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北京日報2010年07月19日消息，《理論周刊》近日對中央黨校宋惠昌教授進行訪談。宋慧昌對近年來社會上出現的今不如昔‘懷舊’情緒進行了深入剖析和猛烈批判，引起了理論界和有關方面的重視?？吹竭@則消息，筆者一開始認為，能夠引起理論界和有關方面的重視，其觀點一定具有獨到見解。可仔細閱讀了這些深入剖析和猛烈批判“懷舊”情緒的主要觀點和內容后，發現這些主要觀點和內容一是偷換概念，混淆視聽；二是膚淺無知，妄下定論；三是指鹿為馬，曲意指責；四是歪曲事實，掩蓋真相。滿紙都是荒唐言。這樣荒謬的觀點竟然引起了理論界和有關方面的重視，筆者感到困惑。宋先生現象一定不是孤立的，很可能與時局有關，其目的是用似是而非的說辭對上對下進行煽動，以影響改革方向和改革政策，實有揭露其虛偽性，以正視聽的必要。
偷換概念，混淆視聽
改革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與這個抽象概念相對，改革方向、改革政策或改革辦法、改革路徑等都是具體概念。宋先生在訪談中，明顯采取了偷換概念的辦法。他把一些群眾對某項或多項改革政策的不滿，把一些進步人士對某項或多項改革政策造成的嚴重社會問題的擔憂，偷換為對整個改革事業的不滿。舉例分析。
醫療、教育和住房的市場化，就是一項具體的改革政策。這項改革政策導致了群眾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群眾肯定不滿意。這明顯是對這一項改革政策不滿。宋先生一偷換概念，就把群眾對這項改革政策的不滿，變成了對整個改革事業的不滿了?，F在，對醫療、教育又開始進行公益性改革，這同樣也是一項具體的改革政策，如果恢復了教育、醫療的公益性使群眾受益，群眾肯定是滿意的。但是，如果不把抽象概念和具體概念分開，那么，醫療、教育的市場化改革和醫療、教育的公益性改革都叫改革，豈不是群眾對醫療、教育領域實施的改革既堅決反對又堅決擁護了。
在改革方向上，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就指出，有一種改革，叫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在今天的表現就是，推行北歐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堅持新民主主義、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搞多黨輪流著執政等。這些，都是總設計師堅決反對的，并為此罷免了兩任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的總書記。如果像宋先生那樣在抽象和具體的問題上偷換概念，顯然鄧小平也是反對改革或者是對改革不滿的了。
過度的私有化改革，必然造成重大的現實社會問題和深遠的社會歷史問題。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命運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一些進步人士質疑私有化改革，質疑公有制還占不占主體地位，質疑最近出臺的“國新36條”是在為深度私有化改革推波助瀾。這同樣是在質疑具體的改革政策。宋慧昌們通過偷換概念，同樣把這些斥責為對整個改革開放事業不滿。
宋大教授在科學問題上如此隨心所欲，我想，如果讓他去當醫生，他肯定會害不少人的。比如，受了風寒的病人不能吃黃蓮這種清熱的藥，頭腦正常的醫生會在該病人的處方上勸誡：忌吃黃蓮。而以宋先生的思維邏輯，卻一定會開出這樣的處方：禁止吃藥。
膚淺無知，妄下定論
事物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是有根本區別的。在自然領域，先出現的是舊，后出現的肯定是新。但在社會領域，情況就未必如此。這是基本常識。不知道宋先生是不是不懂這個基本常識，在對他的訪談中，表現得如此無知。他按照事物的自然屬性來定義社會領域發生的事情，把毛澤東時代發生的事情，統統定義為舊，把改革開放年代發生的事情，統統定義為新。凡是懷念毛澤東時代的，就是懷舊，凡是支持改革開放年代發生的事情，就是創新。按照宋先生的邏輯，豈不會發生以下滑稽的事情。
1793年，法國發生了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大革命并取得了政權。但隨后波旁王朝又成功地進行了復辟并統治了幾十年。1830年，法國資產階級再次進行了7月革命，并于1840年徹底結束了波旁王朝的統治。按照宋先生的邏輯，法國資產階級顯然是在干懷舊的勾當。而且，整個世界的資產階級在鞏固自己統治的過程中，這種懷舊的事情恐怕都干得不少。資產階級統治世界的幾百年，按照宋先生的邏輯，當然也應該視為懷舊的幾百年。為此，宋先生應該發動全世界的理論界對資產階級的懷舊進行批判，讓全世界都回到以農奴制為特征的中世紀 “新社會”去。
在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曾有過先打大城市的理論和實踐，被毛澤東同志批評為軍事上的“左傾”盲動主義。但從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開始，我們黨就開始注意攻打大城市了。按照宋先生的邏輯，這顯然是在軍事上懷舊，是一種錯誤行為。為此，宋先生應該組織一個班子，對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攻打大城市的理論和實踐進行批判，以正軍史。
更有趣的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問題上提出了“二次飛躍”的理論。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全國一刀切地解散了人民公社。但按照“二次飛躍”理論，過了一定歷史時期，農村還是要走集體化道路的?！岸物w躍”到底科學不科學，在這里不爭論。但宋先生應該寫一篇文章，好好批判一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批判他的懷舊情緒，已經否定了的農村合作化這一“舊事物”，為什么還要讓它第二次飛躍起來。
在特權問題上，宋先生表現了同樣的無知和妄斷。他認為：在曾經存在的人治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總是要有少數人享有某種特權的，而由人治轉變為法治、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后，特權就廢除了。其邏輯明顯是，凡是人治和計劃經濟，必然存在特權；凡是法制和市場經濟，就一定不會產生特權。因此，毛澤東時代搞人治和計劃經濟，存在特權，現在通過改革搞法制和市場經濟，已經沒有特權了。這種不顧事實的胡說八道，后面還要專門評論，這里暫且不表。這里重點要評論的，是宋先生們到底有多膚淺無知。
按照有關詞典的解釋，特權是指“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權利”。在我國的政治體制下，要形成這種權利，明顯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持權者思想素質比較低，思想上不健康的東西多，按照1999版《辭?！返慕忉專褪鞘芊菬o產階級思想影響較深；二是要有適合特權的土壤和環境，三是持權者不能受到有效監督和制約。哪些東西與這三個條件關聯并催生著特權現象呢？我們一個一個分析。
先看第一個條件。很明顯，官員頭腦里不健康的東西多，或者說私欲膨脹，利用手中權力搞特權，與官員的世界觀密切聯系。它與是實行人治（即通常說的以人管人，管事），還是實行法治（即通常說的以制度管人、管事）這一運行方式根本沒有關聯。不管是人治還是法治，最終都要通過人來實現，歸根到底還是人的素質起決定作用。最能說明這個觀點的事實是，當精英們片面強調法治、以為有法就一了百了的時候，由于管法、執法隊伍的素質差，不但出現了大量的違法現象和司法腐敗，而且還有不少人運用手中的司法權力去充當黑社會的保護傘，干傷天害理的事情，令人觸目驚心。
大量的事實還能說明，官員的素質高低與特權現象的發生率呈負相關，即官員素質高，特權現象少，官員素質低，特權現象多。毛澤東時代由于重視以德治吏，干部隊伍素質普遍較高。這種運行方式盡管被主流精英們詬病為人治，但那時的特權現象卻大大少于現在，不但特權現象之一的腐敗事件非常少，而且涌現了大批廉潔奉公的好干部。這是不爭的事實。相反，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誤信無知精英們的“藥方”，片面強調法治，基本放棄了以德治吏，以為制訂幾部法律法規和相關規定就能管住干部，結果是，官員素質普遍降低，私欲嚴重膨脹，特權現象叢生，不但前腐后繼，其它問題也頻頻發生，管不勝管，防不勝防。鄧小平曾深刻總結到道：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在于教育。去年，黨中央又為此專門召開十七屆四中全會，研究從嚴治黨問題，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由于歷史慣性和在治本上的力度差一些，收效甚微。
再看第二個條件，適合特權的土壤和環境。眾所周知，計劃經濟體制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資源由計劃配置；二是實行集中決策。與這個體制相適應，必然要求實行集體領導，個人權利很小。而市場經濟的特征是市場配置資源和實行分散決策。與這個體制相適應，必然要求下放更多的權力，個人有更多的機斷處置權。
很明顯，從資源方面來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于實行國家統一調配，任何官員都沒有權利擅自改變。雖然這種運行方式也無法完全避免漏洞，但政府官員特權存在的空間畢竟很小。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資源實行市場配置，政府官員具有廣泛的特權空間如權力尋租等。從個人權利方面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于實行集體領導，個人權利受到了很大限制，特權現象不易發生。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些領域集體領導名存實亡，有些領域完全取消了集體領導，個人有更多的機斷處置權，特權空間很大。以國有企業為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工廠實行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廠長、書記除了在招工、職工調級方面能打點查邊球具有一點特權外，在嚴格的集體監督下，其它方面想都不要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國企老總不但對國有資產具有使用權、處分權，而且還有剩余索取權，并通過自己給自己定幾千萬年薪來得以實現。如果國企的MBO改革繼續推進，國企老總們還將具有更大的特權。至于國企老總們龐大的非生產性消費，那似乎已經無足掛齒了，因為它和一些國企老總與私企或外商勾結，侵吞國有資產，根本就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面對國企領域如此嚴重的特權問題，中央有關部門不得不下發有關規定，重申“三重一大”問題必須實行集體決策。僅僅在國企領域就發生如此嚴重的特權問題，宋先生在計劃經濟時代見到過嗎。
再來分析第三個條件。如何對政府官員實施有效監督和制約，這在世界上都是一個難題。但宋慧昌們天真的以為，只要實行法治，有制度管束，就能有效制約了。所以理所當然地認為人治有特權，法治就沒有特權了。宋慧昌作為中央黨校教授，似乎連“任何法律法規和制度都無法完全規范人們的行為”這一基本常識都不懂。改革開放以來制訂了多少法律法規，它比精英們詬病的人治時代不知要多多少倍，但特權現象有增無減。原因就在于，在法律法規和制度都無法完全規范人們的行為的情況下，不管是守法的，還是執法的，都有很大的自由空間。一句話，光靠制度根本管不住。要實施有效監督和制約，除了制度外，在客體上還必須要有廣泛的、切實有效的民主參與，在主體上還必須要通過有效手段，著力提高官員素質，形成較好的自我約束能力。這兩方面都是毛澤東時代的優良傳統，在抑制特權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正是在宋慧昌一類無知精英們的不斷鼓搗和折騰下，這些好的傳統都給丟掉了，只剩下被精英們贊賞有加的法治一途，導致特權問題不斷發生。雖然黨和國家目前在有些方面已經逐步在采取補救措施，如實行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民主決策、黨員主體地位等，但要有效監督和制約特權，還任重道遠。
從對形成特權的三個必備條件的關聯的分析中，相信大家已經清楚地看到了宋慧昌們把特權問題歸結為人治和計劃經濟是多么的膚淺無知。本來，改革開放以后，作為特權現象之一的腐敗之所以不斷發生，越演越烈，原因之一就是放棄了毛澤東時代的好傳統，片面強調法治，不重視以德治吏，丟棄了民主監督。官員政治素質下降，私欲膨脹，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再加上市場經濟有更多適合特權的土壤和環境，必然催生腐敗。但無知的宋慧昌們看不到這些就算了，卻偏要風馬牛不相及的胡謅，什么社會轉型期啦，體制不健全啦，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啦等等。國民黨統治時期是相當腐敗的，1949年至50年代無疑是社會轉型期，為什么腐敗高度減少了呢？世界上存在完美無缺的體制嗎？臺灣、南朝鮮是市場化比較徹底的國家，為什么會不斷爆出總統腐敗丑聞？相信這些宋大教授是無法回答的。無知加妄斷，胡編亂造原因，必然胡亂開藥方。本來，正確的、實事求是的對癥藥方是把給社會主義體制洗澡時潑出去的嬰兒再撿回來，也就是宋先生們所說的“懷舊”,在這個基礎上根據新情況進行必要的創新。但宋先生們的“高招”卻是什么高薪養廉啦，徹底市場化啦，改革出現的問題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啦等?？梢哉f，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好多失誤，都是決策層也包括鄧小平同志誤信了無知精英們的“良策”而出現的。如，“片面強調經濟杠桿，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導致整個社會不倡德，官員不重德，人們不敬德，物欲橫流”、“明顯失敗的教育、醫療市場化改革”、“帶來嚴重社會后遺癥的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弊嚴重大于利廠長經理負責制”等等。由于不是本文主題，這里不展開分析。
指鹿為馬，曲意指責
在訪談中，宋先生認為：“總有一些思想狹隘的既得利益者，斤斤計較于一時的得失，甚至如喪考妣，而懷念起‘昔日輝煌’，于是對改革開放事業產生抵觸情緒”。什么是既得利益，雖然現在還沒有權威的、大家都認可的定義，但按照約定俗成的理解，顯然是指人們已經獲得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某種特別權益。陜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后方留守處曾經發布過這樣的布告：“凡在國內和平開始時，屬于邊區管轄地域內，一切已經分配過的土地房屋和已經廢除過的債務，本府本處當保護人民既得利益，不準擅自變更?！边@里指的既得利益，顯然就是“已經分配過的土地房屋和已經廢除過的債務”。宋先生是不是把毛澤東時代人們通過勞動獲取的工資、工分和普遍享受的醫療、上學、住房保障這些非生產資料一類的生活必須等同于既得利益，我們暫且不去討論。但是，你既然指責“懷舊”的人群是為因為失去既得利益而對改革開放事業產生抵觸情緒，那你就要提出充分的理由。我們看宋先生的理由是什么。在指責“懷舊”的人群是為因為失去既得利益而對改革開放事業產生抵觸情緒后，宋先生接著說，懷舊的人群哀嘆：“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那種樸素的社會風氣再也不見了，…當今社會集體主義精神泯滅了，極端個人主義思想泛濫，人們對個人利益太重視、太計較了；由于體制上的某些缺陷而孳生出了腐敗現象，等等?！?/p>
這就奇了怪了。既然對改革開放不滿的人們是因為失去了既得利益，那么，他們為什么不去指責現有體制在利益格局調整上如何使他們失去了既得利益，而去哀嘆在現有體制下，“世風日下、集體主義精神泯滅，極端個人主義泛濫，人們對個人利益太重視和產生腐敗”這些與失去既得利益無關的東西呢？宋先生難道不覺得你對“懷舊”群體的指控與你提供的證詞之間純粹互相矛盾，缺乏必要的邏輯聯系嗎？特別是哀嘆“人們對個人利益太重視、太計較了”，這哪里是在懷念既得利益，分明是在擔心人們的價值觀被嚴重扭曲后必然要導致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在一個自私自利、極端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里，社會不和諧的因素必然會增多，社會矛盾必然會增大，違反社會道德底線甚至嚴重違反法律和嚴重缺德的事情都會頻繁發生?！叭矍璋贰?、“開胸驗肺”、“黑磚窯”等罕見事情的發生以及腐化墮落等事件的大量發生就是最好的證明。說到這里，大家都明白了，本來是進步人士看到這種現象后在為我們黨、我們國家，在為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擔心，卻被宋先生指鹿為馬為因失去既得利益而對改革開放事業不滿，曲意進行指責。戴著中央黨校教授頭銜和有色眼鏡的宋先生太有學問了，這種自相矛盾、缺乏理論邏輯的觀點也好大言不慚地拿出來說事，并洋洋自得地自詡為“深入剖析”。
歪曲事實，掩蓋真相
前面，我們已經對宋先生在特權問題上的無知進行了剖析，并結合實際，在理論上說明了不是人治和計劃經濟容易產生特權，相反，片面的依靠法治和市場經濟才容易產生特權。這有大量的事實為證，不想多費筆墨。在這里，我們要重點分析，過去的一些特權者，到底是失去了既得利益而對改革開放事業不滿的群體，還是正是當今的既得利益者。大量的事實表明，過去的一些特權者，正是當今的既得利益者。他們運用手中權力，利用某個時期不當的改革開放政策，通過以下手段，獲取了大量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利益。
手段之一，官倒。大家都可能沒有忘記，1989年，我國發生了動亂。這場動亂雖然其主流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其誘因之一就是官倒，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正是利用了學生們對嚴重的官倒這一腐敗現象的不滿,挑起了事端。不少特權者或其子通過官倒，迅速暴富。
手段之二，經商辦企業。特權者通過手中權力，為名義上掛在別人頭上的公司或者其子女、親屬開辦的公司提供政策上的、資源上的、價格上的以及信息上的支持，獲得大量利益。
手段之三，瓜分國有資產。在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的案例中，人們都可以看到特權者的身影。對國有資產的瓜分，往往是在國有企業改制或破產重組的合法環境中進行的。特權者或其子女伙同、勾結他人瓜分國有資產，往往一夜暴富。
手段之四，貪污受賄，賣官斂財。特權者在資源分配、工程發包、部屬職務升遷等過程中，大肆貪污受賄，程度相當嚴重。更有甚者，對官職明碼標價，要當官者，拿錢來買。
還可以舉出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梢哉f，當今的不少富人，往往與過去的一些特權者及子女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道理很簡單，只有原先就具有權利，才能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撈到好處。當今俄羅斯的資本巨頭，很多就是前蘇共的特權者。因此，過去的一些特權者，不但是不當改革開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明顯是改革開放特別是一些不當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哪來的對改革開放不滿。
宋先生們可以把官倒、官員經商辦企業、瓜分國有資產、貪污受賄、賣官斂財等等都看成是社會在向更高層次的文明發展，或者說這些純粹是雞毛蒜皮的支流，無足掛齒,召開十七屆四中全會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但宋先生們應該有什么就說什么，是什么就說什么，不能歪曲事實，掩蓋真相，硬生生地編造出現在對改革開放不滿的，都是過去的特權者群體這樣的天大謊言來。
這樣如此歪曲事實，掩蓋真相，人們有理由懷疑，宋先生們是想對上對下進行欺騙，左右改革開放政策，以此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生怕對改革開放政策來一個糾錯、糾偏，如，“在私有化已經嚴重過度的情況下堅持國進民退，恢復并保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對市場經濟的計劃調控”、“恢復醫療、教育事業的公益性，不再以盈利為目的”、“加強對特權的限制和民主監督，創造有效制衡特權的環境”、“堅持以人為本，保護勞動者權益”等等。一句話，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優良傳統和有效做法，并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如果這樣，宋慧昌們或者宋慧昌們所代表的既得利益群體的既得利益就無法保證至少是不能鞏固了，僅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對市場經濟的計劃調控一項，官員們的權力尋租空間和資本集團的利益就要受到很大限制。所以，他們對“懷舊”的群體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千方百計的對所謂的“懷舊”情緒進行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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