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各階級、敵友、時局分析
（一）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朋友”，進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好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幾乎一切政治、管理、執政、外交的首要問題。奉行中庸之道的中國人，似乎在人際上應遵循所謂的“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以“難得糊涂”的大智若愚，對周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然而，所謂“孟母三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子之交淡如水”等等，同樣鼓勵擇友、交人、處事的“涇渭分明”。從國之大事到人際常規的轉型，只得靠藝術來把玩，屬于個人自由價值與風格，不可強求與定向。人民內部和非原則問題，通行寬容、包容，應當成為基本準則與價值取向。而為了能夠最大化的發揮統一戰線和人民團結力量，同樣需要最本質的敵我友分析與界定。
在非公有制社會里，在共產主義的無階級社會到來之前，階級的存在及其斗爭并走向階級專政，不但是種客觀存在，而且是社會發展、演化中的核心矛盾體和變動導空主線與客體。階級斗爭只有在民族與國家矛盾沖突，國際階級勢力試圖主導和顛覆國際秩序與國家政權之時，方可能暫時退居次要、從屬地位。但國內階級力量的分化、投敵和不可避免地分割成人民與國際敵人，愛國與外國的兩大陣營，同樣要求科學、動態、客觀的階級分析與敵我友分析。
階級分析構成了階級矛盾、階級陣線、階級專政、階級價值與利益取向、階級力量對比的政治生境與政治生態分析。因此，階級分析，不但構成了敵我友分析的前提與基礎，而且，為時局分析提供了基本素材、題目與質料。所謂時局，就是動態演進中的并構成當下主體的政治社會焦點的政治生境與政治生態。從而，是一種現狀急迫的重大的階級陣營及其主導變化。換言之，動態性的焦點性的重大變化和新的階級分析，構成了時局分析的基本內容與架構。而民族與國際矛盾，不過是放大的國際階級陣線與斗爭分析。當然，民族陣線、文化與文明及其愛國國際主義陣線與營壘，使得國家安全與民族斗爭矛盾與斗爭時期的時局分析，發生了更加復雜，甚至是格局性的變化，但階級矛盾與國際階級陣線主線依然存在，甚至是主體。
一、 人民主權陣線下的中國領導階級
全球化下的后工業社會，似乎在邊緣化所謂藍領產業工人階級的同時，催生了龐大的既非無產階級，也非資本家階級的中間派中產階級。美國宣稱自己是無階級民族國家和無階級社會結構，其基本理由和依據就是其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國際上，這種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特定歷史時期的占優，的確造成了國際階級分析的困境，但問題已經在逐步自動澄清：（1）經濟學家稱之慘淡倒退的十年，甚至可以進一步追溯過去的近三十年，若剔除債務資產支撐的證券化泡沫，雙職工和延長加班多職業的收入而后，中產階級已經大部分在走向破產邊緣，不但成了房奴、車奴、信用卡奴，而且成了教貸奴、醫保奴，成了正分化和待分化的中間層；（2）發達國家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存在，在資本主義崛起時，曾經依賴帝國主義列強所奉行的殖民主義和早期的原始資本積累，在工業革命和制造業占優時期，依賴海外市場與原料而存在，在發達和后工業革命時期，則依賴全球化、外包和國際廉價商品、勞務輸入而存在。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消費者剩余，國際資本借貸的消費信貸支持，國際貿易與資本逆差，都表明中產階級的國際利潤和國際剝削分享。國際中產階級的豐裕是一種國際剝削現象，而非發達資本與國家獨立的經營創造。
從國際大環境看，中產階級既不獨立，也不穩定，他們無疑因為其特殊的利益關系，同民族資產階級一樣，具有兩面性。既受到富有的私人家族、大資產階級、大官僚的壓迫和剝削，又在事實上享受著國際剝削，甚至國家的分散的農戶、小商販的廉價與剩余勞動。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形成。其的確遠遠超出歷史上的小資產階級。宅、車、存款與預期經濟，都顯示出暴富特征，但其分化速度也在驚人地提升與加速。受壓抑、未來不確定、前景暗淡的憂心忡忡正在加劇。而發達國家的產業階級的大大萎縮，在國內也不曾造就更多的中產階級新伙伴，在國際上，僅僅是借助于全球化和外包，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的產業階級由于抓大放小、下崗分流、買斷，而大大縮小，但國有、股份制和規模以上的企業存在，大規模的制造業崛起和產業鏈拓寬與加深，產業工人階級隊伍事實上已經在大規模地擴大。
可以大體預見，隨著中國由世界加工廠到世界工廠，再到世界精工廠，隨著全球制造與硬產業大本營的東方中國轉移，中國產業工人階級隊伍，將同時在量與質上，發生顯著的變化。
這樣，中國的革命階級中的主體與領導階級，就將伴隨著中國六十年的風雨輝煌而逐步發展、壯大、成長，并在數量、品質、準備等方面，一步步向成熟的壯大的領導階級、主體階級方向邁進。
在當代中國產業階級中，農民工階層成為獨特構成與群體。這一數億記的群體，從農民中分離出來，轉入產業階級，構成了工農聯盟的獨特形式，使工農聯盟發生了階級開放與人員、家庭構成天然混成的新格局。
就如同中國革命是土地與農民戰爭，中國革命道路是建立農村根據地，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從而表明農民這個革命的生力軍、主力軍的獨特地位與作用，農民戰爭、農業大國的國情，通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歷史過程，又同時規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包括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轉型的道路之特征與特點。中國農民工，就如同中國農民軍隊托起了中國革命一樣，在新的歷史時期，又托起了中國經濟奇跡和改革開放大潮和社會主義的財富涌動。
在這一偉大的社會歷史進程中，農民工作為農民兄弟中的年輕的是有朝氣的掌握更多知識的現代青年大軍，自覺地以更開闊的眼光，更闖蕩的勇氣，走進城市，走向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同已有的產業大軍匯合，形成了當代工人階級的新主體、新來源、新構成。
與此同時，以鐵人精神武裝和洗禮的中國重化、大型工業的產業工人，又在新的改革開放的大潮的正反面的變革中，經歷了歷練與考驗，在獨立意識、主體精神、領導階級意識、技術管理管理技能、業務素質及其工作效率，尤其是國際化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眼界開闊上，更上一層樓。而反過來，全球化、自由化、商業化的大潮，及其對勞動價值/勞力價值的貶損，在對他們的身心加壓、摧殘的同時，也因由這種社會歷史風雨，使得他們的領導階級主體性意愿和革命斗志更加堅定。
是的，如果客觀地說，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工人階級，試圖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欲成為國際工人階級先鋒與主體時，那時，無論從規模、裝備、產業支撐、產業鏈拓展、產業技術與管理、產能與產業集群水平與規模等角度看，都尚不具備這樣的實力。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精心設計的戰后傳統產業轉移外包，盡管客觀上它既有國際資本唯利是圖，也有轉移污染、高能耗與資源耗散的陰謀，但在客觀上，同時也造成了中國產業工人主體的性質與龐大。
中國產業及其產業工人的未來戰略制高點與戰略指向，就是在牢牢把握制造業動態、先進性的大規模建設存在的基礎上，迅速跟進世界加工廠，尤其是世界精工廠的打造，并逐步完成向高科技產業群體的邁進，以期形成低、中、高或勞動、技術、資本、知識的綜合平衡密集型產業集群的全面的世界水平的建構。一當這一歷史時期完成，則中國產業無產階級就理所當然地變成中國，同時也是世界的真正領導階級。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產業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的歷史使命同中國產業無產階級的階級使命是完全一致的。黨既沒有自己的私利、私情，也沒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它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根本代表。
二、 人民主權陣線下的中國革命階級
農民有土地，工人有住宅。這一切作為生活資料，都不是私有制存在，同其階級歸屬無關。共產主義最高形式和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消滅私有制，指的是對生產資料占有的所有制。人民主權與社會發達國家的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恰恰是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所指出的人民大眾的豐裕的自由的自主的幸福的生活之物質基礎和現實體現。
產業無產階級及其領導階級也是革命的階級。工農聯盟構成革命階級的主體。這個聯盟中，除了前述的傳統的產業工人階級群體，還應包括大那些已往國有企業的下崗分流的部分。這部分中已經出現了一些分化，但主體和大多數仍然在階級陣營上屬于工人階級。工農聯盟中除了已有的傳統產業工人，新加盟的農民工產業階級和下崗產業工人階級而外，還有廣大自然滯留在農村的農民兄弟姐妹，當然更包括從中國革命戰爭開始，一路隨著中國革命走過來的所有農民群眾。這個群體的祖輩是中國農民革命和農民戰爭中的中堅，是中國革命的兵民是勝利之本所說的主體，又是中國傳統產業和當代工人階級的人力軍的源頭。他們在中國革命史上，從老區到新解放區，從根據地到敵占區，始終構成了中國革命的堅強堡壘。同樣也是由于他們在城鄉二元體制和工農產品剪刀差中的奉獻，才同產業工人階級一道，鑄就起新中國早期工業化和工業革命的輝煌，又是他們的后生與晚輩，以浩浩蕩蕩的農民工大軍，同當代產業工人階級一道，成就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奇跡。
中國偉大的工農聯盟是中國革命、政權、建設的最偉大的鋼鐵長城。
人民子弟兵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是也不可能構成獨立的階級群體，但它基本上由于家庭出身、社會身份、社會經濟地位和主體價值取向，而同產業工人階級和農民同盟軍一道，構成中國革命階級的主體。子弟兵中的主體和基本隊伍，由于其組織紀律性，國家和黨的先進意識及其灌輸，由于其職業的特殊訓練，在很大程度上，同先進的產業工人階級一樣，處于社會領導階級之列。這一點更由于它們同工農大眾的血脈相連，而變得更加鞏固。
廣大的迅速龐大的日益成長的知識分子階層，無疑是中國社會階層的最具分化、動蕩、變化的階層之一。他們中的極少數，已經徹底地倒向了帝國主義、官僚買辦和大資本家利益集團。他們已經成為日益覺醒的中國大眾所不齒的叛徒、賣國、腐敗、墮落之集合的可恥精英（精蠅）。然而，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卻是積極的向上的，是人民大眾一邊的，更是中國現代化復興和強盛的中堅力量之一。
中國社會各階級、敵友、時局分析（二）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三、人民主權陣線下的統戰陣營
毛主席高度概括的“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這三大法寶不但至今依舊具有偉大的指導和現實意義，而且因由國際形象形勢嚴峻，世情、國情、黨情之非凡情勢，而更加具有現實價值。
黨的建設是核心工程，武裝斗爭是最終和根本致勝的手段和最后保證，而統一戰線則是民心、民情的政治文化社會橋梁與通道。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忘記了統一戰線，忽略了統一戰線，錯解了統一戰線，都會犯極大的錯誤。
作為黨的生命，政策和策略，其最主要和核心的勝利秘訣，就在于通過政策與策略實事求是的靈活的有效的把握和實施，最大限度、最有效、最鞏固地構建起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不但是黨的生命線，也是一切工作、管理、組織得以勝利的根本的生命線。因為，這是實踐中的組織理性和制度理性的人心向背之戰策略。
人民主權陣線下的統戰陣營，當然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其中的先進的壯大包括當代農民工的產業工人階級和最廣泛的農民軍構成這一陣線的堅實基礎。絕大部分的富有正義感和歷史使命感的知識分子群體，構成了這一基石的重要力量，他們同士兵群體，和工農聯盟中的技術管理骨干，形成了統一戰線中的三大專業、專職技術核心力量群體。其中的最為優秀和杰出的，就如同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將成為整個戰線及其黨與國家的領導與管理階層。
最廣大的個體和私營業主，絕大多數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卻既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又基本上不構成剝削用工，同時，他們也同民族資產階級一樣，既在國際經濟大舞臺上受國際帝國主義的欺凌與擠占，又受大資產階級、“大官僚與地主”利益集團的盤剝。其兩面性在統戰中是可以作為階級矛盾而加以利用和改造的。
無論民族矛盾尖銳與否，民族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中下層和一切小資產階級、小業主、小雇主都是革命陣營的組成部分，起碼是革命陣營的階段性的同路人與同盟軍。而當國際矛盾尖銳、復雜時，民族資產階級的幾乎全部，也應當和可能成為革命陣營的一部分。
四、當今和未來一段的中國敵營分析
美國不是中國的敵人，更非中國的假想敵。起碼美國人民應當是中國人民的朋友，而且可能成為中國人民的同盟軍和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戰友。一當國際陣營陷入最后的災難性的世界大戰中，最終能夠左右美國未來，徹底制止帝國主義戰爭浩劫和禍水的核心力量，還是要寄托在發達國家的勞動人民大眾身上。這其中，當然包括美國人民。
熱戰、冷戰時代大體已經過去，但戰爭陰云非但不散，反倒日漸濃厚、逼人。核威懾不但沒有緩和、解除，而且由于美國試圖通過彈道導彈防御體系的構造，造成確保先行打擊后的對再打擊能力的絕對制約，和其真正的局部有限精確的核戰略超限戰式的打擊與攻略，而變得更加真實和具有戰略操作價值。核威懾陰云不散，并在加重，信息戰、空天戰、金融戰、財富大戰的威脅更加現實，并且早已發生。在緩和、談判、和平、人權民主的光環下，在自由、公正、現代的光環之下，過去幾十年的時間里，卻發展了人類文明史上的駭人聽聞的世界財富大轉移、大掠奪、大易手。這期間，伴隨著石油戰爭、貨幣戰爭、糧食戰爭，就更不必說是貿易戰、價格戰、資源戰了。而掩蓋在霸權統治，大國操縱，國際屠殺背后的卻是種族屠殺、文明沖突、國家分裂、民族暴動和顏色革命。
在和平時期，發生上千萬甚至上億（累計）人的命喪黃泉，出現大規模的饑荒、貧困、營養不良，出現大規模的經濟危困和社會災難，這是現代文明的恥辱，也是對當今國際秩序的直接控訴。
世界霸權國際帝國主義勢力，新老帝國主義顛覆陣營的國際帝國主義的陣線和國際資產階級群組，無論就民族利益、國家政權和經濟安全的生死較量，還是從人類文明走向的根本對立，都構成了中國最危險、最關鍵、最主要的敵對集團。這個群體的人數占人類總數很少，但其掌握的權力，擁有的資源，支配的財富，背靠的軟硬實力，都是不可掉以輕心的。戰略意義上的紙老虎卻是戰役、戰術以上的真老虎，而且絕對的窮兇極惡，本性永遠是要吃人的。
當人們為了深入探究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模式時，可以進行諸如盎格魯-撒克遜或英美模式，萊因或歐陸模式，或者北歐福利國家模式等的區分，但在形成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新保守主義包圍圈和國際斗爭時，這種區分僅僅在分析敵對集團中的非鐵板一塊，存在矛盾并可以加以利用的國際策略時，才可以加以運用，而非就核心利益和根本目的與陣營分類而言有益處。
并且，這種陣營不可以用進行僵硬的凡是如何-凡是就如何這樣的公式化、程式化的思維來加以套用和進行政策解讀。換言之，當我們需要以小球推動大球的外交變動，促成中美蘇大三角格局時，尼克松、基金格式的美國政要，就可能超出一般的統戰概念，而成為一定歷史時期和一定條件下的我們的國際友人。同樣，歐盟的力量代表，很有可能在一些方面同英美集團不同，歐盟各國作為第二世界的力量存在，同樣也有對美國單極世界的不滿。這在一些國際策動與博弈上，也是可以并應該利用的。
前臺的國際政要和跨國公司首腦固然要緊，其背后的真正左右發達國家政局和策略的家族和私有資本集團的核心、領軍人物更為重要的，而他們中的公眾人物，尤其是那些戰略設計師和靈魂鼓噪者，就更是重中之重。他們才是意識形態和制度規則的死硬派和頑固派。
中國百姓中，數十億的超級富豪是少數，但若同港臺和海外的華人超級富豪放在一起，并從動態、發展的角度眼光看，以已有的爆發的態勢和爆炸性的增長速度，這個群體已經不小，連同和這個群體抱成一團，形成一定的政治追求和利益共同體的各種體制內外、各階層與社會關系網絡，也已經是不小的群體。從蘇東社會主義轉型，從全球私有化浪潮，從國際帝國主義策應來看，從走資派到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派-鄧小平給出的定義），中國大資產階級，盡管尚未像蔣家王朝時的四大家族一樣，橫行天下，禍及天下，但一經出現相當的苗頭，甚至在成型，在形成氣候。中國已經在飛快地逼近大資產階級最終形成的臨界點。
現在早已不是小平當初警告的如果出現了新階級，則我們就走上了邪路的危險了，而是面臨著會否發生大資產階級的迅速壯大，形成當代金融資本運作的“贏者通吃”現象下的大資產階級橫縱向兼并與吞并（當然包括惡性或敵對收購，就象暴力拆遷一樣。君不見連錢學森回國時建立的具有重大人文歷史和科技價值的力學實驗室都遭到強力拆遷。），并進而演化成和出現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危險。
國家大型公有制經濟，由于存在進一步股份制的可能，從而存在政府控股缺位或失控的風險，并且，國有制的比重和集體所有的綜合公有產權結構，存在著被私家產權顛覆的可能，而在資產泡沫價格崩盤危機出現后，憑借的家族自有資本和巨大的杠桿收購，大資本家家族控股就可能出現兼并狂潮和大肆進軍社會財富與資源。一當家族式資本主義完成產業鏈、資源和戰略產業購并整合，甚至僅僅采取不動聲色，不見直接蹤跡與身影的衍生品的互換方式，就可能做擁天下財富和操縱社會。而緊隨其后的就會是社會性質面應改變的政治壓力，國體、政體也將隨之發生變化。
因此，當代中國大資產階級尚未形成，大地主、大官僚階級就更是在公開的制度性和文化上的名器尚不具備條件。大買辦就更是沒有公開的文化支持和社會土壤，但圍繞著大資產階級，從顏色革命開始，通過文化藝術和教育的國際接軌，以現代化、發達化、國際化、全球化為名器，甚至以改革開放乃至一系列的形左實右的幌子、口號，甚至包括國際與`國家風險與利害的誘惑與威逼，最終形成新興的大資產階級為主的大官僚、大買辦、大地主的統治聯合體，卻是風險很高的。
而一旦形成這樣一種社會政治與文化復辟倒退，則不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無望，中國會在不長的時間內，由起先的內部分贓不均，財富權勢爭執不平，而陷入現代版的軍閥混戰之中，進而逐漸激起舉國憤恨，導致國內失去統一、集權的全國動員能力，陷入事實上的分化、瓦解陷阱中，國際資本和帝國主義的新式八國聯軍，可能制造包括故宮、鳥巢、國家博物館、國家大劇院等在內的新版火燒圓明園。
是的，在面臨的時代，舉國上下，全世界性的對家族種姓王朝已經唾棄，然而，從美國的財富家族大王到當代的隱性財團家族，私性家族財富集團并沒有消失，更沒有根治。其又通過各種機構、組織，更不必說公共公司，甚至直接的國家政府和最高行政與名義長官代理，形成了包括媒體、輿論、權力、資源、財富，甚至貨幣的直接與間接掌控。
國際大環境之顛覆、變更、亡我之心，從來未死。毋寧說歷來虎視眈眈。第三次世界大戰在鐵幕、冷戰、休克、轉型之下，在幾乎未有任何意義上的大規模的熱戰手段下已經結束。除了通常的熱戰手段和戰爭動員而外，戰爭的一切目的與指向，都超水平的完成了。當然，好戰必敗，從長遠看這是永恒的真理。同時，忘戰必亡，也是顛撲不破的。因此，好戰必敗，忘戰必亡，驕兵必失，義軍（戰）必勝，應成為永恒的信條、永遠的指南，直到大同世界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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