秘密誘捕至今，新城法院拿人民俸祿，吃人民血汗的先生們，沒有深入群眾提供一份有說服力的能證明趙東民有罪的證據材料，僅憑陜西總工會某些大員先生的謊言來漢趙東民的罪。　　

然而，謊言是代替不了真理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導我們，看問題要從本質出發。不能單看表面現象。趙東民所維護的不是個人的私利，也不是農田里的小麥、玉米和棉花，他維護的是黨的執政地位和人民政府的光輝形象和人民法律的尊嚴。　　

他的世界觀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密切相連，是和廣大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這一點新城公、檢、法的某些大員先生們和省總工會的某些大員先生們，卻站在反動的立場上，這只能說明，他們維護的是小集團利益和個人利益，竭力給省委、市委和政府臉上抹黑，在國人面前，給省委、市委和政府制造麻煩！　　

三、新城司法機關某些人為逃脫法律追究他們超期非法關押趙東民的罪責，他們把神圣的憲法和法律尊嚴為手中有玩物，以權代法、投機鉆營，把給趙東民羅織的所謂“罪證：材料在新城公檢法之間“巡游”了數次,僅最后一次到法院,也“放置”了三個月以上！直至現在也沒有任何結果。　　

直到2010年9月25日開庭，陽光辦案的理念也被新城司法踐踏。旁聽席上，僅是我和我的大兒子，其他親心趙東民的社會各界人士無緣現場旁聽。近乎秘密運作。而庭審現場的指控更是堪稱一絕；幾位工會大員先生們捏造的一派謊言，竟成了工人找工會后給趙東民羅列的唯一罪證。　　

公訴人把社會轉型期間所產生的矛盾，一股腦的推向趙東民所踏實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踐行黨的宗旨的具體行為，以圖開脫工會基層不作為的責任，所以，公訴人張口結舌，欲蓋彌彰，在有拉法律大旗，掩蓋他們對抗中央、省委、市委正確領導的罪責。　　

四、東民長期非法關押，除了在全國人民面前給黨中央、國務院、總工會、省委、市委和各級政府造成不良后果外，還給我這一不幸的家庭造成了嚴重后果。　　

 首先是我們的孫子入黨，因為東民這件事而被推遲轉正一年，其次，趙東民的大兒子今年9月升入高中因父親被非法羈押、母親含冤離世，現在經常頭痛，精神恍惚無法正常學習，而之前，他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學生；我的大兒子趙建民因思念兄弟和憂慮，騎車摔斷了八根肋骨，花去的醫藥費數萬元；我們老倆口也有疾在身，經常性地失眠……我們如何生存請黨組織和人民政府予以關注.　　

五、本是一個文盲出生的農民，接受黨的教育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深知我們黨的事業發展過程的艱難險阻，也深知我們黨的光榮和偉大，我堅信，黨的歷史和人民書寫的歷史還趙東民以清白的，我們的黨的前途是輝煌燦爛的！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偉大的中國人民萬歲！您的兒子趙志忠及我的兒孫們在您的領導下，會繼續為黨的事業、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奮斗到底！　　

此事希望省委、市委領導關注，并報告黨中央。　　

 一個近60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趙東民的父親  趙志忠　　

                2010年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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