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超越科學看轉基因問題--從無罪推定到有罪推定

超越科學看轉基因問題——從無罪推定到有罪推定

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7月27日，第6版。原題《從無罪推定到有罪推定——必須超越科學去看轉基因問題》，發表時題為《超越科學看轉基因問題》。這里依據原稿，對發表稿做了補充和調整。如引用，請以發表稿為準。發表稿《中國社會科學報》相關版面鏈接（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paper.aspx?id=1000113），人民網全文鏈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354248.html）

超越科學看轉基因問題——從無罪推定到有罪推定

田松

科學技術是雙刃劍的說法已經被廣泛接受，但是科學依然擁有很高的話語地位。人們遇事總喜歡求助于“科學依據”。轉基因的支持者乃至普通大眾都會要求反對者拿出證明轉基因有害的“科學依據”。同樣，反對者也要求支持者拿出足以證明轉基因無害的“科學依據”。支持者的辯護理由是：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證明轉基因有害的科學依據。

尚未發現不等于不存在，不等于永不發現。但現實社會的行為邏輯是：如果暫時沒有發現有害，就假設是無害的，就可以應用，等發現有害再說。這與科學主義的一個基本預設相一致：科學的負面效應是暫時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即便不可避免，也能并且只能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得到解決。常用的說法是，不能因可能的負面效應阻礙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而科學技術的進步，一向被等同于社會的進步。這種態度，仿照法律術語，可稱之為無罪推定。然而，如果以這種態度對待科學技術，人類就只能甘于做事后諸葛，不能在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尚未發生的時候加以制止。

的確，在新技術誕生之初，人們很難發現論證其有害的科學依據。最簡單的原因是負面效應的呈現需要時間。

一項技術，發明人是為了它的好處，才把它發明出來的。必然是好處考慮得多，也總會盡可能地避免一下子就能想到的壞處。所以，一項新技術，好處是容易看到的，壞處則要過一段時間才能發現。比如四環素長期服用會導致四環素牙，很多人都是在經過了十多年，深受其害之后才認識到的。化肥之導致土地板結、地下水污染也是這樣。

更復雜的原因則是其中牽涉的利益問題。

在今天的大科學時代，科學技術已不是純粹的認知體系，還牽涉巨大的利益。對科學家來說，除了榮譽、地位等相對抽象的利益，還有具體的經濟利益，比如課題、專利，以及直接的高技術產品的利潤等。科學共同體不僅是知識共同體，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利益共同體。在轉基因育種方面，中國政府擬投入300個億，這筆巨大的經費，每一個相關的、擦邊的科研機構都會努力分一杯羹。這些科研機構及其科學家強調轉基因的好處，淡化或者否對轉基因的潛在危險，簡直是太自然不過了。誰愿意站出來宣稱轉基因不好，砸自己飯碗，砸別人飯碗呢？即使有個別科學家依然有小科學時代的純真情懷，有一說一，表達否定性的意見，也會迅速被邊緣化。美國作家恩道爾在其《糧食危機》（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下面引文出自該書）中介紹了這樣一個故事：

普茲泰是英國蘇格蘭羅威特研究所的資深轉基因專家。1995年，在孟山都公司向美國和阿根廷農民推廣其商業性的轉基因大豆種子之前，蘇格蘭農業、環境和漁業辦公室與羅威特研究所簽訂一項協議，要求該所提供一套“科學檢驗方法的準則，以便政府管理部門今后在進行轉基因農作物的風險評估時使用”。此項目由普茲泰擔綱負責。

普茲泰在實驗中發現，食用轉基因馬鈴薯超過110天的小白鼠，體型和體重、肝臟和心臟比食用正常馬鈴薯的老鼠明顯小很多，免疫系統更脆弱，甚至腦部也小得多。1998年8月，普茲泰在一個收視率很高的電視節目中報告了他的結論，指出：“作為長期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科學家，我認為把人類當作小白鼠一樣來做實驗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并宣稱，他自己不會食用轉基因食品。

然而，不到48小時，“這位68歲的研究員接到通知說他的合同不會續簽了。他和他的夫人——一位也是為羅威特研究所工作了13年的很有威望的研究員——一起卷鋪蓋走人了。而且，普茲泰被告知不得向媒體透露任何關于他的研究的信息，否則會連養老金也保不住。他的研究論文都被沒收并束之高閣，研究所不許他和他的研究團隊成員交流，否則將訴諸法律。這支研究團隊也隨之解散了，他的電子郵箱和電話號碼都被更換了。”

恩道爾在書中指出，普茲泰的被解雇，與美國孟山都公司重重施壓有莫大的關系。

由于轉基因作物后面存在巨大的利益，那些論證轉基因無害的科學依據更容易被生產出來，也更容易得到傳播。相反，論證轉基因有害的科學依據，在其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各個方面，都會受到與這一利益相關的實體的頑強抵抗。此外，由于大多數轉基因研究者都直接或間接地隸屬于轉基因的利益共同體，反對者的主體主要來自其它學術領域，這使論證轉基因有害的科學知識在其生產上就先天不足。

所以，在一項新技術付諸應用之前，要求其反對者提供反對的“科學依據”是強人所難。如果一定要以科學依據為最高標準，則對于轉基因問題，最終必然只有轉基因的科研共同體才有發言權。而缺乏專業知識的普通公眾，就只能聽之任之。因此，要對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問題有預先的防范，則必須超越科學依據，采用其他依據如哲學的、歷史的依據進行判斷。

經過了不到一百年的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人類進入“風險社會”。這種風險是現代技術的內在屬性。強有力的現代技術來自基于機械論、還原論、決定論的數理科學，在具體應用中，總是與自然相抗衡，通過把大自然實驗室化，實現其對自然的強有力的控制，這本身已經對總體生態構成了破壞。大自然并不會甘于被控制，于是總體看來，現代技術短期可控，局部可控，但不能保證長期可控，總體可控。前者如化肥、四環素，后者如氟利昂。剛剛發生的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也是一例。

氟利昂自1930年前后被發明出來并用作制冷劑以來，一直受到普遍的贊美和歡呼，人們也安于享受冰箱、空調帶來的便利和舒適。直到1974年，人類才發現它會破壞臭氧層。這個負面效果是氟利昂的發明人小托馬斯·米基利絕對想不到的！當時歡呼的人們，誰會把家里的空調與臭氧層的空洞聯系起來呢！

因此，為了避免轉基因一類新技術的危害，我們應超越科學，用哲學的、歷史的眼光加以分析，將對科學技術的無罪推定原則，轉換為有罪推定原則。或者說，舉證倒置！由科學家來提供證明其無害的“科學依據”，而不是由質疑者提供證明其有害的“科學依據”。

2010年6月19日

2010年6月20日

北京向陽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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