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州洞頭比重慶黑社會更黑的社會黑

浙江溫州洞頭比重慶黑社會更黑的社會黑

浙江溫州洞頭縣小三盤村農民鄭元宣五年前在一擔“糞桶”（擔糞料工具）上，其中一只寫有“土匪社會”，另一只寫有“社會土匪”很顯目的各四個大字（用白漆寫），至今跟隨他上山回家，這是發出兩句肺腑之聲：“土匪社會”即黑社會；“社會土匪”即公權力暴力搶劫村民生存基地——海涂，比土匪還土匪。用大眾文化對洞頭社會現實的揭露，官權勝似土匪。因為村民上訴無門，被壓、誘、拖、懶卑鄙手段，村民八年理性維權討不回公道，只有對現實社會發出怒吼：“土匪社會”、“社會土匪”，也就是浙江溫州洞頭比重慶黑社會更黑的社會黑。這是因為：

（一）公權力暴力搶劫百姓生存資源。

重慶黑社會的惡在于黑惡勢力及犯罪手段，搞壟斷、搞競爭，強迫交易、壓價交易，上有保護傘，危害社會；而溫州洞頭縣，以政府權力出面，充當黑社會角色，逼迫主人為奴隸，危害更大！官商勾結，暴力搶劫海島村民靠海涂為生的生存資源。

溫州是資本主義的典型、堪稱溫州模式。官權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使下，在官場病態官官相護庇護下，目無國法，與社會為敵，罪惡劣行比重慶黑社會更黑，手段更毒辣、更卑鄙。浙江溫州經濟高度發達，寸土寸金的沿海城市;土地（海涂）是農民（漁民）賴以生存的根本，小三盤岙口海涂是歷史延續，是村民的飯碗，并以定權發證，受國法保護。但是政府持權力為“真理”，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借口，以商業利益為目的，依仗權勢，官商勾結，暴力圍墾（未圍前先賣1000畝給一位開發商獲利9000萬元，該二期圍墾涉案5個村莊，5000村民，海涂4260畝），搶奪了漁民的勞動基地。破壞了水產資源可持續生產（海涂勝過耕地產值10倍），破壞海生物繁殖基地，破壞了環境生態，斷送了子孫飯碗……。

重慶的黑社會惡在搞壟斷、競爭、強迫交易等，而溫州洞頭比重慶黑社會更黑惡——在于持權搶劫，無所不成。他們權力=國法。縣“二期”墾區284公頃，可將圍墾許可證篡改為2.84公頃，瞞騙中央（50公頃需經國務院審批），欺壓群眾，這本該屬篡改公文犯罪行為，但群眾的揭露，為什么在浙江溫州官官相護？這就是官權在作惡，比重慶黑社會更黑惡？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公民，對自然資源有公平公正公有共享的天然人權。政府暴力搶劫，百姓八年理性維權討不回公道。共產黨到底代表誰的利益？村民原來為土地主人，如今又成為奴隸，還能得民心嗎？群眾講：國民黨反動派當時搶劫是有錢人、部分人，而如今全村百姓靠海涂采集和養殖為生的被官權暴力搶劫了，這不是比重慶黑社會的更黑惡嗎？！其危害不是更大嗎？！

再說洞頭縣東屏鎮岙子村，以地質災害為名，將全村山、地賣給溫州一家開發商，進行新農村建設，群眾受騙，三年房子拆遷，尚未兌現；有的釘子戶是政府雇請溫州打手，暴力強制拆遷，民憤極大！這不該是共產黨所為！

（二）公檢法是鎮壓維權群眾的罪槐禍首。

重慶的公檢法還只是當黑社會的保護傘，重慶打黑處理公檢法系統處級以上干部近百名，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重慶公檢法充當黑社會保護傘，其危害還是暗的、局部的，而浙江溫州洞頭公檢法充當洞頭縣土皇帝的邪惡工具，對社會危害是公開的，公然對抗國法和中央，民憤極大，不亞于重慶！

胡綿濤總書記指出：“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和法律至上”。小三盤漁民合法權益遭受公權力的非法侵犯，八年堅持理性抗爭，并獲得省高院判決：確認洞頭縣政府廢證違法，但調換三任書記，仍討不回公道。失地漁民怎能跟強權惡勢力硬拼！明知是雞蛋碰石頭，只能是忍辱忍辱再忍辱，只要是縣府哪怕還有一絲一毫政治對話的距道，只要是一絲一毫還有非暴力交流的機會，只要是人民的聲音還有一絲一毫發出的地方，只要人民還能夠看到一絲一毫有改善的希望，人民絕對不會選擇暴力革命的。

漁民經八年忍辱抗爭的艱辛路，被公安抓關49人，被毒打41人。2003年10月17日靜坐要求解決問題，被公權力鎮壓；2006年7月11日村民阻止非法施工，被政府雇請社會游民充當打手，20多名群眾被瘋狂毒打，電告公安“110”，也不理采；2006年12月16日政府調動公權力全島封鎖，像抓甲級戰犯一般破門入戶圍捕支持為民請愿的正義人士林炳長，百姓只有流淚，無可奈何；但還有10位勇士不撤訴、不屈服，和維權采民堅持抗爭到底。2007年7月13日，百姓到工地論理也未開口，就被縣長趙樂平親臨指揮，鎮委書記彭建綿赤膊上陣，雇請兇手，公安護航，抓捕18位百姓關押在他鄉，后送入監牢3人；2009年3月4日，我們對新上任書記抱著很大期望，派代表向新書記提出公平公正化解矛盾的七點要求，灘涂已被強行非法圍墾了，給我們“一只生蛋的雞”，適當解決好70%失地村民目前和長遠生計；4月14日，董副書記與我們代表談話，我們指出海涂是村集體群眾的生存資源的法律依據，要求適當解決即可，不料4月15日，由董副書記主持的雙方40多位代表的坐談會上，雙方對灘涂的歸屬還爭論未結果，因為這是八年民告官官司的焦點，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并有省高院的判決書，本應從對抗到對話是化解矛盾的好機會，但在官權泛濫，民權被剝奪的時代，百姓的一絲希望又成了泡影；在談判桌上官員翻云覆雨，當場下令要強行施工，這比重慶談判蔣介石翻臉還露骨！當晚由專政工具——公安局發出保護強行施工的通知，開動宣傳機器，發出對阻當施工者“輕者勞教，重者判刑，從重從快”的恐嚇令。儼然，洞頭上空又烏云密布。經過八年抗爭的百姓，忍受過無數次血和淚的磨礪的新時代的漁民，沒有被強權嚇倒，我們堅信真的共產黨“為民”不變，堅信法律是神圣的，不畏強暴。4月16日、18日、19日，堅持理性抗爭，村民手拿“法律依據”和“高院判決書”到非法施工工地與公安警察和施工工人進行論理論法抗爭，阻止了非法施工，村民的命運自己把握。4月20日，包工頭在公權力的支持下，先動手毆打了林吾清（92歲）等4人，然而在場的公安警察的照相機失靈了，因為他們的鏡頭只對準抗爭百姓的，群眾激怒了進行了自衛反擊，公安保護了包工頭，矛盾沒有激化，但施工被阻止了。

4月24日，政府從溫州雇請了近百名打手，又動員包工頭繼續施工，有意挑起事端，在敵強我弱的勢態下，我們運用了毛主席的“游擊戰爭的戰術”，“敵進我退”，無奈忍辱，沒有上當。這就是洞頭政府貫用的雇請社會游民充當打手，公安護航，用暴力強占農地的卑鄙手段，這是什么社會？是什么專政？村民眼看合法權益被侵占，咬牙切齒，這是人吃人的社會在進化，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統治在共產黨天下重現！

5月20日—22日，溫州雇請的打手已退，非法施工繼續進行，百姓在毛澤東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精神支配下，群眾為捍衛自己被搶奪的“飯碗”，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無奈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革命行動——拆了正在施工的部分磚墻，目的是再次向開發商和黑社會惡棍許亞鳥發出警告，并以示要求政府坐下來，以談判化解矛盾，群眾還是真心實意要求適當把問題解決的。過后，開發商和許阿鳥找政府論理，“政府把地基權屬不清的土地賣給我們，引發了矛盾糾紛，要求政府賠償。”政府指使許阿鳥來找抗爭的群眾負責人，當我們把“法律依據”、“省高院判決書”現出后，向來者論理論法，“我們的生存土地有法律依據，有判決書確認政府違法，就算權屬未解決好，政府把我們勞動基地出賣給你們，是對我們權益的侵犯，責任在政府。”于是開發商和許亞鳥找縣官吵鬧，他對縣官講：“你把天安門廣場批給我蓋房子，我不是要被武警打死”，富人不放過政府，政府官員屈服富人，依仗權勢、財勢欺人，助強凌弱，大展官權雄威，弱肉強食，視村民為愚民，視法律如廢紙，于6月19日，由公安發出“涉嫌毀壞財物罪”，對南光亮、楊玉秀等16名百姓進行傳喚，抓捕15名，后11人取保侯審，楊玉秀逮捕。又一次制造白色恐怖，扼殺正義，企圖使百姓害怕、失信，不敢舉措。但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新時代的漁民是壓不垮的，他們必將拿起法律武器來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任務是用刑法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衛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財產……保衛公民的人身權益、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

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勞動權被剝奪，憲法賦予勞動群眾的集體公有制的生存資料被搶奪的危機關頭，小三盤漁民高舉“還我土地”、“我們要吃飯”、“反對腐敗”的旗幟集體進行抗爭，正符合刑法第20條“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的規定，是合法的、正義的，完全屬于正當防衛行為。刑法第20條同時規定：“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八年抗爭告訴人們，目前在私有化浪潮和官權廣為泛濫、官商惡勾結，主要官員依仗權力，用暴力強占農民的生存資源，迫良為娼，迫主人成為游民，重新當奴隸的情況下，八年理性抗爭討不回公道，農民群眾被迫只能采取極端的防衛手段（拆磚墻），目的是阻止集體財產被正在非法侵占的犯罪行為和要求政府坐下來談判解決。首先應當依法受到懲罰的是導致這次事件發生的洞頭縣政府主要領導中有違法和犯罪行為的直接負責人和幕后策劃者和打人兇手。而不是為維護集體財產和憲法賦予公民的正當權利，為制止犯罪而實施正當防衛的小三盤漁民。對小三盤事件的處理，也是檢驗我國地方司法機關是否認真貫徹胡綿濤“三個至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也是真正共產黨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的一貫主張的誠金石。

縣官持權搶劫百姓生存資源（海涂），政府可以雇請社會打手鎮壓群眾，公安從原來充當打手到退居幕后默許護航，用所謂的“毀壞財物罪”名刑拘，檢察院批搏、法院枉判楊玉秀六個月，百姓不服再上訴溫州法院，溫州法院以權力為“真理”，充當土皇帝工具，百姓有冤難伸，因為溫州權力已黑社會化，這難道不比重慶的黑社會更黑社會嗎？工商執法人員打死人也不受追究；元覺鄉近萬畝灘涂被非法圍墾，維權百姓被枉判8人（沙崗村3人、沙角村5人），積冤何時解？公檢法已充當地方土皇帝的邪惡工具，民憤極大，比重慶黑社會危害更大。正如檢察院公訴人到監牢提審楊玉秀時講：你懂內情，就要判你。

（三）公然毀滅正義之聲，蔣介石來了。

重慶打黑除惡的主力軍不是公檢法，而是人民群眾，這是人民在唱紅歌中精神面貌悄然發出了積極變化，信仰開始得到尊重，道德開始得到回歸，民心開始得凝聚，經濟開始得到了猛進，一句話是毛澤東思想的真正回歸，革命輿論占領了社會主義陣地，人民看到真正共產黨的希望，所以人民群眾積極參加唱紅歌除黑惡的群眾運動。

而溫州洞頭縣小三盤村民慶祝建國60周年，高掛“毛澤東思想萬歲”被政府派鎮委書記彭建錦、洪文才官員雇請打手（公安在場）光天化日下撕毀，同時紅歌《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國歌》、《團結就是力量》被毀滅（已第二次了）。

2010年8月1日建軍節，我們紀念發出《毛主席親手締造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祖國江山是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等聲音，被洞頭縣官下令毀滅了，只存一天。

這是真正共產黨的悲哀、人民的悲哀，浙江溫州洞頭蔣介石來了！重慶是薄熙來帶領人民唱紅歌除黑惡，而浙江溫州洞頭人民唱紅歌被毀滅，人民是多么盼望真正共產黨帶領我們唱紅歌，這就是浙江溫州洞頭為什么比重慶黑社會更黑的社會根源所在。浙江溫州洞頭不是真正共產黨天下了！

回過重慶唱紅歌打黑惡，黑老大一個接一個落網并繩之以法，讓人拍手稱快，薄熙來力挽狂瀾打擊惡勢力，為民除害，整頓社會風氣，受到全社會普遍群眾贊揚，我們看到了曙光。

然而，驚心動魄的事實也震撼著善良人們的心靈和擔心：在特色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郎郎乾坤，為什么黑勢力能如此猖狂？他們長期盤踞在重慶市，官商勾結，“紅”、“黑”勾結，呼風喚雨，為非作歹，欺男霸女，欺行霸市，殺人越貨，卻無人問津？如果不是出了一個薄熙來，現在重慶是什么樣子，黑社會黑勢力何時才能被打掉？

重慶發生的事情是特殊性偶然性是個別現象，還是在全國有普遍意義？產生這類社會現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如果是我國實行私有化、去毛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帶來的，那么全國各地為什么不向重慶薄熙來看齊？！！

特別是浙江溫州是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全國典范，即溫州模式。現實已充分證明浙江溫州比重慶黑社會更加黑社會，因為公權力充當了與法律挑戰與人民挑戰的黑社會，其禍國殃民之危害大大超過重慶的黑社會，關鍵在于溫州公權力癌癥化靠誰來管？！！溫州的法律高壓線不通電何時能見光明？！！我們期盼薄熙來式領導早日到來！

浙江溫州洞頭縣小三盤維權村民

代言人、退休干部、老黨員林炳長

2010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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