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可能比較保守一點，我一直不愿意談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概念，我總認為，雖然中國現是富了一點，但真正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差距很遠，我對動不動就拿個大概念出來吆喝總有些不自在，什么叫民族復興？是用GDP來衡量還是用侵略擴張來展示？GDP在我的印象中是不能作為復興標志的，即便在清朝要滅亡的時候，我們的GDP還是世界最強國，象西方國家一樣用侵略擴張來復興民族也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至少從目前來講，我不認“復興”是個好提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當你的實力足以讓國際社會打內心里尊重你時，你就是強國了。
也許站在統治者立場上講，高舉復興大旗是有助于凝聚民心和民力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現在也是基本同意舉這個旗子的，但是，舉了旗以后，思想就不要混亂，行為上不要急燥，切莫要病急亂投醫，我個人認為，如果真要給中國一個民族復興起點的話，我想新中國成立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點位，現在有些人硬是不這么搞，非要把前幾十年徹底否定掉，非要把x主導期作為復興起點，非要把“改革開放”看成是中國的圣經，對此我不能茍同，因為這樣搞會切割民族感情，會制造思想對立，會導致民意沖突，很不利于整個國家的和諧穩定，不管是政治人物還是普通百姓，客觀評價歷史的每一個點滴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政治人物，如果沒有戰略眼光，只以眼前利益為標準，那么他基本連做政客的資格都不具備，只能算是官僚而已。
提到復興，我不得不提到歐洲的復興，按過去傳統的看法，歐洲復興有三大動力：科技革命、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在我看來，除了這三大革命以外，還必須加一個“侵略擴張”，從十六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歐洲國家一直在奉行侵略和殖民政策，歐洲的復興浸染了亞非拉人民的斑斑血淚。當然，如果撇開歐洲復興的消極面不談，更為積極的是其“三大革命”，科技革命保證了工業革命的順利推進，工業革命的快速推進促進了社會政治的革命性轉變，幾大革命交織進行的結果就是歐洲整體的強盛發達，當一個經濟強盛的大陸再輔之以“基督教”的共同信仰以后，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的前進步伐和擴張能力，歐洲的復興是建立在“自動自發、自強自立”的基礎之上的，是歐洲人民智慧的一個大爆發的累積結果。
現在，中國把“改革開放”作為民族復興的動力和基本指導思想到底對不對，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我當然知道歐洲的復興是離不開改革和開放的，但是，歸根結底源動力在于歐洲內部，如果沒有看到這樣一個核心因素，以為開放能解決一切問題那就是緣木求魚，最后，肯定實現不了民族復興，反倒會葬送民族前程。
我今天想就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具體談幾個問題：
1、中國強大的“核心元素”是什么？
2、改革開放為什么不能成為中國的復興教義？
3、我們在經歷一種什么樣的復興歧路？
一、中國強大的“核心元素”
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歸根到底還是中國的最終強大，那么我們必須要思考中國強大的核心元素，我個人認為強大的“核心元素”包括：人口因素、軍事保障、科技實力。
歐洲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復興繁榮之路，但不可否認的是，困擾歐洲的一個重要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那就是人口問題，“人丁不旺”是歐洲的死結，如果沒有改變這個局面，歐洲的衰落也為期不遠了。中國為什么在反復興衰更替之后仍然能獨立于世界文明古國之中，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人口因素，這是一個民族延續并創造持續文明的一個最核心元素，海量的人口基數是任何戰爭都無法抹去的。當然如果只有人口數量，沒有人口質量，我們仍然無法創造文明，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口得到了快速發展，人口質量也得到了快速提高，人口因素就變成了人力資源，中國現在經濟發展的源動力就是人口紅利，比較“改革開放”前后各三十年，我們不難發現：中國人在前三十年文化水平低些，但創造力卻高些；前三十年教育普及率比后三十年低很多，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素養卻高很多；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的道德水準也是普遍比改革開放之后高；改革開放之前，人的勞動力素性是自動自發的，而改革開放之后，人的資源屬性是被壓榨式的展現出來的；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是為中國服務的，而后三十年基本是為外資或者外資代理人服務的。當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逐步演變成一群沒有信仰、沒有道德、沒有前途的“動物群體”時，那這個國家一定是要出問題的，中華民族要復興什么？我想如果民族的靈魂都缺失了，復興一個軀殼有用嗎？沒有靈魂的軀殼就算鑲上了金身，又能保持多久呢？遲早還是要被掠奪者搶去的，軀殼的復興不是真正的復興，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墮落。
改革開放如果把中國人的思維搞亂了，把中國的靈魂弄沒了，那就不是一個好的路線，當年提出這個口號本身沒有大錯，但是，選擇的路線錯了，現在還是在繼續執行著那種迷茫的虛無主義的路線，既不搞社會主義，又不承認資本主義，搞的是“模糊主義”，在“模糊主義”思想指導下，中國的大部分所謂的改革都是在瞎折騰，改革的目標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另一部分人永遠也富不起來。中國的開放是不穿底褲的開放，新中國建立起來的所有工業體系基本都被開放了，都被外資化了，中國如果出現大部分人抵制或者質疑改革開放了，問題肯定不是出在人民身上，而是出在執政者身上，不及時反思和糾正，改革開放的口號不但不能讓中華民族復興，相反，它會令這個民族的精神衰落。
軍事保障能力是中國強大的第二個必備條件，西方國家喜歡用“軍事威懾力”這個提法，我想中國不是侵略性國家，所以提軍事保障能力比較合適一點，縱觀新中國成六十多年來的歷史過程，我們想想中國的軍事保障基礎和保障能力到底是靠誰打造出來的？是改革開放打造的嗎？別看“神七”上天，沒有當年的基礎，恐怕現在連發射臺都沒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誰會白手起家搞那玩意？沒有原子彈、氫彈，美國在中國恐怕已經把軍隊駐到金門馬祖了，恐怕不僅僅在黃海轉悠一下的事情。改革開放只相信“白貓黑貓論”，誰會關注國家安全？某領導人不是說戰爭打不起來嗎？不是把軍工核心企業都轉民用了嗎？不是把“運十”、集成電路、大型計算機等項目給停了嗎？如果不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又撿起來，恐怕中國早就沒有軍工企業這一說法了。韜光養晦能幫助中國復興嗎？不可能，想埋頭增加GDP是不行的，人家西方不答應，你低頭做孫子可以，想不接受人家呵斥是不行的，增加了GDP又怎么樣？被一個巨額GDP包裝著的孫子仍然是孫子，不可能成為老子，永遠做孫子的復興叫什么復興？沒有“兩彈一得”作保障，中國領導人在世界上連放響屁的權力都沒有，還敢提復興大計嗎？如果新中國一成立就按“貓理論”，中國到現在都不可能有“兩彈一星”的。
我們可以強調改革開放的某些正確決策，但決不能象某些政治人物那樣，全盤否定毛澤東時代，不能把改革開放神化，不能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而裝失明，否定了前三十年，中國就一片光明了嗎？不見得。
科技實力是現代國家強大的另一個核心力量，西方國家的強大取決于他們的科技強大，中國目前的被動也是因為科技的倒退與落后所致，盡管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但也就是限于口號而已，科技的春天沒到，反倒迎來了科技的冬天，中國目前的“科技發達”不是真的發達，是人類科技進步的外向輸入，不是中國人自己的創造使然，這不是一個強大民族的應有的現狀，為什么會這樣？不是說改革開放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嗎？三十多年過去了，這種機遇又變成了什么？取得什么科技創新？我們不防來看看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中國在理論和工程領域取得的重大有國際影響的成就吧：
理論貢獻：（所有成就都是改革前所作）
以我國數學家華羅庚與王元命名的“華——王法”
以數學家陳景潤命名的“陳氏定理”
以數學家熊慶來命名的“熊氏無窮極”
以數學家侯振庭命名的“侯氏定理”
以女醫學家修瑞娟命名的“修氏定理”
以作物育種專家、生物統計學家王綬命名的“王氏大麥和南京大豆”
以化學家侯德榜命名的“侯氏制堿法”
以著名工程熱物理學家吳仲華命名的“吳氏通用理論”
以生物學家馮德培命名的“馮氏效應”
以生理學家蔡翹命名的“蔡氏核區”
以中國科技大學副教授龔立之命名的“龔氏物質”
以生物學家童第周命名的“童魚”
技術貢獻
兩彈一星（1964-1970），人工合成牛胰島素（1965）；歌德巴赫猜想證明到“1+2”（1966）；袁隆平雜交水稻（1973）；核潛艇（1974）；激光照排（1979）；運十大飛機（1980）；銀河巨型計算機（1983）；載人航天（2003）；殲十戰機（2006）。
大家看看上面的成就，會作何感想？改革開放的科學春天結了什么樣的碩果？未來還能結什么樣的果實？不靠改革開放前的成就，六十年中國能做什么？如果不調整國家的指導思想，誰能奢望科技工作者們能在民族復興之路上干點什么？
二、改革開放為什么不能成為中國的“教義”？
——沒有人能夠否定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新變化，沒有人能夠忽視一個時代，沒有人能夠否定歷史功績，但也沒有人能夠省略問題，對一個時代作出總結是為開創另一個時代作準備！
從過去到現在，我個人從來都不反對改革，也不反對開放，因為，無論是從新中國歷史的哪一個階段來看，還是從人類歷史的進程來看，我們都是在設法踐行改革和開放，即使中間因國家戰略的需要有過曲折經歷，也不能說新中國領導人有意抵制過改革和開放，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現在，中國社會有些不可理解的是：有些人想把“改革開放”這個詞當作其護身符，當作中華民族永遠的“宗教教義”，當作西方基督教的“圣經”，以期其成為中國人未來永世不變的信仰體系，這就有些說不過去了，現階段把“改革開放”定為“教義”的幾個主要原因：
滿足西方社會的需要。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核威懾和自己想要的航天成就，為中國人獨立自主地與世界各國打交道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武裝基礎，也為后來與西方人打交道奠定了安全保障，根本性解決了中國人接觸西方人的恐懼心理，但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隨著一種變形的“改革開放”的向前推進，面對西方，中國人從“不恐懼”又回到了“怕得罪”的歷史循環，“改革開放”成了中國討好西方政治勢力的一種承諾、一種口號，也成了中國人給自己戴上的一副沉重枷鎖，哪一天不喊“改革開放”的口號，政治人物好象心里難受一樣，國內要喊，在西方國家更要喊，感覺如果不喊的話，西方人就會抽我們的鞭子、打我們的屁股、搶我們的政權一樣令人害怕，這種思想牢牢地掌控了一大群中國政治人物和民間親西方勢力，“改革開放”現在成了不是為中國而提、是為西方而設的特殊禮品，它已經不是政治口號，而是中國人對西方的“保證書”和“宣誓詞”。
為滿足國內資改派的需要。中國經過近幾十年的變革，已經由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向類似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反跨越”，從而也順其自然地產生了中國式資產階級陣營，這個陣營還在不斷地擴大，這個陣營對于中國政治的影響力也是與日俱增，很有可能將中國帶入到“官僚政治”和“寡頭政治”階段，這個陣營現在已經基本控制了中國的方方面面，普通人民群眾對于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接近于一種擺設，普通百姓對于自身權益的保障權力也接近于完全失守，資產階級要維系其政治和經濟目的，最有效的“教義”是什么？現階段毫無疑問是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在提出這個概念時未必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但是，資產階級卻聰明而高調且不時失時機地將其神化成了中國式的“基本教義”，因為它帶來了看得見的“物質享樂”，這種“教義”短時期內具有相當強的傳播優勢和接受普遍性，對于普通的人民群眾來說，被洗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總體來講，資改派可以說已經完全掌握了把“改革開放”當作維護他們自身利益的絕對控制權，誰不推行，誰可能就失去了資本和政治的支持，誰就有可能失去一切。我不是一個100%排斥資本家的人，我比較能容忍部分行業的私有化，但是，我不太贊成全面私有化，如果中國不能在整體上保持社會主義屬性，中國共產黨最終就會面臨合法性挑戰的問題。
政治方向的迷失。中國現在形式上已經處在了類似資本主義階段，盡管官方不愿意承認，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宣傳中必須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特性是出于對憲法的“尊重”，因為憲法明文規定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制度，在走什么樣道路的問題上中國已經處在十分難以決擇的情況下，口號也就成了一個難題，不提“改革開放”好象滿足不了資改派的要求，不提社會主義又滿足不了國家大法的強制束縛，但是，變了味道的“改革開放”又不能代表政治現實的真實面貌，所有的中國政治人物都在徬徨，再提毛澤東思想又擔心自身利益受損，顯得是提心吊膽的，左右權衡，他們最后還是選擇了把“改革開放”作為基本教義，因為這至少能保證他們自身的利益不至于嘗失，政治的迷茫不必由某一個人來承擔責任，歷史和人民終究會承擔的。
實際上，中國根本不需要把“改革開放”作為中國的“教義”。
改革的歷史永恒性。人類歷史的任何一個階段都處在時時刻刻地改革進程中，盡管不同的階段叫法也許不一樣，有時叫“變革”，有時稱“革新”，有時又叫“變法”等等，但是，本質的意義就是我們現在掛在嘴上的“改革”，如果人類沒有改革，怎么能進步到現在這樣的信息社會呢？中國這樣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國家更是沿著這樣的路走過來的。即使是新中國成立以后、1978年以前，中國也同樣是在嘗試著不同的改革方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從來沒有停止過改革的步伐，把1978年以后作為中國改革的起點是經不起推敲的，拋開遠的歷史不談，從最近的時代來說，華國鋒執政后，實際上也加大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力度，甚至有人批他是“唯生產力派”，“兩個凡是”的政治口號成了他下臺的一根導火索。
改革的普遍性。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不是邊前進邊改革嗎？有哪一個國家是原地不動的過日子嗎？不管是西方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做著推動社會發展的改革。然而，我們沒有看到哪一個國家以某一年作為其“改革的起點”來紀念的，因為改革是普遍的，是無需紀念的，中國為什么就要例外地紀念呢？我們到底是為了紀念人？還是為了強調1978以前中國沒有改革？如果說紀念鄧先生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中國人應當都沒有任何非議，但是，如果是為了紀念一個人而刻意否定新中國的改革，那就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爭論，于國于民都不利。
改革的歷史側重性。不同時期中國面對的國內和國際形勢都不一樣，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也不一樣，采取的改革手段不一樣，改革的側重點會不一樣，最后產生的后果肯定就不一樣，當歷史條件和歷史人物出現變化，社會局面可能也會產生新的不同特點，改革就必須從解決一種主要矛盾轉化為解決另一種主要矛盾。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很難從“第三世界和社會主義的利益捍衛者”角色上掙脫出來，新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第三世界大國，選擇了當一面旗手的角色，不能隨便倒下；因為我們要進聯合國，離開了同一社會陣營的幫助，我們將毫無作為。當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最大戰略問題解決以后，中國與西方的意識形態的斗爭明顯減弱，國內經濟建設的步子也明顯加快，與西方的接觸也明顯起步，我們可以翻開中國的歷史年鑒找到答案。從國際環境來看，毛澤東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個敢與美蘇交惡的領導人，西方不可能希望在毛的晚年幫助他解決國內問題，毛澤東是一個讓他們既恨又怕的人，所以毛澤東時代改革的艱巨性可想而知。當中國進入另一個時代以后，中國放棄了獨立自主的國家戰略，“市場換技術”的思維對任何西方國家來說都是一種擋不住的誘惑，中國的改革阻力大為減小，資金推動力明顯加大，所以，從物質的豐富程度來講，改革的進步性很快讓人民忘記以前的一切，“物質欲”一直伴隨三代人走到現在，不過，單用物質來考察改革的成果還為時尚早，等待檢驗的東西還很多。只要中國愿意敞開市場，誰領導中國誰都會得到西方的物質，換一種改革模式中國是否就一定不如現在好呢？很難說，把現在的一切功勞記在某一個決定上好象有些牽強，把現在一切問題都推到一個人身上也不客觀。歷史的進步是積累而成的，不是一蹉而就的。
開放的主動性與被動性。因閉關鎖國導致清王朝的滅亡，這一點新中國的開國元老們不可能看不到，他們從內心肯定是渴望開放的，希望在盡快的時間內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如果有人否認他們的主動性，是不客觀的說法，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為了適應當時的惡劣的國際形勢，最終選擇要上馬“兩彈一星”，就注定要遭到西方的圍剿，但是，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又不可能不搞核威懾，要搞就必定會遇到困難，開放自然會遇到阻力，在西方陣營對中國采取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對社會主義陣營，對第三世界國家盡了最大程度的開放，即使在西方陣營內部，我們也選擇了一些突破口，以求贏得一些西方國家的理解和合作，瑞典、法國也比較早地與中國建立了關系，毛澤東時期對外開放的主動性是不容質疑的，但是，外部環境的惡化、西方世界的封鎖又使當時中國開放的被動性顯而易見。到了1978年以后，中國在“兩彈一星”作安全保障的情況下，也才有了更大膽開放的勇氣。八十年代初，中國采取討好西方人的口味來擴大開放，當然阻力小多了，中國基本上拋棄了國家的非物質戰略，轉向了物質決定政策的戰略階段，只要有物質上的滿足，什么樣的開放都可以實現，超乎想象的主動性讓西方世界調整了對華政策，由單純意識形態的圍剿轉向到以經濟圍剿帶動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圍剿，也就是說通過對中國經濟的控制實現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根據中國目前的現狀，應當說西方國家的基本目的已經實現，唯一還沒有達到西方徹底滿足的領域就是：軍隊還沒有完全西化。但是，如果不改變思路，最后的防線也有被突破的危險。
開放的廣泛性。有人說1978年以來，中國成了世界工廠，中國成了世界的中心，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這些評價，從表面上看都是可以成立的，沒有人能否認三十年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中國人所付出的代價也是空前的，因為中國幾乎所有的產業都被西方控制了，除了一些技術含量較低的傳統產業幸免于難以外，中國很難看到沒有向西方開放的領域，現在，連一向被視為弱質產業的農業也基本被跨國集團操控，“中國人挖資源，西方人控技術”成了中西方打交道的鐵律，科技、文化、經濟、價值取向完全置于西方的無形和有形之手，討好西方人的認同感和贊美是當前中國一部分精英的主流心態，誰反西方誰就是封建思維的代表，誰不融入洋人的價值軌道，誰就是沒有文化和教養的落后群體，處于集體阿諛奉承心態的中國完全沒有活在自尊狀態之中，“只要能過腐朽的生活受辱也值得”成了一種上、中、下層中國同胞的共識。“褲檔開放”其實只是中國最廣泛開放的一個小部分，比“褲檔開放”更可怕的是中華民族處于一種向“大腦動物化”發展的趨勢，完全失去了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應有的氣質和內涵。
開放的陰謀性。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處于相對的開放狀態，但是，涉及到不同領域和層面的開放，各個國家會大有不同，有些國家的開放領域和開放程度會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中國有很多領域的開放則完全是被陰謀者所利用，有些領域是中了外國陰謀者的圈套，有些人是中了國內漢奸的圈套，傳統產業和國家高端產業的西化可以說是因無知和目光短淺而中了外國人的圈套；而金融、軍工等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的淪陷則完全是國內漢奸內外勾結的結果，因為兩方面的失敗均不同程度的因為陰謀的存在，所以挽救起來極為艱難，最后就只能是：國家的損失人民承擔。中國年年喊大發展，喊了幾十年，大部分人民卻處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有人說是中國人多的緣故，其實是胡說八道，中國正是由于龐大的人口優勢才保證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象中國這樣的獨立的完全流通的單一系統，這樣的系統能量是任何一個經濟體也無法比擬的，一個固定的系統，分子越多，能量越大，人口多絕不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借口，更確切的原因應當是：高速發展的經濟，快速集中到少數先富起來的人手中，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得到的是經濟成果的殘羹冷汁。
“改革”和“開放”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無時無刻存在的一個中性詞匯，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不同的歷史階段其任務和方式可能有別，但是，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國家穩定的人民幸福，把“改革”和“開放”獨立于某個時代過度解讀，其實透露出的不是“科學的發展觀”，而是“人治的發展觀”，為了政治需要，為了造神需要，我們把“改革開放”價值絕對化了。 中國必須盡快走出“以個人需要決定歷史”的人治主義思想，盡快走上“按實事書寫歷史”的科學道路上來。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信仰體系？如果中國不把“改革開放”作為中國人的信仰體系，那么有沒有合適的能夠讓中國保持可持續發展的信仰體系呢？有沒有讓中國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的信仰體系呢？我看是有的，并且也很簡單：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從人類歷史來看，共產主義作為世界性的信仰都是可以的，從新中國的歷史來看，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信仰也是沒有什么疑問的，鄧小平理論及其它理論都在毛澤東思想中有明確表述的，基本上是毛澤思想的一部分，沒有必要另立更多的所謂思想，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很難在幾百年以內再出現能與毛澤東思想同樣偉大的理論，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可以作為幾百年內中國人的信仰體系，現在就只差形成共識了。
三、我們經歷一個什么樣的復興歧路？
現在的中國，肯定沒有人敢于公開反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大計，因為如果被扣上“反民族”的帽子就太可怕了，那比死罪還難受，不管你是否贊同官方的復興計劃，支持復興是不二選擇，我也只能隨大流，但是，我可以質疑復興之路的正確性，我可以質疑復興口號的提法，我基本認為中國正在走一條與復興大計南轅北轍的不歸之路。
為什么說中國的改革和復興走入不歸之路呢？重要有三點依據：一是不能客觀對待歷史，否定歷史，制造民族內部思想分裂，國家道德嚴重缺失；二是不尊重憲法，不堅持走憲法規定的基本路線，全盤西化的搞資本主義、搞私有化；三是主動接受并靠攏西方的和平演變。一個依托于其它民族主宰的中華民族不可能實現自身的偉大復興，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這樣一種復興方式。
下面具體分析一下中華民族面臨的三大險境，或者說三大歧路：
1、國家道德的缺失問題。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再壞再無能，在清史中他也得被記為一朝皇帝，尼克松即使是因“水門事件”下臺，也不可能讓他從美國的“第N任總統”中劃掉，戈爾巴喬夫把蘇聯給分裂了，他仍然是蘇聯的最后一任總統，怎么記載是歷史問題，記好記壞是功績問題，切割歷史、混淆歷史則是道德問題。政治家和政治參與者的廉潔程度決定了一個政府和一個國家的政治操守和道德境界，如果官場腐敗、吏治混亂就表明“國家道德”的淪喪，如果政風清廉、官民和諧則表明一個國家的“國家道德”處于盛世年華，在很長時間內，陳希同、陳良宇、胡長青、成克杰等等高官腐朽墮落，各層地方官“無官不貪”已經成為百姓共識，決不是所謂的“大多數領導干部是好的，腐敗的只是個別極少數人”，是不是個別現象，人民群眾心中有桿秤。
從經濟上講，我們只有把案例展示一下才知道是多么的可怕！湖北大冶及全國其它地方某些私企業主將智障人員活活埋葬制造礦難以獲取保險陪償金，山西黑磚窯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無法計數的煤礦礦難，稀土精礦以白菜價出口，一家三代的幸福被栓在“一套房子”上，國有資產被少數人用銀行的錢步步私分的實事，外資的“超國民待遇”現實，一切的一切，無不是在“依法行政”的口號之下達成的交易和制造的人禍，挖光、用光、分光成了某些勢力粉飾GDP數據的最靈便的“三光政策”，從現實來看，今天讓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在高GDP盛世下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但是，他們都沒有從內心反問過自己是否對得起子孫后代，郎咸平說近幾十年的中國是處在5000年中道德最敗壞的一個時期，可吳敬璉不答應，他說是最好的時期，我不得不承認我只能站在郎咸平一邊，因為現實就擺在面前，根本無需咬文嚼字的去深究什么“特色論”和“初級論”，再好的理論，如果它是為道德淪喪作后臺支撐的，那么一定要被淘汰的，因為長期下去，它會讓整個政府的形象徹底丑化，讓政府的公信力徹底喪失，一個沒有道德支撐的政治基礎一定是最薄弱的，最經不起風雨的。
從社會生活來講，那就更加可怕了，甚至是觸目驚心，有幾個數字中國可能讓世界汗顏，中國從事色情行業的女性可能是世界同行的總和，中國盜賊人員數量也可能是世界同行的總和（偷盜人員有大偷和小偷之分，偷私人財物的小偷不貢獻GDP，偷國家財產和資源的大偷也是要貢獻GDP的），中國二奶、三奶的數量還可能是世界同行的總和，不可小看這三個“總和”，對GDP拉動效應絕對不亞于某些大行業，從產值上講，早已經超越農業了，妓女和二奶的社會地位正常化到底是道德的進步還是道德的倒退？人民自有公論，無論如何，發展到中國這樣如此龐大規模的地步決不是人民可以承擔責任的，更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業，出現如此局面的最大責任要歸咎于某些時期的錯誤的上層指導思想，“貓論”和“金錢崇拜論”不是人民的創新，更不是人民的決定，八十年代中期，中國人習慣于把道德敗壞歸咎于西方腐朽思想，認為改革開放初期，帶來一點腐朽的東西是很正常的，后來，隨著老百姓跨入西方腐朽社會的機會越來越多，我們發現西方社會也并沒有比中國的某些人更腐朽，更沒有中國妓女多，遠沒有中國盜賊多，貪官那更是沒辦法跟中國叫板，老百姓容忍著有關方面可能通過自身的“改革創新、反腐倡廉”還中國一個清新的世道，然而，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并沒有等來設想中的道德回歸和清正廉潔，等來的卻是更加腐爛不堪的社會面貌，是更加觸目驚心的道德淪喪。
中國精英對歷史的否定是中國的另一個危機，剛開始很多人都沒有重視，即使是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都被欺騙了，篡改歷史的第一步是修改中小學教材，九十年代轟轟烈烈的教改中，有一個致命的教改是教材改革，有人認為，一個教材改革能改變什么歷史？我說教材的力量可大了，它承載著全民族的教育功能，一個人的思想和歷史觀是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的教育過程中形成的，無論是語言還是地理、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最好載體，也是中國人認識“中國核心價值”所在，在新的教材中，新中國成立以來謳歌的英雄人物越來越少了，新中國反對的人物開始占據陣地了，清朝遺族開始成為“無辜”的人了，袁世凱、李鴻章慢慢接近成為歷史英雄人物了，日本侵華歷史及南京大屠殺開始變成“日本不得已”的事件了？國民黨開始慢慢被某些人扶正了，而共產黨在某些理論家和歷史學家的眼中開始反面化了？有些人還試圖抹殺和丑化共產黨的歷史貢獻，恨不得把共產黨“徹底扔掉”，他們的目的是什么？以前很多人沒有看清，現在應當不能再迷糊了，尤其是執政當局不要再任由他們胡作非為了，民主不是亂來，民主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改革不是借口，改革不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教育部要盡快清醒過來，不要被某些人利用做出有愧于歷史和人民的事情。
精英篡改歷史不僅僅是把眼光盯在教材上，而且開始利用影響力同樣巨大的網絡、電視等現代媒體，更廣泛地顛覆歷史，從目前表現的現象來看，南方系媒體（包括鳳凰系）是沖鋒陷陣的前鋒，而東方系（長三角一帶）是遙相呼應的另一個陣地，北方系因為首都的敏感性，一部分媒體雖然有所收斂，但是，那里集中了相當多的精英份子充當各分裂集團的槍桿子，他們用智力武器去彌補各親西方體系的火力保障，尤其是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軍中將領也開始為西方搖旗吶喊，為美國干涉臺灣事務開脫責任，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訊號，吳建民甚至認臺灣借美國搞分裂是因為恐懼大陸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完全是沒有了解到臺灣的現實，那如果香港、澳門也說恐懼大陸，是不是也可以借美國搞分裂呢？如果上海、廣東也說害怕中央政府投靠美國行不行呢？分裂是大是大非的問題，豈可以把分裂責任推向大陸呢？有些人誤認為“民主旗幟”下的西方社會是中國最可靠的朋友，他們認為美國永遠也不會同中國再干一仗，一部分喝過洋墨水的人也開始陸續加入到親西方集團中，他們用所謂的“現身說法”來歌頌西方的優越性，來證明中國走美國式道路的可行性，他們甚至認為中國和美國就是一個“中美國”，是不可分離、誰也離不開誰的利益共同體？
無論中國還是世界上其它國家，一個集團想篡改歷史決不是簡單的行為，他們必定是有大想法和大動作，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顛覆現政權。如果共產黨的政權都被顛覆了，還談什么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
2、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第二個歧路——否定憲法。
親西方勢力為什么現在不敢象格魯吉亞、烏克蘭一樣搞大張旗鼓的鬧事，是因為他們深知：西方人是尊重《憲法》的，任何西方國家的公民活動都必須在《憲法》的約束下進行，無論多民主的社會，都不會容忍破壞《憲法》的行動。精英們這一點不會犯錯，但是，他們并沒有因此而罷休，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想找到突破口，他們制定一部新憲法的想法和行動一直都在進行，《08憲章》只是他們的第一步，盡管他們受到了挫折和打擊，但是，他們并沒有死心，高尚全、賀衛方、張維迎、茅于軾等不會就此罷休，有些人還比較年輕，并且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影響較廣，從目前來看，資改派也并非沒有取得成果，至少，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中央基本不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了，這可是《憲法》里明文規定要堅持的，但現在不堅持了，毛澤東思想更不提了，現在的基本表述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科學發展觀。刻意回避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理論——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資改派和親西方勢力的一部分勝利；社會主義的提法也不夠理直氣壯，只能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些人可能認為，本來就是中國的特色嘛，為什么不可以提？如果從社會制度的具體內容來講，每個國家確實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基本社會制度是統一的，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美國跟法國完全一樣嗎？不一樣，那美國會不會要反復強調“美國特色資金本主義”？英國與德國又不一樣，那英國是不是也要反復強調自己的“英國特色資本主義”？世界難道有二百個社會制度嗎？沒有必要，任何制度下，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獨自特色，這是無須討論的實事，反復強調特色是為了什么？當然是有目的的，如果不提“特色”，一部分人是不答應的，“特色”是什么？“特色”就是模糊社會制度，“特色”就是為某些人的西方化改造提供平臺，否定社會主義就否定了《憲法》的根本，《憲法》無根也就名存實亡，從心理上講，人民還是擁有《憲法》的護駕，但從實質上來講，憲法已經被某些人虛化。一個國家，如果根本大法被漠視，一定會出現無休止的混亂，任何其它法律都只能是擺設，一個缺少法律根基的國度如何復興？
中央一系列理論創新和研究，一方面是在盡力挽回中國在局部領域的損失，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危險局面，如果不能盡快還《憲法》的尊嚴與權威，那么再多的理論研究與創新都將會流于紙面，不會落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根本大法的動搖注定會導致國家執政根基的動搖，捍衛《憲法》的社會主義屬性不僅僅是執政黨的責任，也是全民族的責任。
3、中國主動接受西方的和平演變。
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要改變政權的性質，要么是戰爭，要么就是政變，而不會是選舉，選舉是在不改變性質的前提下進行的。歷史又告訴我們：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主自立，那么它注定是被奴役的對象，不可能實現復興大計。古今中外都出現過不流血的政變，進入二十世紀后，政變這種奪取政權的方式越來越流行，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中國共產黨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不存在有哪個集團能用任何方式非法奪取政權，未來只要防范得當，仍然會保持穩定，但是，不可不提醒的是，親西方勢力比大多數人想象的要聰明，他們現在既不會鬧事，也不會政變，更掌握不了軍隊，然而，他們有一個很可怕的招數——滲透（美國講“和平演變”）。目前西方及親西方國內人士的滲透力度大致可以包含以下一些領域：工業基本完全滲透，企業領導人基本完全西化；農業已經開始滲透，農民的生活越來越拴在外資手中；文化接近完全西化，祖宗留下的文化當前是看不到多少了；金融能參股的都參股了，外資只是等待時機如何壯大的問題了；宗教如同一醉毒品，大多數精英已經開始在“歐洲教宗”面前頂禮膜拜；軍隊滲透相對困難，但也開始松動，有不少軍人開始為西方唱贊歌，時間有可能消蝕他們的一切；政治這一點我不大敢講，問題可能也不小吧。
如果上述所有的領域滲透到無孔不入的地步，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中國會是什么狀況？中國會發生什么樣質的變化？到那時，誰是主人誰是仆人，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其實，如果中國人還保持清醒的話，西方的滲透與和平演變未必能湊效，但是，如果是中國主動接受并參與到他們的演變計劃當中，那就另當別論了，中國政府正在加大國有資產的外資化，正在加大開放中國所有行業對外資的開放力度，包括軍工行業，中國的工業體系和人才體系已經徹底淪為外資的“包身工”了，在“改革開放”大目標的指引下，所有令西方滿意的事情都必須要做，不做就是抵制和反對改革開放，做了就讓某些政治勢力稱心如意，中西方之間的這場攻防之戰還用打嗎？根本沒必要，未戰已經先降了，何必浪費資源？
結束語：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是每個中華兒女的共同選擇，包括政治人物在內的所有同胞，沒有任何人有包藏私心的權力，復興之路必須取得共識，復興之計必須共同商議，復興之責必須共同承擔，復興歧路必須及時糾正，中華民族不缺智慧，缺的是取智于民的政治環境，五千年中華文明已成過去，五千年未來文明還要我們來創造，有全體同胞的齊心協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將實現！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10年8月2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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